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语境与价值重估：香港杂志《国际电影》“商业影评”之辨
李二仕 陈思航
在电影批评研究中，“商业影评”已经成为某处人迹罕至的灰色地带。对于现代电影批评来说，影评的“纯度”已经成为某种不言而喻的指标。在这些高屋建瓴的批评大厦面前，“商业影评”是否完全等同于电影的软性商业宣传，是否具有更深层次的社会文化意义，成为值得商榷的议题。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香港国际电影懋业公司（后称“电懋”）出版的《国际电影》杂志，因其商业性与影响力，极适于作为探讨这一议题的例证。《国际电影》“于1952年在新加坡创刊，1955年10月迁到香港出版……一共出版过321期，是香港有名的、长寿的杂志之一。”[1]它作为电懋公司专门的电影宣传刊物，有着十分明确的商业导向，专供宣传电懋出品的电影作品，服务于电懋商业王朝的建构。
而对《国际电影》中评论文章的重读，就意味着对“商业影评”这一概念的质询。这份以宣传为名的杂志，是否蕴含着商业导向以外的价值？在本文中，笔者将分析潜藏在《国际电影》商业影评内部的批评逻辑，并由此寻找一种解读商业影评的新方式。
一、从“商业影评”的必然性中发掘研究空间
在《中外影视大辞典》的定义中，“电影评论”（即电影批评）是指“运用一定的电影理论知识对电影艺术家或电影作品所做的研究分析”。但是，书中还指出，电影评论“除了与电影创作实践有密切联系外……还受到其他因素、特别是社会主导意识形态和哲学思潮的影响”[2]。上述的定义意味着，不同时期的电影批评，因为受到不同环境的影响，自然有着截然不同的批评路径与关注焦点。
而电影与生俱来的商品性特质，以及作为社会环境重要组成部分的电影市场，不仅让商业导向成为部分电影批评至关重要的目标之一，甚至使作为整体的电影批评携带着无可避免的商业性。近年来，由于国内电影市场的发展，许多学者表达了对“商业影评”的批判，例如饶曙光在《重建电影批评体系和权威》中指出，“具有明显商业广告气息的‘电影批评取代了真正意义上的电影批评。”[3]但是，在电影市场扩张的情况下，商业影评作为软宣传出现已是必然。但是，我们仍可以寻找一种读解商业影评的方式，发现它在商业性之外的价值——对于电懋公司这样已经不复存在的商业遗迹而言，更是如此。
纵观与《国际电影》同时期的香港左派电影批评研究，处理的正是类似的问题。例如，吴迎君在论述“七人影评”的文章中，从“有着更加自觉的政治意识形态批判意向”的影评文本，分析总结出了“七人影评”对香港电影批评、乃至中国电影批评的深刻影响[4]。由此可见，无论是“政治影评”，还是“商业影评”，在特定的分析路径下，都可以发掘出更深层次的社会文化价值。
二、在社会文化语境中重估《国际电影》商业影评的价值
电懋的前身是新加坡富商陆佑之子陆运涛于1948创立的国际戏院有限公司（后称“国际”）。1956年，“国际”及其托管的永华片场合并成为电懋公司，自此，电懋成为陆氏家族国泰机构旗下重要的制片公司。电懋采用了西方的管理模式：“引入全年计划、财政预算及剧本策划，采用摄制彩色电影技术，流水制作影片。另成立演员训练班，采荷里活方式，控制明星私生活，树立明星的公众形象。”[5]电懋最为著名的电影作品有葛兰主演的《曼波女郎》，获第一届金马奖最佳影片的《星星月亮太阳》等。
上文的概述明确指出，电懋已经形成较为完整、成熟的产业模式。而它发行的《国际电影》宣传杂志，在这一模式中“配合整个电影工业生产的运作，成为其电影产业链的重要环节之一……真正成为其创建企业文化的重要途径”[6]。毋庸置疑，《国际电影》刊登的图文内容，都与电懋公司的商业利益息息相关。例如在第一期《国际电影》的目录页中 ，记录着彩图页明星海报的标题——《中的李丽华》《中林黛的舞姿》等——以及商业影评的标题，如《：一部超凡绝俗的电影》《中国故事日本风情的》等[7]。大体而论，每一刊《国际电影》的内容，基本上由明星海报、八卦新闻、少数针对电影产业的探讨、电懋影片的广告与评论等部分构成。本文主要的讨论焦点，就是《国际电影》中针对电懋影片的评论。
《国际电影》的影评结构相对比较简单，包含大段的剧情梗概，比较关注影片的主题与故事情节，对电影视听语言的深度分析较为缺乏。这是传统影评共通的特点，也符合传统影评读者的需求及阅读习惯。在剧情梗概之外，该杂志的影评大多包含某个解读的切入点，以及根据这一切入点衍生出的针对电影内容与价值的判断。作为商业影评，文章对电懋出品影片的价值判断基本上是正向的。例如，在《璇宫艳史——一部有寓言意义的浪漫派奇情粤语大笑片》一文中，包括大段的剧情梗概：“《璇宫艳史》的大意是说，有一个倒霉的青年乐师，生长在乌托邦里……”;影评的切入点为，《璇宫艳史》是喜剧片与奇情故事片的结合：“《璇宫艳史》是大笑剧;然而也可以说是一部寓言意义的奇情故事片”;最后，作者以这个切入点导向对影片场景、服装、导演等其它方面的赞扬：“处理本片的导演者，即以手法細腻见重于粤语圈的导演左几负责”[8]。
在这一影评结构的三个部分之中，剧情梗概具有相对客观性，对电影的判断则因为纯粹的商业导向而具有稳定性。因此，商业影评解读影片的切入点就成为了剖析《国际电影》商业影评的重点，因为它既体现了作者的思路重心，也能反映出作者受到的社会文化影响。经过笔者的总结与分析，可以发现《国际电影》商业影评的切入点，不仅能够反映出电懋公司的产业特征，也与香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电影发展及社会文化现象产生了多层次的互动。
（一）作为电懋产业模式研究材料的价值
电懋发行的宣传杂志，作为其产业文化内在的组成部分，就成为了研究其产业模式的重要材料。电懋公司采取了西方的管理模式，它与好莱坞之间也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而《国际电影》中的影评，恰恰可以成为研究这一联系的绝佳线索。经过笔者的总结，这一组商业影评文本，从明星制与类型电影两大方面，体现了好莱坞对电懋产业模式产生的巨大影响。
《国际电影》的首要任务，就是对明星的塑造。正如苏珊·海沃德所指出的那样，好莱坞“电影工业打造多面的明星形象，明星自己也是这样”[9]。《国际电影》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服务于电懋对明星形象的打造。每一期《国际电影》杂志的封面，都是当红女明星的相片;而明星的海报、剧照、花边新闻也散布在杂志的内页之中。同样地，明星也是《国际电影》商业影评最重要的切入点之一。
在《风情万种——丁皓在本片有优秀的演出》一文中，明星丁皓的表演成为了核心的切入点：“丁皓在片里挑起了大梁，她演出的成绩，有飞跃的进步……”[10]而在影评《野玫瑰风情万种》中，作者对《野玫瑰之恋》的评论，完全围绕着扮演女主角的葛兰。在这些以明星为切入点的文章中，我们很少看到明星所扮演角色的名字。作者在概述剧情时，大都以明星本人的名字作为主语：“当他乍见葛兰的风姿后，自不免神魂颠倒了。”[11]这一写作特点，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电懋影片中，明星形象先于角色形象的特性。
除了明星之外，从《国际电影》中还可以发现电懋产业模式的第二个特性：对电影类型的重视。这一特性也是高度好莱坞化的，因为类型片不仅在好莱坞黄金时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同时也与明星制度高度关联。可以说，“类型片成就了明星，明星也推动了类型片的发展”[12]。而在《国际电影》中，以类型的革新、发展与结合为切入点的影评不在少数。
由于各种类型片甚至亚类型片已在好莱坞发展成熟，在国内也已有先例。因而《国际电影》所声称的首创，大多是以“X年来中国第一部XX影片”来吸引读者的关注。例如，战争片影评《飞虎将军电影介绍——十年来中国第一部空军题材电影》将《飞虎将军》称为“国产影片中的一大壮举”[13]。评论恐怖片《鬼屋僵尸》的文章《你怕僵尸吗？》采取的也是类似的路径：“以僵尸为题材的片子，国片在好久以前虽然曾经拍过，但始终没有很好的成就……以现在的人力、物力、智力来拍摄僵尸之类的恐怖片，自然是不可同日而语……”[14]这种以“伪首创”为切入点的影评，明确地体现了电懋注重类型导向的宣传体系。
除了“伪首创”式影评，类型的发展与结合同样是《国际电影》的常用策略。例如，在上文中提及的《璇宫艳史》影评，正是通过“喜剧片与奇情故事片”的结合这一点切入来引导读者的。而《笑中有泪的》一文，同样以类型融合作为切入点：“《曼波女郎》，由字面与其电影的形式来看，该算是个歌舞喜剧，但内容呢，真正包含着一个伦理感人故事。”[15]电懋将类型融合作为重要的商业策略，同时通过宣传刊物的散播，使之进一步影响到更大范围的观众。
最后，在某些文章中，《国际电影》的商业影评甚至直接选取好莱坞电影作为切入点。在《红线女演技比美夏萍——从西片谈》一文中，作者除了采用明星中心的写作方式，还将港片明星与《鸳鸯谱》中的奥黛丽·赫本进行对比[16]。而根据笔者的统计，在前100期《国际电影》杂志中，仅标题带有“好莱坞”的文章就有24篇，其中更包括直接介绍好莱坞动态的“好莱坞快讯”专栏。由此可见，电懋的产业模式确实深受好莱坞的影响。
综上所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内在于电懋商业体系的《国际电影》，对于今日的学者来说，可以作为侧面观照电懋产业的完整剖面。从上文对商业影评的分析中可见，除了已成定论的明星制之外，电懋对于类型片高度、自觉的关注仍有进一步的探索空间，而这也加深了我们对于电懋“好莱坞式”模式的理解。
（二）作为电影史研究材料的价值
在上一节的分析中，很大一部分《国际电影》的商业影评从内部反映了电懋产业模式的特征。而在本节中探讨的影评，则是将电懋出品的影片放置在影史的时间轴中，通过放大电懋影片作为影史注脚的意义，从侧面达成商业宣传的效果。
从主观上来说，这体现了电懋公司在提升影片的商业价值之外，有着更广泛的希冀与追求;从客观上来说，这反映了电影及其产业在当时作为独立、整体的社会现象的影响力。无论从主观还是客观上而言，这一组商业影评文本都可以体现出电懋影片与电影史之间产生的互动，都能成为研究20世纪五十年代香港电影史的重要材料。
总体而论，这类以“影史价值”作为切入点的影评，可以分为“突破式影评”与“纵览式影评”。
突破式影评中的切入点，强调所评影片在影史上的突破性价值。在许多突破式影评中，作者会将商业策略与影史注脚相结合，以期更有效地达成宣传效果。在上节中提到的“类型革新、发展与结合”这一切入点，同样可以看作是影史注脚的呈现方式。例如，《你怕僵尸吗？》的引文，正体现了同一种类型在具备更可靠的商业条件、更健全的产业模式之后，能够得到怎样的发展。而在《：张爱玲编剧岳枫导演新型喜剧》中，作者指出：“近来许多以喜剧出现的，不是喜剧，简直像疯剧，《情场如战场》完全是讽刺人生，它与凭着幻象创造的故事，自有霄壤之别。”[17]这篇以类型突破为切入点的影评，强调了喜剧类型的发展与讽刺喜劇的趋势。
除了类型之外，作为切入点的突破性同样可以体现在其他方面。譬如《——南北影星破例携手合作》一文，就体现了电影所用语言的突破，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政治文化意义。影评中提到，《南北和》同时使用国语与粤语两种语言，并预备借此机会达成南北影人的通力合作：“电懋当局亦有意为中国电影史写下新的一页，预备聘请南北影人，破例携手合作。”[18]而在《妙不可言的》一文中，则以叙事结构上突破作为切入口：“《鸾凤和鸣》应该算是香港影坛近年来少见的一部出色的喜剧，其人选搭配之妙，固然是此片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主要的关键还不在此……《鸾凤和鸣》成功的主要关键，就在戏的结构，其故事的展开是循着两条线发展的，一条是正线一条是副线，两条线交错着发展下去……”[19]在上述两段引文中，《国际电影》的影评人均将电懋影片放置在“中国电影史”“近年来香港影坛”等坐标系之中，旨在发现影片在语言、叙事等方面的影史性突破。
如果说在突破式影评中，影史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影片充当的是“急先锋”与变革者的话;那么在纵览式影评中，影史便反主为客，成为影评论述的中心，而影片则化身为影史现象的佐证。例如，《国际市场上第一次出现——中国的电影插曲唱片》一文，讲述了中国电影插曲唱片打入国际市场的历史[20]。这篇文章的商业目标是宣传李丽华主演的电懋影片《天作之合》，但对这部影片的评论，仅仅只是作为这段影史纵览的例证。而在长文《从谈到中国三十年来的流行曲》中，除了宣传重点《龙翔凤舞》之外，还提到了《曼波女郎》《鸾凤和鸣》等电懋影片[21]。同样地，这些影片在文章中也只是作为电影插曲史发展的注脚。与之类似的还有《漫谈黑白片》[22]《影片片头的设计》[23]等文章。
比起突破式影评，纵览式影评的视野更广阔、商业性也相对较弱，更倾向于将电懋影片放置在一个更宏观的影史背景中来观照，而不仅仅只是针对影片本身进行宣传。这种写作方式让电懋影片能够以更多的方式作用于社会，也为影评文本赋予了别样的史料价值。
综上所述，《国际电影》通过突破式影评与纵览式影评两种不同的写作方式，为当时的电懋公司带来了更多元的宣传手段与传播维度。在今天看来，它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影史材料，影评作者对电懋影片的定位，也为这些影片的思考与批评提供了不同的路径。
（三）作为社会文化现象研究材料的价值
在《国际电影》中，存在着少部分以社会议题作为切入点的影评。这类影评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当代社会文化现象的一个剖面，也让我们对电懋的商业逻辑与消弭社会问题的策略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作为商业影评，这些文本绝无可能精确而客观地描述、分析这些社会现象，因为这些切入点的终极目标仍是宣传以此为主题的影片。由此，影评作者大多采用“商业嫁接”的方式，先用这些现象引起读者的注意力，再让读者到影片中去寻找答案。
一篇以《一片中给你解答——阿飞何处去》为题的文章明显体现了这样的思路。文中先向读者介绍客观的社会问题：“目前，为这个世界所关心的问题，除了中东的战云密布，该推阿飞问题”，随后，作者指出，文章中提及的影片提出了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锦绣前程》）就写出了‘阿飞问题，指出‘阿飞们应向何处去，以正常而宽恕的笔触，写下了这个阿飞为题材的《锦绣前程》。”[24]但是，仅从影评之中，即可发现这一解决方案的问题所在。作者用“正常而宽恕”一词，就意味着一般而言，阿飞现象在社会民众心中是不正常的、不被宽恕的。而在《锦绣前程》的故事梗概中可以发现，这部影片使用个体性的宽容，来替代、消解整体性的社会问题，是对这一问题在封闭叙事下的伪解决。这部影片本身消弭问题的方式，极近似于这篇影评通过商业嫁接的手法来处理社会议题的方式。这篇影評引导读者在封闭的逻辑线索中，从社会性的“阿飞议题”被引向《锦绣前程》这部影片，随后在观看影片的过程中，体验这一议题的个体性解决。通过这种方式，电懋得以实现用社会问题吸引观众、用杂志将观众引向影片、用影片解决观众的问题这样一套完整的三部曲式商业策略。
采用类似策略的商业影评，还有《中爱情问题》一文。这篇文章先是概述作为社会现象的“国际女郎”：“‘国际女郎这四个字，似乎在香港特别流行，原因是香港为自由港，各国人士云集，因此，‘国际女郎大有用武之地……有时，我们在尖沙咀一带漫步，那些打扮得花枝展招的国际女郎，随处皆可见到……头脑顽固一些的，见了摇头叹息，大呼人心不古。”[25]接着，作者将这一社会议题，嫁接到以此为主题的《野花恋》一片中，预示着“国际女郎”受歧视的议题将被这部影片所解决。但是，这部影片并未将问题导向催生这一群体的原因，或是歧视这一群体的民众，而是以这一现象作为背景，拍摄了一部以叶枫饰演国际女郎的爱情文艺片。可以说，这部影片与这篇影评共同构成的商业系统，与上文中《锦绣前程》的宣传逻辑非常近似。
可以说，这种社会议题的商业嫁接，同样是源远流长的好莱坞式叙事策略。苏珊·海沃德在讨论古典好莱坞电影时指出：“……（《乱世佳人》）讲述的背景是美国南北战争，这场战争被笼统地再现为南方政府的传统和北方政府力主废奴的意识形态信念之间的鸿沟……这样一来，历史便被永久地固定下来，被自然化了。”她对好莱坞战争电影的评论更为精确：“……在关涉一场战争的语境中，如果要给战争一个原因的话，那么它肯定只能以一种个人的形式出现。”[26]好莱坞尤为擅长高度敏感地捕捉各种历史与社会问题，并将其消弭于个体化的封闭叙事之中，并使之自然化，给观众一种问题已然解决的错觉。譬如近日迪士尼的《无敌破坏王2：大闹互联网》，正是极为敏感地为观众呈现了互联网时代的诸多问题，但在男女主角之间的友谊破镜重圆之后，这些问题早已不见踪迹。从这个角度来看，电懋的三部曲式商业嫁接策略，同样具有浓重的好莱坞色彩。这种深层次的近似性，为理解电懋与好莱坞之间复杂的联系，提供了新的维度。
结论：商业影评的多层次性
本文通过分析《国际电影》的商业影评与电懋公司本身、电影史和社会议题之间多层次的互动关系，回答了开篇处提出的问题：在这组影评文本中，确实存在着商业导向以外的诸多价值。首先，这些影评让我们得以更全面、更深入地剖析电懋公司的产业模式;其次，它们为电影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与别样的思考路径;最后，影评文本与影片本身之间的联系，让我们意识到《国际电影》的商业影评与社会文化之间特殊的互动关系，及其商业逻辑与好莱坞叙事策略之间的近似性。
由此可见，商业影评虽然在影片本身的分析与解读上，具有高度的倾向性与可预测性。但是，如果将一组商业影评文本放置在更广阔的视野中，作为电影产业的其中一部分进行分析与讨论的时候，就可以发现它在商业公司与观影群众之间充当着时刻流动的介质，并由此体现出特殊的多层次性。正因为商业影评既不是完全独立的批评文本，也不是纯粹的商业广告，所以它才能够为我们提供更为广阔的讨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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