成长记忆与人生回环：《老师?好》青春题旨诠释
李晓瑞
一、年代记忆与校园经验
《老师·好》的成功，首先得益于影片叙事表达之中所自然呈现的时代风格。而这一风格从电影的一开始就以开门见山的方式予以定调。从开篇电影就以一首老师课堂上的诗歌奠定了全片的回忆基调，《金梭与银梭》这首20世纪80年代著名的歌谣则显示了电影意图从风格记忆上向80年代怀旧的决心。从于谦饰演的苗宛秋老师开始，那种对于中国观众而言无比熟悉的80年代里的中式记忆，便随着电影的影视表达而呈现了出来。旧式的横杠自行车、先进工作者的称号、四处可见的红色标语条幅、课桌下被偷偷藏起来的金庸武侠小说……这些具有强烈象征意味的场景随着镜头逐一展开，一种浓郁的传统风格记忆也就随之扑面而来。就怀旧这种影像风格来说，其所追求的就是对观众审美经验的唤醒，是通过“营造出种种近乎真实的历史幻象，把观众带入到自己对过去的个体经验中去”[1]。这些事物原本就是传统中国人所亲身经历而深深刻印在脑海中的年代记忆。而导演在开篇就将这些具有浓厚象征感的事物徐徐展开，正是想营造一种能让观众沉浸其中的熟悉感与认同感，从而达成一种观众与影像剧情的逐渐融入，为矛盾冲突的展开提供更为动人的怀旧氛围。而从近些年来的电影市场来说，从怀旧着手书写20世纪八九十年代观众的集体记忆，以此来调动观影情绪的电影已经越来越多。尤其是涉及校园情节的，几乎已经成为这类电影所着力追求的一种表达效果，无论《匆匆那年》中的诺基亚手机，老式QQ界面，或者是《夏洛特烦恼》中的旧校服、通过广播唱出的《同桌的你》，从悲剧到喜剧，这种怀旧式的群体记忆表达已经成为此类电影的通行手法。而在《老师·好》中，这种手法则是与当时校园环境中的集体化、体制化记忆进一步融合。代表着荣誉和奖励的白瓷茶缸，为先进工作者召开的表彰大会，乃至于为了单位分房而进行的明争暗斗，都是那个时代不可磨灭的内心记忆。正是通过这一处处的细节描写，使整部电影怀旧式的风格记忆被完整地树立了起来，而那些象征性的事物也不再是浮光掠影的点缀，而是与电影的情节进行恰当交融，从而更好地唤醒观众的年代记忆。
值得注意的是，影片所着力营造的并非只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记忆。导演在这其中所交错呈现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乃至于零零后的年轻人所共同经历过的校园空间经验。空间作为社会时代的现实组成，在艺术领域中本身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空间概念，而是“与现实的社会关系与意识形态有着紧密的相关性”[2]，是综合了社会意识与人生经验的复杂集合。校园空间同样如此，是所经历者片段人生的经验集合。伴随着年代的更迭与时代的发展，不同年代下人们的校园记忆也在发生变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所流行的歌曲图书，对于之后的年轻人来说则成为了带着陈旧气息的陌生事物。因而，如何在过往岁月的年代故事中营造出观众的记忆切入点与情感体验成为所有校园题材电影所要面临的问题。《老师·好》在这方面进行了更为深刻的时代表达。在那些笼罩全片，不时为观众提供情绪彩蛋的80年代象征品之外，导演所着力营造的更是一种与所有时代的校园经历着力贴合的情绪体验。严厉的老师总有方法查出学生所偷偷带进来的小物件，爱美的女孩和调皮的男生更是所有电影课堂上都不会缺少的角色。影像剧情在20世纪80年代的浓厚氛围下徐徐展开，而在此之下所传达的则是校园故事中所统一具备的情绪体验。电影的校园空间在这里成为了一种双层式的结构，上层的怀旧记忆调动起了观众的群体记忆，而在此之下一种更为通行的校园群体经验则试图引发观众更加共通的情绪体验。从这个角度来说，《老师·好》以高度的提炼能力力图在单一年代的电影背景之后传达出观影者所能共同体验的校园经验，从而塑造出更加共通的校园记忆。
《老师·好》的风格记忆相比于其他校园电影，更多的是一种群体化的风格记忆。影片中带着浓厚怀旧风格的道具与人物台词，以朴质无华的表达竭力将观众带入到80年代的时代空间之中。而通过这一年代空間的营造，电影本身的20世纪80年代记忆又获得了更深层次的扩展与深入，一种更为普遍的校园青春风格于此之上被悄然建构。纵览近些年的校园电影，《匆匆那年》《致青春》《同桌的你》……这些电影也都选择了怀旧式的年代风格，意图唤起观众共同的校园经验。相比之下，《老师·好》中对高中师生日常生活的展现，严厉的老师与不甘束缚的学生的一次次对抗，则贯穿起更为广泛的校园生活记忆。学业的压力，老师的期望，同学之间友情的变化，这些于年代氛围下历久弥新的风格记忆随着影像故事的叙事愈发地鲜活生动起来。这一年代风格与情感氛围的营造不断构建观众的审美体验与记忆空间，以独具特色而又更为广泛的校园认知将人们带入其中。《老师·好》作为一部在风格记忆上具有浓重特色的电影，在共同的年代记忆之下，在校园经验符号上的深层提炼则是其隐藏其间的成功之处。
二、青春成长记忆构建叙事潜文本
《老师·好》作为一部讲述师生之间关系的教育题材电影，其在类型定位上天然地便与青春题材电影有所靠近，对于校园青春男女的形象刻画无疑是这部电影的重点之一。而在近些年来的电影市场，自《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致青春》等青春校园电影走红之后，越来越多的青春校园题材电影开始涌现。而纵览这些电影，如《致青春》《栀子花开》《左耳》等，往往是在校园青春的外壳之下机械地将都市题材电影的爱恨情仇、生死离别嵌入其中，而忽视了校园电影本身所应具有的对于青春男女校园生活的真切刻画。商业电影的风潮之下，越来越多的电影选择了短平快的创作模式，一味地渲染大众感官上的情感冲击，意图以叙事上的戏剧冲突给观众直观的情绪冲击，而忽视了电影本身的内涵营造与情绪感染。相比之下，《老师·好》作为一部当下的校园题材电影，其对于人物群像的塑造便切合了校园题材电影的真实情景。在于谦饰演的苗宛秋老师班上，有学习认真但怯懦的乖乖女安静，有做事粗暴但却内心善良的洛小乙，有略显虚荣但珍惜朋友的关婷婷，有貌不惊人但点子颇多的王海……这些生动的人物一同构成了电影中的校园人物群像。《老师·好》的故事就在这些校园青年与严厉的班主任之间产生，通过这些并不复杂但却充满了代表性的人物角色，一个更加真实且符合校园情景的故事得以展开。
商业社会的普及，社会变革的加速，推动了人们价值追求和人生观念的变化，这种变化更是深入到了校园之中，以人生观价值观的重新塑造对成长中的青年男女的心灵世界进行了价值重建。而从电影艺术的成长表达来说，这种成长“不是一个固定的时期，而是一种探求的状态，这种状态中包含着自我的斗争和领悟”[3]，是一个富有戏剧冲突的人生阶段。电影中的洛小乙和关婷婷就是影片着力塑造的具有代表性的两个成长中的学生形象。洛小乙作为只有爷爷在世的军人遗属，敬爱长辈却又缺乏管束。他徘徊于校园与街头的两端，会带着斧头前来班级报道。但直到意图参军却被告知学习文化知识和入团时才发现了学校的重要。相比之下关婷婷则是另一种类型的人物，她家境优越而追赶潮流，热衷于成为班长来获取学生中隐形的地位和荣誉。但之后，直到关婷婷因为自己的虚荣与嫉妒而举报了安静与洛小乙之间的亲密关系，因为爱美心理下的涂指甲而影响了合唱成绩，才领悟到了友情和集体荣誉的重要性。从镜像理论来看，人在成长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对自身的形象产生误认，会将外界他人的目光与意向倾向转化为潜意识的自我想象。校园中的青年男女同样如此，当他们徘徊于新的商业时代的浪潮与来自于外界的误认目光下时，往往会忽略了什么才是真正的自我，什么才是他们真正想要的东西。《老师·好》以转折的笔法塑造了在人生中寻觅真正自我的青年男女形象，也借此表达了青年人真正的自我成长历程。
从影视空间的角度来说，《老师·好》所集中在的是校园空间之下，所要表达的也集中在了师生之间的关系之中。校园作为观众大多亲身经历过的现实空间，其本身在观众的审美记忆之中就有着先天的怀念基调。而《老师·好》选择以20世纪80年代作为这个校园空间的时间载体，其所追求的更是一种怀旧式对观众青春记忆的审美唤醒。电影中老师对学生严厉而又不乏温情的期许，对学生课堂纪律的严厉管教，乃至学生和老师之间围绕着一辆自行车之间的斗法，这些饶有趣味而又活灵活现的片段无不是力图在电影的影视空间之上悬置出属于观众自己的记忆空间，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对观众审美趣味上情感的认同。在此之下，校园对于电影来说不再是一个虚构的空间背景，80年代也不再是电影所处于的时间载体，二者交互错杂，以更加深入的青春气质成为了电影图像片段之下的记忆文本。《老师·好》正是以鲜活的青春影像存在于观众脑海之中而并非仅仅是个体所具有的更为广阔的记忆，从而将观众经历或正在经历的校园故事加以重构，最终达成一种在怀旧氛围中独具生命力的共同记忆。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老师·好》所呈现的不仅只是80年代的校园生活与师生群像，同时也以具有高度代表性与生命力的影像，使真切的青春记忆成为了校园空间与80年代时间之下的叙事潜文本。
三、理想主题下的目标嵌套与人生回环
理想作为一种对未来的美好期盼，其本身就是人类个体在奋斗过程中对自身未来的追求目标。作为一部描写师生关系的校园题材电影，作为青春少年时期最为美好的情绪之一，对于理想目标的描绘一直都是校园电影中必不可少也是着力刻画的一部分。而从电影的价值倾向来说，脱离一味沉浸于无病呻吟中的肤浅青春，对于理想的刻画也促进了电影本身内涵的宏观拓广，从而达成了“青春不仅仅是年轻男女沉溺爱河的小情小调，更应该是一种人生的升华”[4]的正向价值取向。在《老师·好》中，校园生活中的师生关系成为影片选取的审美对象。老师在校园里充当的往往是学生引路人的角色，其身上往往肩负着监督与激励学生朝着理想目标奋进的双重定位。因而将师生关系作为审美对象，这一选择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意味着导演已经将对于理想的描绘定位在了影片的建构过程之中。《老师·好》作为一部校园题材电影，其中心主题就是在向着未来理想奋斗的过程中，老师和学生之间关系的变化演进。在这部电影中，具有突破性的表达之一就是将老师与学生之间的角色形成了一种转移置换的关系，从而实现了理想与现实人生之间的双重嵌套。
电影的情节魅力在于其对于戏剧冲突的表现。而在校园题材电影中，这种冲突的表现形式往往就呈现为渴望自由的学生对于死板而压抑自主个性的反抗行为。无论是《放牛班的春天》里在校长的高压手段下调皮的野孩子，还是《死亡诗社》中对贵族学校的沉闷说教进行反抗的学生。对成长中的少男少女的自由心态进行描绘永远是校园题材电影中不可缺少的主要情节之一。而在这部电影中也一样，无论是关婷婷对于美和时尚潮流的追求，洛小乙对当兵生活的向往，亦或是这群少男少女所共有的爱玩、爱笑，一起跳舞、吃冰棍打闹的场景，都显示了他们同样是处于校园题材电影中的渴望自由的学生形象。除此之外，《老师·好》的特别之处在于，其将校园中的师生作为主要刻画对象的同时，通过对理想人生的步步渲染，终于将这群渴望自由的少男少女统一到了由老师带领的对于理想的奋斗过程之中。对于自由、个性的渴望和追求是学生不可磨灭的天性，而对于理想的奋斗则是他们实现人生目标的追寻之路，这些从本源上来说并没有什么冲突之处，矛盾所聚焦的地方往往也是在实现这一理想目标的手段上。在《老师·好》中，导演描绘了老师和学生之间的斗争，如他们之间关于老师的自行车之间的争斗。但这种描绘只是浅尝辄止，更多的刻画之处转向了老师对学生的引领与指向上，重返街头生活的洛小乙终究被苗老师唤回了课堂，曾经因为嫉妒举报了同学的关婷婷最终为了集体荣誉而刻苦练习舞蹈。而影片最终聚焦所在，优等生安静，其目标所在更是指向了苗老师未尝达成的人生理想——北京大学，从而在人生理想上实现了从老师到学生的嵌套与置换。校园作为少男少女青春年华的人生片段，自由与个性往往是其进入影像艺术后被着力表现的部分。在此之上《老师·好》则是更进一步将这些自由与个性容纳到了为了理想人生的奋斗之路上，将这些学生在理想之路上的成长娓娓道来，从而完成更加宏阔的审美情感传递。
除了学生的理想之外，电影中最为突出的无疑是苗宛秋老师的形象以及他的理想描绘。老师形象作为与学生形象相对的另外一极，同样是校园题材电影中的重要一部分，其“可以被认为是青少年在校园中接触社会政治的一扇窗口，他们所起到的或启迪或压制的作用往往会深刻地影响青少年的成长”[5]。而进一步来说，对于老师形象的刻画往往呈现出两个极端对立的方向。老师或者是如《放牛班的春天》《死亡诗社》等电影中和学生一同反抗学校的沉闷规章制度，或者是《三傻大闹宝莱坞》《爆裂鼓手》等电影中的严厉苛刻的形象。老师本身是学生在校园中的领路人，不仅仅是学习，也对学生的成人自立、理想目标的建立与追求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因而在电影的戏剧冲突要求下，老师或是自由不羁带着温情，或是严厉苛刻不近人情，以极端的形象指引着学生的理想。而在《老师·好》中，其特殊之处就在于作为20世纪80年代体制化之下的典型老师形象，苗宛秋这一向往着先进工作者、向往着集体荣誉，向往着得到優等生来着力培养的严师，最终却实现了与老师温情一面的和谐融合。那辆象征着师生斗争的自行车最终因为带着学生家人去医院而不慎丢失，后又被学生们共同寻回。担负着家庭经济压力的苗老师在看过一些老师偷偷开设的补习班后，却最终选择给学生无偿补习。直到最后，在优等生安静因为苗老师补习班的事去向上申诉出了车祸后，苗宛秋由于心中内疚而选择离开学校前往山区做一名真正的教师。从将自己进入北京大学的人生理想与学生的奋斗目标置换嵌套，再到因为学生的经历而对自身教师使命的更深认识，苗宛秋这一人生认识的回环过程正是电影对于师生之间理想人生刻画的成功突破性所在。
结语
截至目前，作为一部小成本电影，《老师·好》的票房成绩已经大获成功，在观众层面上获得了极大的认可。当然，评价一部电影的价值不能只从其经济层面的成功上来说。作为一部校园电影，《老师·好》在多个平台的口碑上同样超越了诸多前作，成为了近年来颇为值得一提的校园题材电影。作为一部描写师生关系的校园题材电影，《老师·好》抛弃了那些爱恨情仇的激烈感情书写与叙事冲突，取之以朴实无华的怀旧风格，描绘了20世纪80年代的共同集体记忆与在此之下共同的校园经验，以此来唤起观众的情感认同。同时结合更加真实的校园书写，以典型的校园人物刻画营造了与观众达成审美认同的校园往事。在此之上，电影以理想目标在师生之间的回环传递表达了老师与学生之间的深层情感传递。作为一部在上映之前并不为人所期待的电影，《老师·好》以自身的朴实风格与扎实的主题表达给了观众一个惊喜，同时也为国产电影中的校园题材电影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学习榜样。
参考文献：
[1]姜申.电影怀旧与消费社会[ J ].电影艺术，2008（06）：53.
[2]周婧.现代性场域下内地青春电影的空间建构[ J ].中州学刊，2018（03）：161.
[3]任飞，张彪.情感消费视角下青春电影的生产与消费[ J ].中国青年研究，2013（12）：84-85.
[4]王素芳，曾庆江.论国产青春片的困境与出路[ J ].文艺理论与批评，2017（03）：126.
[5]张晓琳.中美校园电影中的成长主题比较分析[ J ].电影文学，2015（24）：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