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额贷款公司风险承担与社会绩效
范亚辰 何广文 杨虎锋
摘 要： 从融资约束的视角出发，利用全国407家小额贷款公司2011—2016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通过构建联立方程模型，实证研究了小额贷款公司风险承担与社会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融资约束的影响下，小额贷款公司社会绩效会提高风险承担水平，管理者需要在降低风险承担和提高社会绩效之间进行权衡；融资约束能有效降低小额贷款公司风险承担水平，实现监管部门目标，但是以牺牲社会绩效为代价；融资约束有助于促进小额贷款公司解决县域内微小企业和农村大户的贷款难题，提升了社会绩效。
关键词：融资约束；风险承担；社会绩效；联立方程
中图分类号： F832-3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055X（2018）05-0071-11
doi：10-19366/j-cnki-1009-055X-2018-05-008
一、前 言
作为我国数量最多的微型金融机构，小额贷款公司是我国普惠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兼顾为贫困人群提供可负担的金融服务（以下简称“社会绩效”）和保持机构财务可持续（以下简称“财务绩效”）等多重经营目标（Morduch，1999；张正平，2011）[1，2]。从2008年全面试点开始，我国小额贷款公司飞速发展，有效地拓展了普惠金融体系的覆盖面。但在发展过程中，小额贷款公司也存在诸多问题，如融资渠道狭窄、经营风险较高、贷款金额趋大化等。特别是近年来部分小额贷款公司不良贷款率不断攀升，甚至导致企业破产倒闭，引起政府部门对其风险状况的密切关注。政府部门的关注点主要有两个：一是部分小额贷款公司存在非法暴力催债现象，影响社会治安和稳定；二是小额贷款公司的风险可能通过资金链条传染到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造成系统性金融风险和损失。因此，银监会采用多种“类审慎监管”方式监管小额贷款公司经营风险，并将之与正规银行体系隔离。如银监会在《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银监发[2008]23号）中规定，“小额贷款公司只能从不超过两个银行业金融机构融入资金，融资余额不能超过资本净额的50%”，直接监管其融资杠杆；同时还通过对银行进行风险提示等方式①参见银监办发[2013]131号文《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防范外部风险传染的通知》。，对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杠杆进行间接监管，强化了小额贷款公司面临的融资约束，进一步控制其风险延伸到正规银行体系的风险。但作为承担经营风险的金融机构，融资约束对其风险承担的影响势必会改变小额贷款公司的经营选择，进而影响到社会绩效目标的实现，而社会绩效的变化又会对其风险承担产生反作用。
因此，有必要探究几个问题：融资杠杆监管所带来的融资约束对小额贷款公司风险承担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能否实现监管部门控制风险的目标？小额贷款公司风险承担的变化又对其社会绩效的实现产生何种影响？社会绩效的变化又会如何影响小额贷款公司的风险承担？
显然，对上述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然而，已有相关研究存在一定的缺陷。胡金焱和梁巧慧（2015）[3]实证检验小额贷款公司社会服务性和资本安全性之间的因果关系，但没有得出显著性结论；张龙耀等（2016）[4]考察了融资杠杆监管对小额贷款公司经营风险的影响，但没有考虑社会績效对两者关系的影响。简言之，暂无文献将融资约束、风险承担与社会绩效三个因素放在同一个框架内进行系统分析，本文力图填补相关研究的空白。
本文利用全国407家公司2011年至2016年的面板数据，基于融资约束的视角，利用联立方程模型对小额贷款公司风险承担和社会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本文可能的创新点在于：第一，利用联立方程研究了风险承担与社会绩效之间的交互关系，克服了以往单方向研究的弊端，增强了研究结论的可信度。第二，基于融资约束的角度研究风险承担与社会绩效的关系，更加符合我国小额贷款公司经营实际，拓展了现有研究视角。
本文余下章节安排为：第二部分为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第三部分为数据来源、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第四部分是小额贷款公司融资约束程度的测量，第五部分是实证检验和结果分析，第六部分是结论与建议。
二、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一）融资约束与风险承担的关系
企业风险承担反映了企业追求利润并为之承担代价的意愿，是企业综合行为的结果。关于融资约束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理论和实证研究存在较大分歧。一些学者认为，企业规模越大、成长性越好，其风险承担能力就越强，整体风险就越小，但融资约束使企业难以筹集足够的生产经营资金，不仅制约了经营规模的扩大，也使企业难以把握成长机会，增大了整体风险（Agarwal and Audretsch，2001；曹献飞和于诚，2015；欧定余和魏聪，2016）[5-7]。但另一些学者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认为，融资约束与企业现金流敏感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有助于提高企业风险承担能力。Almedia（2004）[8]、Han和Qiu（2007）[9]等研究发现，融资约束较高的企业具有显著的预防性动机，会增加企业内部现金及现金资产持有量，可以预防企业现金流风险或其他风险。其次，融资约束会加强企业所有者的风险厌恶倾向，从而降低企业风险承担。根据“堑壕效应”理论，当控股股东能以较少的股份获得更大的控制权时，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程度较大，控股股东会倾向于投资高风险高收益项目，以牺牲中小股东乃至外部债权人的利益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但面临较强的融资约束时，企业的两权分离程度较低，控股股东难以将风险分散给中小股东及外部债权人，导致其风险投资倾向有所减弱（李新春等，2008；白艺昕等，2008；易阳等，2016）[10-12]。此外，根据“代理人风险规避假说”，经理层为了保持自身职位和个人利益最大化，会表现出更多的风险规避行为，倾向于选择谨慎保守的财务决策（Kempf et al-，2007；吴建祥和李秉祥，2017；惠祥等，2017）[13-15]。所以当企业面临融资约束时，经理层具有较强的风险规避动机，从而降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
对于我国小额贷款公司来讲，在实际经营中，较高的融资约束导致其所有者权益占比较大，两权分离程度较低，所有者难以将经营失败的风险转嫁给外部债权人，从而抑制了所有者的风险投资倾向。此外，作为经营风险的金融企业，所有者对整体风险十分关注，且管理层的薪酬等利益也与公司的风险承担水平挂钩。因此，当融资约束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经营造成障碍时，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管理者倾向于将更多的现金或现金等价物留存于企业内部，以预防流动性风险或其他风险（连玉君等，2010）[16]，并且在选择投资项目时主动规避风险，尽可能选择高回报、低风险的投资项目，降低企业的风险水平（胡金焱和梁巧慧，2015）[3]。最后，从企业信贷需求的角度看，由于《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防范外部风险传染的通知》（银监办发[2013]131号）将小额贷款公司作为银行系统主要的外部风险来源，银行业金融机构对小额贷款公司的融资申请变得更加谨慎。因此，对于融资约束程度较高的小额贷款公司而言，必须提高贷款业务质量，降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才能增加外部融资的可能性。
基于此，提出假设1：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条件下，融资约束会抑制小额贷款公司风险承担。
（二）融资约束与社会绩效的关系
作为商业化运营的微型金融机构，小额贷款公司经营者的首要目标是追求更高的利润。但由于融资约束等外部条件的限制，短期内小额贷款公司在既定的资本结构下追求利润最大化，其收入规模是有限的，因此如何降低经营成本是经营者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小额贷款公司降低经营成本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将目标客户转向单位服务成本相对较低的中高端人群，二是创新贷款技术和改善管理水平。由于转移服务目标的调整成本较小，这一方式往往成为经营者的第一选择（李明贤和周孟亮，2010）[17]。但监管部门对公司的小额贷款业务有比例要求，日常监督也愈发严格（冯林等，2015）[18]，并且服务优质客户群体时面临着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激烈竞争，导致小额贷款公司所服务的中高端客户是有限的。在优质客户市场相对饱和的情况下，小额贷款公司仍要面对如何开发“次级客户”市场的问题，所以创新贷款技术和改善管理水平成为小额贷款公司经营者的长期最优选择（杨虎锋和何广文，2012）[19]。这一方式降低了所有客户的单位服务成本，既增加了服务存量客户可获得的利润，还将原本因成本过高被排斥在外的群体纳入服务范围内，扩大了利润来源，在改善了公司财务绩效的同时也提升了社会绩效水平。此外，监管部门通常将小额贷款公司的可用融资额度与社会绩效水平相挂钩（张龙耀等，2016）[4]。小额贷款公司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越高，提高社会绩效所带来的融资边际收益就越高，提高社会绩效的动力也越强。
基于此，提出假设2：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条件下，融资约束会改善小额贷款公司的社会绩效。
（三）风险承担与社会绩效的关系
小额贷款公司作为在县（区）域内经营的微型金融机构，主要在小额信贷市场中开展信贷业务。相较于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小额贷款公司的客户抵押担保能力差，抵押方式多为残值抵押等，抵押物通常也难以变现；且随着信贷技术的革新，小额贷款多以信用贷款、保证贷款等方式发放，但小微客户的经济信息相对不完全、不透明，需要信贷员付出更多的信息甄别成本；相比中高端客户，小微客户的生产经营易受自然风险、市场风险等因素影响，收益波动性较大，具有较强的顺周期性，导致风险爆发具有集中性特点（何广文，1999）[20]。此外，小额贷款公司在客户清偿过程中常被列于銀行等其他债务来源之后，一旦遭遇违约，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清偿。为了弥补高成本和高风险，小额贷款公司通常对客户收取较高的利息，但高利率又可能产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反而增加了企业的风险承担（胡金焱和张强，2017）[21]。因此，基于理性预期理论，小额贷款公司的管理者会考虑到小微客户的特征，以及高利率引发的客户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从而以信贷配给的方式实现对客户的挑选，并且我国小额信贷市场的卖方市场特征也为小额贷款公司谨慎地挑选低风险、高收益的项目提供了可能。所以为了降低风险承担水平，经营者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小额信贷业务或涉农贷款业务占比，增加中高端客户占比。
基于此，提出假设3：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条件下，小额贷款公司社会绩效会提高其风险承担水平。
三、数据来源、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2014年至2016年每年度11～12月对全国小额贷款公司的问卷调查。问卷调查通过中国小额信贷机构联席会向小额贷款公司发放问卷的形式进行，调查对象为已正式对外营业且营业时间超过1年的小额贷款公司，调查内容包括“小额贷款公司治理结构信息、与利益相关者关系情况、业务发展情况和财务情况”，调查时间为包括调查年在内的近5年时间，经营时间不满5年则截止到公司成立年度。三次问卷调查共发放601份调查问卷，全部收回，删去数据缺失和数据重复样本，共获得407家小额贷款公司2011年至2016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共计1 462组年度观测值。
（二）模型设定
从前文分析中可以看出，微型金融机构社会绩效与风险承担之间可能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即社会绩效的提升会提高公司风险承担，但风险承担的提高会改变管理者的风险倾向，从而影响到社会绩效的提升。因此，为了检验微型金融机构社会绩效和风险承担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构建联立方程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三）变量选择
1.风险承担的代理变量
2.社会绩效指标
在学术界和实业界，如何衡量微型金融机构的社会绩效还存在一定争议。一些国际组织，如格莱珉基金会、ACCION International等开发了一些有关社会绩效的评估指标体系，但这些评估指标体系往往由多个维度以及维度下的多个指标构成，使用不便。因此，国内外大多数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对其进行了简化，一般采用平均贷款余额/人均GDP、弱势群体贷款比重、贷款余额笔数等指标来替代。通过借鉴前人研究成果并结合样本特征，本文选择涉农贷款占比（Rural）和调整后的平均贷款规模（Depth）作为衡量小额贷款公司社会绩效的指标。涉农贷款占比等于“当年涉农贷款笔数/当年累计发放贷款比重”，该指标越大说明小额贷款公司越倾向于服务弱势群体，其社会绩效表现越好；平均贷款规模等于“平均单笔贷款金额/注册地人均GDP”，该指标越小说明小额贷款公司服务的客户层次越低，实现的社会绩效越好。
3.融资约束指标
本文选择KZ指数作为融资约束的代理变量，该指数数值越大，说明样本公司成为高融资约束企业的概率越高，其所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就越强。具体测算见本文第四部分。
4.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的选取参考已有文献及我国小额贷款公司经营实际。首先，风险承担方程和社会绩效方程同时引入公司基本特征和贷款业务特征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其中公司基本特征包括是否有政府注册背景（Gov）、是否跨区域经营（Cross），公司贷款业务特征包括评价贷款利率（AIR）、信用和保证贷款占比（Credit）和中长期贷款占比（Long）。然后，为了保证方程的可识别性，需要在风险方程和社会绩效方程中分别加入影响风险和社会绩效的不同控制变量。在风险方程中，本文选择合计风险准备金率（Pro）、流动资产比例（RCA）和贷款集中度（HHI）作为额外控制变量，在社会绩效方程中选择每万元贷款营业支出（OER）和资产负债率（DR）作为额外控制变量。为了防止异常值对研究结果的影响，本文对所有变量进行1%的缩尾处理。变量的具体计算方式见表1。
四、小额贷款公司融资约束程度的测量
由于公司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不能直接观察，多数学者只好借助于一些间接的单变量指标或采用多元财务指标构建融资约束指数的方式进行度量（ Fazzari et al-，1988；况学文等，2010）[24，25]。因为单变量质变反映的信息过于单一，适用性较差，所以多数学者采用构建综合指标的方式反映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常见指标有KZ指数、WW指数和SA指数。由于WW指数对数据要求严格且指数构建思路过于复杂，适用性有限；SA指数只包含企业规模和企业年龄两个变量，有效性受到学者们的质疑。因此，本文借鉴Kaplan和Zingales（1997）[26]、Hadlock和Pierce（2010）[27]的研究方法，通过构建KZ指数衡量小额贷款公司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具体做法如下：
首先，选择主营业务收入规模主营业务收入规模是反映企业融资约束状况的良好替代，它既反映了企业的盈利能力，也侧面反映了企业的偿债能力，现已被越来越多的融资约束相关研究所使用。作为样本分组指标，对样本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规模取对数后，从小到大排序，将前25%的样本企业标注为高融资约束公司，将后25%的企业标注为低融资约束公司，然后以二元变量KZ=1和KZ=0分别表示高融资约束公司和低融資约束公司。
第二，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和小额贷款公司经营特征，选择流动负债率（Clr）、总资产取对数（ln asset）、持续经营时间（Ot）、股权融资能力（Efc）和资产周转率（Atr）5个企业经营特征变量构建KZ指数。为检验选择变量的合理性，本文对比分析不同组别样本的差异性（见表2）。等均值检验和同分布检验均表明，5个经营特征变量在不同组别样本呈现出显著差异，研究结果与Kaplan和Zingales（1997）、Hadlock和Pierce（2010）等人的研究结论一致，且符合经济直觉。因此，构建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如公式（4）所示。
第三，利用前25%和后25%的样本公司数据回归公式（1），得到回归系数β1～β5（见表3）。从回归系数可以看出，资产负债率、总资产、持续经营时间、股权融资比例和资产周转率与公司面临的融资约束的概率均负相关。且从回归系数的Z值来看，所有变量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第四，将所有样本数据代入到公式（5）中，计算出全部样本公司的融资约束指数，该指数数值越大，说明样本公司成为高融资约束企业的概率越高，其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就越强。
KZ=434-911-0-169Clr-20-787ln asset-3-473Ot-0-177Efc-0-011Atr（5）
五、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统计性描述
对变量进行统计性描述，具体结果见表4。风险承担（Z-score）的最小值为0-000 9，最大值为0-109 6，表明样本小额贷款公司的风险承担水平差异较大。此外，样本小额贷款公司的社会贷款占比均值为45-34%，最小值为0-47%，最大值为100%，表明样本小额贷款公司的整体社会绩效相对偏低，且十分不平衡。调整后的平均贷款规模均值为33-86，即样本小额贷款公司的平均单笔贷款规模是注册地人均GDP的33-86倍，远高于国际小额信贷通行的界定标准——平均单笔贷款金额不超过所在国家人均GDP的4倍，说明样本小额贷款公司所服务的客户整体层次相对较高，多是微小企业和农村大户等县域内相对优质的客户。
（二）联立方程模型结果分析
联立方程的估计方法有单一方程估计法与系统估计法两种策略。单一方程估计法主要包括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二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最大似然估计法（ML）等；系统估计法主要包括系统广义矩估计（System GMM）、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等。在两类方法中，单一方程估计法需要满足联立方程组可识别性和各方程扰动项不相关的假设，对数据质量要求较高，而系统估计法则将所有方程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估计，充分考虑各方程之间的联系，且能较好地处理解释变量内生性、扰动项相关性与方程可识别性问题。鉴于本文使用短面板数据，且没有加入滞后项，所以选择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对样本数据进行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从第一列和第三列的风险承担方程来看，涉农贷款占比和平均贷款规模分别对风险承担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和负向影响；从第二列和第四列的社会绩效方程来看，风险承担分别对涉农贷款占比和平均贷款规模具有正向和负向影响，即在考虑融资约束的条件下，小额贷款公司的社会绩效与风险承担显著正相关。这意味着小额贷款公司在追求较低的风险承担或较高的社会绩效时，需要以牺牲另一个目标为代价。当公司风险承担水平较高时，公司所有者和管理者的风险厌恶倾向增强，所以会借助卖方市场的优势谨慎地选择低风险、高收益的项目，如向中高端客户提供服务、提供大额贷款等，相应减少对小微客户所提供的服务，导致社会绩效随之降低。反之，当公司所有者和管理者追求较高的社会绩效和政策优惠时，会倾向于发放小额贷款，为更多的小微客户提供服务，但小微客户信息不完全、不透明的特点加大了企业潜在的风险承担；并且小额贷款业务的高利率可能引发“逆向选择”，导致获得公司服务的是那些风险较高的小微客户，进一步增加了企业风险。因此，小额贷款公司的管理者需要在降低风险承担和提高社会绩效之间进行权衡。
从风险承担方程看，融资约束对小额贷款公司风险承担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说明融资约束的存在加强了小额贷款公司所有者和经理层的风险厌恶倾向，有效地降低了机构的风险承担水平，能够实现政府部门利用融资约束抑制小额贷款公司风险承担的目标。但结合社会绩效和风险承担的正向关系可以发现，所有者和经理层风险厌恶倾向的加强将导致其倾向于降低风险承担水平而非提高社会绩效。因此，从这一角度而言，政府通过融资约束抑制小额贷款公司风险是以牺牲社会绩效为代价的。
从社会绩效方程看，融资约束分别对涉农贷款占比和平均贷款规模具有正向和负向影响，即融资约束促进了小额贷款公司社会绩效的提升。这表明，融资约束能够激励小额贷款公司以创新贷款技术和改善管理水平的方式来降低经营成本，而经营成本的降低有助于机构开拓“低端客户”市场，使公司能够服务更多的小微客户，提升了社会绩效。但从表4中平均贷款规模的统计值来看，样本小额贷款公司的平均贷款规模是33-86，远高于国际小额信贷通行的界定标准，说明现阶段融资约束对社会绩效的提升作用是有限的，即通过技术进步所拓展的“低端客户”并不是传统意义上被正规金融机构完全排斥的弱势群体，而是县域内的小微企业和农村大户等群体，这些客户的信贷需求没有或者没有完全被现有正规金融机构所满足，融资约束对促进小额贷款公司解决这部分群体的贷款难题有积极作用。
控制变量方面，政府持股背景与风险承担正相关、与社会绩效负相关，即具有政府持股背景的小额贷款公司具有更高的风险承担和较低的社会绩效，说明纯民营的小额贷款公司经营表现更好。跨区域经营与风险承担正相关、与社会绩效负相关，即进行跨区域经营的小额贷款公司在风险承担和社会绩效方面表现较差，这说明若要小额贷款公司更好地服务小微客户，需要鼓励其专心经营注册地所在县域市场，而非追求机构扩张。平均贷款利率与风险承担正相关、与社会绩效负相关，说明小额贷款公司应适当降低贷款利率，以降低企业风险承担并实现更高的社会绩效。信用和保证贷款占比分别与风险承担负相关、与社会绩效正相关，说明应鼓励小额贷款公司发放信用贷款和保证贷款产品，既能降低企业风险承担，又能服务更多的小微客户。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验证上述结论是否随变量的定义和选取发生变化，本文分别使用50万元以下贷款占比代替涉農贷款占比，使用平均单笔贷款金额代替调整后的平均贷款规模，并使用同样的方法进行了研究。结果与前高度一致：小额贷款公司的风险承担与社会绩效呈现显著的正向关系，融资约束对风险承担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社会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六、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融资约束的视角，研究了小额贷款公司社会绩效和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并分别分析了融资约束对社会绩效、对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首先，在融资约束的影响下，小额贷款公司社会绩效与风险承担互为正向影响，这意味着小额贷款公司在追求较低的风险承担或较高的社会绩效时，需要以牺牲另一个目标为代价，管理者需要在双重目标之间进行权衡。此结果证实了社会绩效与风险承担之间的因果关系，对已有文献结果进行了补充。其次，融资约束会抑制小额贷款公司风险承担，即监管部门利用融资约束能够达到抑制小额贷款公司风险承担的目标。但结合社会绩效与风险承担的正向关系，可以发现抑制风险的实现是以牺牲社会绩效为代价的。本结论与张龙耀等（2016）的研究结论相异，可能的原因是考察风险的角度不同，本文着重考察小额贷款的整体风险，而张龙耀等（2016）考察的是集中度风险。最后，融资约束能够改善社会绩效，可能的原因是融资约束所带来的技术进步有助于促进小额贷款公司解决县域内微小企业和农村大户的贷款难题，从而提升了社会绩效。
本文研究结论具有较强的政策性含义。降低小额贷款公司风险承担和提高社会绩效是监管部门所追求的两大目标，所以监管部门可采取一定的措施缓和双重目标之间的矛盾，在风险可控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绩效的最大化。具体可以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第一，制定支持政策，弥补小额贷款公司提高社会绩效所带来的风险损失。地方政府部门可基于地方实际条件，制定针对性的扶持和奖励政策，弥补小额贷款公司在经营小额信贷业务中可能产生的额外成本和风险损失，鼓励其服务更多的小微客户。
第二，在风险可控的原则下，建立小额贷款公司多元融资渠道。地方政府部门可开辟小额贷款公司的多元化融资渠道，如推行中小企业集合债、同业资金拆借等。对于运转良好、风险控制能力强的小贷公司，可逐步放开融资杠杆比例，循序渐进地提升其风险承担能力，带动社会绩效的提升。
第三，加快信用体系建设，鼓励小额贷款公司发放信用贷款。小额信贷业务风险较高的重要原因是小微客户经济信息不完全、不透明，可抵押能力较弱。因此地方政府部门可采用宣传、培训等多种方式加强对小微客户的金融教育，促进其经济信息规范化、透明化，以推动信用体系的建设，降低小额信贷业务经营风险；同时鼓励小额贷款公司发放信用贷款，解决小微客户可抵押能力较弱的问题，服务更多的小微人群。
参考文献：
[1] MORDUCH J.The Microfinance Promise[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999，37（4）：1569-1614.
[2] 张正平.微型金融机构双重目标的冲突与治理：研究进展述评[J].经济评论，2011（5）：139-150.
[3] 胡金焱，梁巧慧.小额贷款公司多重目标实现的兼顾性——来自山东省的证据[J].财贸经济，2015（5）∶59-71.
[4] 张龙耀，杨骏，程恩江.融资杠杆监管与小额贷款公司“覆盖率-可持续性”权衡——基于分层监管的准自然实验[J].金融研究，2016（6）：142-158.
[5] AGARWAL R，AUDRETSCH D B.Does Entry Size Matter？ The Impact of the Life Cycle and Technology on Firm Survival[J].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2001，49（1）：21-43.
[6] 曹献飞，于诚.外部融资约束加剧了企业生存风险吗？——基于Cox比例风险模型的经验分析[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5（9）：106-112.
[7] 欧定余，魏聪.融资约束、政府补贴与研发制造企业的生存风险[J].经济科学，2016（6）：63-74.
[8] ALMEIDA H，CAMPELLO M，WEISBACH M S，et al.The Cash Flow Sensitivity of Cash[J].Journal of Finance，2004，59（4）：1777-1804.
[9] HAN S，QIU J.Corporate Precautionary Cash Holdings[J].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2007，13（1）：43-57.
[10] 李新春，杨学儒，姜岳新，等.内部人所有权与企业价值——对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研究[J].经济研究，2008，43（11）：27-39.
[11] 白艺昕，刘星，安灵.所有权结构对R&D;投资决策的影响[J].统计与决策，2008（5）：131-134.
[12] 易阳，宋顺林，谢新敏，等.创始人专用性资产、堑壕效应与公司控制权配置——基于雷士照明的案例分析[J].会计研究，2016（1）：63-70+96.
[13] KEMPF A，RUENZI S，THIELE T，et al.Employment Risk，Compensation Incentives and Managerial Risk Taking：Evidence from the Mutual Fund Industry[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9，92（1）：92-108.
[14] 吴建祥，李秉祥.经理管理防御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股权激励的调节作用[J].经济经纬，2017，34（5）：104-108.
[15] 惠祥，李秉祥，李明敏.经理层管理防御、股权激励与企业外源融资结构[J].商业研究，2017 （8）：116-128.
[16] 连玉君，彭方平，苏治.融资约束与流动性管理行为[J].金融研究，2010（10）：158-171.
[17] 李明贤，周孟亮.我国小额信贷公司的扩张与目标偏移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10，31（12）：58-64.
[18] 冯林，马建春，王家传，等.小额贷款公司制度绩效及创新路径——基于对山东省三次跟踪调查的比较[J].农业经济问题，2015，36（2）：60-69+111.
[19] 楊虎锋，何广文.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能惠及三农和微小客户吗？[J].财贸研究，2012，23（1）：35-42.
[20] 何广文.从农村居民资金借贷行为看农村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J].中国农村经济，1999（10）：42-48.
[21] 胡金焱，张强.贷款利率、违约风险与小额贷款公司收益——基于山东省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经济评论，2017（6）：135-147.
[22] HANNAN T H，HANWECK G A.Bank Insolvency Risk and the Market for Large Certificates of Deposit[J].Journal of Money Credit & Banking，1988，20（2）：203-211.
[23] 谭政勋，李丽芳.中国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与效率——货币政策视角[J].金融研究，2016 （6）：112-126.
[24] FAZZARI S M，HUBBARD R G，PETERSEN B C.Financing Constraints and Corporate Investment [J].Brookings Paper on Economic Activity，1988，19（1）：141-195.
[25] 况学文，施臻懿，何恩良.中国上市公司融资约束指数设计与评价[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0，32（5）：110-117.
[26] KAPLAN S N，ZINGALES L.Do Investment-Cash Flow Sensitivities Provide Useful Measures of Financing Constraints[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7，112（1）：169-215.
[27] HADLOCK C J，PIERCE J R.New Evidence on Measuring Financial Constraints：Moving Beyond the KZ Index[J].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2010，23（5）：1909-1940.
Abstract： In this paper，we analys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isktaking and social performance of microcredit compan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inancing constraints，combined with the simultaneous equation model by using the unbalanced panel data of 407 microcredit companies from 2011 to 2016.It is discovered tha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financing constraints，the social performance of microcredit companies improve the risktaking ability.Executives need to choose either to reduce risktaking or improve social performance.Financing constraints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risktaking of microcredit companies，and achieve the objectives of the regulatory department，but it is at the cost of reducing the social performance.At last，financing constraints can promote the social performance by solving the loan problems of small enterprises and major farmer clients in the county.
Key words：financing constraint；risktaking；social performance；simultaneous equation
摘 要： 从融资约束的视角出发，利用全国407家小额贷款公司2011—2016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通过构建联立方程模型，实证研究了小额贷款公司风险承担与社会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融资约束的影响下，小额贷款公司社会绩效会提高风险承担水平，管理者需要在降低风险承担和提高社会绩效之间进行权衡；融资约束能有效降低小额贷款公司风险承担水平，实现监管部门目标，但是以牺牲社会绩效为代价；融资约束有助于促进小额贷款公司解决县域内微小企业和农村大户的贷款难题，提升了社会绩效。
关键词：融资约束；风险承担；社会绩效；联立方程
中图分类号： F832-3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055X（2018）05-0071-11
doi：10-19366/j-cnki-1009-055X-2018-05-008
一、前 言
作为我国数量最多的微型金融机构，小额贷款公司是我国普惠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兼顾为贫困人群提供可负担的金融服务（以下简称“社会绩效”）和保持机构财务可持续（以下简称“财务绩效”）等多重经营目标（Morduch，1999；张正平，2011）[1，2]。从2008年全面试点开始，我国小额贷款公司飞速发展，有效地拓展了普惠金融体系的覆盖面。但在发展过程中，小额贷款公司也存在诸多问题，如融资渠道狭窄、经营风险较高、贷款金额趋大化等。特别是近年来部分小额贷款公司不良贷款率不断攀升，甚至导致企业破产倒闭，引起政府部门对其风险状况的密切关注。政府部门的关注点主要有两个：一是部分小额贷款公司存在非法暴力催债现象，影响社会治安和稳定；二是小额贷款公司的风险可能通过资金链条传染到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造成系统性金融风险和损失。因此，银监会采用多种“类审慎监管”方式监管小额贷款公司经营风险，并将之与正规银行体系隔离。如银监会在《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银监发[2008]23号）中规定，“小额贷款公司只能从不超过两个银行业金融机构融入资金，融资余额不能超过资本净额的50%”，直接监管其融资杠杆；同时还通过对银行进行风险提示等方式①参见银监办发[2013]131号文《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防范外部风险传染的通知》。，对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杠杆进行间接监管，强化了小额贷款公司面临的融资约束，进一步控制其风险延伸到正规银行体系的风险。但作为承担经营风险的金融机构，融资约束对其风险承担的影响势必会改变小额贷款公司的经营选择，进而影响到社会绩效目标的实现，而社会绩效的变化又会对其风险承担产生反作用。
因此，有必要探究几个问题：融资杠杆监管所带来的融资约束对小额贷款公司风险承担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能否实现监管部门控制风险的目标？小额贷款公司风险承担的变化又对其社会绩效的实现产生何种影响？社会绩效的变化又会如何影响小额贷款公司的风险承担？
显然，对上述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然而，已有相关研究存在一定的缺陷。胡金焱和梁巧慧（2015）[3]实证检验小额贷款公司社会服务性和资本安全性之间的因果关系，但没有得出显著性结论；张龙耀等（2016）[4]考察了融资杠杆监管对小额贷款公司经营风险的影响，但没有考虑社会績效对两者关系的影响。简言之，暂无文献将融资约束、风险承担与社会绩效三个因素放在同一个框架内进行系统分析，本文力图填补相关研究的空白。
本文利用全国407家公司2011年至2016年的面板数据，基于融资约束的视角，利用联立方程模型对小额贷款公司风险承担和社会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本文可能的创新点在于：第一，利用联立方程研究了风险承担与社会绩效之间的交互关系，克服了以往单方向研究的弊端，增强了研究结论的可信度。第二，基于融资约束的角度研究风险承担与社会绩效的关系，更加符合我国小额贷款公司经营实际，拓展了现有研究视角。
本文余下章节安排为：第二部分为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第三部分为数据来源、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第四部分是小额贷款公司融资约束程度的测量，第五部分是实证检验和结果分析，第六部分是结论与建议。
二、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一）融资约束与风险承担的关系
企业风险承担反映了企业追求利润并为之承担代价的意愿，是企业综合行为的结果。关于融资约束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理论和实证研究存在较大分歧。一些学者认为，企业规模越大、成长性越好，其风险承担能力就越强，整体风险就越小，但融资约束使企业难以筹集足够的生产经营资金，不仅制约了经营规模的扩大，也使企业难以把握成长机会，增大了整体风险（Agarwal and Audretsch，2001；曹献飞和于诚，2015；欧定余和魏聪，2016）[5-7]。但另一些学者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认为，融资约束与企业现金流敏感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有助于提高企业风险承担能力。Almedia（2004）[8]、Han和Qiu（2007）[9]等研究发现，融资约束较高的企业具有显著的预防性动机，会增加企业内部现金及现金资产持有量，可以预防企业现金流风险或其他风险。其次，融资约束会加强企业所有者的风险厌恶倾向，从而降低企业风险承担。根据“堑壕效应”理论，当控股股东能以较少的股份获得更大的控制权时，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程度较大，控股股东会倾向于投资高风险高收益项目，以牺牲中小股东乃至外部债权人的利益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但面临较强的融资约束时，企业的两权分离程度较低，控股股东难以将风险分散给中小股东及外部债权人，导致其风险投资倾向有所减弱（李新春等，2008；白艺昕等，2008；易阳等，2016）[10-12]。此外，根据“代理人风险规避假说”，经理层为了保持自身职位和个人利益最大化，会表现出更多的风险规避行为，倾向于选择谨慎保守的财务决策（Kempf et al-，2007；吴建祥和李秉祥，2017；惠祥等，2017）[13-15]。所以当企业面临融资约束时，经理层具有较强的风险规避动机，从而降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
对于我国小额贷款公司来讲，在实际经营中，较高的融资约束导致其所有者权益占比较大，两权分离程度较低，所有者难以将经营失败的风险转嫁给外部债权人，从而抑制了所有者的风险投资倾向。此外，作为经营风险的金融企业，所有者对整体风险十分关注，且管理层的薪酬等利益也与公司的风险承担水平挂钩。因此，当融资约束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经营造成障碍时，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管理者倾向于将更多的现金或现金等价物留存于企业内部，以预防流动性风险或其他风险（连玉君等，2010）[16]，并且在选择投资项目时主动规避风险，尽可能选择高回报、低风险的投资项目，降低企业的风险水平（胡金焱和梁巧慧，2015）[3]。最后，从企业信贷需求的角度看，由于《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防范外部风险传染的通知》（银监办发[2013]131号）将小额贷款公司作为银行系统主要的外部风险来源，银行业金融机构对小额贷款公司的融资申请变得更加谨慎。因此，对于融资约束程度较高的小额贷款公司而言，必须提高贷款业务质量，降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才能增加外部融资的可能性。
基于此，提出假设1：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条件下，融资约束会抑制小额贷款公司风险承担。
（二）融资约束与社会绩效的关系
作为商业化运营的微型金融机构，小额贷款公司经营者的首要目标是追求更高的利润。但由于融资约束等外部条件的限制，短期内小额贷款公司在既定的资本结构下追求利润最大化，其收入规模是有限的，因此如何降低经营成本是经营者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小额贷款公司降低经营成本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将目标客户转向单位服务成本相对较低的中高端人群，二是创新贷款技术和改善管理水平。由于转移服务目标的调整成本较小，这一方式往往成为经营者的第一选择（李明贤和周孟亮，2010）[17]。但监管部门对公司的小额贷款业务有比例要求，日常监督也愈发严格（冯林等，2015）[18]，并且服务优质客户群体时面临着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激烈竞争，导致小额贷款公司所服务的中高端客户是有限的。在优质客户市场相对饱和的情况下，小额贷款公司仍要面对如何开发“次级客户”市场的问题，所以创新贷款技术和改善管理水平成为小额贷款公司经营者的长期最优选择（杨虎锋和何广文，2012）[19]。这一方式降低了所有客户的单位服务成本，既增加了服务存量客户可获得的利润，还将原本因成本过高被排斥在外的群体纳入服务范围内，扩大了利润来源，在改善了公司财务绩效的同时也提升了社会绩效水平。此外，监管部门通常将小额贷款公司的可用融资额度与社会绩效水平相挂钩（张龙耀等，2016）[4]。小额贷款公司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越高，提高社会绩效所带来的融资边际收益就越高，提高社会绩效的动力也越强。
基于此，提出假设2：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条件下，融资约束会改善小额贷款公司的社会绩效。
（三）风险承担与社会绩效的关系
小额贷款公司作为在县（区）域内经营的微型金融机构，主要在小额信贷市场中开展信贷业务。相较于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小额贷款公司的客户抵押担保能力差，抵押方式多为残值抵押等，抵押物通常也难以变现；且随着信贷技术的革新，小额贷款多以信用贷款、保证贷款等方式发放，但小微客户的经济信息相对不完全、不透明，需要信贷员付出更多的信息甄别成本；相比中高端客户，小微客户的生产经营易受自然风险、市场风险等因素影响，收益波动性较大，具有较强的顺周期性，导致风险爆发具有集中性特点（何广文，1999）[20]。此外，小额贷款公司在客户清偿过程中常被列于銀行等其他债务来源之后，一旦遭遇违约，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清偿。为了弥补高成本和高风险，小额贷款公司通常对客户收取较高的利息，但高利率又可能产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反而增加了企业的风险承担（胡金焱和张强，2017）[21]。因此，基于理性预期理论，小额贷款公司的管理者会考虑到小微客户的特征，以及高利率引发的客户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从而以信贷配给的方式实现对客户的挑选，并且我国小额信贷市场的卖方市场特征也为小额贷款公司谨慎地挑选低风险、高收益的项目提供了可能。所以为了降低风险承担水平，经营者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小额信贷业务或涉农贷款业务占比，增加中高端客户占比。
基于此，提出假设3：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条件下，小额贷款公司社会绩效会提高其风险承担水平。
三、数据来源、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2014年至2016年每年度11～12月对全国小额贷款公司的问卷调查。问卷调查通过中国小额信贷机构联席会向小额贷款公司发放问卷的形式进行，调查对象为已正式对外营业且营业时间超过1年的小额贷款公司，调查内容包括“小额贷款公司治理结构信息、与利益相关者关系情况、业务发展情况和财务情况”，调查时间为包括调查年在内的近5年时间，经营时间不满5年则截止到公司成立年度。三次问卷调查共发放601份调查问卷，全部收回，删去数据缺失和数据重复样本，共获得407家小额贷款公司2011年至2016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共计1 462组年度观测值。
（二）模型设定
从前文分析中可以看出，微型金融机构社会绩效与风险承担之间可能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即社会绩效的提升会提高公司风险承担，但风险承担的提高会改变管理者的风险倾向，从而影响到社会绩效的提升。因此，为了检验微型金融机构社会绩效和风险承担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构建联立方程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三）变量选择
1.风险承担的代理变量
2.社会绩效指标
在学术界和实业界，如何衡量微型金融机构的社会绩效还存在一定争议。一些国际组织，如格莱珉基金会、ACCION International等开发了一些有关社会绩效的评估指标体系，但这些评估指标体系往往由多个维度以及维度下的多个指标构成，使用不便。因此，国内外大多数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对其进行了简化，一般采用平均贷款余额/人均GDP、弱势群体贷款比重、贷款余额笔数等指标来替代。通过借鉴前人研究成果并结合样本特征，本文选择涉农贷款占比（Rural）和调整后的平均贷款规模（Depth）作为衡量小额贷款公司社会绩效的指标。涉农贷款占比等于“当年涉农贷款笔数/当年累计发放贷款比重”，该指标越大说明小额贷款公司越倾向于服务弱势群体，其社会绩效表现越好；平均贷款规模等于“平均单笔贷款金额/注册地人均GDP”，该指标越小说明小额贷款公司服务的客户层次越低，实现的社会绩效越好。
3.融资约束指标
本文选择KZ指数作为融资约束的代理变量，该指数数值越大，说明样本公司成为高融资约束企业的概率越高，其所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就越强。具体测算见本文第四部分。
4.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的选取参考已有文献及我国小额贷款公司经营实际。首先，风险承担方程和社会绩效方程同时引入公司基本特征和贷款业务特征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其中公司基本特征包括是否有政府注册背景（Gov）、是否跨区域经营（Cross），公司贷款业务特征包括评价贷款利率（AIR）、信用和保证贷款占比（Credit）和中长期贷款占比（Long）。然后，为了保证方程的可识别性，需要在风险方程和社会绩效方程中分别加入影响风险和社会绩效的不同控制变量。在风险方程中，本文选择合计风险准备金率（Pro）、流动资产比例（RCA）和贷款集中度（HHI）作为额外控制变量，在社会绩效方程中选择每万元贷款营业支出（OER）和资产负债率（DR）作为额外控制变量。为了防止异常值对研究结果的影响，本文对所有变量进行1%的缩尾处理。变量的具体计算方式见表1。
四、小额贷款公司融资约束程度的测量
由于公司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不能直接观察，多数学者只好借助于一些间接的单变量指标或采用多元财务指标构建融资约束指数的方式进行度量（ Fazzari et al-，1988；况学文等，2010）[24，25]。因为单变量质变反映的信息过于单一，适用性较差，所以多数学者采用构建综合指标的方式反映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常见指标有KZ指数、WW指数和SA指数。由于WW指数对数据要求严格且指数构建思路过于复杂，适用性有限；SA指数只包含企业规模和企业年龄两个变量，有效性受到学者们的质疑。因此，本文借鉴Kaplan和Zingales（1997）[26]、Hadlock和Pierce（2010）[27]的研究方法，通过构建KZ指数衡量小额贷款公司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具体做法如下：
首先，选择主营业务收入规模主营业务收入规模是反映企业融资约束状况的良好替代，它既反映了企业的盈利能力，也侧面反映了企业的偿债能力，现已被越来越多的融资约束相关研究所使用。作为样本分组指标，对样本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规模取对数后，从小到大排序，将前25%的样本企业标注为高融资约束公司，将后25%的企业标注为低融资约束公司，然后以二元变量KZ=1和KZ=0分别表示高融资约束公司和低融資约束公司。
第二，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和小额贷款公司经营特征，选择流动负债率（Clr）、总资产取对数（ln asset）、持续经营时间（Ot）、股权融资能力（Efc）和资产周转率（Atr）5个企业经营特征变量构建KZ指数。为检验选择变量的合理性，本文对比分析不同组别样本的差异性（见表2）。等均值检验和同分布检验均表明，5个经营特征变量在不同组别样本呈现出显著差异，研究结果与Kaplan和Zingales（1997）、Hadlock和Pierce（2010）等人的研究结论一致，且符合经济直觉。因此，构建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如公式（4）所示。
第三，利用前25%和后25%的样本公司数据回归公式（1），得到回归系数β1～β5（见表3）。从回归系数可以看出，资产负债率、总资产、持续经营时间、股权融资比例和资产周转率与公司面临的融资约束的概率均负相关。且从回归系数的Z值来看，所有变量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第四，将所有样本数据代入到公式（5）中，计算出全部样本公司的融资约束指数，该指数数值越大，说明样本公司成为高融资约束企业的概率越高，其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就越强。
KZ=434-911-0-169Clr-20-787ln asset-3-473Ot-0-177Efc-0-011Atr（5）
五、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统计性描述
对变量进行统计性描述，具体结果见表4。风险承担（Z-score）的最小值为0-000 9，最大值为0-109 6，表明样本小额贷款公司的风险承担水平差异较大。此外，样本小额贷款公司的社会贷款占比均值为45-34%，最小值为0-47%，最大值为100%，表明样本小额贷款公司的整体社会绩效相对偏低，且十分不平衡。调整后的平均贷款规模均值为33-86，即样本小额贷款公司的平均单笔贷款规模是注册地人均GDP的33-86倍，远高于国际小额信贷通行的界定标准——平均单笔贷款金额不超过所在国家人均GDP的4倍，说明样本小额贷款公司所服务的客户整体层次相对较高，多是微小企业和农村大户等县域内相对优质的客户。
（二）联立方程模型结果分析
联立方程的估计方法有单一方程估计法与系统估计法两种策略。单一方程估计法主要包括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二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最大似然估计法（ML）等；系统估计法主要包括系统广义矩估计（System GMM）、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等。在两类方法中，单一方程估计法需要满足联立方程组可识别性和各方程扰动项不相关的假设，对数据质量要求较高，而系统估计法则将所有方程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估计，充分考虑各方程之间的联系，且能较好地处理解释变量内生性、扰动项相关性与方程可识别性问题。鉴于本文使用短面板数据，且没有加入滞后项，所以选择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对样本数据进行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从第一列和第三列的风险承担方程来看，涉农贷款占比和平均贷款规模分别对风险承担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和负向影响；从第二列和第四列的社会绩效方程来看，风险承担分别对涉农贷款占比和平均贷款规模具有正向和负向影响，即在考虑融资约束的条件下，小额贷款公司的社会绩效与风险承担显著正相关。这意味着小额贷款公司在追求较低的风险承担或较高的社会绩效时，需要以牺牲另一个目标为代价。当公司风险承担水平较高时，公司所有者和管理者的风险厌恶倾向增强，所以会借助卖方市场的优势谨慎地选择低风险、高收益的项目，如向中高端客户提供服务、提供大额贷款等，相应减少对小微客户所提供的服务，导致社会绩效随之降低。反之，当公司所有者和管理者追求较高的社会绩效和政策优惠时，会倾向于发放小额贷款，为更多的小微客户提供服务，但小微客户信息不完全、不透明的特点加大了企业潜在的风险承担；并且小额贷款业务的高利率可能引发“逆向选择”，导致获得公司服务的是那些风险较高的小微客户，进一步增加了企业风险。因此，小额贷款公司的管理者需要在降低风险承担和提高社会绩效之间进行权衡。
从风险承担方程看，融资约束对小额贷款公司风险承担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说明融资约束的存在加强了小额贷款公司所有者和经理层的风险厌恶倾向，有效地降低了机构的风险承担水平，能够实现政府部门利用融资约束抑制小额贷款公司风险承担的目标。但结合社会绩效和风险承担的正向关系可以发现，所有者和经理层风险厌恶倾向的加强将导致其倾向于降低风险承担水平而非提高社会绩效。因此，从这一角度而言，政府通过融资约束抑制小额贷款公司风险是以牺牲社会绩效为代价的。
从社会绩效方程看，融资约束分别对涉农贷款占比和平均贷款规模具有正向和负向影响，即融资约束促进了小额贷款公司社会绩效的提升。这表明，融资约束能够激励小额贷款公司以创新贷款技术和改善管理水平的方式来降低经营成本，而经营成本的降低有助于机构开拓“低端客户”市场，使公司能够服务更多的小微客户，提升了社会绩效。但从表4中平均贷款规模的统计值来看，样本小额贷款公司的平均贷款规模是33-86，远高于国际小额信贷通行的界定标准，说明现阶段融资约束对社会绩效的提升作用是有限的，即通过技术进步所拓展的“低端客户”并不是传统意义上被正规金融机构完全排斥的弱势群体，而是县域内的小微企业和农村大户等群体，这些客户的信贷需求没有或者没有完全被现有正规金融机构所满足，融资约束对促进小额贷款公司解决这部分群体的贷款难题有积极作用。
控制变量方面，政府持股背景与风险承担正相关、与社会绩效负相关，即具有政府持股背景的小额贷款公司具有更高的风险承担和较低的社会绩效，说明纯民营的小额贷款公司经营表现更好。跨区域经营与风险承担正相关、与社会绩效负相关，即进行跨区域经营的小额贷款公司在风险承担和社会绩效方面表现较差，这说明若要小额贷款公司更好地服务小微客户，需要鼓励其专心经营注册地所在县域市场，而非追求机构扩张。平均贷款利率与风险承担正相关、与社会绩效负相关，说明小额贷款公司应适当降低贷款利率，以降低企业风险承担并实现更高的社会绩效。信用和保证贷款占比分别与风险承担负相关、与社会绩效正相关，说明应鼓励小额贷款公司发放信用贷款和保证贷款产品，既能降低企业风险承担，又能服务更多的小微客户。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验证上述结论是否随变量的定义和选取发生变化，本文分别使用50万元以下贷款占比代替涉農贷款占比，使用平均单笔贷款金额代替调整后的平均贷款规模，并使用同样的方法进行了研究。结果与前高度一致：小额贷款公司的风险承担与社会绩效呈现显著的正向关系，融资约束对风险承担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社会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六、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融资约束的视角，研究了小额贷款公司社会绩效和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并分别分析了融资约束对社会绩效、对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首先，在融资约束的影响下，小额贷款公司社会绩效与风险承担互为正向影响，这意味着小额贷款公司在追求较低的风险承担或较高的社会绩效时，需要以牺牲另一个目标为代价，管理者需要在双重目标之间进行权衡。此结果证实了社会绩效与风险承担之间的因果关系，对已有文献结果进行了补充。其次，融资约束会抑制小额贷款公司风险承担，即监管部门利用融资约束能够达到抑制小额贷款公司风险承担的目标。但结合社会绩效与风险承担的正向关系，可以发现抑制风险的实现是以牺牲社会绩效为代价的。本结论与张龙耀等（2016）的研究结论相异，可能的原因是考察风险的角度不同，本文着重考察小额贷款的整体风险，而张龙耀等（2016）考察的是集中度风险。最后，融资约束能够改善社会绩效，可能的原因是融资约束所带来的技术进步有助于促进小额贷款公司解决县域内微小企业和农村大户的贷款难题，从而提升了社会绩效。
本文研究结论具有较强的政策性含义。降低小额贷款公司风险承担和提高社会绩效是监管部门所追求的两大目标，所以监管部门可采取一定的措施缓和双重目标之间的矛盾，在风险可控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绩效的最大化。具体可以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第一，制定支持政策，弥补小额贷款公司提高社会绩效所带来的风险损失。地方政府部门可基于地方实际条件，制定针对性的扶持和奖励政策，弥补小额贷款公司在经营小额信贷业务中可能产生的额外成本和风险损失，鼓励其服务更多的小微客户。
第二，在风险可控的原则下，建立小额贷款公司多元融资渠道。地方政府部门可开辟小额贷款公司的多元化融资渠道，如推行中小企业集合债、同业资金拆借等。对于运转良好、风险控制能力强的小贷公司，可逐步放开融资杠杆比例，循序渐进地提升其风险承担能力，带动社会绩效的提升。
第三，加快信用体系建设，鼓励小额贷款公司发放信用贷款。小额信贷业务风险较高的重要原因是小微客户经济信息不完全、不透明，可抵押能力较弱。因此地方政府部门可采用宣传、培训等多种方式加强对小微客户的金融教育，促进其经济信息规范化、透明化，以推动信用体系的建设，降低小额信贷业务经营风险；同时鼓励小额贷款公司发放信用贷款，解决小微客户可抵押能力较弱的问题，服务更多的小微人群。
参考文献：
[1] MORDUCH J.The Microfinance Promise[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999，37（4）：1569-1614.
[2] 张正平.微型金融机构双重目标的冲突与治理：研究进展述评[J].经济评论，2011（5）：139-150.
[3] 胡金焱，梁巧慧.小额贷款公司多重目标实现的兼顾性——来自山东省的证据[J].财贸经济，2015（5）∶59-71.
[4] 张龙耀，杨骏，程恩江.融资杠杆监管与小额贷款公司“覆盖率-可持续性”权衡——基于分层监管的准自然实验[J].金融研究，2016（6）：142-158.
[5] AGARWAL R，AUDRETSCH D B.Does Entry Size Matter？ The Impact of the Life Cycle and Technology on Firm Survival[J].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2001，49（1）：21-43.
[6] 曹献飞，于诚.外部融资约束加剧了企业生存风险吗？——基于Cox比例风险模型的经验分析[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5（9）：106-112.
[7] 欧定余，魏聪.融资约束、政府补贴与研发制造企业的生存风险[J].经济科学，2016（6）：63-74.
[8] ALMEIDA H，CAMPELLO M，WEISBACH M S，et al.The Cash Flow Sensitivity of Cash[J].Journal of Finance，2004，59（4）：1777-1804.
[9] HAN S，QIU J.Corporate Precautionary Cash Holdings[J].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2007，13（1）：43-57.
[10] 李新春，杨学儒，姜岳新，等.内部人所有权与企业价值——对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研究[J].经济研究，2008，43（11）：27-39.
[11] 白艺昕，刘星，安灵.所有权结构对R&D;投资决策的影响[J].统计与决策，2008（5）：131-134.
[12] 易阳，宋顺林，谢新敏，等.创始人专用性资产、堑壕效应与公司控制权配置——基于雷士照明的案例分析[J].会计研究，2016（1）：63-70+96.
[13] KEMPF A，RUENZI S，THIELE T，et al.Employment Risk，Compensation Incentives and Managerial Risk Taking：Evidence from the Mutual Fund Industry[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9，92（1）：92-108.
[14] 吴建祥，李秉祥.经理管理防御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股权激励的调节作用[J].经济经纬，2017，34（5）：104-108.
[15] 惠祥，李秉祥，李明敏.经理层管理防御、股权激励与企业外源融资结构[J].商业研究，2017 （8）：116-128.
[16] 连玉君，彭方平，苏治.融资约束与流动性管理行为[J].金融研究，2010（10）：158-171.
[17] 李明贤，周孟亮.我国小额信贷公司的扩张与目标偏移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10，31（12）：58-64.
[18] 冯林，马建春，王家传，等.小额贷款公司制度绩效及创新路径——基于对山东省三次跟踪调查的比较[J].农业经济问题，2015，36（2）：60-69+111.
[19] 楊虎锋，何广文.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能惠及三农和微小客户吗？[J].财贸研究，2012，23（1）：35-42.
[20] 何广文.从农村居民资金借贷行为看农村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J].中国农村经济，1999（10）：42-48.
[21] 胡金焱，张强.贷款利率、违约风险与小额贷款公司收益——基于山东省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经济评论，2017（6）：135-147.
[22] HANNAN T H，HANWECK G A.Bank Insolvency Risk and the Market for Large Certificates of Deposit[J].Journal of Money Credit & Banking，1988，20（2）：203-211.
[23] 谭政勋，李丽芳.中国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与效率——货币政策视角[J].金融研究，2016 （6）：112-126.
[24] FAZZARI S M，HUBBARD R G，PETERSEN B C.Financing Constraints and Corporate Investment [J].Brookings Paper on Economic Activity，1988，19（1）：141-195.
[25] 况学文，施臻懿，何恩良.中国上市公司融资约束指数设计与评价[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0，32（5）：110-117.
[26] KAPLAN S N，ZINGALES L.Do Investment-Cash Flow Sensitivities Provide Useful Measures of Financing Constraints[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7，112（1）：169-215.
[27] HADLOCK C J，PIERCE J R.New Evidence on Measuring Financial Constraints：Moving Beyond the KZ Index[J].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2010，23（5）：1909-1940.
Abstract： In this paper，we analys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isktaking and social performance of microcredit compan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inancing constraints，combined with the simultaneous equation model by using the unbalanced panel data of 407 microcredit companies from 2011 to 2016.It is discovered tha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financing constraints，the social performance of microcredit companies improve the risktaking ability.Executives need to choose either to reduce risktaking or improve social performance.Financing constraints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risktaking of microcredit companies，and achieve the objectives of the regulatory department，but it is at the cost of reducing the social performance.At last，financing constraints can promote the social performance by solving the loan problems of small enterprises and major farmer clients in the county.
Key words：financing constraint；risktaking；social performance；simultaneous equ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