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英模·国家：《今天我休息》和《五朵金花》的歌颂型喜剧研究
王萌
1959年，由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摄制的《今天我休息》和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的《五朵金花》两部电影，同时出现在观众的视野中，此时正值新中国建国十周年，大跃进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展开。不同于1956年“双百方针”政策刚刚出台时所出现的《新局长到来之前》（1956）、《不拘小节的人》（1956）、《未完成的喜剧》（1957）等“讽刺喜剧”的创作，这两部电影一改讽刺官僚主义、揭示人民内部矛盾的创作思路，转而在影片中着重塑造了英雄模范人物，其歌颂为主、轻松愉悦的喜剧风格深受观众欢迎。在1960年关于喜剧电影的讨论中，这两部影片也被归类为“歌颂型喜剧”[1]。更为重要的是，这两部影片中展现了“社会主义爱情”的典范，与1949年以来新中国电影展现新思想、新文化的要求相契合。本文以《今天我休息》和《五朵金花》这两部歌颂型喜剧为例，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探讨其所讲述的社会主义爱情故事，以“寻偶”为主题的爱情喜剧是怎样服务于当时的国家话语的。
一、纯粹、忠诚与社会主义爱情故事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以表现“工农兵”、服务人民与新政权的电影政策指导下，爱情主题与喜剧类型一度成为电影人不愿触碰的禁区。“双百方针”后，爱情与喜剧相结合的创作才重新走进观众的视野。1957年1月，陈沂提出：“我不是说不要写爱情，甚至于着重写爱情，我都赞成，写好了我想人民也想看、愿看，问题在于是否符合今天人民（而不是一些小资产阶级，或者根本没有经过任何艰苦奋斗的人）的现实情况……所以所谓描写爱情绝不能空喊，要有社会基础……”[2]在爱情故事中加入政治诉求成为当时电影的一种策略。然而，1958年康生在文化部召开的故事片厂长座谈会上点名批判的影片《青春的脚步》《花好月圆》《寻爱记》[3]涉及到婚外情、三角恋以及爱慕虚荣的男女主人公，这些内容与当时鼓励生产、弘扬社会主义正能量的价值观的主流意识形态相悖。在1958—1959年所产生的喜剧电影中也创作出了很多与爱情相关的喜剧作品，比如《金铃记》《布谷鸟又叫了》《万紫千红总是春》等等，这几部影片将大跃进的建设作为主要目标，刻意的说教色彩并不符合献礼片的要求。
《今天我休息》和《五朵金花》则开始了全新的探索。这两部影片不再将大跃进中的建设作为故事设置的目标，而是在影片开头和结尾以“寻偶”作为叙事目标，大跃进运动作为背景放在每一个情节中，影片的重点不在于表现男女主人公相识、相恋、相爱的过程，仅仅在开头和结尾交代两人相親或确定恋爱关系的事实，这样削弱了在日常生活中产生情愫的世俗爱情，将情感上升到一种纯粹理想化精神境界，两个人是因为崇高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理想而相爱，集体利益放置在个人利益之前。尽管两部影片的男主人公马天民与阿鹏分别在“寻偶”的过程中经历种种困难和误会，但男女主人公都对彼此保持了高度的忠诚。这样，歌颂型喜剧中展现了社会主义的理想爱情。《今天我休息》中马天民的一再失约和《五朵金花》中阿鹏的一再找错人，观众揪心的不再是大跃进的任务如何完成，男女主角是否能够再次相遇成为观众观看的重点，两部影片中男主角助人为乐的事件延迟了观众的满足[4]，对于青年男女爱情的大团圆结局也更喜出望外。这样的处理方式与同时期出现的其他涉及爱情主题的喜剧相比，削弱了电影的说教性，增强了影片的趣味性。这两部对社会主义爱情故事打造的影片，也使其与好莱坞喜剧传统、新中国成立之前的“风俗喜剧”探索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双百方针”政策下的喜剧创作有了彻底的区别。
二、英模形象的塑造与择偶观
新中国成立初期，电影作品中要求表现工农兵，展现新中国的时代风貌，电影人因此创作出了与时代要求相符合的英雄形象。陈犀禾认为十七年时期“革命战争题材电影”“革命建设题材电影”两种类型的影片逐渐发展并占据了中国电影的主流[5]，笔者在这里延续这个思路，划分出相对应的英雄形象，即，在革命战争中敢于反抗、觉醒、革命的英雄，新中国建设时期的英雄模范，以及女性英雄形象。
《今天我休息》和《五朵金花》两部电影塑造了为新中国建设的英雄模范。马天民和阿鹏两个男主人公，担当了为人民服务、建设社会主义的典范，他们乐于助人、勤劳勇敢、有勇有谋。《今天我休息》中马天民值完夜班，准备开始周末生活——与刘萍相亲，却因为为国建设的心态只为帮助他人而牺牲了休息时间。同时，影片对马天民助人为乐的奉献精神进行了奖励，由于他为人正直实在，所长夫人将同事刘萍介绍给他，邻居的婆婆知道他忙总是帮他洗衣服，理发店的王师傅舍弃吃饭时间和休息时间只为了给他理发。马天民在与刘萍相亲几近失败时，是刘萍父亲的出现挽救了相亲结局，刘萍父亲正是马天民帮助过的老人，他连续说出几个“好”表达了对马天民的认可，进而得到刘萍的认可。更有深意的是，影片中邻居的对话告知观众马天民的前史——解放前与父亲一起在上海当车夫，新中国成立后才当上警察过上了“好日子”，言外之意在于新的国家塑造了新的马天民，新旧社会的人物形象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影片《五朵金花》中，阿鹏与金花的相识是因为阿鹏帮助金花和姐妹们修好了马车，在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同志遇到赶车的困难时，阿鹏出手相助;在炼钢厂金花被困时，阿鹏也第一时间进行了救助。在阿鹏寻找金花的过程中，遇见积肥劳模金花、畜牧厂金花、炼铁厂金花、拖拉机手金花，都是为国家做贡献的劳动者。与《今天我休息》一样，影片中对于阿鹏的奉献也给予了奖励。在三月街的赛马比赛中，阿鹏尽管因修车迟到，但因为“车技”高超赢得比赛，同时赢得金花的芳心;在他踏遍苍山洱海寻找金花的过程中，也在长影厂同志、爱管闲事的大叔以及炼钢厂金花的帮助下找到金花，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两部影片塑造了全民皆为“英雄劳模”的理想社会。与喜剧影片《万紫千红总是春》《金铃记》《布谷鸟又叫了》《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不同，在这两部影片中均没有出现人民内部矛盾，影片着力表现对全民的歌颂。“这两部喜剧片在现实生活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并不是偶然的。《五朵金花》在云南大理县白族地区映出后，该地区以金花作为学习榜样，掀起了‘万朵金花运动，起了很大作用;《今天我休息》在上海公安部门‘爱民月期间放映时，也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许多民警纷纷表示要向马天民学习。可见，喜剧中的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同样能够对人们发生巨大的影响。对于喜剧中的这个新品种，我们必须予以足够的重视，使它能够茁壮地成长起来。”[6]由此可以看到《今天我休息》和《五朵金花》这两部歌颂型喜剧电影对于观众的实际影响。
对于劳模典范马天民和阿鹏，影片也最终给予奖励。在“寻偶”过程中，尽管经历了各种困难，但是在助人过程中也得到别人的帮助，最终在别人的帮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而两个女主人公刘萍和金花对于马天民和阿鹏的满意也不是因为他们在私人感情中的付出，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一心为国的品质和为人民奉献的精神。银幕上的社会主义英雄劳模也对银幕外的观众形成影响，引起观众的广泛学习和模仿。
三、错位、误会与观众的延迟满足
在《今天我休息》和《五朵金花》这两部歌颂型喜剧中，大量使用错位与误会的方式造成喜剧效果。在前文中已经提到，这部影片将“寻偶”作为影片的目标，那么，男女主人公是否能够成功见面就成为观众关注的焦点。两部影片不断在“制造障碍—解决障碍”，使得影片节奏张弛有度，小的障碍完成之后，又马上回到“寻偶”的主题，使得观众处于小满足与终极满足之间，最后圆满的结局让人喜出望外。《今天我休息》中，刘萍与马天民见面的地点也因马天民的助人为乐发生了三次变更，马天民与刘萍能否相亲成功这条线索一直牵动着观众的心。在马天民终于到达刘萍家时，两人之间的误会不断积累，直到刘萍父亲的出现，为马天民“正名”，两人最终相亲成功。罗爱兰是唯一一个不讨喜的人物，骑自行车在马路上横冲直撞，在自行车坏掉后催马天民赶快帮忙，而在影片的高潮部分，马天民带着钱包在宾馆找到罗爱兰时，他头顶毛巾与马天民问答，在马天民将钱包交给罗爱兰的时候，罗爱兰兴奋地摘下头顶的毛巾。罗爱兰摘下毛巾的细节与他的女性名字让观众不禁发笑。
《五朵金花》这部影片，阿鹏与金花相识于大理一年一度的三月街集市，相约一年后相见。阿鹏踏遍苍山寻找金花，由于叫金花的名字太多，阿鹏在听说河里的人是金花时，一头扎进河里，见到的却是“积肥金花”;路途听说“金花”在畜牧场，阿鹏和长春电影厂两位采风人员跑到畜牧场却发现是“畜牧场金花”;之后又碰到炼铁厂金花。在影片高潮，拖拉机手金花结婚的一场戏中，“拖拉机手金花”腰间的腰带使得长春电影制片厂的采风人员认为这与阿鹏的腰带一样，误以为这就是阿鹏要找的金花，于是百般劝说阿鹏不要参加婚礼。在婚礼上，副社长金花正在敬酒时被阿鹏看到，他以为副社长金花背叛了自己的爱情，于是决心全心投入国家建设。副社长金花的爷爷一方却以为阿鹏与炼铁厂金花相爱，气愤地将阿鹏送与副社长金花的刀还与阿鹏，这成为误会解开的关键。最终阿鹏与自己的爱人相会于三月街。影片中错位与误会的设定吊足了观众的胃口，情节的解开满足了观众对大团圆结局的接受。两部影片在每个叙事段落都加入错位与误会的设置，极大地调动了观众的观影兴趣。
在两部作品中，都将观众放在全知视角的位置，男女主人公处则于不知情的位置，男女主人公之间的误会和错位使观众倍感焦灼，结尾谜团解开时才使观众满意，由此牵动了观众的情绪实现喜剧效果。
四、与国家话语的契合
《今天我休息》是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制作，《五朵金花》是长春电影制片厂制作，但是影片内容与叙事机制却非常相似。这两部影片分属不同的创作团队，显然这能用西方的“作者理论”去解释。1957年文化部向中宣部和中共中央呈送的《文化部党组织关于改进电影制片厂工作若干问题的报告》中称：“目前电影制片工作还存在严重的缺点，其中最主要的缺点是：影片数量不多，质量不高;管理制度過分集中，审查层次过多、过严，影响创作人员积极性;有些创作人员（如演员）尚有积压的情况。”[7]并且提出将权力下放，实行导演为主的“三自一中心”制度，但事实上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新中国电影生产制作权力集中的状况。这样，便可理解《今天我休息》与《五朵金花》两部“社会主义爱情喜剧”的同年出现，以及在内容上的高度相似。以此，将两部影片放在一起进行探讨以窥影片背后的生产体系与国家政策以及这两部影片怎样服务于国家话语。
国家政策的引导直接催生了这两部电影。1958年《青春的脚步》《球场休息》《花好月圆》《牧人之子》《地下尖兵》《寻爱记》等影片在“拔白旗”运动中受到点名批评。同年《文化部关于促进影片繁荣发展的决定》中明确要求“影片要反映大跃进时代”，要求充分发挥创作人员的积极性，鼓励题材、形式、风格的多样化。[8]在旧的喜剧创作路子不能实现政治正确与新时局新要求的背景下，进行题材创新成为了电影工作者的必然选择。
1958年4月18日，周恩来总理在文化部召开的故事片厂长座谈会上说：“我最近看了四部片子（《寻爱记》《幸福》《凤凰之歌》《乘风破浪》），加上今天看的（《上海姑娘》）共五部，看后感觉到很别扭。听说康生同志去东北时看了几部片子也有些意见，有些看法我和他的意见差不多。我想如果目前不能上产好的故事片子，是否多拍些纪录片，纪录片倒可以反映生机勃勃的时代面貌，可以满足观众，也可以满足教育创作人员。”[9]不久，“艺术性纪录片”这一概念产生，在传达过程中被传达为“纪录性艺术片”，要求在内容上表现大跃进运动，仅1958年“纪录性艺术片”的产量高达49部。而《今天我休息》这部歌颂型喜剧的创作初衷也正是拍一部“纪录性艺术片”。编剧李天济回忆：“去年八月底吧，我们海燕厂领导，给了我写一部纪录性艺术片的任务。在接触生活，采访材料的过程中，从第二商业局系统，到市公安局、区局、派出所……看到许多先进的人、先进的事迹，真是动人心弦……不断大跃进的形势，一日千里的变化，既表现在我们社会主义工农业的建设上，又表现在我们建设者的道德、精神、风格上。这次工作大大地教育、提高了我，尽管写的还贫弱幼稚，可是，是用了全部精力来歌颂的。”[10]这样，影片的素材奠定了影片以歌颂为主的整体基调，《今天我休息》的成片中，通过男主角马天民密集地进行助人为乐完成叙事，如马天民救下的小猪是人民公社的小猪;马天民将低血糖的小朋友送到医院，小朋友的父亲正在为祖国的炼钢事业做贡献，这些都与陈荒煤所提出的电影题材相契合。李天济将先进素材进行整合，影片已经不在是完成一部“纪录性艺术片”的创作，改良后轻松愉悦的爱情喜剧比简单的说教方式更好地完成了政治任务。
《五朵金花》这部反映白族青年男女相恋的建国十周年献礼片正是在周恩来总理的指导下完成的，在审阅过《钢铁世家》《万紫千红总是春》等影片后，他对于当时电影界政治口号太多、缺乏电影的美感和缺乏轻松愉悦的状况深为不满，并且提出希望这部影片能够走出国门，于是与夏衍谈话，是否可以创作一部反映云南生活的轻松愉悦的喜剧片。[11]周恩来总理意识到强硬的说教在当时复杂的政治情况下或适得其反，民族问题需要另外一套言说方式。而在影片之外，编剧赵季康、王公浦夫妇临危受命，也只用了不到一周时间就完成《五朵金花》的剧本创作，剧本文本与创作同时与大跃进时代主题呼应。[12]《五朵金花》作为建国十周年的献礼片在1959年的出现并非偶然，它符合当时对电影创作少数民族题材影片的要求，并由国家领导人亲自指导创作，影片中大理的白族青年男女热切投入到大跃进运动中去对于人民维护国家稳定、民族统一起到重要作用。
《今天我休息》和《五朵金花》两部歌颂型喜剧众多人物的出场以及情节安排与大跃进“多快好省”的口号相一致，从而完成了国家话语的言说。两部影片都以“寻偶”为主要目的，在“寻偶”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阻碍却可以划分单个存在又相互有联系的小品式段落。通过对这两部影片进行文本细读，《今天我休息》这部影片中，民警马天民被安排与邮递员劉萍见面相亲，见面事宜频频受阻，其中经历了骑自行车不守规矩的青年罗爱兰、将邻居小孩送急诊、帮助邻居修烟囱、邻居阿姨帮马天民洗衣服、下河里救下公社的小猪、帮助老爷爷找到第三炼铁厂、将钱包归还罗爱兰、理发店师傅等等片段，最后终于与相亲对象刘萍见面。在《五朵金花》剧本创作之初，最初的创作为“七朵金花”最后删减为“五朵金花”，众多人物与电影叙事段落的设置，加快了影片的叙事节奏，正如《今天我休息》中罗爱兰钱包里夹着的电报所写的“快快快”，两部电影均在寻找爱人的终极目标与每个情节目标中形成了暗合的一致性——严肃紧张团结活泼地实现每一个小目标。电影情节的设置与大跃进的时代主题形成紧密的契合，在这样快节奏的情节当中引导观众观看，得到观众认同。
在《今天我休息》和《五朵金花》两部影片中反复出现的标语、口号、人物身份强化了大跃进的政治主题。在《今天我休息》中，马天民准备救小猪跑向河边的路上“大跃进万岁”的红色符码映入眼帘，邮递员刘萍手里一封封信的特写镜头以及在等待马天民的过程中生怕第一天送信的同事送错信，罗爱兰的采购员身份着急办事是为厂里省钱，生病的花花的爸爸正是炼钢厂的职工等，这些情节中出现的红色钢炉的背景影像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同样，在《五朵金花》中，炼钢厂背景的条幅中出现的标语“谁是英雄谁好汉炼钢炉旁比比看”引出当时大炼钢铁的真实历史背景，在五个名叫金花的女性背后“公社副社长”“积肥模范”“畜牧场劳动者”“拖拉机手”“炼钢厂职工”的社会身份以符码的方式不断出现在影片当中，强化了大跃进运动的概念。电影中人物身份的出现均与时代主题无限贴近，如同现如今的产品广告一样通过反复的、不断出现的形式以达到观众认同。
在《今天我休息》和《五朵金花》中所展现出的“社会主义爱情故事”并不是两个创作团队一开始的初衷，在影片中反映时代特征，如大跃进运动、国家发展与少数民族团结才是需要去完成的创作任务。这里也不难理解影片只设计了男女主人公仅在开头和结尾出现的设置。
结语
一种电影类型电影的产生往往与当时的国家政策、经济发展、文化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今天我休息》与《五朵金花》两部影片中所展现出的社会主义爱情故事塑造了新国家、新政权、新人民、新爱情以及一套新的择偶观念，仅存在于影片开头结尾佳人相会的模式颠覆了1958—1959年喜剧电影中对爱情情节线索的设置，影片的目的并不在于表现情深意重、儿女情长，而是以“寻偶”作为目标，营造了一种纯粹的建设国家、为集体服务、大公无私的英模人物所拥有的精神恋爱。开头的“寻偶”悬念极大地调动了观众的观看兴趣。在建国十周年的时间节点，“双百方针”以及大跃进运动多重政治引导使得电影发展取得短暂的繁荣，电影工作者意识到创作出符合当时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电影类型的必要性，这两部影片均与国家的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五朵金花》甚至是在国家领导人周恩来亲自引导的基础上创作完成的，领导人的介入使得电影在政治表达上绝对正确，对于观众参与社会主义建设，发扬无私奉献的精神进行了积极的引导。两部影片均体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要求创作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艺观。与同时期的喜剧电影相比，这两部电影在完成政治任务的同时不失娱乐性。在影片中不以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作为冲突，而是以巧合、误会的形式产生喜剧效果，对好人好事的奖励也引起观众的模仿。歌颂型喜剧的创作开创了中国喜剧电影的新类型，其寓教于乐的形式为当下电影提供了新的思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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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英进.作为本土软实力的歌颂性喜剧——《今天我休息》中生命政治的自我塑造[ J ].文艺研究，2018，No.316（06）：27-36.
[5]陈犀禾、鲜佳.十七年时期中国电影中的国家理论和国家形象研究[ J ].当代电影，2019（5）：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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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关于提高艺术质量的报告——1959年7月电影局召开故事片厂会议材料之一（节录）选自文化部存档资料[C]//吴迪（启之）主编.中国电影研究资料（1949-1979）中卷.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271.
[9]周恩来.在制片厂厂长座谈会上的讲话纪要——1958年5月在长春召开的三厂电影跃进会材料之一[C]//吴迪（启之）主编.中国电影研究资料（1949-1979）中卷.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185.
[10]李天济.要学习、要歌颂——写作《今天我休息》的感受[N].文汇报，1960-01-15.
[11]袁成亮.电影《五朵金花》诞生记[N].党史文汇，2006-03-12.
[12]刘连.《五朵金花》的诞生与悲惨命运[ J ].传承，2010（07）.
【作者简介】? 王 萌，女，山西晋城人，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电影史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