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发展动能转换：质量效益优先论
郑方辉 王彦冰
摘 要：新时代主要矛盾转变意味着社会经济发展的动能转换。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资源环境、公共服务供给等不平衡不充分，客观上要求改变传统的速度型增长模式，质量效益优先发展势在必行。基于增长是手段不是目的的“元定律”，以及粗放增长动能递减，在国家由大到强的发展进程中，宏观战略转变、质量效益共识、资源环境约束，以及地方探索经验等为质量效益优先发展提供了可行性。从某种意义说，发展动能转换是一场革命，标本兼治的路径在于深化体制改革、推进创新驱动和培育质量文化，构建国家质量治理体系，以质量评价驱动宏观质量和微观质量的全面提升。
关键词：发展模式；动力能量；质量优先；效益优先
中图分类号：F273.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055X（2018）02-0039-09
doi：10.19366/j.cnki.1009-055X.2018.02.005
一、引 言
历经改革开放40年的高速增长，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步入了中等收入国家和新型工业化国家行列，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但与此同时，21世纪以来，尤其是近10年间，我国GDP年均增长率自两位数开始向下步入个位数（2000年至2007年年均增长率为10.52%，2008年为9.6%，之后10年年均增长率约为8.3%，其中：2016年为6.7%，2017年约为6.9%），经济增长进入所谓的“减速换挡期”和“新常态”。虽然这一速度仍在全球同期居首，但面对增长过程中日益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如目标失调，结构失衡，产能过剩，能源浪费，环境污染，社会贫富差距扩大、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及错位等[1-2]，社会将关注点聚焦于增长的动力和能量，因为理论与实践表明，数量型或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内在动力在于要素驱动，主要又是资本、资源和劳动力投入，如今，这些传统性要素已逐渐丧失比较优势，增长动能递减。换言之，单纯依靠不计成本、忽视内部经营管理、盲目攀比产出数量、忽视产出质量和效益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已难以为继[3]。
应该说，我国经济增长的起点、体制、阶段等背景条件有其特殊性。基于长期以来，增长不平衡不充分必然导致成为一种“无未来的增长”及不可持续增长的社会共识[4]，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必须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显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重构增长动能，“质量效益优先”已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在经济增长及社会发展的动能结构中，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制度驱动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和趋势。但要实现这种动能的转向、转换和转型，关键在于质量和效益，进一步说，新时代主要矛盾转变意味着社会经济发展的动能转换，追求经济增长态势稳定性、增长方式可持续性、增长结构协调性以及增长效益和谐性[5]，需要重构质量效益优先发展的新动能。
二、文献简述
对经济增长与方式、增长动能、质量和效益等问题的研究是学界长期关注的重要领域。可以说，国内外不同学派的经济增长理论归根到底都指向经济增长的根源，旨在寻找促进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6]。不过，置于新时代我国社会经济转型的背景中，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涉及社会经济发展动能转换与质量效益优先关系的文献并不多见。代表性观点有：
對于经济增长动力，新古典增长论的代表索洛、斯旺等人（1956）认为，经济增长取决于资本增长率、劳动力增长率、资本和劳动对产量增长的相对作用程度以及技术进步，强调发展中国家在注重资本积累的同时，更应关注资本质量的提升[7]；诺斯、戴维斯等（1971）发现，创新因素、规模经济、教育和资本积累并非经济增长原因，真正的原因在于是否存在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和一个有效的所有权体系[8]；波特（2002）曾将经济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即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及财富驱动阶段，不同阶段拥有不同的经济推动力。如要素驱动阶段主要依靠基本生产要素，包括低廉劳力、土地及矿产等资源驱动经济增长；投资驱动阶段主要依靠大规模投资，形成资本密集型为特征的主导产业；创新驱动阶段也称知识经济阶段，发展动力主要源自技术创新，知识密集型产业是这一阶段的主导产业；财富驱动阶段也可视为第三产业的分化阶段，主要特征是以追求人的个性全面发展和享受为经济增长的主动力[9]。以发展的视角，四个阶段呈现递进的特征，虽然发展的驱动力不同，但并非依次被替代。
国内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面对资源环境、公共服务供给等逐渐尖锐的现实矛盾，学界对增长方式与动力的讨论此起彼落。21世纪以后，这方面研究更趋于实证。如王小鲁（2007）依据实证结果指出，要素投入和生产率提高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因素，但生产率提高并不是因为技术进步，而是改革导致的资源优化配置[10]；邱晓华等人（2006）认为，我国经济高增长的主要动力是资本投入增加，同时，技术进步、结构调整、劳动力素质及制度创新亦有显著作用[11]；翁媛媛（2011）认为，我国前期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是大量的投资[12]。最近10年，我国经济环境已发生重大变化，随着高增长的传统动力衰减，资源瓶颈制约和环境压力不断加大，学界对动能转换的研究文献增强增多。刘伟（2006）提出，社会经济发展模式转换需要依靠技术创新，出路在于制度创新，进一步而言，效益提升是经济发展的首要动力[13]；金碚（2015）认为，从2013年开始，我国工业化开始导入深化期，发展思路应通过深化改革来实现物质成果的分配，改变单一的数量型增长的惯性，追求的目标也不能是质量与发展的可持续性[14]。
将质量效益明确为新的增长动能是近年学界的重要共识，也是十八大以后中央的重大战略部署和决策。对于质量的内涵，美国著名质量管理学家朱兰认为是“满足需求的一组属性”，并提出质量层次论及“大质量”概念[15]。按照我们的理解，“大质量”即宏观质量，指向一个国家、地区或行业商品质量的总体情况，关注产业结构、行业对经济社会的影响、行业生存环境、行业整体发展状况等，主要体现于产业的结构水平、整体质量水平、行业综合竞争力及其对国家或社会的影响；与微观质量针对企业及产品服务，体现顾客导向，着重于产品符合规格、标准和免于不良，关注产品及服务满足消费者的程度，追求标准程度、产品合格率、顾客满意度及社会责任感相衔接与呼应[16]。程虹（2010）认为，宏观质量研究总体质量现象，是一个国家或区域内关键质量组合及众多微观质量现象的加总[17]。另外，魏礼群（2009）也指出，从生产层次讲，质量主要是指产品能够更好满足需求的能力[18]。进一步，王薇等人（2014）将生产可能性边界扩张、生产效率提高、规模报酬递增、经济结构协调与运行稳定以及经济增长的社会与环境成本降低等概括为质量型经济增长的主要特征。对于效益与增长的关系，学界已有深入的探讨和共识，但对于质量与增长的关系，一般认为，市场经济体制与文化环境中，质量是增长的基础，市场具有甄别功能，没有质量很难有增长。不过置于我国转型体制中，质量与增长悖论显而易见。正因如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质量强国被上升至国家战略和社会经济转型攻关期不可或缺的着力点。
三、经济增长动力与新时代动能转换背景
（一）经济增长的动力要素
动力即推动力，原生于动力学的范畴。经济动力学是经济学和动力学相结合的新兴交叉学科。与社会进化一样，经济运行与增长是基于特定要素驱动的结果。
一是传统要素。古典政治经济学对经济增长，包括增长动力有过经典的论述。亚当·斯密、李嘉图、马克思等人观点基本相近，即经济增长主要是由劳动、资本、土地等内生要素和技术进步、社会经济制度等外生要素综合作用的动态过程。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进一步诠释了由外生增长到内生增长的历程和特征。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经济增长主动力规律亦不例外，主要是传统要素驱动。只是实证研究表明，改革开放40年来，资本、劳动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始终在低位徘徊，投资驱动型的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19]，或者说数量型增长模式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基本特征。
二是知识技术。加入技术变量是传统生产函数的重大突破。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基础上，罗默、卢卡斯、乔根森等人的新增长理论继承了技术进步是增长决定要素的古典经济学思想，诠释了技术进步的源泉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增长效应，认为技术进步、知识及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是实现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
三是制度机制。知识与技术需要制度机制保障。制度动力学是新制度主义的中心议题。作为经济发展的内生要素，新制度主义认为制度机制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条件和内在驱动力。我国改革开放是鲜活的案例，所谓“创新驱动”根本在于制度机制创新，从过度依赖“人口红利”与“土地红利”转向深化改革的“制度红利”[20]。因为制度机制不仅是增长可依赖的路径，也是其他要素驱动的基础保障条件。
四是质量结构。增长是手段不是目的，不断满足需求是增长的意义所在。微观上，对数量的需求以质量为前提，宏观上，需求满足的过程也是结构平衡的过程。如果说对数量的需求效用边际递减，那么，质量提升与结构调整将改变此种状况。事实上，从粗放式走向集约式发展，质量效益既是要达到的目标，同时也是动力转换的优先选择。因为实证研究表明，质量波动与GDP增速密切相关，从我国产业结构变动趋势、质量信息与有效需求等方面的高度关联性中不难发现，质量是社会转型及经济新常态下重要的新动力[21]。
当然，社会经济是一个复杂的整体，驱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取决于多种因素，甚至不易归类与测量，但动能转换是社会经济发展基本规律。审视近40年我国改革开放之路，资本劳力、制度机制、知识技术、产业结构等均对经济增长有着不可替代的推动力。但随着经济规模扩大，资源环境及社会矛盾凸显，重构动能结构为客观必然，由此，以质量效益为基础，将知识技术、体制机制及资本市场置于新动能的核心维度，是可持续增长的现实选择。
（二）新时代动能转换背景
动能转换即动力与能量转换遵循自然界的基本原理。对经济增长而言亦不例外，既要满足能量转换的机理，也离不开新时代背景，概括而言，这一背景主要指向三个方面：
一是主要矛盾变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基本矛盾变化决定了发展动能的变化。一方面，美好生活需求不仅是物质需求，更是精神的追求，包括社会正义、价值实现等，传统要素驱动力的作用遞减，甚至功能错位，如医疗、教育、住房、保障等服务供给短缺，供给能力滞后于社会需求的快速增长，信仰与社会正义缺失等；另一方面，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很大程度是传统要素驱动的“副作用”，如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往往与传统要素驱动密切相关。由于增长主导性的动力系统应具有鲜明的经济转型和国情制度禀赋特征[22]，因此，探讨动能转换，最大的背景是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
二是新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要求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这是近4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所得，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由之路。新发展理念是一个有机系统，从逻辑上看，创新是发展的新动力（创新以质量效益为前提，或者说，动力源泉与质量效益息息相关），协调指向发展的平衡性，绿色是可持续性发展的保障，开放旨在构建全球视野与标准，实现发展的内外联动，共享是发展的目标，关键在于社会公平正义。新发展理念进一步明确科学发展内涵，对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更具针对性、指导性、可操作性。显然，作为指挥棒和红绿灯，探讨新时代动能转换离不开新发展理念背景。
三是质量强国方略定位。质量是国家的实力和形象所在，也是民族的素质和精神所存。党的十八大报告要求将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并在报告中首次写入“质量第一”和“质量强国”，要求将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增强经济质量优势。事实上，2017年9月，质量工作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指导意见》（中发〔2017〕24号）正式出台，标志着实施质量强国战略已成为我国发展战略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四、质量效益优先：发展动能转换的必然性
质量效益优先相对于数量优先而言。在近40年高速增长的背景下，推动我国经济增长动能由数量优先向质量效益优先转换具有客观必然性。
（一）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性。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W.罗斯托提出经济成长阶段论（The Theory of Stage of Economic Growth），将人类社会发展分为六个阶段，即：传统社会（等级制下家庭和氏族居重要作用，消费水平低，主要依靠手工劳动生产，以农业为主）；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过渡时期，世界市场扩大成为经济成长的推动力）；起飞阶段（以较高的积累率、主导部门和保障制度为条件）；成熟阶段；高额消费阶段；追求生活质量阶段。尽管各国的情况迥然不同，但作为一般性规律，起飞阶段至关重要。在罗斯托看来，一旦步入起飞，即可实现经济自动持续增长，西方国家中，18世纪最后20年的英国，1860年以前几十年里的法国和美国，1850—1875年的德国，19世纪最后25年的日本大体处于这一阶段。从某种意义上说，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我国亦属于这一阶段，不同的两个方面背景，一是环境资源已成为生产函数的重要制约因素，这也是全球经济增长面对的共性问题；二是我国社会制度不同，进一步说，市场与政府配置资源的关系有异。虽然经济增长的两种主要方式——粗放型增长和集约型增长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在不同时期、不同产业部门的发展中，总是恰当的组合形式并存[23]，同时，社会经济发展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信息技术发展日益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等等。但不论哪种形式和路径，“追求生活质量阶段”符合进化规律。换一个角度，长期以来我国粗放型经济增长的动能必然递减，高质量需求客观要求高质量的供给，简言之，质量效益优先是动能转换的一般性规律和社会进步的内在要求。
（二）化解社会矛盾的有效路径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进行了新定位。化解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将成为我国新时期制度创新与公共政策的立足点。某种意义说，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决定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动能变化，动能转换是化解社会主要矛盾的推动力。从矛盾的两个方面而言，首先，本质上，美好生活追求亦可视为对生活质量的追求，包括物质生活质量追求和精神生活质量追求，追求的过程也是质量提升的动态过程；其次，不平衡不充分涉及社会方方面面，集中体现于资源环境、收入分配和公共服务等领域，表现为经济结构失衡，贫富差距扩大、区域发展失衡，尤其是社会经济结构长期偏离均衡状态，导致资源配置不合理，经济运行效率低下，资源环境的不可持续性，进而诱发经济或社会危机[1]；不充分发展归根到底表现为浪费、低效、污染和错位。如我国已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与美国、欧洲及日本相比，单位劳动产出值存在明显差距。如表1，2015年，中国经济体单位劳动产出为7318美元/人，美、欧、日分别为98990美元/人、68631美元/人和76068美元/人。由于创新竞争力不足，“中国制造”在全球分工体系中整体上处于价值链低端，由此衍生一系列问题。显然，化解这些矛盾并非一日之功，有一个阵痛的过程，但可以肯定是，唯有抛弃过度依靠粗放型或数量型增长的思维与模式，坚持走质量效益优先发展道路才是正确选择。
（三）增强公共服务有效供给的客观使然
公共服务供给是“美好生活需求”实现的基础和保障。长期以来，我国以量为导向的供给模式与公众需求相脱节，尤其政府主导的公共服务供给规模、结构、质量因缺失有效约束和外在动力成为社会经济转型的明显短板，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基本体现，具体表现为有效公共服务不足或有限，供给方式单一，供给质量不高，体制机制僵化等。一方面，基本公共服务，尤其医疗、教育、住房、社会保障等供给缺口庞大，尽管这些年地方政府着力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让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但仍不足以改变供给不足的总体格局，如备受关注的贫富分化问题，一定程度上是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所致。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显示，我国基尼系数1981年为0.29，1994年起超过了国际“警戒线”（0.40），为0.44，2008年达0.49，之后8年一直居高不下。以至于有人认为，社会收入分配失衡是导致结构失衡的根本原因[24]。另一方面，政府质量是社会“质量”的基础和保障，但长期以来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因缺失标准体系和有效监管而参差不齐。自2007年开始，我们每年在广东全省开展地方政府绩效满意度调查（图1为2016年度部分指标的结果），包括反映公共服务供给的指标，如就业、社保、治安满意度和衡量政府质量的指标，如政府服务态度、服务效率、政务公开、政策公平、执法公正、反腐败等满意度均不超过7.0值（十分制），与公众预期存在差距。应该说，公众对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和质量提升的强大需求，尤其是对政府服务质量提高的祈求，是追求美好生活的体现，驱动了向质量效益优先发展的动能转换。
（四）全球化与信息化的必然趋势
尽管道路曲折，全球化与信息化已改变我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成为发展转型的外在动力。因为全球化意味着以全球市场为参照坐标，参与全球分工与竞争客观上要求以质量效益为基础，这即是价值导向，也是全球经验和现实需要。因为由西方主导的全球市场是市场经济导向市场，而质量效益是市场经济的内置条件和要求。从现实来看，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已发生重大变化，如2015年美国波士顿咨询集团（BCG）发布的报告显示，我国制造业成本由2004年高出美国的14%降低为目前的约4%。此种背景下，新的竞争优势不可能再是数量扩张型的低成本优势，质量效益优先为必然选择。同时，信息化为发展的动能转换提供了全新的平台和条件，尤其是信息技术从根本上改变了信息收集、处理、传输的方式和路径，驱动组织结构、管理理念、决策方式、业务过程组合和营销手段等变革[25]，既为微观质量提升奠定基础，也为社会经济由传统要素驱动向新要素驱动转换提供了技术支撑和持续动力。
五、质量效益优先：发展动能转换的可行性
（一）国家发展战略及政策强力推动
基于复杂因素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粗放型增长方式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必然结果。改变这种状况的努力也并非始于今日，甚至可以说贯穿于近40年改革开放历史。1981年，中央提出要重视提高经济效益，走出一条经济增长的“新路子”；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明确提出“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要求经济发展要“以粗放型经营为主，逐步转上集约为主的轨道”；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进一步强调，要“努力提高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所占的含量，促进整个经济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之后20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经济效益提高等始终为社会及党政文件的高频词，也致力于转化为发展战略与公共政策。但总体上看，这种努力充满艰辛，收效不大。21世纪以后，随着我国经济规模扩大，能源、环境、公共服务等矛盾日趋尖锐和复杂，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重大变化，过去看来潜在性、预期性的问题已成为现实性的约束进一步发展的刚性边界。此种背景下，实现“经济增长方式根本性转变”“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的新提法出现于党的重要文件或决定中，尤其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以及“质量强国”，意味着质量效益优先发展已成为国家发展战略，毫无疑问，推进新时期发展动能转换将成为公共政策的核心部分。我国是单一制的社会主义国家，自上而下的强力推进是战略及政策得以落实的充分必要条件。
（二）新的发展阶段提供了动能转换的基础条件
从数量型增长到质量型发展取决于一系列内外条件。经过40年改革开放，我国已步入由大國向强国角色转型的进程中，新的发展阶段为动能转换提供了平台和条件：一是经济基础。2017年我国GDP超过了84万亿元（增速6.9%），居全球第二，外贸规模、产业结构、居民收入、基础设施等衡量经济的重要指标已今非昔比。经济实力的强大推动了发展阶段转型，也为发展动能转换提供了基础条件。二是科技基础。中国科学院等机构发布的《2016研究前沿》报告指出，在国际180个热点前沿和新兴前沿中，我国表现卓越的研究前沿有30个，仅次于美国；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发布的《科学与工程指标2016》显示，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研发大国；麦肯锡全球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对全球创新的影响》表示，我国在计算机产品和制造程序改善两个领域的创新全球领先，移动互联网、移动支付和共享经济走在世界前列。三是法治基础。法治是营商与创新的风向标，十八大以来，法治建设成就明显，具体而言，逐渐建立并完善了以宪法为统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规范体系；在执法层面，以“政府带头守法”为基本要求，以实现行政决策和行政行为合理性、合法性为主要目标，以行政体制改革为外在动力，逐渐形成了依法行政、依法制权、简政放权的新局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三）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绩效初显
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方针，到2020 年跻身创新型国家行列。十余年来，推进创新驱动成为我国公共政策体系的重要内容，在自上而下的推动下收效明显。2016年国家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我国研发经费投入已占全球的15.6%，排第二位；R&D;（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总量连续9年位居世界首位，SCI论文数量达28.1万篇，国内发明专利申请量达96.8万件，授权量达26.3万件，均位居世界第一位。创新驱动具有广泛的内涵，指向科学、技术，包括观念、制度、文化、政策、体制机制与组织在内的管理创新的综合作用[26]。从世界各国的经验看，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动能转换具有一般规律性，创新驱动既是质量效益提升的基础，也是质量效益优先发展的路径。就我国而言，具体表现为：一是战略理念。将创新置于五大发展理念之首，目标定位从推动科技发展转向推动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结合，从科技发展战略转向到国家发展战略。二是实施路径。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转于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并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内容[27]。三是政策体系与执行。2015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包含30条政策措施，为创业创新提供有力的支撑；2017年，国务院再发布《国务院关于强化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一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深入发展的意见》，进一步系统性地优化创新创业生态环境，强化政策供给。在此导向下，地方政府结合各地实际情况，积极响应，如2018年1月，北京市海淀区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中关村科学城建设的若干措施》，重点推出16条创新举措，等等。应该说，创新驱动已成为质量效益优先发展及动能转换的有效保障和既定路径。
（四）企业家队伍及企业家精神基本成形
高质量发展需要高质量的企业家队伍，因为企业家是创新的源泉。改革开放40年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成就与“造就企业家队伍”、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密不可分。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20多年的跟踪调查显示，我国企业家队伍在规模结构、能力培养、责任担当和精神提升方面为发展动能转换奠定了基础，甚至可以说，生来俱有的企业家创新精神已成为经济转型的内在动力。具体而言：一是孕育企业家的民营经济已占“半壁江山”，职业经理人成为管理精英中的重要群体，企业家和经理人在开放市场中努力学习，积极适应内外环境的需要，提升变革领导力，成为创新的基本单元和微观主体；二是弘扬企业家精神与孕育企业文化已成社会共识。可以说，改革开放的历史也是我国企业成长的历史，经过消费者甄别，政府引导与社会监督，我国企业责任担当与创新意识明显提升，同时更加重视企业文化建设，关注整个社会的商业文明进程[28]。换言之，社会经济动能转换的市场主体已经成形。
（五）质量文化逐渐深入人心
质量文化是质量效益优先发展的土壤。所谓质量文化，是指以质量为中心，建立于物质文化基础上的精神文化活动，包括与质量活动（行为）和质量意识（观念）密切相联系的企业质量文化和社会质量文化等。质量文化的核心是消费者的质量主权意识。从某种意义说，在买方主导的市场环境中，消费者的质量意识和行为决定企业及社会的质量文化氛围和导向。21世纪以来，随着市场格局变化，居民消费能力提高和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我国社会质量文化，包括质量观念与质量环境、质量监督与质量运动以及质量保险和质量法律已有明显进步[29]。与改革开放前20年不同，公众质量选择的自主意识不断增强，各类质量消费者组织自主发育，面对假冒伪劣产品，消费者主权维护意识和联合意愿日益加强，公益性的质量索赔和质量诉讼行为日趋主动[30]。基于文化的基因传承性，这些变化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换提供了氛围。
六、推进质量效益优先发展及动能转换的思考及建议
被视为现代质量管理“教父”之一的约瑟夫·M·朱兰将质量定义为“满足需求的一组属性”，他最著名的一句话“20世纪为生产率的世纪，21世纪将是质量的世纪”曾被无数人使用。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曾经指出，美国制造业在过去30到40年中所取得的成就与朱兰的贡献密不可分。比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有”与“没有”之间的矛盾已上升至“在什么层次上拥有”的矛盾，背后的主因在于需求的嬗变。显然，满足新的需求，化解主要矛盾，不仅要有增长，更需要高质量发展。换言之，推进质量效益优先发展，转换增长动能将贯穿我国现代化的主线。我们以为，要推动这一转换，从宏观层面审视，应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强化创新驱动、强化创新驱动和构建国家质量治理体系。
一是深化体制改革。改革开放以来，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带来的系列问题困扰已久，其根源在于经济运行体制本身[3]。数量型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现行体制的必然选择，也是赶超战略的必由之路，因为在GDP最大化的目标导向下，以高投入为特征的数量型增长既是官员及市场主体的本能反应，也是政府组织的理性选择。因此，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是实现质量效益优先发展及动能转换的基本条件。为此，应改变竞争规制，打破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察体系，逐步将质量效益、能源效率、生态环境等纳入政绩考评中，同时，应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地位，进一步明确市场与政府的边界，打破垄断，创造自由竞争环境，扩大公众参与，健全公共投資决策机制。
二是强化创新驱动。首先是进一步加大创新投入，尤其是教育投入，因为创新的核心在于人才，人才培育为战略性投资，也是政府的职能。其次是进一步制度创新。经济、技术创新的主体是企业，政府职责在于为企业创新提供制度环境，即使是培育新兴产业，政府也应有所为有所不为，比遴选什么样产业、制订什么样的规划更为重要的是营造什么样的营销环境，提供什么样的服务。最后是创新环境建设。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创新文化建设等。
三是培育质量文化。进一步营造“质量第一”与“质量强国”的质量环境氛围。树立质量观念，提高全民质量意识，完善各种质量制度和法规，构建市场、社会及政府在内的三维质量监督机制，关注质量领域的热点问题，开展多样化持续性质量“打假”活动，等等。质量文化教育是培育质量文化的重要手段。应针对质量法规、质量意识、质量管理知识和与专业技术、劳动纪律和质量责任等与质量文化有关的内容，加强宣传教育。同时，应拓展国际质量文化交流，充分借鉴国际质量文化的培育经验，加强国际合作。
四是构建国家质量治理体系。首先，将质量治理体系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质量治理体系涵盖宏观质量和微观质量治理，涉及市场质量、社会质量和政府质量多个方面，以及计量、标准、检测、认证认可等工具，应融合多元主体，推进质量监督管理体制改革，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放管服”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完善质量监管法律规范体系。其次，充分发挥质量评价的价值导向及工具功能，构建质量评价体系和机制，包含组织体系、技术体系、制度机制等，明确评价主体、评价对象、评价流程、指标体系、评价周期，以质量评价推进质量效益优先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具有甄别微观质量的功能，政府对质量的监管指向宏观质量，基于安全是质量底线，政府的作为应着眼于宏观质量安全。在技术层面，满足标准、产品合格、顾客满意、社会责任是微观质量评价的维度；宏观质量以国家或地区为对象范围，是国家（区域）的综合质量水平，即国民经济整体质量，行业结构水平、质量水平、市场竞争力、社会贡献力等构成宏观质量评价的基本维度[31]。培育第三方市场，开展各种领域的质量评价，公布评价结果，作为社会洞察质量水平的窗口和监督质量问题的平台及参考依据[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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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时代主要矛盾转变意味着社会经济发展的动能转换。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资源环境、公共服务供给等不平衡不充分，客观上要求改变传统的速度型增长模式，质量效益优先发展势在必行。基于增长是手段不是目的的“元定律”，以及粗放增长动能递减，在国家由大到强的发展进程中，宏观战略转变、质量效益共识、资源环境约束，以及地方探索经验等为质量效益优先发展提供了可行性。从某种意义说，发展动能转换是一场革命，标本兼治的路径在于深化体制改革、推进创新驱动和培育质量文化，构建国家质量治理体系，以质量评价驱动宏观质量和微观质量的全面提升。
关键词：发展模式；动力能量；质量优先；效益优先
中图分类号：F273.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055X（2018）02-0039-09
doi：10.19366/j.cnki.1009-055X.2018.02.005
一、引 言
历经改革开放40年的高速增长，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步入了中等收入国家和新型工业化国家行列，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但与此同时，21世纪以来，尤其是近10年间，我国GDP年均增长率自两位数开始向下步入个位数（2000年至2007年年均增长率为10.52%，2008年为9.6%，之后10年年均增长率约为8.3%，其中：2016年为6.7%，2017年约为6.9%），经济增长进入所谓的“减速换挡期”和“新常态”。虽然这一速度仍在全球同期居首，但面对增长过程中日益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如目标失调，结构失衡，产能过剩，能源浪费，环境污染，社会贫富差距扩大、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及错位等[1-2]，社会将关注点聚焦于增长的动力和能量，因为理论与实践表明，数量型或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内在动力在于要素驱动，主要又是资本、资源和劳动力投入，如今，这些传统性要素已逐渐丧失比较优势，增长动能递减。换言之，单纯依靠不计成本、忽视内部经营管理、盲目攀比产出数量、忽视产出质量和效益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已难以为继[3]。
应该说，我国经济增长的起点、体制、阶段等背景条件有其特殊性。基于长期以来，增长不平衡不充分必然导致成为一种“无未来的增长”及不可持续增长的社会共识[4]，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必须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显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重构增长动能，“质量效益优先”已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在经济增长及社会发展的动能结构中，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制度驱动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和趋势。但要实现这种动能的转向、转换和转型，关键在于质量和效益，进一步说，新时代主要矛盾转变意味着社会经济发展的动能转换，追求经济增长态势稳定性、增长方式可持续性、增长结构协调性以及增长效益和谐性[5]，需要重构质量效益优先发展的新动能。
二、文献简述
对经济增长与方式、增长动能、质量和效益等问题的研究是学界长期关注的重要领域。可以说，国内外不同学派的经济增长理论归根到底都指向经济增长的根源，旨在寻找促进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6]。不过，置于新时代我国社会经济转型的背景中，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涉及社会经济发展动能转换与质量效益优先关系的文献并不多见。代表性观点有：
對于经济增长动力，新古典增长论的代表索洛、斯旺等人（1956）认为，经济增长取决于资本增长率、劳动力增长率、资本和劳动对产量增长的相对作用程度以及技术进步，强调发展中国家在注重资本积累的同时，更应关注资本质量的提升[7]；诺斯、戴维斯等（1971）发现，创新因素、规模经济、教育和资本积累并非经济增长原因，真正的原因在于是否存在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和一个有效的所有权体系[8]；波特（2002）曾将经济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即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及财富驱动阶段，不同阶段拥有不同的经济推动力。如要素驱动阶段主要依靠基本生产要素，包括低廉劳力、土地及矿产等资源驱动经济增长；投资驱动阶段主要依靠大规模投资，形成资本密集型为特征的主导产业；创新驱动阶段也称知识经济阶段，发展动力主要源自技术创新，知识密集型产业是这一阶段的主导产业；财富驱动阶段也可视为第三产业的分化阶段，主要特征是以追求人的个性全面发展和享受为经济增长的主动力[9]。以发展的视角，四个阶段呈现递进的特征，虽然发展的驱动力不同，但并非依次被替代。
国内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面对资源环境、公共服务供给等逐渐尖锐的现实矛盾，学界对增长方式与动力的讨论此起彼落。21世纪以后，这方面研究更趋于实证。如王小鲁（2007）依据实证结果指出，要素投入和生产率提高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因素，但生产率提高并不是因为技术进步，而是改革导致的资源优化配置[10]；邱晓华等人（2006）认为，我国经济高增长的主要动力是资本投入增加，同时，技术进步、结构调整、劳动力素质及制度创新亦有显著作用[11]；翁媛媛（2011）认为，我国前期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是大量的投资[12]。最近10年，我国经济环境已发生重大变化，随着高增长的传统动力衰减，资源瓶颈制约和环境压力不断加大，学界对动能转换的研究文献增强增多。刘伟（2006）提出，社会经济发展模式转换需要依靠技术创新，出路在于制度创新，进一步而言，效益提升是经济发展的首要动力[13]；金碚（2015）认为，从2013年开始，我国工业化开始导入深化期，发展思路应通过深化改革来实现物质成果的分配，改变单一的数量型增长的惯性，追求的目标也不能是质量与发展的可持续性[14]。
将质量效益明确为新的增长动能是近年学界的重要共识，也是十八大以后中央的重大战略部署和决策。对于质量的内涵，美国著名质量管理学家朱兰认为是“满足需求的一组属性”，并提出质量层次论及“大质量”概念[15]。按照我们的理解，“大质量”即宏观质量，指向一个国家、地区或行业商品质量的总体情况，关注产业结构、行业对经济社会的影响、行业生存环境、行业整体发展状况等，主要体现于产业的结构水平、整体质量水平、行业综合竞争力及其对国家或社会的影响；与微观质量针对企业及产品服务，体现顾客导向，着重于产品符合规格、标准和免于不良，关注产品及服务满足消费者的程度，追求标准程度、产品合格率、顾客满意度及社会责任感相衔接与呼应[16]。程虹（2010）认为，宏观质量研究总体质量现象，是一个国家或区域内关键质量组合及众多微观质量现象的加总[17]。另外，魏礼群（2009）也指出，从生产层次讲，质量主要是指产品能够更好满足需求的能力[18]。进一步，王薇等人（2014）将生产可能性边界扩张、生产效率提高、规模报酬递增、经济结构协调与运行稳定以及经济增长的社会与环境成本降低等概括为质量型经济增长的主要特征。对于效益与增长的关系，学界已有深入的探讨和共识，但对于质量与增长的关系，一般认为，市场经济体制与文化环境中，质量是增长的基础，市场具有甄别功能，没有质量很难有增长。不过置于我国转型体制中，质量与增长悖论显而易见。正因如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质量强国被上升至国家战略和社会经济转型攻关期不可或缺的着力点。
三、经济增长动力与新时代动能转换背景
（一）经济增长的动力要素
动力即推动力，原生于动力学的范畴。经济动力学是经济学和动力学相结合的新兴交叉学科。与社会进化一样，经济运行与增长是基于特定要素驱动的结果。
一是传统要素。古典政治经济学对经济增长，包括增长动力有过经典的论述。亚当·斯密、李嘉图、马克思等人观点基本相近，即经济增长主要是由劳动、资本、土地等内生要素和技术进步、社会经济制度等外生要素综合作用的动态过程。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进一步诠释了由外生增长到内生增长的历程和特征。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经济增长主动力规律亦不例外，主要是传统要素驱动。只是实证研究表明，改革开放40年来，资本、劳动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始终在低位徘徊，投资驱动型的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19]，或者说数量型增长模式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基本特征。
二是知识技术。加入技术变量是传统生产函数的重大突破。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基础上，罗默、卢卡斯、乔根森等人的新增长理论继承了技术进步是增长决定要素的古典经济学思想，诠释了技术进步的源泉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增长效应，认为技术进步、知识及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是实现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
三是制度机制。知识与技术需要制度机制保障。制度动力学是新制度主义的中心议题。作为经济发展的内生要素，新制度主义认为制度机制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条件和内在驱动力。我国改革开放是鲜活的案例，所谓“创新驱动”根本在于制度机制创新，从过度依赖“人口红利”与“土地红利”转向深化改革的“制度红利”[20]。因为制度机制不仅是增长可依赖的路径，也是其他要素驱动的基础保障条件。
四是质量结构。增长是手段不是目的，不断满足需求是增长的意义所在。微观上，对数量的需求以质量为前提，宏观上，需求满足的过程也是结构平衡的过程。如果说对数量的需求效用边际递减，那么，质量提升与结构调整将改变此种状况。事实上，从粗放式走向集约式发展，质量效益既是要达到的目标，同时也是动力转换的优先选择。因为实证研究表明，质量波动与GDP增速密切相关，从我国产业结构变动趋势、质量信息与有效需求等方面的高度关联性中不难发现，质量是社会转型及经济新常态下重要的新动力[21]。
当然，社会经济是一个复杂的整体，驱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取决于多种因素，甚至不易归类与测量，但动能转换是社会经济发展基本规律。审视近40年我国改革开放之路，资本劳力、制度机制、知识技术、产业结构等均对经济增长有着不可替代的推动力。但随着经济规模扩大，资源环境及社会矛盾凸显，重构动能结构为客观必然，由此，以质量效益为基础，将知识技术、体制机制及资本市场置于新动能的核心维度，是可持续增长的现实选择。
（二）新时代动能转换背景
动能转换即动力与能量转换遵循自然界的基本原理。对经济增长而言亦不例外，既要满足能量转换的机理，也离不开新时代背景，概括而言，这一背景主要指向三个方面：
一是主要矛盾变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基本矛盾变化决定了发展动能的变化。一方面，美好生活需求不仅是物质需求，更是精神的追求，包括社会正义、价值实现等，传统要素驱动力的作用遞减，甚至功能错位，如医疗、教育、住房、保障等服务供给短缺，供给能力滞后于社会需求的快速增长，信仰与社会正义缺失等；另一方面，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很大程度是传统要素驱动的“副作用”，如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往往与传统要素驱动密切相关。由于增长主导性的动力系统应具有鲜明的经济转型和国情制度禀赋特征[22]，因此，探讨动能转换，最大的背景是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
二是新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要求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这是近4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所得，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由之路。新发展理念是一个有机系统，从逻辑上看，创新是发展的新动力（创新以质量效益为前提，或者说，动力源泉与质量效益息息相关），协调指向发展的平衡性，绿色是可持续性发展的保障，开放旨在构建全球视野与标准，实现发展的内外联动，共享是发展的目标，关键在于社会公平正义。新发展理念进一步明确科学发展内涵，对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更具针对性、指导性、可操作性。显然，作为指挥棒和红绿灯，探讨新时代动能转换离不开新发展理念背景。
三是质量强国方略定位。质量是国家的实力和形象所在，也是民族的素质和精神所存。党的十八大报告要求将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并在报告中首次写入“质量第一”和“质量强国”，要求将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增强经济质量优势。事实上，2017年9月，质量工作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指导意见》（中发〔2017〕24号）正式出台，标志着实施质量强国战略已成为我国发展战略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四、质量效益优先：发展动能转换的必然性
质量效益优先相对于数量优先而言。在近40年高速增长的背景下，推动我国经济增长动能由数量优先向质量效益优先转换具有客观必然性。
（一）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性。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W.罗斯托提出经济成长阶段论（The Theory of Stage of Economic Growth），将人类社会发展分为六个阶段，即：传统社会（等级制下家庭和氏族居重要作用，消费水平低，主要依靠手工劳动生产，以农业为主）；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过渡时期，世界市场扩大成为经济成长的推动力）；起飞阶段（以较高的积累率、主导部门和保障制度为条件）；成熟阶段；高额消费阶段；追求生活质量阶段。尽管各国的情况迥然不同，但作为一般性规律，起飞阶段至关重要。在罗斯托看来，一旦步入起飞，即可实现经济自动持续增长，西方国家中，18世纪最后20年的英国，1860年以前几十年里的法国和美国，1850—1875年的德国，19世纪最后25年的日本大体处于这一阶段。从某种意义上说，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我国亦属于这一阶段，不同的两个方面背景，一是环境资源已成为生产函数的重要制约因素，这也是全球经济增长面对的共性问题；二是我国社会制度不同，进一步说，市场与政府配置资源的关系有异。虽然经济增长的两种主要方式——粗放型增长和集约型增长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在不同时期、不同产业部门的发展中，总是恰当的组合形式并存[23]，同时，社会经济发展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信息技术发展日益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等等。但不论哪种形式和路径，“追求生活质量阶段”符合进化规律。换一个角度，长期以来我国粗放型经济增长的动能必然递减，高质量需求客观要求高质量的供给，简言之，质量效益优先是动能转换的一般性规律和社会进步的内在要求。
（二）化解社会矛盾的有效路径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进行了新定位。化解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将成为我国新时期制度创新与公共政策的立足点。某种意义说，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决定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动能变化，动能转换是化解社会主要矛盾的推动力。从矛盾的两个方面而言，首先，本质上，美好生活追求亦可视为对生活质量的追求，包括物质生活质量追求和精神生活质量追求，追求的过程也是质量提升的动态过程；其次，不平衡不充分涉及社会方方面面，集中体现于资源环境、收入分配和公共服务等领域，表现为经济结构失衡，贫富差距扩大、区域发展失衡，尤其是社会经济结构长期偏离均衡状态，导致资源配置不合理，经济运行效率低下，资源环境的不可持续性，进而诱发经济或社会危机[1]；不充分发展归根到底表现为浪费、低效、污染和错位。如我国已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与美国、欧洲及日本相比，单位劳动产出值存在明显差距。如表1，2015年，中国经济体单位劳动产出为7318美元/人，美、欧、日分别为98990美元/人、68631美元/人和76068美元/人。由于创新竞争力不足，“中国制造”在全球分工体系中整体上处于价值链低端，由此衍生一系列问题。显然，化解这些矛盾并非一日之功，有一个阵痛的过程，但可以肯定是，唯有抛弃过度依靠粗放型或数量型增长的思维与模式，坚持走质量效益优先发展道路才是正确选择。
（三）增强公共服务有效供给的客观使然
公共服务供给是“美好生活需求”实现的基础和保障。长期以来，我国以量为导向的供给模式与公众需求相脱节，尤其政府主导的公共服务供给规模、结构、质量因缺失有效约束和外在动力成为社会经济转型的明显短板，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基本体现，具体表现为有效公共服务不足或有限，供给方式单一，供给质量不高，体制机制僵化等。一方面，基本公共服务，尤其医疗、教育、住房、社会保障等供给缺口庞大，尽管这些年地方政府着力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让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但仍不足以改变供给不足的总体格局，如备受关注的贫富分化问题，一定程度上是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所致。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显示，我国基尼系数1981年为0.29，1994年起超过了国际“警戒线”（0.40），为0.44，2008年达0.49，之后8年一直居高不下。以至于有人认为，社会收入分配失衡是导致结构失衡的根本原因[24]。另一方面，政府质量是社会“质量”的基础和保障，但长期以来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因缺失标准体系和有效监管而参差不齐。自2007年开始，我们每年在广东全省开展地方政府绩效满意度调查（图1为2016年度部分指标的结果），包括反映公共服务供给的指标，如就业、社保、治安满意度和衡量政府质量的指标，如政府服务态度、服务效率、政务公开、政策公平、执法公正、反腐败等满意度均不超过7.0值（十分制），与公众预期存在差距。应该说，公众对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和质量提升的强大需求，尤其是对政府服务质量提高的祈求，是追求美好生活的体现，驱动了向质量效益优先发展的动能转换。
（四）全球化与信息化的必然趋势
尽管道路曲折，全球化与信息化已改变我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成为发展转型的外在动力。因为全球化意味着以全球市场为参照坐标，参与全球分工与竞争客观上要求以质量效益为基础，这即是价值导向，也是全球经验和现实需要。因为由西方主导的全球市场是市场经济导向市场，而质量效益是市场经济的内置条件和要求。从现实来看，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已发生重大变化，如2015年美国波士顿咨询集团（BCG）发布的报告显示，我国制造业成本由2004年高出美国的14%降低为目前的约4%。此种背景下，新的竞争优势不可能再是数量扩张型的低成本优势，质量效益优先为必然选择。同时，信息化为发展的动能转换提供了全新的平台和条件，尤其是信息技术从根本上改变了信息收集、处理、传输的方式和路径，驱动组织结构、管理理念、决策方式、业务过程组合和营销手段等变革[25]，既为微观质量提升奠定基础，也为社会经济由传统要素驱动向新要素驱动转换提供了技术支撑和持续动力。
五、质量效益优先：发展动能转换的可行性
（一）国家发展战略及政策强力推动
基于复杂因素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粗放型增长方式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必然结果。改变这种状况的努力也并非始于今日，甚至可以说贯穿于近40年改革开放历史。1981年，中央提出要重视提高经济效益，走出一条经济增长的“新路子”；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明确提出“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要求经济发展要“以粗放型经营为主，逐步转上集约为主的轨道”；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进一步强调，要“努力提高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所占的含量，促进整个经济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之后20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经济效益提高等始终为社会及党政文件的高频词，也致力于转化为发展战略与公共政策。但总体上看，这种努力充满艰辛，收效不大。21世纪以后，随着我国经济规模扩大，能源、环境、公共服务等矛盾日趋尖锐和复杂，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重大变化，过去看来潜在性、预期性的问题已成为现实性的约束进一步发展的刚性边界。此种背景下，实现“经济增长方式根本性转变”“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的新提法出现于党的重要文件或决定中，尤其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以及“质量强国”，意味着质量效益优先发展已成为国家发展战略，毫无疑问，推进新时期发展动能转换将成为公共政策的核心部分。我国是单一制的社会主义国家，自上而下的强力推进是战略及政策得以落实的充分必要条件。
（二）新的发展阶段提供了动能转换的基础条件
从数量型增长到质量型发展取决于一系列内外条件。经过40年改革开放，我国已步入由大國向强国角色转型的进程中，新的发展阶段为动能转换提供了平台和条件：一是经济基础。2017年我国GDP超过了84万亿元（增速6.9%），居全球第二，外贸规模、产业结构、居民收入、基础设施等衡量经济的重要指标已今非昔比。经济实力的强大推动了发展阶段转型，也为发展动能转换提供了基础条件。二是科技基础。中国科学院等机构发布的《2016研究前沿》报告指出，在国际180个热点前沿和新兴前沿中，我国表现卓越的研究前沿有30个，仅次于美国；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发布的《科学与工程指标2016》显示，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研发大国；麦肯锡全球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对全球创新的影响》表示，我国在计算机产品和制造程序改善两个领域的创新全球领先，移动互联网、移动支付和共享经济走在世界前列。三是法治基础。法治是营商与创新的风向标，十八大以来，法治建设成就明显，具体而言，逐渐建立并完善了以宪法为统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规范体系；在执法层面，以“政府带头守法”为基本要求，以实现行政决策和行政行为合理性、合法性为主要目标，以行政体制改革为外在动力，逐渐形成了依法行政、依法制权、简政放权的新局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三）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绩效初显
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方针，到2020 年跻身创新型国家行列。十余年来，推进创新驱动成为我国公共政策体系的重要内容，在自上而下的推动下收效明显。2016年国家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我国研发经费投入已占全球的15.6%，排第二位；R&D;（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总量连续9年位居世界首位，SCI论文数量达28.1万篇，国内发明专利申请量达96.8万件，授权量达26.3万件，均位居世界第一位。创新驱动具有广泛的内涵，指向科学、技术，包括观念、制度、文化、政策、体制机制与组织在内的管理创新的综合作用[26]。从世界各国的经验看，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动能转换具有一般规律性，创新驱动既是质量效益提升的基础，也是质量效益优先发展的路径。就我国而言，具体表现为：一是战略理念。将创新置于五大发展理念之首，目标定位从推动科技发展转向推动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结合，从科技发展战略转向到国家发展战略。二是实施路径。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转于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并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内容[27]。三是政策体系与执行。2015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包含30条政策措施，为创业创新提供有力的支撑；2017年，国务院再发布《国务院关于强化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一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深入发展的意见》，进一步系统性地优化创新创业生态环境，强化政策供给。在此导向下，地方政府结合各地实际情况，积极响应，如2018年1月，北京市海淀区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中关村科学城建设的若干措施》，重点推出16条创新举措，等等。应该说，创新驱动已成为质量效益优先发展及动能转换的有效保障和既定路径。
（四）企业家队伍及企业家精神基本成形
高质量发展需要高质量的企业家队伍，因为企业家是创新的源泉。改革开放40年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成就与“造就企业家队伍”、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密不可分。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20多年的跟踪调查显示，我国企业家队伍在规模结构、能力培养、责任担当和精神提升方面为发展动能转换奠定了基础，甚至可以说，生来俱有的企业家创新精神已成为经济转型的内在动力。具体而言：一是孕育企业家的民营经济已占“半壁江山”，职业经理人成为管理精英中的重要群体，企业家和经理人在开放市场中努力学习，积极适应内外环境的需要，提升变革领导力，成为创新的基本单元和微观主体；二是弘扬企业家精神与孕育企业文化已成社会共识。可以说，改革开放的历史也是我国企业成长的历史，经过消费者甄别，政府引导与社会监督，我国企业责任担当与创新意识明显提升，同时更加重视企业文化建设，关注整个社会的商业文明进程[28]。换言之，社会经济动能转换的市场主体已经成形。
（五）质量文化逐渐深入人心
质量文化是质量效益优先发展的土壤。所谓质量文化，是指以质量为中心，建立于物质文化基础上的精神文化活动，包括与质量活动（行为）和质量意识（观念）密切相联系的企业质量文化和社会质量文化等。质量文化的核心是消费者的质量主权意识。从某种意义说，在买方主导的市场环境中，消费者的质量意识和行为决定企业及社会的质量文化氛围和导向。21世纪以来，随着市场格局变化，居民消费能力提高和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我国社会质量文化，包括质量观念与质量环境、质量监督与质量运动以及质量保险和质量法律已有明显进步[29]。与改革开放前20年不同，公众质量选择的自主意识不断增强，各类质量消费者组织自主发育，面对假冒伪劣产品，消费者主权维护意识和联合意愿日益加强，公益性的质量索赔和质量诉讼行为日趋主动[30]。基于文化的基因传承性，这些变化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换提供了氛围。
六、推进质量效益优先发展及动能转换的思考及建议
被视为现代质量管理“教父”之一的约瑟夫·M·朱兰将质量定义为“满足需求的一组属性”，他最著名的一句话“20世纪为生产率的世纪，21世纪将是质量的世纪”曾被无数人使用。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曾经指出，美国制造业在过去30到40年中所取得的成就与朱兰的贡献密不可分。比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有”与“没有”之间的矛盾已上升至“在什么层次上拥有”的矛盾，背后的主因在于需求的嬗变。显然，满足新的需求，化解主要矛盾，不仅要有增长，更需要高质量发展。换言之，推进质量效益优先发展，转换增长动能将贯穿我国现代化的主线。我们以为，要推动这一转换，从宏观层面审视，应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强化创新驱动、强化创新驱动和构建国家质量治理体系。
一是深化体制改革。改革开放以来，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带来的系列问题困扰已久，其根源在于经济运行体制本身[3]。数量型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现行体制的必然选择，也是赶超战略的必由之路，因为在GDP最大化的目标导向下，以高投入为特征的数量型增长既是官员及市场主体的本能反应，也是政府组织的理性选择。因此，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是实现质量效益优先发展及动能转换的基本条件。为此，应改变竞争规制，打破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察体系，逐步将质量效益、能源效率、生态环境等纳入政绩考评中，同时，应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地位，进一步明确市场与政府的边界，打破垄断，创造自由竞争环境，扩大公众参与，健全公共投資决策机制。
二是强化创新驱动。首先是进一步加大创新投入，尤其是教育投入，因为创新的核心在于人才，人才培育为战略性投资，也是政府的职能。其次是进一步制度创新。经济、技术创新的主体是企业，政府职责在于为企业创新提供制度环境，即使是培育新兴产业，政府也应有所为有所不为，比遴选什么样产业、制订什么样的规划更为重要的是营造什么样的营销环境，提供什么样的服务。最后是创新环境建设。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创新文化建设等。
三是培育质量文化。进一步营造“质量第一”与“质量强国”的质量环境氛围。树立质量观念，提高全民质量意识，完善各种质量制度和法规，构建市场、社会及政府在内的三维质量监督机制，关注质量领域的热点问题，开展多样化持续性质量“打假”活动，等等。质量文化教育是培育质量文化的重要手段。应针对质量法规、质量意识、质量管理知识和与专业技术、劳动纪律和质量责任等与质量文化有关的内容，加强宣传教育。同时，应拓展国际质量文化交流，充分借鉴国际质量文化的培育经验，加强国际合作。
四是构建国家质量治理体系。首先，将质量治理体系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质量治理体系涵盖宏观质量和微观质量治理，涉及市场质量、社会质量和政府质量多个方面，以及计量、标准、检测、认证认可等工具，应融合多元主体，推进质量监督管理体制改革，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放管服”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完善质量监管法律规范体系。其次，充分发挥质量评价的价值导向及工具功能，构建质量评价体系和机制，包含组织体系、技术体系、制度机制等，明确评价主体、评价对象、评价流程、指标体系、评价周期，以质量评价推进质量效益优先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具有甄别微观质量的功能，政府对质量的监管指向宏观质量，基于安全是质量底线，政府的作为应着眼于宏观质量安全。在技术层面，满足标准、产品合格、顾客满意、社会责任是微观质量评价的维度；宏观质量以国家或地区为对象范围，是国家（区域）的综合质量水平，即国民经济整体质量，行业结构水平、质量水平、市场竞争力、社会贡献力等构成宏观质量评价的基本维度[31]。培育第三方市场，开展各种领域的质量评价，公布评价结果，作为社会洞察质量水平的窗口和监督质量问题的平台及参考依据[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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