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主体功能区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对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经济学论文，人口资源与环境论文-论文范文参考-科学狗论文网

标题

不同主体功能区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对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

范文

王亚运++蔡银莺

摘要

城乡经济转型及农村人口快速城市化促使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较传统利用方式发生转变，农户家庭耕地生存依赖度弱化促进土地流转市场发育。以湖北省重点开发区、农产品主产区和生态功能区的1 146户农户调查数据为实证，运用Biprobit模型分析不同主体功能区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对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①调研区域41.10%的农户家庭参与土地流转，土地流入转出租金分别为2 751.12元/hm2、4 391.33元/ hm2，土地流转发生率较高但租金水平整体偏低，且在区域间存在显著差异。重点开发区土地流转市场发育较好，流转参与率及租金水平较高；农产品主产区流转参与率较高，但租金水平较低；生态功能区土地流转参与率及租金水平较低，流转市场发育迟缓。②区域间功能定位、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导致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空间差异明显。其中，生态功能区农户耕地資源利用的食物生产功能弱化明显，而重点开发区和农产品主产区则明显弱化耕地资源的养老就业功能。③整体而言，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对土地流转行为影响显著。其中，家庭耕地利用在经济贡献、养老就业及食物生产等方面承担的功能越强，其家庭做出土地转出决策的可能性愈小；而选择土地流入的可能性也越大，而家庭耕地利用所表征的选择馈赠功能越强，其家庭越倾向于留存土地，且区域差异明显。重点开发区的相关系数及显著程度较高，作用方向与整体基本一致；生态功能区的相关系数及显著程度最低，且作用方向偏离整体幅度较大。表明经济发展程度越快的地区，土地流转发育受耕地利用功能的影响越明显。

关键词土地流转；耕地利用功能；农户；空间异质；主体功能区；Biprobit

中图分类号F30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7）07-0128-11

DOI：10.12062/cpre.20170346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传统的计划经济开始向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这也带来了人地关系的巨大变革[1]。基于农业生产比较效益低下，农业劳动力外移现象愈发明显，这也带来了土地流转市场的产生与发展。考虑到土地流转所带来的资源配置和解放剩余劳动力上的巨大优势，中国政府也积极推动农地流转市场的建立和培育。据统计，当前中国土地流转率已达到30%，相比日美欧等发达国家还有所不及。其中主要是农民之间的流转，工商资本流转的土地大约占10%，土地流转行为活跃[2]。同时，在城乡经济转型及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快速向城镇转移（截止2015年，我国人口城镇化率已达56.10%），农民兼业和非农经营等生存方式多元化，相比于过去单纯以农为生的传统生存方式，耕地资源在农户家庭中的利用功能发生了明显转变，农户的土地生存依赖性逐渐弱化。耕地具有多种功能，在发挥生产功能提供农户家庭收入及食物消费的同时，在农户家庭中所承担的养老保障及供后代未来选择、继承等社会保障功能也逐渐显化。农户家庭耕地资源的利用功能相关研究也表明，在快速城镇化和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农户家庭的生计策略、资源禀赋及区域间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距，农民依地为生的程度不同，因而农户家庭的土地流转决策在空间上显著异质[3-5]。而在快速城市化及城乡社会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农村在分享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及基础设施建设等综合福利辐射的同时，也承受着城市化所带来的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及劳动力流动等多重压力，土地流转市场培育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1文献综述

当前关于中国土地流转市场的研究较为丰富。其中，为促进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培育与发展，从微观农户家庭视角探寻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的制约因素及流转决策行为的异质性特征是研究热点之一。多数研究认为农户家庭资源禀赋特征、相关政策法规、农地产权特征及经济发展等是驱动及影响土地流转市场培育的关键因素[6-9]。也有研究从农户参与农地流转决策行为的形成机制及作用机理去解析农地流转的制约因素。例如，罗必良等[10]从交易费用出发，认为农户在流转流程、外部环境和第三方组织三个角度的交易费用认知，不利于农地的流转。冷智花等[11]从家庭特征解析农户土地流转行为决策的制约因素，结果表明不同地区土地流转体现为“富农”行动特征，低收入家庭对于土地的依赖程度较高，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成为土地流转决策的约束条件。农户是非常理性的，会在一定约束下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农户由于自身差异，当多种功能需求赋加在耕地上时，在有限资源及投入条件约束下，不同农户对于耕地功能的利用存在一定的差异。因而，农户的土地流转决策是寻求自身家庭禀赋与耕地功能之间的相互适应，进而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决策过程。已有研究表明，随着人口增长及经济的发展，农户家庭的耕地功能需求发生变化[12]。经济发展早期阶段，农业在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农户对于耕地的功能主要着眼于基本的生产功能；伴随经济发展，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加剧，经济结构中非农产业比例的急剧上升，传统生产功能已不能满足农户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耕地利用功能较传统方式发生了转变。而耕地功能的转型势必造成耕地利用方式的变化，农户家庭对于耕地功能的利用差异，最终会产生不同的土地转出决策。乐章等[13]研究认为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农户，耕地资源在家庭中承担的经济贡献和食物供应功能显著，其土地转出意愿较低。邹温鹏等[14]认为耕地资源社会保障功能替代程度差异是保障农户权益、促进农地资源流转的关键。程佳等[15]认为农地的经济价值功能和劳动力承载功能负向影响土地转出意愿。徐美银等[16]分析得出偏好土地生产、保障功能的农户，土地流转意愿较弱。

当前关于土地多功能和土地流转的研究已陆续开展，但是迫切需要以土地多功能更深的理解来探究土地多功能和土地流转之间的关系。2012年12月湖北省政府颁布实施的《湖北省主体功能区划》（以下简称区划）在综合考虑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等要素的基础上，通过划定某种具有特定主体功能的地域空间，以期提高耕地利用效率，改善农田环境，控制城市发展边界。基于此，本文从微观农户耕地利用视角出发，以湖北省重点开发区、农产品主产区、生态功能区为例，从经济发展、资源禀赋、区位条件等方面入手，结合区域国土空间规制目标，探索不同功能导向地区的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和土地流转之间的关系，以期丰富土地多功能和土地流转的相关研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摸清约束农户土地转出行为的变量体系，为政府在完善农业政策、补偿制度、产权规范等方面提供参考，有助于精准谋划土地制度改革方略。

2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2.1研究区域及功能区划分

湖北省地处中国中部和长江中游，山地平原兼有，气候温暖湿润，土地类型多样，国土空间自然禀赋优势突出，是国家重要的粮棉油生产基地之一，既是我国发展的核心区域，又是中部崛起的核心增长极。而随着政策扶持力度的加大，湖北省土地流转水平增长迅速。据统计，2014年湖北地区土地流转率已达32.6%，略高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30%）。已有研究表明，《湖北省主体功能区划》对于土地流转市场的发育具有显著影响[5]。《区划》将湖北省103个县划分成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其中限制开发区又分为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因为禁止开发区多为自然文化遗产等点状区域，因而本文依据《区划》将地区划分为重点开发区、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其中，重点开发区是指有一定经济基础、资源承载能力强、发展潜力较大、集聚人口和经济的条件较好，应重点进行工业化、城镇化开发的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是指耕地面积较多，农业发展条件较好，但从保障农产品安全及永续发展的需要出发，须把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作为首要任务，从而限制大规模高强度工业化、城镇化开发的地区；重点生态功能区是指生态系统脆弱、生态功能重要、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低，不具备大规模高强度工业化、城镇化开发条件，须把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作为首要任务的地区[17]。其中，重点开发区选取武汉市的蔡甸区和江夏区，该地区区位优势明显，发展潜力大，资源承载力强，对周围区域具有显著的辐射作用，是武汉市的空间拓展和产业集群建设的重要区域；选取孝感市云梦县和安陆市作为农产品主产区的典型代表，该区域光热资源充足，水陆交通便利，农业发展条件好；选取孝感市孝昌县和大悟县作为生态功能区的代表区域，该区域地处大别山地区，地势较高，开发强度在10%以下，资源承载力较弱。从湖北省主体功能区划视角下重点分析农户家庭耕地功能測度分值对土地流转决策的影响，从农户家庭耕地多功能变化视角分析其对土地流转行为决策的约束性。

2.2数据来源

课题组于2014年11月至2015年4月对《湖北省主体功能区划》中重点开发区、农产品主产区和生态功能区的典型区域开展实地调研，涉及60个行政村的1 200户农户家庭。调研过程中参考村庄与中心集镇的距离远近、经济发展状况选取村庄，采用参与式农村调查方法面对面访谈农民1 200户。其中，有效样本1 146户，有效率为95.50%。受访农民样本数据的统计学描述见表1。以男性农民为主，文化程度多为小学及以下，比例均在66%以上；年龄主要在50岁以下，其中重点开发区调研样本中50岁以下受访农民占65.12%，而农产品主产区和生态功能区受访农户年龄则多集中在50—65岁之间，比例均在43%以上；受访农民中非党员占91.54%，三个地区受访农户党员比例差异较小，均在6.85%到9.15%之间；在受访家庭成员拥有非农就业技能方面，调研区域90%的受访农户缺乏非农就业技能，其中重点开发区该比例达88.81%，低于重点开发区和生态功能区的94.09%和93.49%。以上可见，受访农民个体及家庭基本特征在主体功能区之间存在差异性。

3研究方法

3.1研究框架

3.1.1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测度指标体系

耕地利用功能是土地功能和农业多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有研究多从生产、生态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划分耕地利用功能[18-21]。其中，土地利用功能变化也是土地科学研究的核心内容。PérezSoba [22]等利用耕地功能框架分析土地多功能对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影响，认为土地功能转变是土地覆被变化与区域经济发展共同作用的结果。宋小青等[19]的研究表明我国耕地功能在2006年开始转型，但转型前后耕地功能供需协调与供需错位、供给滞后、形态扭曲并存。Groot 和Hein[23]认为当前土地景观服务和生态系统服务为人类福利改善提供了直接或间接的助力。同样，千年生态系统评估[24]的研究发现土地的功能正由传统形式向提供健康福利、自然景观、生态环境、工作和收入等多功能发展方向转变。以上研究多从宏观层面分析耕地多功能的转型变化，而从微观农户层面分析耕地功能在农户家庭作用的研究尚待深入。耕地是农民家庭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为基础的生产资料及生存要素，在农户家庭中承担着多重功能。其中，食物生产功能是家庭耕地利用最基本的功能[18]。同时，耕地与劳动、资本等其他生产要素相配合为农户家庭提供经济收入。而在快速城市化及城乡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老年劳动力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力军，因而耕地资源负载的养老保障功能在逐渐强化。将耕地资源留存自己或子孙后代未来继续利用、规避和防范社会风险也是农民家庭长期以来的传统，但通常却未被加以量化。随着土地资源价值观念及稀缺程度的加强，耕地资源在农户家庭中存在的选择馈赠功能在逐渐显现，尤其当前农村地区征地频繁，因而耕地资源的选择馈赠功能价值越来越明显。同时，考虑到耕地的生态功能主要体现在区域生态安全上[25]，在农户家庭微观层面对于土地流转的作用并不显著。因而，本文从微观农户层面分析农户家庭的耕地利用功能，主要将其划分为经济贡献功能、食物供应功能、养老就业功能和选择馈赠功能，在参考已有相关研究[19，21，26-29]，在指标可得性的原则下，构建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的评价指标体系，详见表2。

（1）经济贡献功能是指耕地资源通过农业耕作及生产给农民家庭所带来的经济收益的功能。产值效益是能直观反映耕地经济产出能力的指标，而农业补贴也是伴随着农户利用耕地行为而产生的政策性转移收入，是耕地经济贡献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作物播种比重直接关乎耕地的收入水平；耕地收入比能较好反映耕地利用在家庭经济收入中的重要性。上述指标与耕地经济产出紧密相连，但侧重点不同，能较好体现耕地的经济贡献水平。

（2）食物生产功能是耕地能够生产作物以供应农户家庭本身及社会生产生活的基本能力，包括自身消费和供应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的能力。粮食自给率、蔬菜自给率和家庭商品粮供应城市人口的水平反映出农户利用耕地生产农产品满足自身消费及供应他人生活的能力；粮作比更多体现了粮食作物的生产能力，与粮食安全密切相关。上述指标能较好反映出耕地的食物生产功能。

（3）养老就业功能是指耕地为农户家庭成员提供养老就业保障的功能，包括生活保障功能、养老保障功能和就业保障功能。亩均劳动力、人均耕地分别从土地和人口两个尺度反映耕地资源对劳动力的承载能力；务农劳动力比反映家庭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的强度；老年务农劳动力比反映的是以养老保障为目的的老年务农劳动力的农业生产情况，因而选用上述指标来分析耕地养老就业功能。

（4）选择馈赠功能指的是耕地资源作为农户家庭重要的财产，农户可根据家庭状况做出未来发展选择及后代传承的资源配置决策，具体指针对耕地资源提供的某项效益或功能农户家庭所持有的一种保育偏好，主要从代际公平及未来保存发展权的角度考量农户对于耕地资源的配置期望，以确保耕地资源的某项效益或功能随时可用、避免过度开发，确保代际公平和防范未来不确性风险的理性决策。选用受访农民对耕地征收意愿以及保存耕地的当前存在状况、未来选择开发、馈赠后代的偏好认知四个指标以衡量耕地的选择馈赠功能，界定农户对于耕地保存当前状况、选择未来开发或留存后代的倾向。关于耕地选择馈赠功能价值的量化较为复杂，非本文的研究重点，在此仅作为主观性评价用李克特五分量表进行测定。

3.1.2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的测算步骤

耕地功能研究来自农业多功能，而农业多功能中关于功能的定量化研究存在着多种途径[30-33]，多种尺度和范围[34]。但多从宏观层面进行分析量化，缺少微观层面的定量分析。虽然在城乡社会转型过程中，耕地在农户家庭中的重要程度有所弱化，但考虑到耕地是农户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和生存要素，加之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小农户经营现象，耕地利用依然在农户家庭生产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而本文从农户家庭尺度进行研究。在评价方法中，熵权法是求取客观权重较普遍的方法。熵表示事物或问题的不确定性，利用熵值和熵权概念，根据数据变异程度与信息量确定权重，弥补了指标权重主观赋值的不足[35]。模型对于农户个体数量和分布无严格限制，适合于进行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多功能评价分析。具体步骤如下：

式中：ej是信息熵；Pij表示第i个农户第j项指标归一化值与总值的比例；gj为第j项差异性系数；Wj为权重；Vk为加权的规范化阵；k表示第k组耕地功能指标，本文共有4组耕地功能指标。

3.2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对土地流转行为影响的变量选择

3.2.1变量选取

研究涉及的变量及赋值见表3。其中，根据农户对于家庭承包地是否发生流转衡量其土地流转行为，赋值说明见表3。此外，土地转出决策并不仅受耕地利用功能的影响，还受到农户、自然资源及经济发展等特征影响。为此文中设置了农户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土地资源特征和社会经济发展特征等控制变量。

3.2.2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对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

土地流转分为转入和转出两种决策，以往研究在分析土地流转影响因素时，往往简单地构建Logistics、Tobit等单方程模型[5，12]。但是农户的土地流转决策并不独立，存在较强的内生性问题，另一方面有关土地流转的“开关模型”会遗漏农户既流入土地又转出土地的样本信息。而Biprobit模型能在估计时考虑不同方程之间干扰项的相关性，通过修正两个模型干扰项协方差矩阵来提高估计效率，它既解决了土地流转行为的内生性问题，又能解决开关模型所固有的“遗漏问题”，故本文选用Biprobit模型进行估计。构建的模型如下：

其中ξi，υi分别表示转入和转出方程中的个体特定效应，δ，β表示转入和转出方程的随机误差项，为了保证方程的可识别性，X1i，X2i均为外生变量且两者之间至少有一个变量不相同。假设特质随机误差项服从正态分布，即：

还假设E（αi）=E（ηi）=0，αi，ηi⊥X1i，X2i，ξi，υi。令π=（δ，β，σε，ρ，ρ，ξ，υ）表示待估计的参数族，由此可得参数族的极大似然估计量。

4结果分析

4.1调研区域农户家庭土地流转基本状况

在1 146户受访农户中，有41.10%的农户参与农地流转（471户），其中，16.40%的农户转入农地（188户）；25.83% 的农户转出农地（296户）； 1.13% 的农户既转入又转出农地（13户）。其中，生态功能区31.16%的受访农民家庭参与土地流转，低于重点开发区的44.01%和农产品主产区的45.23%。在流转面积上，调研区域涉及土地流转总面积为312.77 hm2，其中，流入、转出面积分别占65.88%、34.12%，转入面积明显大于转出面积。对比来看，农产品主产区流入转出面积比最大，达到2.998，失衡现象明显，生态功能区流入转出面积比最小，为1.092，基本保持均衡。分析发现，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开发区均出现个别农户的大规模转入行为极大提高了区域土地转入面积，也表明此区域内已出现规模化经营的种养大户。在流转租金上（见表4），整体上来看，调研区域土地转入租金为2 751.12元/ hm2，土地转出租金为4 391.33元/ hm2。对比来看，重点开发区的土地流转平均租金相对最高，土地流入转出租金多集中在4 500—9 000元/ hm2区间内，土地流入转出租金比最低，为0.632；农产品主产区土地流入租金多集中在0—4 500元/ hm2内，而土地转出则多为无租流转，其土地流入转出租金比则达到1.459；生态功能区土地流入转出租金均相对较低，区内土地流转多为代种行为，无租流转比例超过30%，农户家庭的土地流转决策相对保守。而不同主体功能区在土地流转面积及流转租金上的巨大差异可能缘于不同功能区农业生产效益的巨大差距所带来的土地流转供需关系的差异，进而带来土地转入转出价格之间的巨大差异。

4.2不同类型功能区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

不同主体功能区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结果如表5。F检验也表明耕地利用功能在不同主体功能区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具体而言，耕地资源在农户家庭中所承担的经济贡献功能在主体功能区之间差异较小，但均值较低，不足0.23。受益于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农户非农就业机会多、生计方式多元，促进农户家庭经济来源的土地依赖性降低。此外，耕地资源在农户家庭中担负的养老就业功能与食物生产功能的地区差异性较大，生态功能区耕地资源在农户家庭中所承担的养老就业功能相对高于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开发区，而在食物生产功能方面则相对较低。原因在于，相比重点开发区和农产品主产区，生态功能区受限于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条件，在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的背景下，耕地在农户家庭中所承担的养老就业功能依然较强，而由于农业生产条件较差，耕地资源的食物生產功能尚无法满足农户家庭基本食物生产。同时，主体功能区之间的家庭耕地选择馈赠功能差异较小，但均值较高，均超过0.55，虽然不同主体功能区区域发展条件、政策支持、功能定位存在明显差异，但受城市化、工业化的冲击，耕地资源稀缺度及资源价值在不断显现，农户家庭对于耕地资源留存未来使用及后代继承的意识明显增强。

4.3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对土地流转的影响

为验证家庭耕地利用功能对土地转出的影响，选用biprobit模型检验耕地利用功能与土地流转行为之间的关系（见表6）。检验结果显示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三个地区模型的回归方程似然比检验均在1%下显著，模型整体回归结果较好，具有统计学意义。

4.3.1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对土地转入行为的影响

整体上，农户家庭耕地利用的经济贡献、食物生产和养老保障功能与农户土地转入行为呈显著正向关系，而家庭耕地利用的选择馈赠功能则显著负向影响土地转入行为，表明对于耕地资源的经济功能、食物生产功能和养老保障功能利用程度更高，对于耕地未来利用及后代继承需求越为弱化的农户家庭的土地转入发生率较高。对比来看，区域间耕地利用功能对于土地转入行为的影响方向及作用力度存在明显差异，农产品主产区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对于土地转入行为的作用方向与整体一致，但仅有食物生产功能和养老就业功能通过显著性检验；重点开发区农户家庭耕地利用的经济贡献功能与食物生产功能对于土地转入影响的作用方向和显著度与整体一致，而养老就业功能和选择馈赠功能的作用方向与整体相反，且并不显著；生态功能区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各功能对于土地转入行为均具有负向影响，但仅有耕地利用的经济贡献功能通过显著性检验，且作用力度较大。重点开发区多临近城区，城市用地扩张增强了耕地资源的稀缺性，加之当前老年劳动力回流，务农劳动力老龄化趋势明显，农户出于规避风险的考量选择将耕地资源留待未来利用及后代继承的需求被强化。但受益于城市福利扩张，社会保障体系较完善，因而农户家庭耕地利用的养老就业功能和选择馈赠功能的作用方向与整体作用方向相反，且并不显著。农产品主产区受益于优越的农业发展条件，农户家庭土地转入决策更为积极，但受限于土地流转供给不平衡，土地转入意愿较难转化为土地流转行为，因而难以达到规模化运营水平，故其耕地利用的经济贡献功能虽然对土地转入具有正向影响，但并不显著；而由于区域内土地权属关系尚不稳定，土地流转的不规范带来未来土地利用的不确定性和权属纠纷，也造成其选择馈赠功能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生态功能区多为山区丘陵地带，农户季节性返乡务农较为困难，也造成了区域内留守务农劳动力相对偏大的特征，其区域内50岁以上务农劳动力占比高达76.40%，而老年劳动力受限于自身条件，其土地转入决策相对较为保守，这也造成了其对于土地流入决策的负相关关系。

4.3.2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对土地转出行为的影响

整体上，农户家庭耕地利用的经济贡献、食物生产、养老就业及选择馈赠功能对土地转出决策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表明农户家庭耕地资源负载的功能越强，农户的土地转出决策越保守。土地转出行为会将农户推入非农就业市场中的同时，降低耕地收入在家庭中的比重。而在当前城乡二元体制下，农户非农就业无法享受到跟城市居民相同的就业保障福利，融入城市生存的可能性较低，青壮年进城务工的农民老年后缺乏生存技能后仍需返乡务农、回归农业；同时，土地转出行为会造成耕地利用的不确定性，而考虑到农田在当前农村家庭中依然承担着提供蔬菜、稻米及其他农副产品的功能，因而农户家庭耕地资源负载的经济贡献、食物生产、养老保障和选择馈赠功能越大，农户的土地转出决策也越保守。对比来看，重点开发区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对于土地转出的影响的作用方向及显著程度与整体一致，且相关系数更高，原因可能与重点开发区多地处城市近郊区，其在分享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及基础设施建設等综合福利辐射的同时，也承受着城市化所带来的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及劳动力流动等多重压力，因而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对于土地转出行为的相关系数更高。农产品主产区耕地面积较多，农业发展条件较好，资源承载力较强，人地关系相对稳定，因而土地流转所带来未来土地利用的不确定性对于农户流转决策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因而农户家庭除选择馈赠功能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外，其他耕地资源利用功能对于土地转出行为的影响的作用方向及影响程度与整体一致。生态功能区受限于农业发展条件，资源承载力较弱促使中青年劳动力大量外移，留守劳动力年龄偏大，耕地资源在家庭中所承担的功能相比其他功能区更为弱化，因而也造成了该地区耕地利用功能与土地转出决策之间的不显著关系，甚至在经济贡献功能方面呈现出于整体作用方向相反的趋势。

4.4土地流转行为对家庭耕地利用功能的反馈

为探索实际流转行为与耕地利用功能的关系，以未流转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值为基础，对比分析不同流转决策的农户家庭的耕地利用功能，并进行F检验。整体而言，调研区域呈现出转出户家庭耕地利用的经济贡献、食物生产、养老就业和选择馈赠功能值降低，转入户家庭耕地利用的经济贡献和食物生产提高，而选择馈赠和养老保障功能降低的特征，且均通过F检验。对比来看，不同流转决策农户的耕地利用功能值差异明显。重点开发区呈现出转入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值增加，而转出户下降的特征。按变化幅度排序，在转入户中，耕地利用的食物生产功能变化最大，选择馈赠功能变化最小；在转出户中，耕地利用的经济贡献功能变化最大，选择馈赠功能的变化幅度最小。农产品主产区农户家庭利用的经济贡献、食物生产功能呈现出转入户增加、转出户下降的特征，而在耕地利用的养老就业功能、选择馈赠功能则均呈现出转入转出户均下降的特征。其中，在转入户中，耕地利用的经济贡献功能变化最大，养老保障功能变化最小；而转出户则呈现相反的排序，耕地利用的养老保障功能变化最大，经济贡献功能变化最小。在生态功能区，除转入户家庭的食物生产功能、转出户的经济贡献功能外，流转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值均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在变化幅度上，转入转出户均呈现出经济贡献功能变化幅度最大，选择馈赠功能变化幅度最小的特征。

5研究结论与讨论

5.1研究结论

以重点开发区、农产品主产区和生态功能区的1 146户农民为实证，分析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对土地流转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1）调研区域41.10%农户家庭参与土地流转，土地转入转出租金分别为2 751.12元/hm2、4 391.33元/ hm2，土地流转发生率较高但租金水平较低且存在着巨大的区域差异。其中，重点开发区土地流转市场发育较好，其土

地流转率与流转租金水平均相对较高；农产品主产区的土地流转发生率较高，但受限于经济发展条件，其土地流转租金水平依然偏低；而生态功能区土地流转市场培育相对滞后，其土地流转率和流转租金水平均较低。

（2）主体功能区农户家庭耕地资源利用的经济贡献功能相对弱化，在满足家庭成员未来选择及后代馈赠需求等功能上有所增强，且三个地区差异显著。重点开发区和农产品主产区农户家庭对于耕地资源利用所承担食物生产功能和选择馈赠功能较强，而生态功能区耕地资源利用更重视养老就业功能和选择馈赠功能。

（3）整体而言，家庭耕地利用在经济贡献、养老就业及食物生产等方面承担的功能越强，其家庭做出土地转出决策的可能性愈小，而选择土地流入的可能性也越大；而家庭耕地利用所表征的选择馈赠功能越强，其家庭越倾向于留存土地，且在主体功能区之间差异明显，存在着经济发展条件越好的地区，耕地资源利用功能对于土地流转决策的影响越明显的特征。生态功能区农民外出或进城务工比例较高，农村留守务农劳动力年龄构成偏大，农户的土地流转决策相对保守，因而耕地利用功能的作用效果并不明显。重点开发区由于城市扩张致使区域耕地资源的稀缺性及价值凸显，因而家庭耕地利用选择馈赠功能值越高的农户家庭越倾向于转入土地。农产品主产区受益于优越的农业生产条件，较高的耕地资源禀赋，其农业比较效益较高，农户家庭土地流转决策更为积极，因而其耕地利用功能与土地流转行为的关系更显著。

上述结论包含的政策含义包括：①在农产品主产区和生态功能区等经济欠发达地区要扩大农户的生计来源，加大补贴以提高土地租金，降低农户耕地生产依赖度，有序合法地将土地经营权集中在种养大户上，发挥规模效益；②在重点开发区应探索建立土地流转管理服务体系，重点在于完善土地流转后农户基本生活保障体系，消除农户土地流转的“后顾之忧”；③农户家庭对于耕地资源在满足家庭成员未来选择及后代馈赠需求等功能显著增强，表明加强耕地产权及生态环境保护建设意义重大。

5.2讨论

作为探索性研究，文章仍存在不足。一方面，當前研究尚未建立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长期的动态性跟踪监测，因而对于农户家庭耕地功能之间的相互转换对土地转出的影响尚未涉及；另一方面，受访农户年龄构成偏大，使得问卷结果偏于保守，同时农地流转过程中的部分争议性问题使得部分农户对于受访过程保持警惕性，由此也造成有关耕地利用功能与流转行为的部分结果的偏离，也一定程度上造成部分地区部分功能统计上的不显著。

（编辑：刘照胜）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SICILIANO G. Urbanization strategies， rural development and land use changes in China： a multiplelevel integrated assessment[J]. Land use policy， 2012， 29（1）：165-178.

[2]韩俊.中国土地流转率达30%，工商资本流转的土地大约占到10% [R/OL].2015-05-19.http：//www.tuliu. com/read-10860.html.[HAN Jun. The land transfer rate in China is 30 percent in which land transferred for industry and commerce enterprises accounts for 10 percent[R/OL].2015-05-17.http： //www.tuliu.com/read-10860.html.]

[3]包宗顺，徐志明，高珊，等.农村土地流转的区域差异与影响因素——以江苏省为例[J].中国农村经济，2009（4）：23-30. [BAO Zongshun， XU Zhiming， GAO Shan， et al.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ural land transfer： a case study of Jiangsu Province[J]. Chinese rural economy，2009（4）：23-30.]

[4]张兰，冯淑怡，曲福田. 农地流转区域差异及其成因分析——以江苏省为例[J]. 中国土地科学，2014，28（5）：73-80. [ZHANG Lan， FENG Shuyi， QU Futian.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farmland transfer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a case study of Jiangsu Province[J]. China land science， 2014，28（5）：73-80.]

[5]王亚运，蔡银莺，李海燕. 空间异质性下农地流转状况及影响因素——以武汉、荆门、黄冈为实证 [J]. 中国土地科学， 2015， 29（6）： 18-25. [WANG Yayun， CAI Yinying， LI Haiyan. The status of farmland transfer in the context of spatial heterogeneity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case studies in Wuhan， Jingmen and Huanggang[J]. China land science， 2015， 29（6）： 18-25.]

[6]何欣，蒋涛，郭良燕，等. 中国农地流转市场的发展与农户流转农地行为研究——基于2013—2015年29省的农户调查数据[J]. 管理世界，2016（6）：13-23. [HE Xin， JIANG Tao， GUO Liangyan， et 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land transfer market and the behavior of farmers circulation in China：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farmers in 29 provinces from 2013 to 2015[J].Management world， 2016（6）：13-23.]

[7]劉克春，林坚. 农村已婚妇女失地与农地流转——基于江西省农户调查的实证研究[J]. 中国农村经济，2005（9）：48-55. [LIU Kechun， LIN Jian. The married women who lost land in rural areas and rural land circulation：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he survey of farmers in Jiangxi Province[J]. Chinese rural economy，2005（9）：48-55.]

[8]刘克春，苏为华. 农户资源禀赋、交易费用与农户农地使用权流转行为——基于江西省农户调查[J]. 统计研究，2006（5）：73-77. [LIU Kechun， SU Weihua. Peasant household resource endowment， transaction cost and the transfer of rural land： based on the survey of farmers in Jiangxi Province[J]. Statistical research， 2006（5）：73-77.]

[9]冒佩华，徐骥. 农地制度、土地经营权流转与农民收入增长[J]. 管理世界，2015（5）：63-74，88. [MAO Peihua， XU Ji. Rural land system， land transfer and farmers income growth [J]. Management world， 2015（5）：63-74，88.]

[10]罗必良，李尚蒲. 农地流转的交易费用：威廉姆森分析范式及广东的证据[J]. 农业经济问题，2010（12）： 30-40. [LUO Biliang， LI Shangpu. Transaction costs of farmland transfer： based on Williamsons paradigm and Guangdong evidence[J]. 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2010（12）： 30-40.]

[11]冷智花，付畅俭，许先普. 家庭收入结构、收入差距与土地流转——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的微观分析[J]. 经济评论，2015（5）： 111-128. [LENG Zhihua， FU Changjian， XU Xianpu. Family income structure， income gap， and land circulation： a microscopic analysis based on CFPS data[J]. Economic review， 2015（5）： 111-128.]

[12]赵华甫，张凤荣，许月卿，等. 北京城市居民需要导向下的耕地功能保护 [J]. 资源科学，2007， 29（1）： 56-62. [ZHAO Huafu， ZHANG Fengrong， XU Yueqing， et al. Urban residents needsoriented functional protection of cultivated land in Beijing[J]. Resources science， 2007， 29（1）： 56-62.]

[13]乐章. 农民土地流转意愿及解释——基于十省份千户农民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J]. 农业经济问题，2010（2）： 66-72. [YUE Zhang. The intens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farmers land transfer：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ten provinces [J]. 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2010（2）： 66-72.]

[14]邹温鹏，孔祥斌，关欣，等.农户耕地社会保障功能替代程度测算方法研究[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2（3）：149-154.[ZOU Wenpeng， KONG Xiangbin， GUAN Xin， et al. A study on the calculation method of the substitution degree of household farmland social insurance function [J]. Journal of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2012（3）：149-154.]

[15]程佳，孔祥斌，李靖，等. 农地社会保障功能替代程度与农地流转关系研究——基于京冀平原区330个农户调查 [J]. 资源科学，2014（1）： 17-25. [CHENG Jia，KONG Xiangbin，LI Jing， et 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bstitution degree of farmland social insurance function and farmland transfer based on 330 peasant household surveys on the Jingji Plains [J]. Resources science， 2014（1）： 17-25.]

[16]徐美銀. 土地功能偏好、保障模式与农村土地流转[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1-10. [XU Meiyi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n rural land transfer in developed areas and less developed areas from security models and land function [J].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2014（1）：1-10.]

[17]湖北省政府办公厅. 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湖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的通知[R/OL]. 2012-12-21[2013-03-07].http：//gkml.hubei.gov.cn/auto5472/201303/t20130307_436857.html. [General Office of the Hubei Provincial Government. The notice about the planning of the main function areas in Hubei[R/OL]. 2012-12-21[2013-03-07].http：//gkml.hubei.gov.cn/auto5472/201303/t20130307_436857.html.]

[18]霍雅勤，蔡运龙，王瑛. 耕地对农民的效用考察及耕地功能分析 [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4， 14（3）： 105-108. [HUO Yaqin， CAI Yunlong， WANG Ying. Questionnaire investigation on cultivated land effectiveness for farmers and analysis of its function [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04， 14（3）： 105-108.]

[19]杨雪，谈明洪. 近年来北京市耕地多功能演变及其关联性 [J]. 自然资源学报， 2014， 29（5）： 733-743. [YANG Xue， TAN Minghong. Changes and relationships of arable land functions in Beijing in recent years [J].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14， 29（5）： 733-743.]

[20]赵华甫，张凤荣. 耕地保护方向待转——从单一功能到多功能的演变交替[J]. 中国土地，2010（10）：19-20. [ZHAO Huafu， ZHANG Fengrong. Protection of cultivated land to be transferred from a single function to the evolution of multifunction [J]. China land， 2010（10）：19-20.]

[21]宋小青，吴志峰，欧阳竹. 1949年以来中国耕地变化 [J]. 地理学报， 2014， 64（4）： 435-447. [SONG Xiaoqing， WU Zhifeng， OUYANG Zhu. Changes of cultivated land function in China since 1949 [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4， 64（4）： 435-447.]

[22]PERESSOBA M， PETIT S， JONES L， et al. Land use functions： an approach to integrate economic， environmental and societal impacts of land use change[J]. Sustainability impact assessment of land use changes， 2008， 12（2）：72-79.

[23]GROOT R D， HEIN L. Concept and valuation of landscape functions at different scales[M]. Berlin：Springer， 2007：15-36.

[24]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 Ecosystems and human wellbeing synthesis [M].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2005：26-39.

[25]蒙吉军，赵春红，刘明达. 基于土地利用变化的区域生态安全评价——以鄂尔多斯市为例 [J]. 自然资源学报， 2011， 26（4）： 578-590. [MENG Jijun， ZHAO Chunhong， LIU Mingda. Regional ecological security assessment based on landuse change： a case study in Ordos City [J].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11， 26（4）： 578-590.]

[26]李海燕，蔡银莺，王亚运.农户家庭耕地利用的功能异质性及个体差异评价——以湖北省典型地区为实例[J].自然资源学报，2016，31（2）：228-240.[LI Haiyan， CAI Yinying， WANG Yayun. Spatial heterogene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of arable land use functions in peasant household： a case study of representative area in Hubei Province[J].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16，31（2）：228-240.]

[27]罗成，蔡银莺.湖北省农产品主产区耕地资源功能的时空演变[J].经济地理，2016，36（3）：153-161.[LUO Cheng， CAI Yinying. The stage characteristics and spatial heterogeneity of cultivated land resource function evolution in agricultural producing areas of Hubei Province[J]. Economic geography，2016，36（3）：153-161.]

[28]甄霖，魏云洁，谢高地，等.中国土地利用多功能性动态的区域分析[J].生态学报，2010，30（24）：6749-6761.[ZHEN Lin， WEI Yunjie， XIE Gaodi， et al. Regional analysis of dynamic land use functions in China[J]. Acta ecologica sinica，2010，30（24）：6749-6761.]

[29]刘玉，刘彦随.乡村地域多功能的研究进展与展望[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22（10）：164-169.[LIU Yu， LIU Yansui. Progress and prospect in the study of rural region multifunctions[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2012，22（10）：164-169.]

[30]MCINTYRE N E， WIENS J A. A novel use of the lacunarity index to discern landscape function[J]. Landscape ecology， 2000， 15（4）：313-321.

[31]GRETREGAMEY A， KYTZIA S. Integrating the valuation of ecosystem services into the inputoutput economics of an Alpine region[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07， 63（4）：786-798.

[32]GROOT R S D， ALKEMADE R， BRAAT L， et al. Challenges in integrating the concept of ecosystem services and values in landscape planning， management and decision making[J]. Ecological complexity， 2010， 7（3）：260-272.

[33]SHERROUSE B C， CLEMENT J M， SEMMENS D J. A GIS application for assessing， mapping， and quantifying the social values of ecosystem services[J]. Applied geography， 2011， 31（2）：748-760.

[34]BURKHARD B， KROLL F， MULLER F， et al. Landscapes capacities to provide ecosystem services：a concept for landcover based assessments[J]. Landscape online， 2009， 15（1）：1-12.

[35]郭顯光. 改进的熵值法及其在经济效益评价中的应用 [J].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1998（12）： 98-102. [GUO Xianguang. Application of improved entropy method in evaluation of economic result [J]. Systems engineering-theory & practice， 1998（12）： 98-102.]

随便看

科学优质学术资源、百科知识分享平台，免费提供知识科普、生活经验分享、中外学术论文、各类范文、学术文献、教学资料、学术期刊、会议、报纸、杂志、工具书等各类资源检索、在线阅读和软件app下载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