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从经济高速增长到发展质量提升：内外变革与创新重塑 |
| 范文 | [摘 要]新时代中国面对的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外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国内正在经历从经济高速增长到发展质量提升的转型关键期，新冠疫情曼延导致全球经济下滑，内外变革给中国创新发展带来诸多挑战。凯恩斯主义并非万能，节点式干预和短期刺激不可长效。基于历史演化视角和开放经济结构，分析经济增速、发展质量两个维度之间的过渡关系，刻画中国发展与世界经济的嵌入结构，阐释内生驱动与创新驱动的区别与联系，揭示技术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进而提出以创新逻辑重塑加快内部新旧动能转换，以创新角色转变融入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强化内外创新合作，由此为创新型国家建设和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提供缓释思考。 [关键词]经济增长;发展质量;内外变革;创新重塑 [中图分类号]F1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461（2020）10-0011-06 单边保护主义盛行、中美贸易摩擦和新冠病毒疫情曼延，对世界经济和中国发展造成了较为复杂的不利影响，理论界与经济界呼吁凯恩斯主义回归，美联储大概率开启新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1]，通过“放水”对冲经济下滑，增长乏力与疫情影响的双重挤压将进一步恶化欧洲国家的债务困境[2]。国内各方提倡积极的干预政策，缓解经济下滑风险。然而，从周期性的拓扑结构来看，节点式干预可能有助于降低阶段性不利影响，但也可能拉长涟漪周期，弱化内生驱动力。对中国而言，“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面开放并融入全球化过程中，短期冲击在所难免，加剧了经济增长到发展质量提升的转型难度。那么，这一背景下，发展质量提升并非老生常谈，如何应对短期波动，抓住内外变革机遇，缩短供给侧改革周期，加速创新转型，构建长效内生驱动机制，显得尤为重要。 一、改革开放与经济高速增长 建国初期，新中国基础薄弱，经济建设以秩序恢复为重心，短时间内工农业产值增速较快。但世界范围来看，受“马歇尔计划”遏制，中国与西方国家缺乏经济联系，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政治关系较为复杂，中国发展的外向性明显不足[3]。1967—1976年十年间，国内经济波动较大，虽然GDP平均增速与全球同期相比并无明显差异①，但广为诟病的是，与日韩等亚洲新兴国家相比，未能抓住融入世界经济的良好机遇[4]。 1978年，中国启动改革开放，打开融入世界的窗口，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奠基石，四十多年来中国GDP增速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②。主流观点认为，奇迹源于“三驾马车”[5]，事实上，投资和消费本身在经济价值链中处于后置行为，而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投资能力和消费水平极为有限③，显然并非先行驱动引擎。相较而言，进出口贸易是“三驾马车”的先行前辕，创造了大量外汇收入④，逆向带动国内投资和消费[6]。但多数研究基于中国本位视角，强调投资、消费、净出口的并行作用，甚至大部分观点将投资视为先行驱动因素，这并不符合逻辑认识。从历史演化轨迹来看，中国改革开放的战略影响在于打破冷战壁垒，建立融入世界经济的进出双向通道[7]，一方面，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节节攀升，贸易顺差红利长期保持高速增幅;另一方面，外资吸收规模逐年增长，招商引资和“筑巢引凤”带动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支撑经济高速增速，继而拉动投资和消费，形成“三驾马车”的长效循环机制。 将中国的改革开放纳入世界开放经济格局，会有更为合理的解释。改革开放正值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第三次科技革命蔓延的交融期，歐美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全球经济快速发展，冷战格局逐步瓦解加速了全球融合，西方现代化工业发展需要技术驱动，也离不开庞大的生产供应链，而中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虽然经济基础薄弱，但资源富集，价格水平远低于发达国家，是全球生产加工链的最佳补缺板块[8]。西方国家逐步建立创新引领体系，驱动现代服务业升级，同时将中国培育为全球最大代工厂（OEM），通过中低端生产加工链植入，虹吸人口红利，寻求高价值回报[9]。对中国而言，改革开放并融入全球化，嵌入产业价值链，是中国开启经济高速增长的引擎，开放外资并引入生产加工链，获得了经济高速增长和GDP显性回报。 二、经济高速增长与发展质量提升 2007年，中国GDP增速14.2%，为近三十年的最高点，之后GDP增速逐年回落，形成了中高速增长势态。不可否认，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给国内经济带来了不利影响。但统计数据显示，全球GDP增速2010年开始逐步恢复，但中国GDP增速并未明显回弹，依然保持中高速增长势态，节点性影响并不足以解释经济增速下滑。 内生增长理论给出了新的解释界面，认为不应简单强调经济增速，而要重视经济发展质量，以技术进步驱动全要素生产率（TFP）提升[10-11]。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亚洲新兴国家，通过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提升，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短时间从战后经济恢复步入发达国家行列[12]。从开放经济视角来看，这些国家战后经济高速恢复的核心原因在于融入西方经济价值链，为发达国家提供其所需的生产力，但随着本国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逐渐挤入高端产业链，将中低端产业链转移到中国、印度等新兴发展中国家。出于产业链的价值互补，欧美等传统西方强国并未遏制这些国家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反而给予了一定的创新竞争空间，一方面刺激本国技术竞争与产业升级，另一方面通过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实现金融渗透，吸收这些新兴发达国家的发展成果。 深层次来看，内生经济与开放经济之间存在必然联系[13]，技术进步的外部动力来源于开放竞争，逐渐转化为内向传导，改变了要素配置方式，提升生产效率。从经济高速增长到发展质量提升，中国在开放经济中的角色转变至关重要。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承担了中低端生产加工链，为发达国家节省了大量资源消耗，为世界提供源源不断的廉价产品，这也是西方发达国家所需要的[14]。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GDP规模跃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但人口红利加快褪去，低效率的要素投入产出模型已难以支撑经济高速增长，技术水平制约造成边际递减，中国的发展诉求从经济增长转为质量提升[15]，这将改变中国在世界经济结构中的角色与地位。中国经济增长以中低端生产加工链为主要驱动，高端装备制造业被发达国家垄断，新时代中国技术水平显著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初具规模，但欧美传统发达国家依然具有显著的技术优势，不愿接受中国发展所带来的潜在竞争威胁，由此实施技术封锁，借助贸易摩擦限制中国转轨。但同时，欧美发达国家希望中国能够释放广阔的消费市场，为世界经济增长提高贡献，惠及自身发展，矛盾冲突与竞争合作并存。 中国经历的经济高速增长到发展质量提升，与发达国家的历史演化有所不同，面临更为复杂转型条件和外部环境。技术创新是内生增长的前置驱动，而科技革命由技术创新引领，起源于西方国家的现代科技发展，发达国家吸收了百年技术创新红利，而中国由于近代历史原因，长期隔离于科技革命之外。改革开放打开了面向世界的新纪元，但初期经济高速增长以产业植入和中低端生产加工链为主，核心驱动来自于世界经济的代工厂需求，低价高产是中国制造的最大优势，所贡献的是产业链后端价值，即便能够支撑经济高速增长，但技术水平和创新驱动瓶颈依然存在，难以维持低价高产，可能陷入“雁型模式”困局[16]。由于缺乏自主创新和技术支撑，不能挤入先进制造产业链，加剧了经济转型难度。过去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的诉求集中在中低端生产加工链的后端价值，这和新时代中国的创新发展诉求存在一定偏差，中美贸易摩擦和西方国家的创新抑制对创新型国家建设带来了不可避免的外部挑战。 三、内部动能转换与创新驱动的逻辑重塑 （一）从经济增长到质量提升的动能转换 从经济发展的演化规律来看，一味追求高速增长不可持续，党的十九大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加快动能转换，强调发展质量提升。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的高速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和创新提升是当前新时代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诉求[17]。不可否认的是，西方发达国家在科技革命时积累了丰富的创新经验，而中国自大航海时代以来在科技领域长期滞后。改革开放过程中，我国依靠逆向学习和创新模仿不断提升技术水平，但技术提升更多用于提高生产效率，加速经济增长，但对创新本身的认识和理解依然有限，大量核心关键技术由西方发达国家掌握，國内创新水平差距明显，技术封锁和抑制竞争对中国创新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动能转换依然存在诸多瓶颈。 （二）内生驱动并不等同于创新驱动 内生增长理论虽然揭示了技术水平的重要价值，颠覆了传统经济要素投入产出模型，但传统的内生理论并未揭秘技术水平是如何得到的。创新理论的解释认为，创新结构类似于纵向生态系统，具有“金字塔”式的特征[18]，塔基以知识积累为创新原点，当知识积累达到一定质变条件，诱发基础研究，并对知识的理解和扩展反复验证，形成多向拓扑机制，并在新技术应用领域寻求结合，最终借助技术产业化应用实现回报。这一体系的核心纽带在于，知识积累和基础研究能够有力支撑技术创新产业化，但也需要技术创新产业化的收益反哺，隐形基础和显性价值交互利生，推动创新体系良性运转。改革开放初期，国内经济增长动力来自于产业技术水平提升，本质上追求的是要素投入产出效率和短期显性化回报，这符合内生理论的解释，技术进步驱动效率提升。但内生驱动并不等同于创新驱动，在创新理论来看，技术创新带来的是“创造性破坏”，引致技术替代和产业升级，属于“质”的变化，而非投入产出线性量变[19]。相应的现实情况是，效率提升和技术进步更多来源于逆向模仿和国外引进，甚至在高端加工制造领域，干脆放弃自主研发，直接植入国外先进技术与核心部件，虽然以此带动经济增长，但缺乏自主研发创新，短期逐利造成本末倒置，忽视前置于内生驱动的技术创新，难以转轨高质量发展。 （三）创新驱动的逻辑重塑 人口红利和贸易顺差刺激下，经济高速增长，凯恩斯主义强调投资乘数效应，以此拉动房地产经济和土地财政，政府收支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20]，而实体经济由于技术瓶颈，依然保持中低端水平，即便出口规模保持增长，但产品技术含量及价值空间不断挤压，倒逼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如果说早期经济增速来源于高额的外汇收入和相对低廉的加工成本，那么随着人口红利褪去，新时代中国应摒弃过去片面追求GDP增速的惯式思维。 政策层面，回归技术创新本质，以教育和科技为主导，加大投入，继续提升国民受教育水平，扩展知识边界。改变高等教育重应用而轻基础的失衡局面，向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基础学科倾斜，加大基础研究经费支持，为知识积累和基础科研提供储备和支撑。创新型国家建设过程中，鼓励以自主研发培育核心技术，调节核心技术的知识产权自主率，适当借助关税调节，引导企业回归自主研发或国内技术嫁接，加快“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同时，逐步取消各类产业层面的技术补贴政策，鼓励企业自主技术创新，通过市场化技术竞争优胜劣汰，培育更多华为、大疆一样具有创新优势的中国企业。 监管层面，深化“放管服”，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管理体系中，固化的监管政策已经难以适应当前经济发展形势，要敢于释放行政效能空间，把更多的主动权和积极性交给市场主体，通过经济规律和竞争机制，撬动改革红利。当然，“放管服”并不意味着照搬自由主义，而是要厘清政府监管与市场经济的职能界限，优化政府的福利制度，解决行政职能越位、政策影响错位、监管缺失等问题。严格监管执法，保障市场经济公平高效运转，与此同时，通过转变政府职能维护社会主义福利公平与资源配置效率。 市场层面，技术竞争是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要举措，当要素投入出现边际回报递减时，产能过剩和恶性竞争破坏了市场规律，供给侧改革虽然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效率，但只有技术创新和市场竞争能够激励“创造性破坏”，从源头释放动能转换的核心驱动力。过去依靠简单的“市场换技术”，开放国内消费市场，换来更多的是先进产业植入和“技术借用”，但却未能有效促进自主研发和技术创新，甚至出现了“反向吞噬”现象，国外企业替代了国内企业技术创新，造成了大量资源浪费。要建立公平高效的竞争机制，降低市场壁垒，统一标准，引入国外先进企业与高端产品，以市场竞争加快国内技术升级与产业替代。在行业壁垒和要素供给设计时，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公平开放，统一准绳，以机制约束规范市场化竞争，让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通过自由竞争获取资源。同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积极融入PCT协议，维护创新竞争，强化法制惩戒，遏制市场经济的违法失信行为，发挥市场选择对创新竞争的逆向驱动作用。 四、全面对外开放与创新角色转变 （一）融入全球创新价值链的前端挤入策略 改革开放初期红利更多来自于“引进来”，中国拥有全球最好的产业化条件，通过招商引资，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也选择在中国产业化，实现产业链终端价值回报。如果从全球价值链结构的演化分析来看，经济高速增长期，中国企业学习掌握更多的是集中在产业化层面的中低端技术，这也是西方发达国家产业链植入中的技术嫁接，世界经济需要中国低价而高效的生产加工链，西方发达国家正是借助中国的技术产业化和庞大的消费市场获取终端收益，外部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持积极欢迎态度，随之释放了技术学习和创新模仿空间，这和日本、韩国等亚洲新兴发达国家“雁型模式”发展轨迹有一定的相似性。 随着经济高速增长，以消费市场换取中低端技术的溢出红利不可持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内生驱动需要技术创新支撑，但缺乏核心技术造成转型瓶颈。西方发达国家从未在核心技术领域开放合作，甚至为了限制中国创新发展，实施技术封锁、人才管控、贸易限制等措施，中美贸易摩擦中的“华为事件”正是美国对华创新抑制策略的体现。针对这一困局，应吸取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发展经验，加快融入世界创新价值链，扩张世界经济对中国创新发展的引致通道。 在核心技术领域，鼓励创新型企业挤入全球行业领先地位，为全球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成本更低、效率更高、服务更优的创新价值，虽然华为崛起会引发美国等个别西方发达国家抵制，然而一旦建立竞争优势，中国的创新价值会被更多国家所接受。创新的本质就是新旧替代，这个过程总要应对偏见和抵触，新兴国家必将经历这一阶段，尤其是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和西方发达国家创新竞争过程中的摩擦是不可避免的，只要坚持自主创新，秉承创新服务价值优化，总会挤入创新价值链的前端位置，跨越“雁型模式”壁垒。 产业升级过程中，国内加工制造业技术水平依然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传统的中低端产业OEM模式难以为继，但产业结构升级不能盲目求快，受到发达国家企业竞争遏制，短时间内挤入行业龙头难度较大，可通过技术创新和升级改造向前进阶，找到全球产业链的局部价值空间，实现阶段性创新突破。东亚国家的半导体产业发展正是遵循了产业升级的跟随策略，在西方科技创新企业的研发引领下，嵌入先进加工制造业板块，出现了三星、台积电、富士康等一批新兴企业，弥补了头部企业缺失的先进加工制造价值，不仅向前挤入阻力较小，还能够与头部企业充分合作，吸收先进技术创新领域的溢出红利。以此来看，既要深化对外开放，吸收先进外资企业进入中国，也要积极走出去，借助自主创新挤入前端产业链价值空间，主动寻求外部创新竞争合作。当然，发达国家的创新优势依然明显，短期竞争替代头部企业并不现实，要充分与头部企业积极合作，寻找并融入互补价值，有利于共同发展。 （二）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扩散与创新价值共享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给发展中国家树立了一个参照样本，寄希望于中国发展能够惠及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加强南南合作。基于良好的国际关系，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合作更多以援建或援助方式，相互之间的经济关系较为简单[21]。随着中国世界影响力不断提升，在发展中国家开拓资源的同时，也为这些国家提供了廉价而丰富的贸易产品。近年来，供给侧改革倒逼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为一些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新的机遇，这个过程衍生了多重涟漪效应。 在传统行业，资源获取依然是国际贸易的重要诉求，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中国的能源加工效率和技术应用水平长足进步，延伸上下游产业链，开拓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源获取通道，由此打破西方发达国家对基础资源的垄断。这也是一些能源富集型国家所希望看到的，通过与中国的紧密合作，依托庞大的资源消费市场，提高本国贸易的抗风险能力。当然，中国在全球化资源开拓过程中，一方面，要应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竞争排挤，找到共存空间;另一方面，也要尽可能团结发展中国家，以公平共赢的合作模式，将新的能源应用技术推广到发展中国家和资源开发国，以技术进步寻求利益共享。 中国承载了世界上规模庞大的加工制造业产值，但OEM模式中，生产加工收益被动地嵌入到先进制造价值链，由西方发达国家企业获取终端高额回报，国内代工企业产品权益空间有限，国际市场对中国产品的认可度不高，认为中国产品廉价低质。事实上，国内产业升级和进口替代已经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甚至在一些领域，国内产品技术水平更好，但因为国际市场对中国制造低质价廉的固有认识，造成中国产品议价能力不高，国际市场利润空间有限，难以获得合理回报，长此以往不利于技术进步与产品升级。由此，在国际市场开拓过程中，要逐步扭转中国制造的廉价低质印象，强化自身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的同时，通过市场化策略提高议价能力，以技术含量提高中国产品的价值回报。同时，将中低端产业转移至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时，不能仅仅吸收低成本红利，而要考虑到产业升级的长远发展空间，帮助发展中国家逐步培育产業基础，提高技术水平，重视国家间价值链的耦合机制。 中国自主创新发展成绩显著，在一些新兴领域取得了突破，包括一些互联网技术应用与商业模式创新，受益于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和移动互联网终端流量，极大地提高了社会资源配置效率，激发了市场经济活力，出现了腾讯、阿里等一批新兴互联网独角兽企业，这些创新型企业应该积极“走出去”，提高自己的国际化水平，在发展中国家培育新兴市场，通过更广泛、更深入的跨境商业合作，推广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分享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带来的发展成果，帮助发展中国家摆脱技术瓶颈和西方制约，提高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在全面开放新格局建设过程中，要让更多的国家认可中国的创新发展，分享中国的技术进步，树立开放合作的大国形象。 （三）以“一带一路”建设强化内外创新合作 “一带一路”建设加快了新时代中国全面开放，有助于产能输出与供给侧调整，但“一带一路”建设更为重要的影响在对外创新合作。科技革命曼延下，要素流动与技术涟漪打破了传统产业的时空约束，各个国家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世界经济发展的拓扑结构发生了本质改变，既有技术竞争，也有创新合作。“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具有深厚的贸易基础，“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建立沿线国家间的基本共识，建立多边贸易体系，在产业延伸、企业跨国投资和协同技术创新上寻求突破。 首先，中国与诸多沿线国家有着相似的发展经验，经历了战后经济恢复到工业高速发展，再到科技发展，寻求技术进步与创新转型，共存一致的发展诉求和约束条件，通过“一带一路”建设能够提高相互间的认同感，在路径选择上充分信任，有利于打破技术隔阂和市场壁垒，形成坚实可靠的创新合作关系。其次，全球经济发展面临“命运共同体”问题，包括环境恶化、食品健康、文化保护、能源枯竭等，创新发展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核心，但个体国家资源有限，创新能力层次不齐，难以独自解决发展瓶颈，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加强沿线国家的研发合作与技术共享，能够有效降低创新成本，共同应对挑战。再者，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国，积累了丰富的创新资源，包括高新人才教育、科研机构建设、新兴产业培育等，能够与沿线国家分享创新发展经验，通过资源输出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创新服务，借助产业链延伸帮助沿线国家加速技术进步与创新转型。最后，“一带一路”建设有助于打破南北隔阂，鼓励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建立公平互信的创新合作机制，以发达国家核心技术创新突破，带动发展中国家加工制造业转型，扩张整合新兴市场，形成多方共赢新局面。 五、内外变革下的创新思考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经济高速增长取得了瞩目成就，但粗放式的资源消耗难以为继，人口红利加快褪去，经济增速有所下滑，倒逼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升发展质量。然而，经济增速与发展质量之间并非隔离对立，中高速经济增长不代表放弃经济增长，而是要发掘从经济增长到发展质量提升的撬动关系，通过技术创新扩容驱动轨道，提升发展质量，支撑经济良性增长。内外变革影响下，中国自身发展诉求从简单的经济增长转变为发展质量提升，以技术创新摆脱“雁型模式”局限，这必须尊重创新价值逻辑，吸收发达国家经验，加大教育投入，强调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建立公平高效的市场化竞争机制，以技术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 从历史演化轨迹来看，无论是经济高速增长还是发展质量提升，都是中国嵌入开放经济的过程，中国为世界经济贡献了显著的发展成就，同时也在改变世界经济格局，这必将颠覆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科技革命拓扑结构。需要反思的是，如何更好地嵌入世界创新价值链，尽可能降低外部阻力，处理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寻求外部创新价值互补，分享创新发展成果。当然，技术竞争不可避免，短期内传统西方发达国家的创新优势依然明显，要坚持自主创新，加快转型升级，才能提高开放经济中的议价能力和竞争地位。 新时代中国发展所处的国际环境日趋复杂，西方发达国家强权主义抬头，发展中国家内外问题不断，新冠疫情对世界经济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世界经济格局面临诸多挑战。中国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发展中国家之一，短期波动和矛盾冲突在所难免。要清醒认识到，经济增速下滑是客观规律，节点式干预和短期刺激并不利于转型升级，反而可能陷入谷底波动。技术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而创新发展具有长期而复杂的螺旋式特征，建设创新型国家要尊重规律，夯实基础，以逻辑重塑驱动高质量发展。新时代中国要更好地融入全球创新价值链，而世界也需要中国作出更为互利的创新贡献。 [注 释] ①按照IMF统计数据及中国统计年鉴数据，1966—1976年世界GDP平均增速约4.3%，中国GDP增速约4.83%。 ②1978—2018年世界GDP平均增速2.9%，中国GDP平均增速9.52%。 ③1978年中国社会消费零售总额约1 550亿元，1979—2000年社会消费零售总额算术平均增长率约16%;1980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约910亿元，1981—2000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算术平均增长率约20.6%。 ④ 1980年中国贸易出口总额270亿元，1981—2000年贸易出口总额算术平均增长率约25.7%;1980年中国贸易进口总额约298亿元，1981—2000年贸易进口总额算术平均增长率约20.6%。 [参考文献] [1]CARRERA，CSAR，RAMREZRONDN，et al.Effects of us quantitative easing on Latin American economies[J].Macroeconomic dynamics，2019（3）：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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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Rapid Economic Growth to Quality Improvement： Internal & External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on Reinvented Li Boxin1，2 （1.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Xi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Xian 710061，China; 2.Schoo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Xian Jiaotong University，Xian 710061，China） Abstract： In the new era，the world is in a changing complex situation that hasnt occurred in the past century.The external and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is complex and changeable.China is experiencing a critical period of transformation from highspeed economic growth to quality improvement.The spread of the 2019 new coronavirus epidemic has led to the global economic downturn.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changes have brought many challenges to Chinas innovation development.Keynesianism is not omnipotent.Node intervention and shortterm stimulus could not be longterm.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open economic structure，this paper analyzed the excess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dimensions of economic growth speed and growth quality，depicted the embedded structure of Chinas development and the world economy，explained the differences and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endogenous drive and the innovation drive，revealed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en it is proposed to speed up internal driving energy transformation with innovation logic reconstruction，so as to embed in the global innovation value chain and share innovation value.It is also proposed that China should strengthen innovation cooperation under the Belt and Road，which provides slowrelease thinking for innovative country construction and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in China new era. Key words： economic growth;development quality;internal and external changes;innovation reinvented （责任编辑：张积慧） 收稿日期：2020-06-10 网络出版网址：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13.1356.F.20200825.1407.008.html网络出版时间：2020-08-25 17：19：02 基金項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双向跨境投资驱动中国创新发展的时空演化机制及其共轨溢出效应研究》（19BJL076）。 作者简介：李勃昕（1982—），男，陕西定边人，经济学博士，西安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应用经济学流动站博士后，研究方向为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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