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撞死了一只羊》的荒诞表述与旨归阐释

    张筱玲

    《撞死了一只羊》是一部由王家卫监制、万玛才旦执导的影片,该片2018年9月4日在威尼斯电影节首映时,就斩获第75届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最佳剧本奖,成为本届威尼斯电影节唯一一部获得重要奖项的华语电影。自该片于2019年4月26日上映以来,票房不俗、口碑不凡。万玛才旦从 藏族导演与作家的角度抒写着藏族文化,以客观记录者的身份,平静地给我们呈现了当地居民的普通生活状态,他坦言:“外人记录的藏地,往往反而遮蔽了真相,我渴望用自己的方式讲述真实的藏地藏人。”那么,下面我们从影片的具体文本入手来,一起进入电影《撞死一只羊》的艺术世界,具体考察该影片的独特文化风格与巨大艺术魅力。

    一、源自两部小说的融汇与改编

    当万玛才旦2006年无意间看到次仁罗布的短篇小说《杀手》后,便产生将其拍成电影的想法,在许金晶的《中国独立电影访谈录》中,万玛才旦于2015年就曾经谈到“有一个去年进了釜山电影节“AMP”计划的剧本《杀手》,这个正在筹备之中,希望明年去拍”[1],并且,这一系列的电影都是“以个人表达为主的独立创作”[2],但在具体创作中,因为原著小说仅拥有几千字数,如果拍成电影容量不够,所以,万玛才旦又将自己的小说《撞死一只羊》纳入其中,与《杀手》結合改编,构成了电影《撞死一只羊》。那么,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两部原著的故事梗概。

    《杀手》为藏族作家次仁罗布著名的短篇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复仇的故事,主人公“我”在路途上搭载了一位同行的旅人,并在攀谈中得知他是一位杀手,正在去往替父报仇的途中,“我”在之后的返程途中,出于对杀手的关心,好奇地向茶馆姑娘、羊倌等人打听杀手是否顺利复仇的消息,并得知杀手见到仇人年老体衰、苍老无比后宽恕的离去。而后,“我”却在自己的梦中替杀手杀死了他的仇人玛扎。[3]

    《撞死了一只羊》则来自同是藏族作家兼导演万玛才旦的短篇小说,与其说是一个故事,不如说整部作品仅涉及到一个情节的简单描述:一位藏族司机因无意撞死一头羊,出于良心的不安与虔诚的个人信仰他把死羊送去寺庙超度,在这一过程中与乞丐、肉贩、僧人展开了大篇幅的对话,在超度完羊之后他完成心灵的救赎放下内心的负罪感,又继续投入到日常世俗的常态生活中——去肉铺买了半扇羊肉送给自己的情人。[4]

    作为藏族作家,他们在藏文化叙事中,都有惊人的相似,都把看似简单的情节,刻画得非常纯粹,充满了那种独特的充满温情的日常,却在平凡中透着来自地域独特叙事的神秘感同时蕴含着丰富的哲理性。在影片中,两部文学作品交融在一起,作为影片的两条故事主线同时进行,为了保持故事的完整性,导演通过把小说《撞死一只羊》中的主人公“我”化身为《杀手》中的司机“我”,使得两个故事巧妙交汇,杀手与司机这两位主人公的命运也就产生了深刻的联系,在经历公路上的邂逅与交流之后,这看似毫无关联的两人重新踏上各自人生应有的轨迹,他们并没有再次相聚,然而他们却彼此心系对方,并且在电影空间的表现下,神奇的如镜像般于不同时间汇合于同一空间,他们坐在同样的位置、神情、语言是如此的相似,正如两位作家万玛才旦与次仁罗布在创作理念中的精神契合点一致一般,最终,这两部小说通过两位主人公——司机替杀手杀死仇人的梦中得以心灵上的交汇[5]。从此,两个故事完成了精彩的结合,精神境界与美学意蕴都达到了崇高与优美的统一,两部作品从此拥有了1+1>2的更深层次的意义。

    二、荒诞与日常的叙事风格

    这是个浓墨重彩的故事,在影片画面中,当来自两部作品的两位主人公带着满身的尘土与伤痛的过往,心存执念地行进在荒芜的可可西里,在掠过大群秃鹫镜头的渲染下,这部充斥着死亡、复仇、荒凉等元素的影片自然而然就显露出它的黑暗基调。然而,黑暗的底色中又透着荒诞的幽默,这种荒诞的加入无疑增添了影片中浓重的色彩,形成了非同寻常的色彩指向,它充满了厚重的神圣感,同时又在不经意间营造出神秘感。在这里,文学作品与艺术形式得以呼应,故事在黑色基调中进行,导演把自己所看、所想、所感构成故事,把大量的象征、隐喻成分穿插在影片之中,加上许多微妙的幽默,信息缺失的大量运用、人物的反转塑造等等来制造出戏剧性的效果与陌生化和恍惚感,从而这个故事便拥有寓言式现实主义色彩。同时,它又是带有现实主义色彩的寓言,于是在这种庄严与荒诞的对峙中,作品的魔幻现实主义立场十分鲜明,加之这是一部藏语电影,寺庙、转经、藏民等的场景也为影片加入了浓重的神秘之感与独特的属地色彩。

    我们来看影片中的叙事表达——司机无意间撞死的一头羊,怀着满心的愧疚把流着鲜血的亡羊扛上车,却去了一趟肉铺询价,在观众以为他要卖羊之时,他却把羊带去寺庙请求僧人超度它,并按在肉铺询问得知的一头羊的价格给了僧人作为超度的费用,并为亡羊举行了天葬,以求达到内心的释然。诡异的是,他又去了肉铺,买下半扇羊送给情人并在梦中替杀手杀死了他的仇人。如此充满荒诞情节被安排在藏地这样一个宏大的背景画面中呈现,没有曲折的故事,只有离奇的情节,行为的处理也显得不合常理、令人匪夷所思。而接下来的故事中,这位一脸苦相、饱经沧桑、数十年如一日把复仇大业作为自己使命的杀手,在苦苦寻找到仇人之时并没有欣喜若狂地执行自己的人生计划,而是痛哭着放弃了自己视为神圣的复仇。最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司机这样一个萍水相逢的人生过客,竟然又在梦中替杀手杀死了他的复仇对象……这样的剧情反转的情节设定充满了荒诞的气息,荒诞书写贯穿了整个电影,构成了该片主题的内涵,与故事情节、背景、主题构成了这个外在故事的荒诞性。

    所谓“荒诞”,源自于拉丁语“absurdus”,意为“悖理、刺耳”一开始只是运用在音乐领域,指不和谐的声音,后渐渐演变为“不合道理和常规”,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对“荒诞”解释是“极不真实,极部近情理”。早在20世纪50年代,法国剧作家尤奈斯库的作品《秃头歌女》的上演就引起轰动,“标志着荒诞戏剧的诞生”[6],从此为“荒诞”被赋予真正的哲学意味,把它作为世界、人生和戏剧的本体来理解,尤奈斯库认为:“在这样一个现在看起来都是幻觉和虚假的世界里,存在的事实让我们惊讶……既然一切事物都变得无关紧要,那么,除了使人付之一笑外,还能剩下什么可能出现呢?”[7]在《美学导论》中作者则认为:“荒诞作为美感经验并不是只具有这种消极的否定意义,它同时也是一种意识唤醒……因此,人应当正视自己的荒诞,他应该本真地活着,应该常怀焦虑、恶心和畏惧,自由而荒诞地在世,就像被罚推动巨石的西西弗,他正是通过正视荒诞来征服自己的命运的。”[8]所以,我们可以把荒诞感视为是人类世界中存在的一种永恒的情绪表达,导演万玛才旦曾说,“我对这个世界的整体认识,可能就是一种荒诞和无常的感受”[9],这种感受更多的来自于作者对于现实的感受和生活体验,并通过电影的方式以现代派艺术形式呈现,正是因为这种荒诞叙事的日常表达,作品并没有像大多数影片一样,着力于对异域文化的神秘与神圣有着更多的探究与渲染,这种荒诞与无常的表达方式是以平静的渐进展开,没有急于想要表达主题的功利性与目的性。

    同时,导演把自己极简的写作风格同样代入电影,表现得很日常,那些颇具神秘感的景色与镜头并没有成为故事的附庸,他所表现的都是我们普通人可以体味的日常,表述的内容无非是藏民生活中非常平常与琐碎的片段。例如,僧人在替羊超度后向司机建议:“羊已经超度完了,你就带回去吃吧。”这样大量的日常化、世俗化的表达冲淡了影片中的沉重与黑暗从而产生一种从容与超脱的轻快感。这样的创作内涵是隐郁在日常化的荒诞感中,黑色与荒诞的只是表面的呈现,荒诞的常态下讨论的实则是一种日常化书写、一种对神圣化与盲目的反对、一种关于人物内心精神世界的探讨,我们能从作品平常化的荒诞表达中体味到不一样的意蕴,即是真善美的自然融合,一切都那么自然、那么平淡、那么纯粹,人的灵与魂在这里得以无限的净化与升华,以一种朴素而隽永的力量存在并持续下去。

    三、“释放”与救赎的主题表达

    在影片中,导演万玛才旦对这两部作品的两位主人公进行了再次塑造——司机金巴拥有粗犷的外表、放荡不羁的性格、言语上有些粗鲁,然而他是一个内心柔弱、充满温暖的人,在途中他主动搭载同路的杀手,分别后仍然关心他的“使命”是否得以成功。杀手却是一个冷静的、瘦弱的、似乎不堪重负却固执的在复仇之路上行走多年的人。他们同名为“金巴”,一个杀手金巴、一个司机金巴,这两个金巴都是一个孤独的人,司机金巴妻子早逝,曾有一个相依为命的女儿,却背着他与他英俊的徒弟离家出走,在影片中成为始终悬挂在车头的黑白照片。杀手金巴则被描述为一个沉浸在自我世界中,形单影只、苦苦找寻仇人十几年、视复仇为自己终身使命的流浪汉。万玛才旦认为:“人在执念中产生孤独。”[10]这两个孤独的人,其实境遇是相仿的,也许只有孤独的人才能做到如此的纯粹与执着,存在主义先驱里尔克提出“孤独”是人存在的基本状态,这两位漂泊者行走在孤独、荒无人烟的旅途中,面临的个体与世界隔绝的生存境遇,独自体味着各自独特的经验感知,他们能够相互理解对方的世界,在精神世界中更易产生共鸣,一定程度上说,孤独构成两人之间互通的桥梁,这两位“无根”的漂泊者在精神沟通上彼此演变为通往心灵栖息之地的唯一路径,孤独压抑的灵魂得以相互慰藉,然而,两人经历了短暂的相聚后,仍然独自上路重新回到自己的人生轨道,从此分道扬镳,孤独是永恒的归宿,这是人类普遍的生存状态。在这里,如导演万玛才旦所言,故事更多的只是讲述个人的自身处境,而與宗教、与民族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可以理解为,“孤独”是万玛才旦对主人公个人乃至于人类世界这种普遍生活状态的一种曲折表达。

    王家卫评价“这个时代需要英雄,也需要信仰”,或许,这是对同时期上演的《复仇者联盟4》的一个回应,但观众更倾向于把它理解为——这是一个讲述信仰的故事,两位金巴的名字都为活佛所赐,他们都有着自己坚定是信仰,比如:轮回、平等的观念。

    藏传佛教思想中“因果报应”“六道轮回”所具备的观念是深深根植与藏人心中的,它几乎可以代表一种普遍的藏民价值观。我们来看故事的结构,轮回的概念体现在电影的方方面面,这个改编过的剧本,在文本构成上本身就是由一个首位相接的故事形成的叙事圆圈,一定程度上来说,这个文本就是一个轮回,而故事阐述的主人公——两位金巴,则又构成了一个轮回,导演表示“两个人物、两面镜子、互相照看自己,好像一个人的两面,彼此完成彼此的心路历程,我觉得可能这样更有意思”,于是在这部拥有回忆、真实与梦境的三种时空的设定的影片中,这两位镜面互补的人物在这个超现实主义的故事中变成了一部关于自我轮回的寓言。除此而外,很多情节中也反复出现轮回的意向,这些轮回构成了一种生命哲学,表达着人类乃至整个世界日复一日、一代又一代的复制过去。当然,轮回中展现中同样体现了导演万玛才旦更新的展望,那就是杀手并没有杀死仇人而是通过司机金巴在梦中替杀手金巴复了仇,我们可以理解为这种康巴地区独有复仇传统在故事中并没有传承下去进入下一个无休无止的悲剧轮回,仇人年幼的孩子象征着一个充满着美好的希翼和未来。

    尕藏加在《藏区宗教文化生态》中,对藏区的这种对生命的平等意识作了详细阐述,他指出:“藏人主要从六道轮回的角度,去领会普度众生的含义……因此,藏族人还常常想象所有的众生都曾是自己的父母、兄弟和姐妹,从而想念他们的恩惠并决心报答这些恩德,这就是藏族人普遍具有大慈大悲的思想基础和行为动机。有了这种大慈大悲的心怀,才对一切众生,包括所有动物,产生一种一视同仁的平等观念,觉得人与动物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11]所以,在影片中人、羊、秃鹫都被视作同样的平等,这样就取得一个平衡点,故事才能顺利开展下去,因为司机怀着对生灵的敬畏和愧疚把亡羊送去超度、并认为“万物有灵”“赔偿命价”,正是因为这种普遍的生命观与根深蒂固的信仰,我们才能够看到这样的画面——在为亡羊举行天葬的场景中,镜头从秃鹫群中穿过,秃鹫并没有展翅离开而是不紧不慢、毫无慌张感的继续分食亡羊,相信看到这个场景时观众是震撼的,人与动物的和谐共处,是那么自然、那么真诚,毫无违和感,电影不经意间展示出的这些生灵之间的平等意识,为电影带来一丝温暖的基调,也使得电影的整体画面营造出一种稳定的艺术美感,从这种生态的平衡中出折射藏地电影中充满地域特色的文化信仰并展现了平等、和谐的人生态度。

    万玛才旦自己也曾表示,“金巴”在藏语中具特殊意义,金巴可解释为施舍之意。影片中,两个故事重叠,两位同样名为金巴的人从各自不同的人生道路走到了一起,自卡车上有了交集,他们的命运就紧紧联系到了一起,亦可以说,两位金巴本就是镜像的彼此,他们一个是背负沉重复仇使命,十几年磨一剑的杀手。一个是怀有悲天悯人情怀的甚至坚持要把自己无意间撞死的一只羊送到寺庙念经超度的普通司机,然而,这个故事的最后,杀手最后宽恕了仇人,司机却在梦中化身为杀手替杀手报了仇。万玛才旦解释道:“施舍是建立在慈悲的基础上,你是需要爱的,有爱你才有可能施舍。”司机撞死了一只羊,他因为“万物有灵”的慈悲心怀要去超度羊;在杀手即将可以实现复仇计划之时,因为看到仇人的煎熬、衰老及他年幼的儿子,杀手约束了自己、宽恕了仇人,这也是慈悲;导演把他创作初衷解释为:“这是一个放下和解脱的故事,司机金巴在梦中杀人体现一种更大的慈悲,他解脱了杀手和玛扎。”在影片中,最后司机金巴通过在梦中替杀手杀了仇人,让杀手获得真正的解脱和放下,这是最大的慈悲。

    观众终于找到了影片真正想要的表达——救赎。救赎是相互的,在这个意味深长的梦中,心存巨大善念的司机金巴与杀手金巴在感情上都得以宣泄,同时完成了救赎与自我救赎,在彼此拯救的过程中找寻到超脱的出口,这样便把故事推向一个更为深入的境界。万玛才旦通过探讨人的困境与更深层次的精神救赎与释放,真正想表达的是具体的“人”,而人参与救赎的动力归根结底来自于大慈大悲的胸怀、来自于虔诚的人生信仰,同时,救赎别人也是完成自我救赎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作者表达着自己对人性探讨与对关怀,前面一系列的铺垫叙事更加具体的指向个人。

    不难从故事充满信仰与荒诞的对峙中,寻找到两位金巴同样的精神契合点,他们仿佛镜像的彼此,他们同样的孤独、对于自己的信仰同样的虔诚、他们都同样陷入自己的困境中,然而,当司机金巴在梦中替杀手金巴复仇后,他们内心因为此,获得到了真正的救赎与释放。在影片的结尾,场景当司机金巴筋疲力尽的换完轮胎昏昏欲睡时,镜头里缓缓起身映现出来的却是杀手金巴的身影,这隐喻着通过梦境的宣泄,两位金巴达到了内心的平衡、真正的合二为一,完了救赎,终于获得解脱,这与影片开篇中的一句藏语谚语形成呼应——“如果我告诉你我的梦,也许你会遗忘它,如果我让你进入我的梦,那也会成为你的梦。”

    参考文献:

    [1][2]许金晶.中国独立电影访谈录[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193.

    [3]次仁罗布.杀手[ J ].西藏文学,2006(4):4-9.

    [4]万玛才旦.撞死了一只羊[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8.

    [5]韩春萍.论万玛才旦小说的“意象对话”与诗性思维[ J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4):173.

    [6]黎躍进.西方文学稿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104

    [7]尤奈斯库.起点[M]//外国现代剧作家论剧作.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169.

    [8]刘茂平,李珊编.美学导论[M].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2014:116.

    [9][10]万玛才旦.撞死了一只羊[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8:195,201.

    [11]尕藏加.藏区宗教文化生态[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