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代版印图书的传播优势
于兆军
【摘要】宋代刻书业的繁荣极大促进了宋代的图书生产。与唐代及其以前的写本图书相比，宋代版印图书作为当时新兴的传播媒介，具有物美价廉、装帧和版式考究、便于携带和阅读等优势，同时宋代的版印图书传播知识准确性更高、传播途径广泛，直接促进了宋代文化的传播和交流。
【关键词】宋代;版印图书;传播优势;文化繁荣
雕版印刷是人类文化传播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宋代是我国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宿白先生在谈到两宋刻书时指出：“雕板印刷虽出现于8世纪，但大量刊印书籍则始于10世纪中叶以后，至于刊本书籍数量的激增和种类的丰富，则又在国子监刊书兴盛的北宋之后。盖中原陷金，集聚于汴京的雕板全部废毁，南宋建国急需书籍，于是国子监外各地官署、学宫、私人书坊大兴刊印。”由此可见，虽然雕版印刷发明于唐代，然而在宋朝以前，写本仍是文化知识传播的主要方式。入宋以来，随着雕版印刷的普及和繁荣，版印传媒逐渐成为文化传播的新宠，至南北宋之交印本和写本已能平分秋色，而到了南宋中后期，版印图书已基本上取代写本成为图书流通的主体。版印图书之所以能够在宋代逐步取代写本，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宋代雕版印刷的繁荣促进了版印传媒的大量生产，此外，宋代版印传媒还具有写本传媒所不具备的传播优势。宋代版印传媒的优势加速了宋代文化的传播，并为其繁荣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宋代版印图书的价格相对便宜
在雕版印刷广泛运用之前，书籍多靠手抄来传播，费时费力，图书的数量和流通的范围都极其有限。宋代版印事业的繁荣不仅促进了图书的生产革命，也促进了版印图书的商业传播。在商品流通过程中，价格无疑是影响传播的最重要因素。而影响商品价格的因素也很多，其中成本和供求关系是影响商品价格最核心的因素。宋代版印图书的成本主要包括赁版费、纸墨费、装印工食费等。
雕版印刷图书与手抄图书相比确实需更多的人力、财力投入以及更长的时间成本，然而一旦图书刻版完毕，印刷起来就相当简单快捷，这是因为图书雕版的成本相对固定，所以当图书大量印刷后版印图书的成本自然就会降低。钱存训先生曾指出，印刷成本比起费时费工的手抄成本要低廉得多。翁同文先生在谈到印刷术对书籍成本的影响时也曾说：“印刷术的发明，减轻了书籍生产的成本，令书籍的传布相对普及化。”仅就宋代监本而言，其价格和工本费大体相当。《续资治通鉴》记载：“癸亥（1017），上封者言国子监所鬻书，其直甚轻，望令增定。帝曰：‘此固非为利，正欲文籍流布耳。不许。”不仅如此，朝廷还想办法降低图书成本，元祐三年（1088），官方下令刊刻医书小字本，以降低成本，便民购买。绍圣元年（1094），国子监上书言本监所刊医书皆为大字本，医人往往无钱请买，欲乞开小字本，重新校对出卖，哲宗再次批准国子监用小字刊印日用医书的请求。由此可见，宋代国子监刻印图书售卖，不仅只收工本费，而且通过使用越纸、刻小字本等积极努力地降低书价，以方便士人购买。监本尚且如此，在刻书业兴旺发达竞争激烈的宋代，书坊主要想生存也必须想方设法降低成本。
若要考察宋代版印圖书的价格情况，我们必须以写本为参照，如果能够发现同一部书在同一时期的抄本和印本价格对比的史料，我们就基本上能够做出一个比较令人信服的结论。《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0二记载，仁宗天圣二年十月辛巳条引王子融之言称：“日官亦乞模印历日。旧制，岁募书写费三百千，今模印，止三十千。”这是一条极为难得的史料，可见就当时书籍的成本而言，版印图书的成本仅为抄本的十分之一。这则史料唯一遗憾的是没有明确记载刊印的数量，然而从历书这一和人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性质来看，历书应属于“畅销书”，需求量一定不小，历书印刷得多，成本自然就会降低。所以笔者认为就销量一般的图书而言，印本和抄本的价格差距可能要小一些。明代胡应麟曾指出：“往往宋世书十卷，其直仅可当六朝一;至功力难易，则六朝一足以当宋世百矣。”之后胡氏又云：“凡书市之中，无刻本则抄本价十倍。刻本一出，则抄本咸废不售。”虽然图书的价格也会随市场有所起伏，但手抄本和印本的这种价格比率，却始终变化不大。由此可见，宋代造纸术的进步和印刷术的普及，尤其是高效率、大规模雕印出版不仅促进了图书的大量生产，而且降低了图书的成本和价格，使得版印图书物美价廉。就宋代社会需求量较大的科举类和日常生活类必需的畅销图书而言，版印图书的价格比抄本便宜了十分之九。随着宋代刻书事业的不断发展壮大，版印图书的价格逐步趋于平民化。由此可见，宋代版印图书在价格上具有巨大的市场优势，而这种优势无疑加快了宋代版印图书的流通和传播。
二、宋代版印图书方便携带和阅读
张铿夫先生在谈到中国书装源流时就曾指出：“自有书，即有装。盖字不著于书，则行之不远，书不施以装，则读者不便。”可见图书的形制主要是为了阅读的方便。“书籍的装帧形式和书籍的制作材料及制作方法有着密切的关系”，唐代以前图书仍然多为卷轴，晚唐以后才出现了叶子。入宋后，雕版印刷事业得到更加空前的发展，书籍的制作方式也由抄写逐步变为雕版印刷，书籍制作方式的重大变革直接影响到书籍的装帧形制，于是出现了蝴蝶装和包背装。钱存训先生曾指出：“印刷术的发展，使得书籍形式统一、版面标准化、字体固定、校勘仔细，因而可获得较佳的板本。在9世纪末或10世纪初，书籍的外形从卷轴演变为折页或平装，虽因开展较便，但为了印刷的方便当亦有关。”来新夏先生亦曾指出：“宋初，处于写本书向版印图书全面转化的时代。版印图书的普及，使图书形态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北宋盛行的册叶制度是雕板印刷普及的产物。”就现有文献来看，宋代版印图书最盛行的是蝴蝶装。蝴蝶装是把一版印好的书叶，以印字的一面为准，从中间版心处对折，一本书的书叶折完后，再把折好的书叶均从版心背面依次相粘连，再用一张厚纸对折后粘于书脊，作为书皮，最后将其他三面裁齐，这样，一册蝴蝶装的书就装帧完毕了。蝴蝶装的图书翻开后，书页朝两面分开，似蝴蝶展翅，故称之为蝴蝶装。李致忠先生曾指出：“蝴蝶装是随着版印技术大兴，适应书籍雕印成一版一版的新形式而出现的新的装帧方式。”这主要是因为雕版印制书籍与手写不同，手写书籍可以随意自裁：雕版印书必须一版一版地雕刻印刷，印出来的书实际上是以版为单位的若干书叶。而如果再采用已有的卷轴装、经折装、旋风装，不但浪费不必要的粘连、折叠手续，也不适应更加发展了的社会文化需求。于是既适应雕版印刷又方便阅读的蝴蝶装就应运而生了。
蝴蝶装的书叶完全靠粘连固定，若是经常翻阅，则容易脱落和散乱。同时，蝴蝶装的书叶都为单面，致使翻检时多见纸背空白页，这就给阅读带来了不便。为了解决这些难题，又出现了一种既便于翻阅又更加牢固的新的装帧形式，这就是包背装。包背装是将书叶无字的一面对折，版心向外，然后将如此折好的书叶依次放在一起，版心向外作为书口，在版心的另一侧边框外余幅上打眼，用纸捻穿订并裁齐、压平形成书脊。再用一张硬厚整纸比试书脊的厚度，双痕对折，作为封皮，用糨糊粘贴于书背，再裁齐天头地脚及封面的左边。这样，一册包背装的书籍就大功告成了。包背装的书籍打开后，每一页看到的都是合页装订的正面文字。包背装在南宋中后期就已经出现。
由此可见，宋代雕版印刷的普及促进了蝴蝶装和包背装的流行，使得图书更加方便携带、存放，尤其给阅读和知识传播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写本时代，书籍多为卷轴装，卷轴装虽然有容量大等优点，但卷面过长，卷舒翻阅极不方便，尤其是前后文对比阅读就更加困难。张秀民先生就曾说：“阅读卷子时，必须摊开卷子，才能看到内容，阅毕再卷好，外用缥带束住。若改成方册，就无展卷、收卷的麻烦，由卷子而成为方册，是书籍形式的一大进步。”雕版印刷促进了宋代版印图书的版式变革，也给阅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宋代建阳书坊首先还在书版边栏的左上角或右上角设计了书耳，里面刻有书名卷次。宋代版印图书的商业化还促使书坊的编刊创新，使得“纂图”“互注”“重文”“重义”“注疏合刊”等版本形式大量出现，不仅使图书图文并茂，而且更有利阅读理解，促进了知识的快速传播和吸收。
三、宋代版印图书传播知识更加准确
在版印普及以前的手抄图书时代，图书一书难求，客观上缺乏必要的校勘条件，所以抄写图书鲜有校勘者。宋代以前的图书校勘多为藏书、勒石而校，校勘的意义并没有充分得到发挥。由于抄写困难，又加上缺少校勘这一环节，一般来说抄本图书的有心之误和无心之误都较多。
到了宋代，校勘基本上成了版印出版的必要环节，所以版印图书与前代的抄本相比其内容也较为可靠。宋代中央刻书尤其重视校勘，仅一部《毛诗正义》就有勘官、都勘官、详勘官、再校等十五人参加校勘。经过“三校”后方才镂板，可见宋代中央出版图书时其校勘用力之深。从太宗端拱元年（988）至真宗咸平元年（998），历经十年寒暑，《五经正义》经反复校勘，最后才由国子监正式刻印出版，足见宋代馆阁与国子监对校雠的重视。经书如此，正史亦然。不仅如此，有的书版刻成后还要进行勘版，待修订后才大量印刷。宋初国子监校刻《汉书》，印出后发现谬误，遂复校，又校正了2200余字。天圣年间，国子监校定《文选》，净本送三馆雕印，版成后，又命直讲黄鉴、公孙觉校对。经馆阁和国子监校勘过的书籍内容是非常权威的，不仅因为这些书籍校勘的次数多，更因为在馆阁和国子监任职的都是学识渊博的高级人才。他们个个学有专长，并希望有所建树。宋洪迈曾指出：“国朝馆阁之选，皆天下英俊，然必试而后命，一经此职，遂为名流。”如督勘官国子祭酒孔维、集贤殿大学士晏殊、李昉、宋敏求、欧阳修等都在馆阁或国子监任过职。经过这些才俊校勘和编纂的书籍，其内在质量绝对一流。
宋代不仅中央刻书进行校勘，地方官府和私人刻书也进行图书校勘。淳熙三年（1176），舒州公使库刻印《大易粹言》一书，书后附有舒州公使库雕造所的牒文中列出的校勘者就有十人。经过多次校勘后刊印的库本《大易粹言》其质量也比普通人的抄本有保证。宋代的书坊主为了占领市场，也很注意图书校勘，提高图书的质量。隆兴问（1163—1164）王叔边所刻《后汉书》目录后镌有牌记云：“本家今将前后《汉书》精加校证，并写作大字锓板刊行，的无差错。收书英杰，伏望炳察。”可见宋代的很多书坊在图书刻印前都进行校勘，而且有的图书甚至进行了三校。有些书坊还聘请有名望的文人和私塾先生担任编撰校对，如建阳余氏广勤堂延请名儒徐世载校辑《诗传义疏》，耗40年才刊刻成书。世彩堂刊刻韩柳的文集，是由廖瑩中亲自校定的。
宋代图书校勘无论是校勘理论还是校勘实践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值得一提的是，南宋学者楼大防还制定了通用的校勘“正误表”，表格列出了“卷”“版”“行”“字”“误”“改”六个项目，后面都留有空格，以备有错误需要勘正时填写。这种体例格式直到20世纪还被沿用。宋代图书的版印出版促进了宋代校勘，宋代的校书不仅频繁，而且在规模上大大超过前代。宋代的图书出版往往都是先校后刻，校勘真正成为出版的重要环节。经过校勘的版印图书与写本相比讹误较少，其知识传播更加准确。宋代校雠名家辈出，这一时期的校勘成果也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廖莹中的《九经总例》、郑樵的《校雠略》、吴缜的《新唐书纠谬》和《五代史纂误》、洪兴祖的《楚辞考异》、方崧卿的《韩集举正》、朱熹的《韩文考异》等。它们不仅在图书校勘史上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我国文化传播史上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钱存训先生曾指出：“印刷术的发展，使书籍形式统一，版面标准化，字体固定，校勘仔细，因而可以获得较好的版本。在中国，无论是官修或私印，对书籍的校勘均极为重视，以确保版本的可靠无误。在印刷之前，在抄写、上版、刊刻或试印之后，至少校对4次，由于细心准备，一部精工校勘和印刷的印本，价值高过一部抄本;后者多不能避免一些无心的手误。所以，除了价格便宜外，版本准确无误也是读者喜爱印本的另一主要原因。”可见宋代版印图书的内容质量堪称一流，这无疑会吸引更多读书人前去购买。
总之，宋代版印的繁荣使得版印传媒大量产生，版印图书贸易也因此变得更加兴盛，与抄本相比，印本具有的物美价廉、便携、便藏、讹误少等无远弗届的传播优势，加上宋代统治阶级不遗余力地大力提倡和宋代图书贸易的繁荣，自然就使得宋代文化知识的传播比前代更加方便快捷、广泛深入，进而促进了宋代社会文化重心的下移以及通俗文艺的兴起，加速了宋代文化的繁荣和鼎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