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斯·沃斯对城市概念的社会学建构
伊彩霞 冯岩
摘要:路易斯·沃斯以对城市问题的深邃思考与独特发现闻名于世。该文重点考察了他对城市概念的社会学建构。在沃斯看来,定义城市固然离不开人口规模、人口密度等显性指标,但其根本特质则取决于城市生活方式。本着这样的城市观,他立足人口规模、居民密度以及居民和群体生活的异质性,从社会学角度对都市生活理论给予了系统建构,掀开了城市理论研究的崭新篇章。
关键词:路易斯·沃斯;城市概念;都市生活理论;社会学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6)12-0088-02
DOI:10.16654/j.cnki.cn23-1464/d.2016.12.037
路易斯·沃斯(1897—1952)是美国著名的城市学家,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著名论文《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生活》作为现代城市学史上的经典文献,以对城市问题的深邃思考与独特发现闻名于世。该文围绕城市概念的界定这一根本问题加以展开,通过对此前各种城市概念的悉心辨析,同时吸收西美尔、帕克等理论先驱的合理观点,提出了从社会实体与生活方式角度理解城市的建构路径,掀开了城市理论研究的崭新篇章。
一、城市概念的社会学建构
西方现代文明崛起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大都市的发展,由此产生的世界都市化现象首当其冲地跃入了人们的理论视野。显然,要追溯西方现代性的缘起与变迁,就必须首先澄清城市概念及其现代内涵。
在沃斯看来,定义城市固然离不开人口规模、人口密度等显性指标,但更为根本的却是有无城市精神。因而,他从社会学层面将城市“定义为一个规模较大、人口密集的异质个体的永久定居场所。”城市与乡村是人类征服和改造世界的两种定居模式,它们分别代表着人类交往模式的两种类型,二者之间的区隔不仅仅来自地理与空间差别,更源自两种生活、两种心灵形态的判然有别。尤其是后者,在这种区分中占据着主导和支配地位。所以我们说,正如从居民数量上看,一个规模很大却孤单地位于乡村地区的共同体不能称之为城市一样,从人口密度上看,“城市中最繁华的地区——市中心——的人口密度通常很低,而承载着最具城市特色的经济活动的工商业区基本上不应算作是真正的城区。”那么,什么才是城市的本性呢?沃斯认为这要从都市生活的重要特征中去搜寻。按照他的观点,城市不是一个封闭的地理或物理范畴,而是一个动态、开放的文化范畴和社会关系的互动范畴,辨识它的重要标志就是城市生活方式。沃斯城市概念的创新性可从如下两个方面得到阐明。
一是打破了城市与乡村画地为牢的二元对立格局,提供了理解城市的恰当视角与方法论模式。沃斯认为城市最引以自傲的就是确立了都市生活方式,这是一种有别于乡村生活的实践活动。如其所言:“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优势是下列因素在城市中集中的结果:工商业,金融和行政机构及活动,交通和通讯线路,新闻、广播电台、剧院、图书馆、博物馆、音乐厅、歌剧院、医院、大学、高等教育机构、研究和出版中心等文化和娱乐设施,职业团体以及宗教和福利机构。”这种巨大的空间“聚集效应”赋予城市生活以鲜明特质与非凡魅力。此种城市精神伴随着交通和通讯技术的进步得到进一步扩张与强化,影响所及已不局限于我们称之为城市的地方,而是极大地延伸到城市以外的地区。显然,对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状况而言,这种对城市与乡村关系的描述可谓一语中的,它不仅定义了城市,而且构成了人们理解现代性、反思城市化的逻辑起点。
二是它能对人与世界的关系作出更具生存论意义的理解与把握,深化人们有关身份认同与文化认同的主体意识。对于城市,沃斯之前已多有论述。如齐美尔从大城市人的心理状态对城市的说明,韦伯从市场角度对城市的界定,帕克认为“城市是生态、经济、文化和历史发展过程的综合产物”等观点。粗略地看,沃斯之前的城市定义有两个路向:政治经济学视角与人类学心理学视角。显然,西美尔对美国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在都市研究方面的影响,在沃斯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二人“都试图从对人类的社会交往关系及个性特征的考察中,剥离出一种属于‘纯都市概念的社会学因子,并进行理论抽象和概念归纳,以建立一种有别于传统乡村社会经验的都市社会学理论和价值坐标体系”。据此可知,沃斯立足于人类交往的基本模式,通过提炼那些体现城市社区生活独特性的基本要素,力图揭示城市特质与城市人格的努力,就是在为现代人确立在世存有的认同感与方向感,即“大城市是历史发展的走向,现代化的结构就是大城市化”。
二、都市生活理论对城市本质的揭示
沃斯虽然肯定韦伯和帕克在建构都市生活理论方面的先驱地位,但对其未能提供一个连贯有序的理论框架而深表遗憾。根据他对城市的定义,有三个要素是不可或缺的,这就是人口规模、居民密度以及居民和群体生活的异质性。这是沃斯建立其都市生活理论的三块基石,它们分别对应于社会学研究的三个相互关联的视角:社会生态学、社会组织形式以及都市中的个体与集体行为。
首先,都市的文化个性与人口数量紧密相关。只要略加比较,人口这一变量在城市——工业社会与乡村——俗民社会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就昭然若揭。在俗民社会中,共同体成员因为文化传统、生命经验的一致,所形成的社会关系极具人性化特征;而城市社会则不然,它的集合体成员因个体差异而缺乏认同感,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特性帶有强烈的非人格化色彩。究其缘由,乃是因为“人口数量的增长带来了个体差异范围的扩大”,城市人际关系由此呈现出割裂、肤浅、匿名、短暂、功利化等一系列特点,并以劳动分工与职业分化的制度化形式深深地铭刻在社会的躯体之上。
其次,人口密度在塑造特有的城市形式方面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人口密度的增加会增强人及其活动的多样化,促使社会结构的日趋复杂”。“恩格斯曾以250万人口的伦敦为对象,阐述人口大规模集中所产生的巨大威力。‘250万人这样聚集在一个地方,使这250万人的力量增加了100倍;他们把伦敦变成了全世界的商业首都。”现代城市是以文化悖论的方式存在着的。我们的身体与社会关系常常是分离的,一边是近距离的身体接触,而另一边却是遥远的社会关系;经济上的考量让空间争夺白热化,导致工作场所与居住场所发生分离以及居住按人口成分彼此隔离,但城市又以无与伦比的包容性,将“不同的个性和生活方式纠缠在一起,产生了相对主义的视角和宽容差异的观念。”这是一个快节奏、制度化了的世界,同时也把各种生存压力抛给了都市人。
再次,城市人口在高度分化的同时也产生均质化效应。城市人口成分的复杂化消解了刚性的人际等级界线,使阶级结构、社会分层结构充满差异。不稳定性和不安全感构成都市人生活的常态,人们缺乏归属感,所属的群体关系只能展示其性格的某个侧面,个人与群体之间关系淡薄,“临时的居住地不会产生传统和情感的联系,更不会有真正的邻居”。人与人结成的竞争机制与功利主义关系,促使城市人口高度分化。但另一方面,城市又具有抹除千差万别的均质化功能。因为从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角度讲,一方面现代分工与规模生产的优势决定了生产过程和产品的标准化、非个性化,另一方面,产品的大众化、同质化也在生产和消费领域中创造着它的“单面人”。正如马克思所言:不仅生产规定着消费,“消费也中介着生产,因为正是消费替产品创造了主体,产品对这个主体才是产品。”因此,与现代生产体系相伴生的货币经济与交换关系面对的已不再是个人特性而是大众需求,“金钱关系趋于替代个人关系,而公共机构趋于迎合大众而非个人的需求”,个体只有部分牺牲个性才能融入城市政治与大众运动。
总之,路易斯·沃斯从都市生活方式的角度定义城市及其城市现象,找到了都市生活理论与社会学研究之间的契合点,极大地推动了都市生活理论向系统化、纵深化的道路上迈进,这对我们今天重新审视城市现象、评价城市化进程以及“怎样更好地与城市相伴,以实现社会正义与生态正义”,都具有重要的思想启迪。
[责任编辑:褚永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