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社会资本、收入多样化与农户贫困脆弱性 |
| 范文 | 徐戈 陆迁 姜雅莉 摘要运用陕西省秦巴山区的实地调研数据，基于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和内生转换回归模型，解决了样本选择偏差以及异质性等问题，对农户的社会资本、收入多样化和农户贫困脆弱性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并在反事实假设的基础上估计了收入多样化和收入专业化对贫困脆弱性影响的平均处理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对收入多样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贫困脆弱性有显著负向影响，社会资本每增加一个单位，贫困脆弱性下降7.95%。相较于收入多样化，收入专业化有助于降低未来发生贫困的可能性。其中，当收入多样化农户选择采用收入专业化时，贫困脆弱性将下降0.135 9，当专业化农户选择收入多样化时，贫困脆弱性将上升0.114 8。根据上述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①社会资本能够有效降低贫困脆弱性，因此在对贫困地区农户进行精准扶贫时，应注重农户社会资本培育，加强农村文化建设，丰富农民日常生活娱乐，充分重视非正规风险承担网络有效降低贫困脆弱性的作用。②正规风险制度的不完善会促使农民选取收入多样化来抵御风险，但就长期来讲收入多样化并不能帮助农民有效脱贫。因此，政府应加强正规风险制度的培育和建设，注重提升农户抵御风险的能力，降低收入多样化在贫困地区的保险功能。③相较于收入多样化，收入专业化有助于降低未来发生贫困的可能性。政府应针对当地资源经济特征，落实和推进“一乡一业、一村一品”战略，逐步形成专业化生产格局，建立起产业扶贫的长效机制。通过加强农户技术培训，提升农户技能型人力资本，使其持久性地融入产业化扶贫项目中，提高内生性生计能力，实现永久性脱贫目标。本文的研究对于帮助农户有效脱贫，实现乡村振兴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社会资本;收入多样化;贫困脆弱性;内生转换回归模型 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9）02-0123-11DOI：10.12062/cpre.20180930 随着精准扶贫战略有序推进，农村贫困呈现出脆弱性、动态化的新特征[1]，集中体现为外部冲击成为致贫主因，脱离贫困与陷入贫困两种反向过程同时并存，返贫率居高不下，脆弱性贫困成为当前贫困治理的工作重点。在贫困地区，由于正规性保险制度尚未建立起来，收入多样化成为农户抵御风险冲击、减缓贫困脆弱性发生的重要工具。但也有学者认为农户选择多样化会导致低风险和低收入，并将其称之为“多样化折扣”[2]。而专业化能够使农户在“边干边学习”中积累经验和相关知识，提升自身人力资本，增加农民收入[3-4]，有效降低农户未来发生贫困的概率。社会资本作为农户自身特有的资源禀赋，对农户生计选择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已有文献探讨社会资本以及收入多样化对农户贫困的影响，但仍存在两方面的不足：一是国内有关收入多样化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研究尚不多见，也就没有考虑过其内生性和选择偏差的问题;二是现有文献缺乏将社会资本、收入多样化和贫困脆弱性纳入统一的框架，研究三者之间的作用机制和关联关系，也没有回答农户选择收入多样化还是收入专业化脱贫减贫何种更加有效？本文采用陕西省秦巴山区贫困调研数据，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内生转换回归模型和平均处理效应，研究了社会资本、收入多样化和农户贫困脆弱性之间的关联关系，为脆弱性贫困问题解决提供一個新的分析视角。 1理论分析 世界银行将贫困脆弱性定义为在风险冲击下，个人或家庭未来福利下降到某一社会公认水平之下的可能性[5]。从定义中可得出贫困脆弱性最重要的表现就是风险，脆弱性的程度取决于农户受到的冲击和抵御风险冲击的能力[6]。当面临的风险冲击变大时，非贫困农户也可能陷入贫困。在受到的冲击相同的条件下，抵御冲击能力强的农户贫困脆弱性低，抵御冲击能力弱的农户贫困脆弱性高，因此提高农户抵御风险的能力才是解决农户高贫困脆弱性的根本。陈传波[7]在探索农户风险与脆弱性关系时提到中国贫困地区的农户作为风险管理的主体，面临着资产风险、收入风险、福利风险。这三种风险相互影响并周而复始进行循环，使得农户极易遭遇经济困难。黄承伟等[8]在描述贫困脆弱性与风险的关系时也提到农户所生存的环境中存在如经济危机、自然灾害、健康打击等各种风险，这些风险会使农户的福利水平下降，非贫困人口陷入贫困，贫困人口长期陷入贫困无法脱贫。为了抵御这些风险，农户通常会选择两种途径：一是家庭自身的风险抵御能力即农户的资源禀赋;二是积极采取抵御风险的行动。 社会资本是农户自身特有的资源禀赋，它以社会资源为载体，以社会网络为运作基础，拥有社会资本关系网络的成员之间彼此相互交流、互动、信任，并产生声望和制约关系，进而对网络中的稀缺资源进行良好分配，是由社会参与、社会信任、社会声望和社会网络组成[9]。社会资本的提升意味着农户资源禀赋的扩大，社会资本中的社会网络为农户带来了丰富的信息来源途径，能为农户提供重要信息[10]，且通过与亲朋好友之间特殊的情感纽带，彼此相互信任，互惠，因此往往拥有社会资本较多的农户其贫困发生的概率较小，特别是对于生活在传统农村的穷人来说，社会资本缓解贫困的作用尤为突出[11]，已有不少学者提出“社会资本是穷人的资本”，认为贫困地区农户的社会资本可以增加其收入，提高就业机会，缩小收入差距，减少贫困[11-12]。另一方面，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非正式规避风险渠道，能够有效缓解风险冲击[13]。当风险来临时，农户通过社会资本获取信息，与其他农户彼此进行互动、交流、学习，遇到困难互相帮助，共渡难关，为贫困地区农户提供风险保障，降低农户的贫困脆弱性程度。因此农户拥有的社会资本越大，则其未来陷入贫困的可能性越小。 本文提出假设1：社会资本负向影响贫困脆弱性。 社会资本不仅影响农户的贫困脆弱性，而且还会对收入多样化产生影响。社会资本和收入多样化是替代作用还是互补作用，已有文献对其进行了探讨：有学者认为社会资本和收入多样化之间相互替代。社会资本是农户的非正式保险机制，收入多样化是农户自身的一种风险规避手段，在农户的风险管理中二者是可以相互替代的缓解风险的工具[14]。但也有人认为社会资本和收入多样化是相互互补的关系，社会资本给农户带来便利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有用的信息渠道[15]，这有助于发现可靠的多种收入来源途径，特别是对于生活在贫困地区的农户。相较于正规职业的搜寻，社会网络更加迅速、便捷、有效。刘一伟等[16]在探究社会资本、非农就业与农村居民贫困时发现社会资本可以提高农户的非农就业水平，进而间接影响农户贫困。当替代效应大于互补效应时，社会资本对收入多样化有负向的影响;当替代效应小于互补效应时，社会资本对收入多样化有正向的影响。然而，社会资本在受到外界的风险冲击，如旱灾、泥石流、山体滑坡、涝灾等自然灾害时，会严重影响到整个社会网络导致社会资本的抵御风险能力减弱，无法为农户带来有效的风险保险机制[14]，同时随着社会的进步，正规保险机制也在不断地发展和完善之中，其风险规避能力和增收能力不断增强[17]，社会资本和收入多样化的替代作用减弱;另一方面，信息在农户的日常生产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较大的社会网络意味着农户之间能够获得更多的信息交流，农户就更容易得到关于提高农民就业的相关信息，进而增加农户的收入来源[10]，社会资本与收入多样化互补效应增强，因此，总体来说农户的社会资本会对收入多样化产生正向影响。 收入多样化反映出农户在面对风险时所采取的抵御风险的行为，多样化的收入来源并不能够降低每种活动的风险，但却可以在多种活动的累积过程中分散风险，收入多样化可以被解释为缓解风险和拉动经济的有效手段[18]。首先，收入来源的多样化能够保障农户基本生存水平的提高，当某项收入来源出现问题时，多样化能够有效对该问题部分进行弥补，以此最大限度的降低损失。其次，收入多样化意味着农户所面临的群体和生活社交圈子的扩大，这也有助于农户社会资本的增加。另外，活动范围的扩大还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即带来范围经济，拉动家庭经济的发展[14]。但多样化的收入来源并不能长久有效的持续增加农民的收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风险，不过这也意味着农户只能获取较低收入[2]，不能帮助农户有效脱贫。而收入专业化则意味着农户人力资本的累积提升，从长期的角度为农户带来规模经济，降低农户的长期平均成本，增加农民收入，最终对贫困脆弱性的降低带来积极的影响。 本文提出假设3：相较于收入多样化，收入专业化显著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本文的基本逻辑关系如图1所示。 2模型设定 2.1社会资本收入多样化与农户贫困脆弱性的模型设定 根据贫困脆弱性理论，社会资本、收入多样化与贫困 3数据来源和变量选择 3.1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课题组于2016年8月对陕西省秦巴山区的入户调查。秦巴山区是中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是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和前沿阵地。选取位于陕南地区且拥有秦巴山区典型特征的丹凤县、洛南县和旬阳县为调查区域，这三个县是陕西省贫困人口分布最广的地区之一。一方面，該地区地质结构复杂，自然灾害频发，农民生产生活的基础设施条件仍然落后，农业种植效益较低，弃农务工现象普遍;另一方面，随着“一乡一业、一村一品” 产业扶贫战略实施，一些乡村出现了专业化生产趋向。 本次调查采取典型调查法与样本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式。首先采用典型调查法选定丹凤县、洛南县和旬阳县3个具有秦巴山区典型特征的地区;其次确定上述三个县中曾接受过政府救助的镇或村庄，然后采用样本随机抽样法从每个县中随机抽取3～5个镇。最终确定为丹凤县的龙驹寨镇、峦庄镇、铁峪铺镇、商镇镇，洛南县的景村镇、城关街办、麻坪镇、石坡镇、巡检镇，旬阳县的城关镇、棕溪镇和构元镇等12个镇。本次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农户的个体信息和村庄信息、农户生计能力、家庭经营与农户生计方式、对扶贫项目认知情况、社会网络以及风险冲击等方面。为了保证调查样本的代表性、准确性和可靠性，在正式调查前挑选具备相关知识能力的调查员，并对调查员就问卷设计的相关内容进行了解析和统一调查培训。本次的调查方式为调查员直接入户或去农田，与被调查者面对面进行访谈。调研共发放问卷802份，剔除无效和不相关问卷后，共获得有效问卷752份，有效率达到93.77%。 表1给出调查区域贫困状况。在有效样本农户752户中，贫困户有317户，非贫困户有435户。所调查乡镇的贫困发生率在31.48%～56.25%之间，平均达42.15%。 3.2变量选择 3.2.1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是个人或家庭拥有的社会结构资源。社会资本的大小意味着规避风险的程度、农户间可进行交流的深度、有效获取信息途径的广度。因此，社会资本是网络资源、信任、声望和参与的结合[19]。其中，社会网络反映农户交际圈子的大小以及其利用人际关系可获得的资源，社会信任反映农户间彼此信任程度，社会声望反映农户在长期交往过程中的权威关系，社会参与反映农户权力的自我表达。由于社会资本内涵丰富，且具有多维特征，若仅仅从单一层面或者某几个层面去衡量，则难以把握社会资本不同维度之间的相互联系，缺乏一个全面的系统体系。本文借鉴王昕、陆迁[19-20]等人的研究方法，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法，将社会资本划分为四个维度，建立一个融合各个维度的综合性社会资本指标体系，并计算出社会资本指数。具体见表2。 首先采用spss22.0软件对社会资本各变量做因子分析。经检验，样本KMO检验值为0.838，Bartlett 球形检验的近似卡方为4 055.485（sig = 0. 000），说明该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为了使公因子有更加合理的经济含义，运用最大方差法做因子旋转，并选取出特征根值大于1的公因子。结果显示，特征根大于1的公因子有4个，累计方差贡献率为67.68%。其中，公因子一方差贡献率达到31.165%，由邻居串门、客人来访、与村里人交流讨论、参加村里人的婚丧嫁娶活动和亲戚朋友之间彼此互相走动等变量来测度，它反映出农户参加社会活动的程度，故将其命名为社会参与;公因子二方差贡献率为15.902%，由农忙时别人来帮忙、有困难时有人帮忙解决和向他人提供帮助等变量来测度，它反映出农户在村里的声望和地位，故将其命名为社会声望;公因子三方差贡献率为11.273%，由愿意给别人借东西、周围人真诚守信和相信政策程度来衡量，它反映出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密集程度以及互利行为和合作愿望，是农户之间彼此信任的程度，故将其命名为社会信任;公因子四方差贡献率为9.341%，由手机联系人、来往人的职业类型和经常来往人数来衡量，它反映出农户的人际关系圈子的大小，故将其命名为社会网络。在这些变量中，除了手机联系人、来往人的职业类型以及经常来往人数是实际数值，其他均为五级量表。 3.2.4其他控制变量 参考已有的文献[24-26]，本文的控制变量还包括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环境特征等变量，具体定义和描述性统计见表3所示。 4社会资本、收入多样化与贫困脆弱性的实证结果 社会资本、收入多样化和贫困脆弱性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表4中第二列为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OLS），第三列为带有工具变量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回归（2SLS），第四、五、六列为内生转换回归模型。社会资本和收入多样化关系研究中可能存在一定的内生性问题，一般采用工具变量法来检验和消除其内生性，但由于本文采用的是因子分析法得出的社会资本指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内生性的影响[12]。 4.1贫困脆弱性方程的工具变量检验与内生性检验 对方程（1）进行OLS 回归，正如表中第二列所示，社会资本对贫困脆弱性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社会资本越大，贫困脆弱性越低，农户未来不陷贫的可能性越高;反之，社会资本越小，贫困脆弱性越高，该农户未来陷贫的可能性就越大。收入多样化对于贫困脆弱性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农户选择收入多样化的生计方式更容易陷入贫困，相反，选择专业化生计方式有利于缓解贫困脆弱性。 然而，已有研究结果表明农户的贫困程度对收入多样化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贫困的家庭比富裕的家庭更有可能采用收入多样化[27]，具有“自我选择”的问题。而且收入多样化对贫困脆弱性的正向影响作用还可能有其他的解释，比如农产品的价格波动程度和农产品的出售难易程度。农价波动和农产品出售难易会对以农业为主要生计方式的农民产生直接影响，这会导致他们选择其他的收入方式以此来对抗农业生产所带来的风险。为了解决收入多样化的内生性问题，本文运用带有工具变量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选取农产品价格波动程度和农产品出售难易程度为收入多样化的工具变量，对贫困脆弱性进行回归。DubinWuHausman内生性检验（即DWH检验）结果表明，在1%的水平上显著拒绝外生性变量原假设，因此收入多样化是一个内生变量。为了判断工具变量的合理性，对农价波动和农产品出售难易程度两个变量进行过度识别检验和弱工具变量检验。结果显示，score chi（2）= 1.964 8，且p值为 0.161 0，说明这两个工具变量之间是外生的关系，且与随机扰动项不相关。第一阶段估计F值为47.370 8，大于10，说明该模型不存在弱工具变量。在通过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之后，發现社会资本显著负向影响贫困脆弱性这一结论仍然成立，而收入多样化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程度由原来的10%显著性水平上升到了1%显著性水平。 结果显示：社会资本、户主年龄、户主年龄的平方、受教育程度、户主职业类型、户主健康程度、家中是否有人突发疾病、耕地面积、口粮实际生产数量、生产性固定资产、初始资产、距离市场远近程度以及收入多样化对贫困脆弱性有显著的影响，其中，社会资本对贫困脆弱性有显著负向影响，系数为-0.079 5，说明社会资本每上升一个单位，贫困脆弱性下降7.95%。社会资本越大、农户的减贫效果越好，这与丁冬[28]、邰秀军[25]等人的观点一致。社会资本丰富的农户，其所获得的社会资源也越多，农户间交流与合作的频次也高于其他农户，因而能够获得更充分的信息和机会，并给其带来更多的收入回报。另一方面，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非正规保险机制，当面临如自然灾害等风险冲击时，可以提高自身抵御风险的能力，降低贫困脆弱性。 因此，社会资本能够负向影响贫困脆弱性，假设一得以验证。收入多样化对农户的贫困脆弱性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收入多样化农户比收入专业化农户更容易在未来陷入贫困，这与Walker等[29]、Katchova[2]、Weldegebriel[30]的观点吻合。收入多样化尽管能够在活动积累的过程中有效分散风险，确保农户的基本生活水平，但却无法长效持久的增加农民收入，仅仅只是保障了短暂的生活来源。而且低风险的同时也意味着低收入，因此收入多样化无法帮助农户有效脱贫。而收入专业化能够使农户在不断地积累经验中，提升自身的人力资本，提高生产效率，持续增加收入，使农户有效脱贫不返贫。因此收入多样化显著正向影响贫困脆弱性，相较于收入多样化，收入专业化降低贫困脆弱性的效果更好。假设三得以验证。 户主年龄为正以及户主年龄的平方为正，说明户主年龄与贫困脆弱性之间呈非线性关系，这种U型特征反映出平均年龄较低的年轻家庭或平均年龄较高的老年家庭更容易因受风险冲击的影响成为贫困脆弱性家庭。根据生命周期理论，年轻家庭需要面临更多的社会活动，而老年家庭则面临更大的收入风险、健康风险，因此年轻家庭和老年家庭的贫困脆弱性更大[31]。随着受教育程度的增加，农户贫困脆弱性降低，说明高学历人群未来发生贫困的可能性不大，人力资本的提升有利于推动贫困脆弱性的下降，进一步增强农户的减贫效应。户主职业类型显著负向影响贫困脆弱性，户主从事非农职业的家庭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较低，这可能是与目前国内农业这一行业在所有从事职业中普遍收入低有关。生产性固定资产和初始资产反映的是农户所拥有的物质资本，该数值越大，农户所拥有的资产越多，未来陷入贫困的可能性越低[24]。口粮的实际生产数量越多反映出农户不再为温饱问题而担忧。距离最近的市场越近，农户贫困脆弱性高，距离越远，农户贫困脆弱性越低，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本次调研的地区为秦岭山区，所调村落基本是贫困村，一方面这里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市场交易成本较高且不完善，并没有有效发挥市场化的作用，另一方面农户收入普遍呈现低水平状态，但农户的消费程度却是离市场距离越近消费越高，故反映出市场距离越近，贫困脆弱性程度越高。除此之外，家中有人突发疾病、有不健康人员以及较小的耕地面积均会加剧农户贫困脆弱性。 4.2贫困脆弱性方程的内生转换回归模型 对社会资本、收入多样化和贫困脆弱性三者之间进行内生转换回归，如表4所示，第四列为收入多样化的影响因素回归结果，第五列和第六列分别为收入多样化农户和收入专业化农户的贫困脆弱性影响因素估计结果。其中ρ0μ和ρ1μ显著为负，说明该方程存在样本选择性偏差，如果不考虑这一偏差，将会产生不一致的估计结果。内生转换回归模型将样本划分为收入多样化农户和收入专业化农户两个选择区制，能够有效解决样本选择性偏差问题以及异质性问题[32]。估计结果显示： （1）农户收入多样化回归结果分析。社会资本对于收入多样化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的社会资本越大则收入多样化程度越强。丰富的社会资本能够给农户带来便利的社会关系网络，这有助于农户快速、便捷、有效的找到工作机会。此外，社会资本越大，也意味着社会关系规模的扩大，农户之间信息交流频次增多，更容易获得关于提高农民就业的相关信息，由此带来的收入来源途径也增多。因此，社会资本对收入多样化有显著正向影响，假设二成立。 务农人口比例越大的农户更容易收入多样化，这主要是由于农户从事农业生产存在劳动力过剩，为了家庭收入最大化，在非农部门配置劳动力，呈现多样化的收入来源;离市场越远的地区，农户获取经济收入的成本高，为了获得更多的收入，会选择多样化生产方式;农产品出售越难，农产品价格波动越大，单纯靠农业获取经济收入的风险越高，农户更倾向于收入多样化。 （2）贫困脆弱性回归结果分析。社会资本对于收入专业化农户和收入多样化农户的贫困脆弱性均有显著负向影响，这进一步说明社会资本作为一种有效获得信息资源和非正规抵御风险的手段，能够显著降低贫困脆弱性，再次验证了假设一。其中收入多样化农户的社会资本减贫效果较好，社会资本每增加1个单位，收入多样化农户的贫困脆弱性降低13.03%，而收入专业化农户的贫困脆弱性降低3.15%。相较于收入专业化农户，收入多样化农户的社会资本对降低贫困脆弱性的效果更大。 户主年龄、户主年龄的平方、受教育程度、户主职业类型、户主健康程度、家里有人突发疾病、耕地面积、生产性固定资产以及距离市场远近程度均对收入专业化农户和收入多样化农户的贫困脆弱性有显著影响。其中，户主年龄显著正向影响贫困脆弱性，同时户主年龄的平方对贫困脆弱性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户主年龄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呈现U 型关系，前期贫困脆弱性随着户主年龄的增大而减小，后期贫困脆弱性随着农户年龄的增大而增大;受教育程度对农户贫困脆弱性有显著负向影响，说明受教育程度越高，贫困脆弱性越低;健康程度对农户贫困脆弱性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健康状况越好，贫困脆弱性越低;家里如果有人突发疾病，该农户未来陷入贫困的可能性越大;生产性固定资产越高，耕地面积越大，从事非农职业，贫困脆弱性越低;离市场越近，贫困脆弱性越高。 房屋造价和口粮实际生产数量仅对收入专业化农户的贫困脆弱性有显著负向影响，这是因为农业产业周期长，前期投资大，资产多少意味着农户信贷的可获得性，特别是对于收入专业化的农户而言，房屋造价越高，说明拥有资产数量越高，越有利于缓解信贷约束，抵御风险能力增强，贫困脆弱性越低;口粮实际生产数量越多说明食物安全有保障，贫困脆弱性越低。 5稳健性分析 为了检验上述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借鉴已有文献的方法，选取人情礼品支出替代社会资本指数[33-34]。人情礼品反映出人们所处的社会组织以及其能够动员的资源与权力，是农户拥有社会资本的重要反应[35]。结果如表5所示：ρ0μ和ρ1μ显著为负，说明该方程存在样本选择性偏差。人情礼品支出对农户收入多样化有显著正向影响，不管是对收入多样化农户还是收入专业化农户，人情礼品支出均对贫困脆弱性有显著负向影响。由收入多样化农户人情礼品支出系数-0.076 8和收入专业化农户人情礼品支出系数-0.035 1可知，相较于收入专业化农户，收入多样化农户人情礼品支出的贫困脆弱性降低程度更明显。这些结论与上述回归结果一致，说明该结果通过了稳健性检验。 6平均处理效应分析 本文利用方程式（5）、（6）、（7）和（8）计算收入多样化对贫困脆弱性的平均处理效应，显示了两种真实情况和两种反事实情况，分别为收入多样化农户选择采用多样化收入、收入多样化农户选择采用专业化收入、收入专业化农户选择采用收入多样化和收入专业化农户选择采用收入专业化。从表6可知，收入多样化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平均处理效应（ATT）为0.135 9，收入专业化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平均处理效应（ATU）为0.114 8，ATT和ATU均在1%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从贫困脆弱性的平均期望上来看，在考虑反事实的基础上，当收入多样化农户选择采用收入专业化决策时，贫困脆弱性将下降0.135 9，当专业化农户选择收入多样化时，贫困脆弱性将上升0.114 8，总体来说，收入专业化有助于降低贫困脆弱性，即陷入贫困的可能性減小，再次验证假设三成立。 7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使用陕西省秦巴山区实地调研数据，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内生转换回归模型，有效解决样本选择性偏差和异质性问题，考察了社会资本、收入多样化对农户贫困脆弱性影响效应，并估计出收入多样化对贫困脆弱性影响的平均处理效应。实证结果表明：①社会资本、户主年龄、户主年龄的平方、受教育程度、户主职业类型、户主健康程度、家中是否有人突发疾病、耕地面积、口粮实际生产数量、生产性固定资产、初始资产、距离市场远近程度以及收入多样化对贫困脆弱性有显著影响，其中，社会资本对贫困脆弱性有显著负向影响，说明社会资本能够有效降低贫困脆弱性，社会资本越小，该农户家庭未来陷贫的可能性越高;社会资本越大，该农户家庭未来脱贫的可能性越大。收入多样化对贫困脆弱性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相较于收入多样化，收入专业化能够降低贫困脆弱性，使未来陷入贫困的可能性减小。②在农户收入多样化回归结果分析中，社会资本、务农人口比例、距离市场远近程度、农产品价格波动程度对收入多样化有显著正向影响，农产品出售难易程度对收入多样化有显著负向影响，说明社会资本越大，务农人口比例越大，离市场越远的地区，农产品出售越难，农产品价格波动越大，农户更倾向于收入多样化。③社会资本对于收入专业化农户和收入多样化农户的贫困脆弱性均有显著负向影响，相较于收入专业化农户，收入多样化农户的社会资本对降低贫困脆弱性的效果更大。社会资本每增加1个单位，收入多样化农户的贫困脆弱性降低13.03%，而收入专业化农户的贫困脆弱性降低3.15%。除此之外，户主年龄、户主年龄的平方、受教育程度、户主职业类型、户主健康程度、家里有人突发疾病、耕地面积、生产性固定资产以及距离市场远近程度均对收入专业化农户和收入多样化农户的贫困脆弱性有显著影响，房屋造价和口粮实际生产数量仅对收入专业化农户的贫困脆弱性有显著负向影响。④在考虑反事实的基础上，当收入多样化农户选择采用收入专业化决策时，贫困脆弱性将下降0.135 9，当专业化农户选择收入多样化时，贫困脆弱性将上升0.114 8，收入专业化有助于降低贫困脆弱性，即陷入贫困的可能性减小。 根据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①社会资本能够有效降低贫困脆弱性，因此在对贫困地区农户进行精准扶贫时，应注重农户社会资本培育，加强农村文化建设，丰富农民日常生活娱乐，充分重视非正规风险承担网络有效降低贫困脆弱性的作用。②正规风险制度的不完善会促使农民选取收入多样化来抵御风险，但就长期来讲收入多样化并不能帮助农民有效脱贫。因此，政府应加强正规风险制度的培育和建设，注重提升农户抵御风险的能力，降低收入多样化在贫困地区的保险功能。③相较于收入多样化，收入专业化有助于降低未来发生贫困的可能性。政府应针对当地资源经济特征，落实和推进“一乡一业、一村一品”战略，逐步形成专业化生产格局，建立起产业扶贫的长效机制。通过加强农户技术培训，提升农户技能型人力资本，使其持久性地融入产业化扶贫项目中，提高内生性生计能力，实现永久性脱贫目标。 （编辑：于杰） 参考文献 [1]沈冰清，郭忠兴.新农保改善了农村低收入家庭的脆弱性吗？——基于分阶段的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8（1）：90-107. [2]KATCHOVA A L. The farm diversification discount[J].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2005，87（4）：984-994. [3]黄建强，龙安梅.产业化、“干中学”与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基于会同县农村调查的研究[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1（1）：16-20. [4]吴炜.干中学：农民工人力资本获得路径及其对收入的影响[J].农业经济问题，2016，37（9）：53-60+111. [5]World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0/2001： attacking poverty[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6]韩峥.脆弱性与农村贫困[J].农业经济问题，2004（10）：8-12，79. [7]陈传波.农户风险与脆弱性：一个分析框架及贫困地区的经验[J].农业经济问题，2005（8）：47-50. [8]黄承伟，王小林，徐丽萍.贫困脆弱性：概念框架和测量方法[J].农业技术经济，2010（8）：4-11. [9]王昕.基于社会资本视角的农村社区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研究[D].杨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4：15. [10]王格玲，陆迁.社会网络影响农户技术采用倒U型关系的检验——以甘肃省民勤县节水灌溉技术采用为例[J].农业技术经济，2015（10）：92-106. [11]GROOTAERTC，OH G，SWAMY A. Social capital， household welfare and poverty in Burkina Faso[J]. Journal of African economies，2002，11（1），4-38. [12]刘彬彬，陆迁，李晓平.社会资本与贫困地区农户收入——基于门槛回归模型的检验[J].农业技术经济，2014（11）：40-51. [13]吴本健，郭晶晶，马九杰.社会资本与农户风险的非正规分担机制：理论框架与经验证据[J].农业技术经济，2014（4）：4-13. [14]WUEPPERD， YESIGAT A H， SAUER J. Social capital， income diversification and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panel data evidence from rural Ethiopia[J].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2018，69（2）：458-475. [15]喬丹，陆迁，徐涛.社会网络、推广服务与农户节水灌溉技术采用——以甘肃省民勤县为例[J].资源科学，2017，39（3）：441-450. [16]刘一伟，刁力.社会资本、非农就业与农村居民贫困[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7（2）：61-71. [17]陈传波.农户多样化选择行为实证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07（1）：48-54. [18]BARRETT C B， BEZUNEH M， ABOUD A. Income diversification， poverty traps and policy shocks in Gote dIvoire and Kenya[J]. Food policy，2001，26（4）：367-384. [19]王昕，陆迁.小型水利设施建设中农户支付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社会资本视角[J].软科学，2014，28（3）：135-139. [20]陆迁，王昕.社会资本综述及分析框架[J].商业研究，2012（2）：141-145. [21]梁义成，李树茁，李聪.基于多元概率单位模型的农户多样化生计策略分析[J].统计与决策， 2011（15）：63-67. [22]CHAUDHURIS， JALAN J， SURYAHADI A. Assessing household vulnerability to poverty from crosssectional data： a methodology and estimates from indonesi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2002：1-25. [23]李聰.易地移民搬迁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来自陕南山区的证据[J]. 经济经纬，2018，35（1）：35-40. [24]杨龙，汪三贵.贫困地区农户脆弱性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25（10）： 150-156. [25]邰秀军，罗丞，李树茁，李聪.外出务工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来自西部山区农户的证据[J].世界经济文汇，2009（6）：67-76. [26]万广华，刘飞，章元.资产视角下的贫困脆弱性分解：基于中国农户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4（4）：4-19. [27]DIMOVAR D， SEN K. Is household income diversification a means of survival or a means of accumulation？ panel data evidence from Tanzania[J]. Th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2010（2）：122. [28]丁冬，王秀华，郑风田.社会资本、农户福利与贫困——基于河南省农户调查数据[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23（7）：122-128. [29]WALKERT S， RYAN J G. Village and household economics in Indias semiarid tropics[M].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0：340-366. [30]WELDEGEBRIEL Z，FOLLONI G，PROWSE M.? The determinants of nonfarm income diversification in rural Ethiopia[J].? Journal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015，6（1）：109-130. [31]李齐云，席华.新农保对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研究[J].上海经济研究，2015（7）：46-54. [32]李雪松，黄彦彦.房价上涨、多套房决策与中国城镇居民储蓄率[J].经济研究，2015，50（9）：100-113. [33]贾蕊，陆迁.信贷约束、社会资本与节水灌溉技术采用——以甘肃张掖为例[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7，27（5）：54-62. [34]杨文，孙蚌珠，王学龙.中国农村家庭脆弱性的测量与分解[J].经济研究，2012，47（4）：40-51. [35]周广肃， 樊纲，申广军.收入差距、社会资本与健康水平——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的实证分析[J].管理世界，2014（7）：12-21，51，187. |
| 随便看 |
|
科学优质学术资源、百科知识分享平台，免费提供知识科普、生活经验分享、中外学术论文、各类范文、学术文献、教学资料、学术期刊、会议、报纸、杂志、工具书等各类资源检索、在线阅读和软件app下载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