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综合治理背景下农村居民亲环境行为研究》-经济学论文，人口资源与环境论文-论文范文参考-科学狗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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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综合治理背景下农村居民亲环境行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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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华沈旻旻朱淀

摘要?基于苏皖两省413份农村数据，文章引入意识-情境-行为模型，运用相关分析、层次回归分析、单因素方差分析等探讨了中国文化背景下农村居民“公”“私”领域的亲环境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亲环境意识是亲环境行为产生的基础，环境知识和环境情感对农村居民公、私领域的亲环境行为均产生显著影响，而环境态度仅对农村居民的公领域亲环境行为产生影响，个体责任意识只对农村居民的私领域亲环境行为产生显著影响。从交互效应看，环境态度和个体责任对农村居民公领域的环境友好行为存在两两的正向交互作用，即对环境问题持有高度个人责任感的群体，培养其积极的环境态度能显著提高该群体的公领域亲环境行为选择偏好。在个体实施成本中，行为麻烦程度负向影响农村居民公私领域的亲环境行为，物质主义观念对行为的主效应不显著。且物质主义观念对态度-行为路径存在负向的调节作用，行为麻烦程度则对情感-行为路径存在负向的调节作用。值得注意的是，物质主义观念也对个体责任-行为路径存在正向的弱调节作用。此外，中国文化确实在居民的亲环境意识和行为中发挥着背景效应。对此文章提出以下政策建议：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农村居民环境保护意识;发挥组织引领，激发农村居民环境保护热情，充分发挥农村居民主人翁作用;加大资金支持，创造便利、便捷、有效的社会条件和社会环境，减少农村居民实施亲环境行为的金钱、时间和精力成本;注重文化影响，充分发挥良好乡风文明具有的浸润人心、规范行为的积极作用，逐步提升农村居民的文明素养，培养农村居民环境保护的内生动力。

关键词?亲环境意识;公领域亲环境行为;私领域亲环境行为;情境变量

中图分类号?C913.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20）07-0128-12DOI：10.12062/cpre.20200319

我国农村地区地域广阔，人口众多，与自然生态联系最为紧密。为改善农村环境、传播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乡村，我国于2002年始，陆续开展了“中国最美乡村”“文明生态村”等一系列创建工作，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和支持。但相对于城市而言，农村地区经济发展速度较慢，自然生态环境复杂多样，加之农村居民环境保护观念相对陈旧，政府环保设施投入不足，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实际情况尚不尽如人意。农村生态环境保护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更需要发挥农村居民的主体作用。鉴于此，本文以农村居民为对象，通过实地采访与调研，考察了农村居民的亲环境行为及其影响因素，为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推动美丽乡村建设提供一定借鉴和参考。

1?理论回顾与假设模型

个体意识包括知识、感知、情感、态度、心理等层面，个体行为则指行动和实践层面。对国内外文献进行梳理后发现，个体的知识、感知、情感、责任等意识因素可能对个体行为存在显著影响（包括方向路径、作用程度、交互效应等）。亲环境意识是指个体对环境保护相关概念、事件的信念、情感和行为倾向[1]。亲环境行为是指面对环境污染问题，具有独立思考和行为能力的个体通过自身实际行动为减少环境伤害或改善环境质量所做出的努力[2]。具体包括个体支持环保组织开展活动、参加环保议题讨论、参与环境保护行动等旨在发现、讨论和解决环境问题的公领域（public?sphere）亲环境行为[3]和绿色消费、绿色出行、回收利用等旨在推动日常生活中产品使用减量化、再循环、再利用的私领域（private?sphere）亲环境行为[4-5]。有研究指出，公众的亲环境意识是其产生亲环境行为的内在动因，环境知识是公众亲环境意识形成的基础;只有掌握了环境保护科学知识，才能生成尊重环境发展规律的态度和责任意识，最后将亲环境意识付诸实践，形成亲环境行为[6]。

关于环境知识，Maloney等[7]研究指出个体只有在掌握一定的环境知识后才会产生环境意识。Bohlen?等[8]把环境知识分为一般性环境问题知识和特定环境问题知识两大不同知识范畴。余福茂等[9]的研究结果证明，居民环境知识的增加能显著影响其废旧家电回收行为。Liobikien等[10]的研究发现，当消费者拥有丰富的绿色消费知识时，更有可能采取绿色消费行为。

李新秀等[11]指出环境态度是人们对环境问题、环保活动所持有的信念和行为意向的合集。Hines等[12]的研究认为，环境态度可分为对生态环境的一般态度和对特定环境行为的具体态度，其中，具体态度对环境责任行为影响更为显著。杨智、邢雪娜[13]通过对居民可持续消费行为的质化研究发现，态度是影响居民可持续消费行为的最主要因素。彭雷清等[14]的研究发现，消费者的环境态度和低碳消费态度是低碳消费意向的重要前因。王世进等[15]也发现环境价值观可以通过环境态度对生态消费行为产生影响。

关于环境情感，Bamberg等[16]通过对亲环境行为的荟萃分析发现，个体内疚感（情感的一种）能显著预测亲环境行为。Carrus等[17]的研究则指出，环境情感对个体行为的预测性比环境知识更好。Mφsler等[18]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居民家庭垃圾回收行为進行分析发现，情感因素对家庭垃圾回收行为影响最为显著。Koenig-Lewis等[19]研究发现情感因素可以调节认知利益、环境关心等因素对消费者环保包装产品的购买意向。王建明[20]在消费碳减排行为的“情感-行为”双因素检验中也发现环境情感能有效促进居民的消费碳减排行为。

在个体责任方面，居民采取亲环境行为有时甚至需要付出更多的成本，如购买绿色产品需要更高的价格，因此亲环境行为会产生利己的结果，但收益更多的是他人、群体和社会整体利益，所以人们认为亲环境行为实践者“更合作、更利他，也更道德”[21]，体现了个体高度的社会责任感。Straughan和Roberts[22]的研究得出，利他主义是影响居民生态意识行为的一个重要心理变量。利他主义是与责任意识密切相关的概念，是个体责任的一种体现。Chu等[23]的研究表明，居民感知道德责任显著提高了对其家庭废弃物回收行为的预测性。Wells等[24]在行为与气候变化的实验中也发现，消费者的责任感知与其可持续消费行为存在影响关系。叶楠[25]在对中国居民绿色消费行为的研究中发现，个体的绿色责任认知显著影响其环境友好行为。

基于上述研究，本研究假设环境知识、环境态度、环境情感和个体责任这4个意识维度对居民亲环境行为存在显著的直接影响，研究假设如下：

H1：亲环境意识对亲环境行为存在显著的直接影响。

H1a：环境知识对亲环境行为存在显著的直接影响。

H1b：环境态度对亲环境行为存在显著的直接影响。

H1c：环境情感对亲环境行为存在显著的直接影响。

H1d：个体责任意识对亲环境行为存在显著的直接影响。

上述假设仅考虑了环境意识4个维度对亲环境行为的独立影响效应，但一个解释变量对结果变量的影响会随着另一个解释变量水平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即需要考量环境意识不同维度之间的交互效应（Interaction?Effects）。意识不同维度的各变量对行为的影响并不一定是独立、平行的，任何一个解释变量发生变化，都可能引起其他变量的变化，不同维度的解释变量的交互效应最终影响了个体的行为选择。因此，假设居民亲环境行为的各影响因素之间存在交互作用是现实的、有意义的，各因素间除两两交互作用外，理论上还存在三阶交互作用。参考王建明[26]对变量交互的处理，为避免研究模型过于复杂，亦不考虑三阶交互作用，提出以下假设：

H2：环境意识各维度间存在显著的两两交互作用。

Guagnano等[27]的“态度-情境-行为”理论指出，环境行为是个体内在态度因素和外部情境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情境因素对环境态度对环境行为的影响起调节作用。王建明[28]的研究也表明，低碳消费意识是低碳消费行为的前置变量，但意识-行为的作用路径还受到情境因素的调节。他还明确指出意识-行为影响路径受到以物质主义观念与行为麻烦程度测度的个体实施成本的影响[26]。Stren[29]基于环状价值观模型，提出了“价值-信念-规范理论，指出物质主义观念对亲环境态度和亲环境行为产生顺序影响，物质主义价值观通过影响个人的环境意识，进而影响个体的亲环境行为。而Hurst等[30]则通过元分析结果得出，物质主义观念对亲环境态度和亲环境行为同时产生影响。

高物质主义的个体强调物质财富的重要性[31]，社会责任意识淡薄，很可能不在意社会环境问题[32]。行为麻烦程度是个体预期在采取亲环境行为时感受到自身可以控制或掌握的程度。有研究表明，改善循环回收的环境对居民的实际回收行为有显著影响[33]，说明行为麻烦程度在一定程度上显著影响“意识-行为”的作用路径。据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3：个体实施成本对亲环境意识-行为关系有显著调节影响。

H3a：物质主义观念对亲环境意识-行为关系有显著调节影响。

H3b：行为麻烦程度对亲环境意识-行为关系有显著调节影响。

价值观是人们信仰和态度的根本来源，是行为选择的判断和选择标准[34]。文化是一个综合概念，涵盖个体思维与行动的每一个方面，影响人们的偏好、动机，影响人们的行为抉择[35]。按照这一逻辑，亲环境意识和亲环境行为也根植于特定的文化环境。目前，大多数研究都没有将文化背景纳入研究，这便隐含着“文化是中立的”的前提假设。但脱离具体的文化传统来探讨现代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和价值取向是存在潜在缺陷的[36]。所以研究中国居民的亲环境意识和亲环境行为需要关注中国文化价值观中的核心要素。面子形象、实用理性和权威从众对中国人的消费决策有着深刻的影响[37]。面子带有强烈的中国文化色彩。在面子情节作用下，公众会关注采取亲环境行为能否提升自身的个人形象，能否彰显其个人素养、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实用理性则是中国人评价事物和行为决策的基本方法论。中国人讲求“实在”“实用”“实际”，比如在消费时希望花同样的钱得到更高的产品价值。权威从众是中国人的普遍社会心理特征。中国人十分注重“社会自我”，极易受到参照群体（reference）的影响[38]。权威从众导向使得居民倾向于追随社会主流行为，在乎行为所传递出的信号，即偏好拥有与他人一致的行为倾向。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4：中國文化背景对意识-情境-行为模型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H4a：面子形象对意识-情境-行为模型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H4b：实用理性对意识-情境-行为模型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H4c：权威从众对意识-情境-行为模型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综上所述，个体的亲环境意识是其产生亲环境行为的基础。其中，环境知识、环境态度、环境责任和环境情感均对个体最终的亲环境行为产生一定影响，但现有研究往往忽略了意识各个维度之间存在的交互效应。亲环境意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测个体的亲环境行为，但环境保护意识和环境保护行为之间不具有天然的一致性，拥有亲环境意识的个体并不一定实践亲环境行为。为什么会出现环境保护“知易行难”的现象？哪些因素促进或阻碍了亲环境意识与亲环境行为之间的转化？这些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而价值观在个体的认知体系中占有核心位置，对个体行为选择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文化并非中立，中国文化背景是否影响中国公民的亲环境意识和亲环境行为同样值得深入研讨。此外，亲环境行为相关研究多聚焦城市居民，以农村居民为研究主体的文章较为少见。我国城乡之间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步，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环境知识的掌握程度等各有不同。因此本研究以农村居民为研究对象，引入意识-情境-行为模型，探讨亲环境意识各维度对农村居民“公”“私”领域亲环境行为产生的主效应和交互效应影响，并检验个体实施成本对意识-行为关系的调节作用，最后构建中国文化背景下的“意识-情境-行为”模型（见图1）。

2?研究设计与数据检验

2.1?研究量表设计

在亲环境意识量表中，环境知识量表主要借鉴了Bohlen等[39]的生态认知量表;对于环境态度量表和环境情感量表，研究参考了Schwepker和?Cornwell[40]的态度量表及Fraj和?Martinez[41]消费者生态产品选择量表中的情感测量部分;对于个体责任意识量表，研究在Fransson和Grling[42]的环境量表基础上进行了相应修改;对于物质主义观念和行为麻烦程度量表，主要借鉴了王建明[26]的资源节约行为量表及Richins和Dawsont[31]消费者价值取向量表中的相关题项。为更好地考察农村居民的亲环境意识和亲环境行为，研究在对参考量表进行语言修整外，加入了“农药残留污染”“杀虫剂污染”“畜禽粪便污染”等贴近农村居民实际的选项。

对于亲环境行为量表，研究在借鉴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39-43]，结合中国文化语境和现实情境对问卷进行了相应调整与修正。以“我加入了某个环境保护组织”“我会在社交媒体上谈论环境问题”“我关注了与环境保护有关的公众号、微信”等题项测量被调查者的公领域亲环境行为;以“我会回收纸张、玻璃、塑料瓶、易拉罐等可回收物品”“我会优先选择购买环保洗涤剂、再生纸制品等”“我出于环保原因更换了我以前使用的某产品”等题项测度被调查者的私领域亲环境行为。以上题项均采用里克特（Likert）五级量表，以个体主观赋值的方式，从“非常不

了解”到“非常了解”“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等进行度量，最终得分代表被调查者“公”“私”领域亲环境行为的行为水平。

为了考察中国文化背景（面子形象、实用理性、权威从众）的影响，研究主要参考了潘煜[37]的中国文化背景下的消费者价值观量表，设置“我希望将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在别人面前，以免让人看不起”“相比追求真理，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现实生活”“跟着大部队选择的方向前进是不会有错的”等题项评估被调查者的价值取向。

2.2?实验调查过程

本次实验采用问卷调查法，以华东地区相邻两省江苏省和安徽省为调查区域。本次调查遵循分层设计原则，在江苏省选取4个代表性城市（苏南：无锡市;苏中：扬州市;苏北：淮安市、连云港市），安徽省选取8个代表性城市（皖南：马鞍山市、铜陵市、宣城市;皖中：合肥市、安庆市;皖北：阜阳市、淮南市、淮北市）展开。样本选取范围囊括两省不同地理位置的多个地级市，样本分布较为合理。

为保证问卷的有效性，在正式调查前，于江苏省无锡市进行了小规模的预调查，并结合预调查反馈信息，对问卷中含义不清、语句歧义等问题进行调整与修正。正式调查开始前，对所有调查人员进行了统一培训。考虑到农村居民普通话水平有限，各调查区域的调研均由当地人员完成，以方便用方言进行访谈，确保调查结果真实可靠。调研采取随机抽样，在各市的市区和农村按1/1比例随机选取18周岁以上居民，以面对面访谈的形式进行，每个被调查者访谈时间约为20～30分钟。调查于2019年7月开始，共发放问卷917份，剔除前后矛盾、信息缺失等无效问卷后，回收问卷839份，问卷有效率91.49%。由于本次研究仅涉及农村居民，故在有效问卷中抽取农村样本413份展开具体研究，城市样本留待后续研究中进行城乡对比分析。

2.3?样本信效度检验

2.3.1?描述性统计分析

对样本进行人口描述性统计可知：从性别分布看，男性占45.76%，女性占54.24%;从年龄看，18～25周岁占30.99%，26～35周岁占22.52%，36～45周岁占23.73%，46～55周岁占17.68%，55周岁及以上占5.08%;从职业分布看，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占8.96%，企业工作人员占24.94%，务农人员占24.53%，家庭主妇（夫）11.86%，退休人员4.36%，无稳定工作者10.90%，此外，还有14.45%的被调查者为学生，这可能与调查开展时间为7～8月，正值假期有关，农村18岁以上被调查者中学生占一定比例可以得到解释;在家庭规模上，以2～3人或4～6人的家庭规模为主，占比分别达到32.20%和63.92%，?7人及以上的大规模家庭占2.66%，单人家庭仅占1.21%;从家庭年收入看，年收入在8万以上的占比有58.11%，说明大部分被调查者的家庭生活水平较高。

2.3.2?信度和效度检验

研究采用SPSS?24.0对环境知识、环境态度、环境情感等8个题项进行内在信度（Internal?Reliability）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除行为麻烦程度的Cronbachs?α系数略低外，其余信度指标均在建议值0.7以上，说明调查问卷的具有良好的内在信度。在正式问卷调查开始前，笔者进行了小规模预调研，并结合预调研反馈信息和专家意见，对量表进行了进一步的调整和完善，因此本次研究使用的最终量表具有一定的内容深度和广度，切合调查目标，具有较為理想的内容效度（Content?Validity）。研究对调查数据进行了因子分析以检验量表的建构效度（Construct?Validity）。结果显示，环境知识、公领域亲环境行为和私领域亲环境行为的KMO值均在0.8以上;环境情感的KMO值在0.7～0.8之间;而环境态度、个体责任、物质主义观念和行为麻烦程度四个KMO值略低，在0.6～0.7之间，这可能是由于这几个变量的题项数偏少（物质主义观念和行为麻烦程度仅设置了2个题项），且不同省市地区的不同个体对态度、责任、观念等抽象概念的看法不尽相

同导致的。但在同为建构效度判定指标的Bartletts球形检验中，所有题项的Bartletts球形检验的显著性水平均为0.000，拒绝Bartletts球形检验的零假设，因此可以认为本量表各部分的建构效度较为良好。

3?实证计算与假设检验

3.1?亲环境意识对亲环境行为影响的主效应和交互效应检验

研究采用皮尔森相关系数（Pearson?Correlation?Coefficient）分别检验了公、私领域亲环境行为各变量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并计算了各变量的均值（M）和标准差（S.D.），结果如表2和表3所示。在亲环境意识中，环境态度和个体责任两个维度得分相对较高，均值为3.92和3.99，环境知识和环境情感维度分数相对较低，仅为3.53和3.48，表明华东地区农村居民对环境问题的态度较为积极，且具有强烈的个体责任感，但对于环境问题的知识储备相对较少，对环境的情感也相对较弱。在个体实施成本中，物质主义观念均值为3.86，说明物质主义价值观在农村居民中较为普遍;而行为麻烦程度均值为2.36，表明被调查样本认为对于自身实施亲环境行为具有较强的控制能力。相对于公领域的亲环境行为（3.03），居民普遍对私领域的亲环境行为（3.47）表现出更高的积极性。在0.001的显著水平上，环境知识、环境态度、环境情感、个体责任、物质主义观念和行为麻烦程度均与公领域亲环境行为和私领域亲环境行为显著相关。其中，环境知识与公领域亲环境行为的相关系数最高（0.483），为正相关关系;行为麻烦程度与私领域亲环境行为的相关系数最高（-0.610），且呈现负相关。此外，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绝对值均小于对角线的AVE（Average?Variance?Extracted）平方根，说明变量之间的内部相关性大于外部相关性，量表具有较强的区别效度。

经过亲环境意识与行为的相关分析后，为进一步分析亲环境行为的影响因素，需要对环境知识、环境态度、环境情感、个体责任及其两两交互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效应进行回归分析。为此，研究构建多元回归模型：

a5iX2X4+a6iX3X4+μm

其中，α是常数项，αi表示回归系数，XjXk表示两个维度的交互作用，如X1X2即为环境知识和环境态度之间的交互效应，μm代表误差项。表4为亲环境意识各维度对公领域和私领域亲环境行为的主效应检验结果;表5则分析了意识各维度之间的两两交互效应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

在亲环境意识对公领域亲环境行为的主效应检验中，环境知识、环境态度和环境情感均对农村居民的公领域亲环境行为产生影响，但只有环境知识在0.001的水平上显著，而环境态度和环境情感仅在0.05的水平上显著。在亲环境意识对私领域亲环境行为的主效应检验中，环境知识、环境情感和个体责任意识都在0.001的水平上对农村居民的私领域亲环境行为产生显著影响。这说明，对环境

问题具有一定的认知并对环境问题展现出强烈的情感表达的农村居民更有可能实施公、私领域的亲环境行为。对环境问题持有关注和关心倾向（环境态度）的居民更有可能参与社会性环境保护活动。对于农村居民来说，购买绿色产品、家庭废弃物回收利用等行为可能更具有个体的参与感和真实感，因此个体的责任意识可以显著影响农村居民的私领域环境友好行为。

从交互效应看，环境态度和个体责任之间的交互作用在0.05的水平上对公领域的亲环境行为影响显著，其余变量之间的交互作用对公、私领域的亲环境行为均不显著。这说明，对环境問题持有高度个人责任感的群体，培养其积极的环境态度能显著提高该群体的公领域亲环境行为选择偏好;反之，对于对生态环境有着正面态度的群体，培养其积极的社会责任意识，也能使该群体更愿意实施公领域的亲环境行为。

3.2?情境变量对意识-行为关系的调节效应检验

由于解释变量和调节变量均为连续变量，本研究选用层次回归分析来检验情境变量对意识-行为关系的调节效应。为此，构建多元回归模型：

Z=a+a1X1+a2X2+a3X3+a4X4+aiYi+a1iX1Yi+a2iX2Yi+a3iX3Yi+a4iX4Yi+μm

其中，Yi代表情境变量，XjYi表示变量Yi对Xj-Z之间路径关系的调节效应，如X1Y1即为物质主义观念对环境知识-行为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在模型一中，先不考虑情境变量，仅分析意识各维度对行为的主效应;在模型二中，将情境变量也纳入模型并分析其主效应;在模型三中，研究考察了情境变量对意识-行为路径的调节效应。

情境变量对意识-公领域亲环境行为的调节效应结果如表6所示，模型一结果与表4相同。模型二中，行为麻烦程度对行为的主效应在0.00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而物质主义观念对行为的主效应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参加环境保护组织、支持环保组织开展行动、参与环境议题讨论等公领域亲环境行为鲜与金钱挂钩，且这些活动的开展多在城市中进行，对于身处农村的居民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成本，因此行为麻烦程度在该路径中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而物质主义观念几乎不造成影响。模型三中，物质主义观念对态度-行为路径存在负向的调节作用;行为麻烦程度则对情感-行为路径存在负向的调节作用。高物质主义者非常看重自己的物质占有，因此即使对环境具有积极的态度，依旧不愿意牺牲自身的物质财富去资助或投身环境保护活动;而对环境问题有强烈情感感知的个体也可能因为参与环境保护活动需要耗费过多的人力、物力，而对环境保护活动望而却步。但值得注意的是，物质主义观念也对个体责任-行为路径存在正向的弱调节作用。

情境变量对意识-私领域亲环境行为的调节效应结果如表7所示。模型一结果也与表4相同。模型二中，行为麻烦程度对行为的主效应在0.00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而物质主义观念对私领域环境行为的主效应也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本次调查区域在华东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的生活水平较高，对于绿色消费要支付较高的价格并不敏感，反而是行为麻烦程度对居民是否采取私领域亲环境行为具有显著的反向抑制作用。模型三结果显示，物质主义观念对私领域中态度-行为路径存在负向的调节作用，行为麻烦程度对情感-行为路径亦是负向的调节作用，但两者均只在0.05的水平上起弱调节作用，而其余变量之间的交互作用对私领域亲环境行为均不显著。

3.3?中国文化背景的调节作用检验

进一步检验中国文化背景（面子形象、实用理性、权威从众）对意识-行为关系的调节作用。样本数据按面子形象、实用理性和权威从众三个因素均划分为高、低两个类型，为分别检验三个核心文化元素对意识、情境和行为各变量的直接影响，研究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来进行检验，实验结果如表8所示。高面子形象观念组和低面子形象观念组在环境知识、环境情感、个体责任、物质主义观念和私领域亲环境行为上存在显著差异。高实用理性群体和低实用理性群体在除公领域亲环境行为外的其他变量上均存在显著差异。看重面子形象的群体和注重实用理性的群体拥有更多的环境知识，对环境持有更积极的态度，对环境问题拥有更强烈的情感，具有更高的个体责任意识，更倾向于物质主义观念，比较怕麻烦，但都对私领域的亲环境行为有很高的积极性。而高权威从众群体和低权威从众群体仅在环境态度上存在显著差异，低从众群体显示出更积极的环境态度。

研究采用分组回归的方式，对三个核心文化元素在意识-行为路径中的调节作用进行检验。根据前述分析，意识和情境变量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多为显著，为避免模型过于复杂，分组回归时只检验意识各维度和情境因素的主效应。

文化元素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如表9所示。对于所有群体，环境知识对行为均呈现正向显著，而行为麻烦程度对行为均产生反向抑制作用。这说明普及环境知识和采取相应措施减少农村居民实施亲环境行为的阻碍对于推动农村居民采取公私领域的亲环境行为具有显著的效果。在公领域亲环境行为中，对于好面子、讲求实用和高权威从众的群体，环境态度和个体责任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对于低实用理性的群体，个体责任甚至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在私领域亲环境行为中，环境情感对高面子、高实用理性和低从众群体的环境友好行为更为显著，而个体责任则对低面子、高实用理性和低权威从众群体的环境友好行为更为显著。

4?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4.1?主要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苏皖两省413份农村数据，运用相关分析、层次回归分析、单因素方差分析等方法，在分析亲环境意识维度结构及其两两交互作用的基础上，引入个体实施成本变量，以检验其对意识-行为的调节作用，最后考察了文化背景对“意识-情境-行为”的内隐性影响，探讨了中国文化背景下农村居民“公”“私”领域的亲环境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得到以下结论。

（1）亲环境意识是亲环境行为产生的内在动因，它通过影响个体对环境保护的心理偏好从而促进或抑制个体的亲环境行为。从亲环境意识内部的四个维度看，环境知识和环境情感对农村居民公、私领域的亲环境行为均产生影响，环境态度仅对农村居民的公领域亲环境行为产生影响，个体责任意识仅对农村居民的私领域亲环境行为产生显著影响。因此，政策制定者在农村居民的环境知识和环境情感维度上进行投入，能获得相对更高的成效。比如通过各类媒介向农村居民普及环境知识，告知当下环境问题的严峻形势，以有效培养农村居民对环境问题的高认知和高感知，可能可以更好更快地推动农村居民接受并实施亲环境行为。从交互效应看，环境态度和个体责任对农村居民公领域的环境友好行为存在两两的正向交互作用，即态

度和责任两个维度之间存在一定的“放大器”效应。对环境问题持有高度个人责任感的群体，若培养其积极的环境态度更能提高该群体的公领域亲环境行为选择偏好;反之，对生态环境有着正面态度的群体，若培养其积极的社会责任意识，也能使該群体更愿意实施公领域的亲环境行为。

（2）个体缺乏环境意识，则很难产生亲环境行为，但拥有亲环境意识的群体也并不必然产生相应的亲环境行为。在个体实施成本中，行为麻烦程度负向影响农村居民公私领域的亲环境行为，物质主义观念对行为的主效应不显著。物质主义观念对态度-行为路径存在负向的调节作用;行为麻烦程度则对情感-行为路径存在负向的调节作用。这一结果符合个体“理性经济人”的行为特征，说明个体实施成本是影响个体意识到行为转化的重要情境变量，是农村居民是否最终实施公私领域亲环境行为的重要条件因子（Enabling?Factor）。值得注意的是，物质主义观念也对个体责任-行为路径存在正向的弱调节作用。这说明，物质主义和环境保护行为并非完全水火难容，只要培养农村居民对环境问题产生足够的个体责任意识，物质主义和环境保护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相伴而存的。

（3）中国文化在农村居民的亲环境意识和行为中发挥背景效应。相比于城市，农村居民之间的社会联系更为紧密，因此更为注重自己在群体中的长久形象;同时农村居民的收入相对较低，故而也更希望所购买产品或服务物美价廉，注重实用性。据此可以看出，面子形象和实用理性两个核心文化要素对农村居民的亲环境行为有着更为广泛和显著的调节作用。又因为农村居民的空间流动性较弱，文化传统更容易在农村社会中代代相传，故而当正确的环境保护文化根植于农村社群中时，更容易内化为人们的文化价值观，形成文化惯性。

4.2?相关政策启示

为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建设美丽宜居乡村，进一步助推乡村振兴，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农村居民环境保护意识。在农村居民亲环境意识到行为的转化过程中，环境知识的影响最为显著。因此，政府可以通过各类媒体渠道（电视、广播、新媒体、社区宣传等），借助公益广告、环保手册、行为指南、知识科普等多种传播形式，向农村居民普及现今严峻的环境问题以及相关的环境保护知识。

（2）发挥组织引领，激发农村居民环境保护热情。以公益宣传片、主题教育等形式，强化农村居民对环境问题的感知。积极鼓励并支持民间环保组织开展活动，设置农村环境保护“红黑榜”，激发居民进行绿色消费、旧物回收等亲环境行为时的愉悦、享受和自豪情感，营造环境保护全民参与氛围，充分发挥农村居民的主人翁作用。

（3）加大资金支持，落实农村环境治理经费使用。为减少农村居民实施亲环境行为需要投入的金钱、时间和精力成本，需要地方政府整合农村环境治理经费，并严格拨付到位，为农村环境治理的开展提供经费保障。通过完善村镇公共交通系统，加快旧物回收、垃圾分类建设，对生态友好型产品提供政府补贴等举措，为农村居民参与农村环境保护提供便利、便捷、有效的社会条件和社会环境。

（4）注重文化影响，推进乡风文明建设。文化对个体具有长期深远、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以久久为功的态度稳步推进乡风文明建设，充分发挥良好乡风文明具有的浸润人心、规范行为的积极作用，逐步提升农村居民的文明素养，培养农村居民环境保护的内生动力。

（编辑：刘照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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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the?pro-environment?behaviors?of?rural?residents?under?the

background?of?comprehensive?environmental?governance

WANG?Jian-hua1?SHEN?Min-min1??ZHU?Dian2

（1.?School?of?Business，?Jiangnan?University，Wuxi?Jiangsu?214122，China;

2.?School?of?Business，?Soochow?University，?Suzhou?Jiangsu?215006，China）

Abstract?Based?on?413?rural?data?from?Jiangsu?Province?and?Anhui?Province，?this?study?uses?the?consciousness-context-behavior?model?with?correlation?analysis，?hierarchical?regression?modeling，?and?analysis?of?variance?to?analyze?the?pro-environment?behaviors?of?rural?residents?in?the?‘public?and?‘private?spheres?and?its?influencing?factors?in?the?context?of?the?Chinese?culture.?The?results?show?that?pro-environmental?awareness?is?the?basis?of?pro-environmental?behaviors.?Environmental?knowledge?and?environmental?emotions?have?positive?interactions?with?the?pro-environment?behaviors?of?rural?residents?in?the?‘public?and?‘private?spheres，?while?environmental?attitudes?only?affect?rural?residents?pro-environmental?behaviors?in?the?public?sphere?and?individual?responsibility?only?has?a?significant?impact?on?rural?residents?pro-environmental?behaviors?in?the?private?sphere.?From?the?perspective?of?interaction?effects，?there?is?a?positive?interaction?between?the?environmental?attitudes?and?the?individual?responsibility?for?environmentally?friendly?behaviors?in?the?public?sphere?of?rural?residents.?For?groups?with?a?high?degree?of?personal?responsibility?for?environmental?issues，?cultivating?their?positive?environmental?attitudes?can?significantly?increase?the?groups?preferences?for?pro-environment?behaviors?in?the?public?sphere.In?the?cost?of?individual?implementation，?the?degree?of?behavioral?trouble?negatively?affects?the?pro-environmental?behavior?of?rural?residents?in?the?public?and?private?spheres?and?the?main?effect?of?materialistic?concept?on?behavior?is?not?significant.The?materialistic?concept?has?a?negative?regulating?effect?on?the?attitude-behavioral?path;?the?degree?of?behavior?trouble?has?a?negative?regulating?effect?on?the?emotion-behavioral?path.It?is?worth?noting?that?the?materialistic?concept?also?has?a?weakly?positive?regulating?effect?on?the?individual?responsibility-behavior?path.?In?addition，?the?Chinese?culture?does?play?a?background?effect?on?the?residents?environmental?awareness?and?behaviors.?In?this?regard，?the?following?policy?suggestions?are?proposed.?Firstly，?publicity?and?education?should?be?strengthened?to?improve?the?awareness?of?environmental?protection?of?rural?residents.?Secondly，?we?need?to?leverage?the?organizational?leadership，?stimulate?rural?residents?enthusiasm?for?environmental?protection，?and?give?full?play?to?the?role?of?rural?residents?as?masters?of?the?society.?Thirdly，?funding?support?for?rural?environmental?governance?should?be?increased?to?create?convenient?and?effective?social?conditions?and?reduce?the?cost?of?money，?time，?effort?required?for?rural?residents?to?implement?pro-environmental?behaviors.?Lastly，?we?need?to?focus?on?the?cultural?impact，?put?local?cnstoms?and?civilizations?into?great?play?in?infiltrating?peoples?hearts?and?regulating?behavior，?gradually?improve?the?cultural?literacy?of?rural?residents?and?cultivate?rural?residents?endogenous?motivation?for?environmental?protection.

Key?words?pro-environmental?awareness;?pro-environmental?behavior?in?the?public?sphere;?pro-environmental?behavior?in?the?private?sphere;?context?variables

收稿日期：2020-01-07?修回日期：2020-04-07

作者簡介：王建华，博士，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管理。E-mail：?jianhua.w@jiangnan.edu.cn。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农业生产者安全生产政策的实验评估及其组合设计：?以病死猪无害化处理为例”（批准号：71673115）;?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课题“食品安全风险分级评价与智能化监督关键技术研究”（批准号：2018YFC1603300），“互联网食品销售违法违规行为监督技术研究与系统开发”（批准号：2018YFC1603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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