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内源式发展理念的“三变”改革政策发展研究 |
| 范文 | 芦盼盼 李茜 摘 要：在乡村振兴战略指导下，落实完善农村“三变”改革政策，对推进脱贫攻坚、农民增收、农业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农村实施“资源变股权、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改革政策，需要根据内源式发展理念，即尊重社会经济条件、以自身发展为中心和协同发展，构建围绕内源式发展理念的“三变”改革政策发展内容，推进“三变”改革政策发展。 关键词：农村;“三变”;内源式发展 中图分类号：F323? ? ? ? 文献标志码：A? ? ? 文章编号：1673-291X（2020）25-0021-04 引言 實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围绕增加农民收入，助力脱贫攻坚，适应当前农村发展的需要，激发乡村发展活力，总结推广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经验，壮大乡村经济。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15年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上就已指出，要通过改革创新，让贫困地区的土地、劳动力、资产、自然风光等要素活起来，让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让绿水青山变金山银山，带动贫困群众增收[1]。近年来，诸多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和方向对“三变”改革政策发展进行研究，王永平、周丕东（2018）鉴于六盘水“三变”改革实践，提出将保障农民权益作为出发点，通过积极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加快推进产业平台建设、不断完善风险规避机制等多方面措施推动“三变”改革进程[1]。于福波、张应良（2019）立足人本发展，注重实地调研考证，主张把尊重农民意愿作为政府推进“三变”改革良性发展的关键环节[2]。刘培生、杨正巧（2019）基于制度变迁的视角，对“三变”改革实践进行基础性理论研究，揭示“变”的本质在于创新[3]。黄臻（2019）立足区域协调发展理论，提出构建经济共同体，打破地域局限，形成跨区域发展的生产经营方式，建立健全一系列相配套的保护机制，为“三变”改革增添新动力[4]。芮敏、任晓川、胡媛媛（2019）从产业化发展的角度出发，强调围绕当地实际情况，培育主导产业及其相关产业延伸，打造“三变+产业化”模式，形成短期、中期及长期的产业全覆盖格局[5]。然而基于内源式发展理念的“三变”改革政策发展研究仍属空白，内源式发展理念寻求的是发展地区在自有价值和“三变”改革政策制度基础上，利用内部力量和资源优势来推动发展。 一、内源式发展理念与“三变”改革政策发展内容 （一）内源式发展理念 内源式发展理念是从人民的需要出发，考虑发展地区特有限制因素的同时，倚靠现有人力、物力、技术和财政及尚未开发的资源，寻求实现目标的发展。内源式发展理念强调发展的动力主要从内部产生，其对各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更为关注，尊重原有的社会经济条件、当地文化个性，注重对与当地文化生态相适应的内生性动力机制的培育。内源模式强调发展要以地区自身发展为中心点[6]。 （二）“三变”改革政策内容 农村推进“资源变股权、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政策，就是政府引导农民，通过股权参与，围绕产业发展，充分发挥经营主体作用，不断提升各种资源要素的整合力度。 1.资源变资产政策内容。推进资源变资产的关键在于资源高效地整合，这就离不开清查储量、确权登记、评估认定、资源流转、平台构建、形成资产六个环节。其一，清查储量环节，推进资源变资产，通过进行实地调查，核实各类资源储量，做好登记备案工作。根据资产清查成果，召开成员大会，以民主协商的方式，讨论决定资源的分类标准、量化范围、分配方式、管理模式、台账核查等相关事项。其二，确权登记环节，针对调查结果，进行确权颁证。征得村集体和村民同意后，展开权属关系确定工作，一是设立确权认证标准和流程;二是设立资源归属资格，不同类别资源归属不同等级的集体经济组织，各级成员按照划分结果获得相应的归属资格;三是界定的方法依据户籍关系、婚姻法律关系兼顾历史和现实及本地群众认可的原则，确认截止时间点，实行成员登记备案机制。其三，评估认定环节，根据确权结果，进行评估认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采取第三方评估方式，选择专业机构和人员，依据相应的法律规定、规章制度和评估准则，对资源进行科学的资产评估，将资源原始造价作为其价值认定的参考，如果原始价和现实价差距十分显著，可以用该资源的重置成本价替代。其四，资源流转环节，完成初步评估后，开展农村资源收储，由政府牵头，建设资源综合交易市场，提供配套服务支持。其五，构建平台环节，围绕资源类别、资源收储和产权交易市场，找准产业发展方向，选定产业发展项目。其六，形成资产环节，集中折价量化入股经营主体，转化成为经营主体资本，展开规模经营。 2.资金变股金政策内容。推进资金变股金的核心在于选择正确的承接主体。一是前期准备工作环节，确定入股资金（财政资金、集体和农户自有资金、信贷资金、社会资金），核实需要入股资金的账目，厘清参与其中的人员的资金数目。二是选择经营主体环节，依据本身所拥有的资金，选择相对等的经营主体，做好严格的考察工作，一方面通过考察学习，为培养自己的经营主体积累经验，另一方面通过吸引优秀的经营主体促进双方共同发展。三是后续完善环节，依法签订合作协议，科学设置股权，厘清各方权责，分类使用资金，同时建立健全相应的监察体系，确保资金充分发挥效用。 3.农民变股东政策内容。农民变股东是建立在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的基础上，推进农民变股民最重要的在于如何吸引到农民自愿加入，关键是让其受益[7]。一是推广环节，通过宣传，让农民去了解政策，对“三变”改革有充分的认识和理解，判断改革能否对自身发展产生有益的帮助，在潜移默化中主动转变传统观念。二是吸引环节，通过资金股、技艺股、自然风光股等多种类型的股权形式，增加农民入股的选择性，挖掘其更多潜力，提高参与的积极性。 （三）内源式发展理念与“三变”改革政策发展的关系 内源式发展理念是“三变”改革政策发展的基础，“三变”改革政策发展是内源式发展理念的具体体现。内源式发展探索的是契合自身的发展道路。“三变”改革政策发展的立足点恰好在于满足自身需要，促进农民增收和乡村整体进步。内源式发展理念以人民参与为原动力。“三变”改革政策发展过程正是调动农民的参与，创造性地实现改革政策建设目标。内源式发展理念引导“三变”改革政策发展，决定“三变”改革政策策略。 二、基于内源式发展理念的“三变”改革政策发展内容 （一）尊重社会经济条件的“三变”改革政策发展 在资源变资产过程中，立足不同区域社会经济条件，尊重不同区域社会经济条件。尊重社会经济条件要求首先尊重农村资源因素。 1.尊重农村自然资源。尊重耕地、林地、水域、荒地等有形的自然资源和光、风、气候等无形的自然资源，以及共同形成的天然的、人们可以开发利用的自然生态景观。 2.尊重农村社会经济资源。尊重店铺、厂地、机器等可经营性的经济资源;集体所有的教育、医疗、办公及道路硬化等公益性固定设施资源;风俗活动、民族精神、传统节日等无形的文化资源;生产技术人才、组织管理骨干、基层服务人员等人力资源;农业技术、科技设备、网络平台等信息资源;历史遗迹、建筑遗址、石窟石刻等有形的旅游资源。 （二）以自身发展为中心的“三变”改革政策发展 以自身发展为中心强调以地域需求为中心，以自身发展定位为基础。强调以“三变”改革政策发展的自身发展为中心，侧重围绕不同地域需求为中心，以不同地域的自身发展定位为基础。 1.区域自身发展。在资源变资产的构建平台环节中，注重围绕资源类别、资源收储和产权交易市场，找准产业发展方向，选定产业发展项目。即结合实际，重点选择那些市场前景好、地域特色鲜明、附加值高的产业作为主要选择方向，按照“扩大生产规模、提高产品质量、打造品牌效益、构建市场网络”的思路，以点带面，建立区域产业优势，有效推动农业发展，增加农民收益。 2.主体自身发展。在资金变股金的选择经营主体环节中，注重考察它们的经济效益状况、产业带动能力、未来发展方向等方面，同时依托它们，引导进行“三变”改革的村庄依照民主程序，注册设立企业化的资产运营实体，由农民、村集体与经营主体依法签订合作协议，建立股份化的合作经营机制和利益联结机制[8]。 （三）协同发展的“三变”改革政策发展 协同是协调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同资源或个体，共同完成某一目标的过程或能力。“三变”改革政策发展的协同是指参与改革的政府、农民、村集体以及经营主体等各主体相互配合，促进增收提效。 1.市、县、乡（镇）、村协同发展。在资源变资产的资源流转环节中，注重构建市与县对接、县与乡（镇）对接、乡（镇）与村对接的农村资源流转和交易体系。首先，建立县与市协同建立对接的资源流转服务中心、县与乡（镇）协同建立对接的资源流转服务站、乡（镇）与村协同建立对接的资源流转服务点，形成逐级授权的三级协同服务网。依托对接的服务中心、服务站、服务点，在确保产权所属不变的情况下，对农村资源进行合法有序的收集、储蓄和管理，为改革推进创造有利条件[9]。其次，通过收储完成资源整合后，围绕资源产权流转进行交易，构建与资源流转服务网相配套的农村产权交易系统，即建立市与县对接的交易中心、县与乡（镇）对接的交易站、乡（镇）与村对接的交易点，协同搭建交易信息平台，形成流通市场，提升农村资源的价值。 2.“三变”要素协同发展。在推进农民变股东的环节中，注重厘清资源、资金、农民、村集体、经营主体等要素，即农民、村集体以资本为媒介，依托经营主体，形成了“企+农”“社+农+集”“农+社+企”等协同发展的利益共同体，改变传统农业生产方式[10]。在农民自愿以及合理合法的前提下，将农民所属的各类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及设施设备、相关技术、个人资金等量化分类，折算成股金或者其他股权形式，依法签订合作协议，使农民根据股权比例获得股权成为股东，最终收益按股权分配。 三、内源式发展理念的“三变”改革政策发展策略 （一）尊重社会经济条件的“三变”改革政策发展策略 贵州省尊重社会经济条件，面对喀斯特山区多、石漠化面积大、贫困人口多、产业发展基础薄弱、收入支撑能力不强等困局[11]，其路径为：充分利用地域特色，打造“三变+稻鱼共生”模式，农民将稻田、资金、种养技术等以作价入股的形式加入专业合作社中，由其统一管理、组织和生产，建设一定规模的“种稻+养鱼”生态农业片区，针对追求健康饮食、绿色生活的市场消费群体，借助“物流+互联网”进行销售[12]。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进一步转型升级，推出“三变+稻鱼共生+特色农产品加工+生态观光+示范园区”的产业延伸发展模式，吸引更多周边农民、村集体及经营主体入股参与，有效推进“三变”改革政策发展。 甘肃省尊重社会经济条件，面对深居戈壁内陆、生态环境脆弱、依赖单一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差、区域发展不平衡等困局，其路径为：转变资源开发方式，打造“三变+戈壁+农业”模式，将农民和村集体闲置的戈壁荒滩资源折价入股投资到农业企业中，由经营主体提供大棚、温室、灌溉设备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造林绿化屏障保护，将戈壁荒滩区域打造成农业产业发展基地[13]。随着戈壁农业基地的建设，不断拓展其他产业与其联动发展，包括“三变+戈壁风光游览”“三变+采摘+生态体验”“三变+加工”等，进一步升级成“三变+戈壁+N”模式，促进“三变”改革政策创新发展。 （二）以自身发展为中心的“三变”改革政策发展策略 江西省以自身发展为中心，以江西农垦为代表。其路径为：将所属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进行确权登记，以发证的方式完成“土地资源变资产”的转变，在此基础上，对成为资产的土地资源进行全面评估及量化入账，形成企业资本，增强自身实力，同时调整股权结构，吸引外部投资入股，增加内部员工持股，充分体现混合所有制经济的驱动作用，为企业自身进一步发展注入新动能[14]。 陜西省以自身发展为中心，有效发挥政府、农民、村集体和经营主体四方的作用。其路径为：一是发挥政府引导作用，实施资金补贴、技术培训、流转中心建设、交易平台构建等一系列支持措施，有效推进改革进程;二是发挥农民主体作用，以民主公开的形式，赋予农民更多参与改革的选择和机会，通过多元化的入股方式激发农民的积极性[15];三是发挥村集体统领作用，整合闲置的资源、资金，组织村民联合发展;四是发挥经营主体带动作用，聚集农民的资本，壮大自身实力，同时通过入股分红，帮助农民增产增收。 （三）协同发展的“三变”改革政策发展策略 安徽省围绕农民、村集体和经营主体协同发展，充分体现股份合作方式的作用，其路径为：以分配的股权为利益联结的基础，由农民、村集体和经营主体共商共建共管，明确各自的角色定位与责任分工，形成农民专注生产、村集体负责组织与服务、经营主体着力产业规划和集中开发的协同发展模式[16]。 重庆市围绕城乡协同发展，充分体现要素协同发展的作用。其路径为：立足实际，撬动城市的人才优势、技术优势、资金优势等助力农村，激活城市过剩的资源要素，弥补农村发展存在的短板，培育一批城乡协同催生的特色优势产业。同时以城乡合作为依托，建立“三变+城乡+农产品+物流+网络+市场”的现代化产销渠道，形成城乡协同发展的格局[17]。 四、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三变”改革政策发展策略实施过程中，基于内源式发展理念的相关内容，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尊重社会经济条件 1.处理农村资源量化的问题。尊重农村自然资源，农村土地、林地、草地等资源价值比较好评估与量化，荒山、湖泊、溪流等资源价值的评估与量化标准有待商榷。自然资源的类别具有多样性，这就意味着评估和量化工作需要的时间长、难度大，涉及的范围人群广、地区多，因此很难形成统一的标准和要求。不同类型的“资源”没有形成针对性的评估运行机制和量化服务体系，这成为农村“三变”改革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2.破除农村空壳化、老龄化的影响。尊重社会经济资源，农村现存人口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已经很难找到合适的“农民”来变股东。随着农村优质劳动力流向经济发达的地区，村里留守人群以老人、儿童和妇女居多，依靠他们来单独生产经营或者由他们变股东显然并不现实。此外，农村还缺乏职业化农民，这种职业化的农民还未真正走入农村“三变”改革。 3.缓解农民不敢贷、贷款难的窘境。没有闲置资金而想要入股和分享其改革成果的那些农民，也纷纷选择通过贷款入股，大大拓展了“资金变股金”的领域。但还要指出的是，我國《贷款通则》明确规定农民不能将贷款用于农村“三变”改革并进行股本性投资。这在实践操作上导致银行、信贷机构等金融机构虽然想贷款给农民，但又不能违背相关贷款规定，因而选择不贷款给农民，导致农民贷款入股的效果不佳，影响了农民利用信贷资金进行折股的进程和获取改革红利的效果[18]。 （二）以自身发展为中心 1.解决经营主体带动力不强的难题。随着我国农业转型升级进程的加快，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断增加，但依然有很大一部分经营主体规模偏小，发展水平一般，功能单一，有的甚至是个“空壳”，对接市场与带动个体农户发展的能力不强，尤其是在产业项目选择上定位不明确，资金流失严重，追求短期效益，同质化现象屡见不鲜，无法形成优势项目，亟须壮大经营主体的实力。 2.破解基层人员工作难度大的困境。基层工作者担任“三变”改革中承上启下的衔接角色，这也预示着现实的复杂性将为他们带来诸多难题，阻滞改革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一是由于改革工作量大、程序复杂、涉及面广，很多基层人员在实际操作中难以面面俱到，长期的压力将原先的激情消磨，慢慢地不把工作放在心上，只放在形式上，甚至出现消极和抵触情绪，一旦面对困难，不愿意再劳心费神去解决。二是奖惩机制不健全，虽然对改革基层工作突出者有相应的奖励，但力度和广度不够，对大多数努力群体的忽视和不作为人员的处置不当，使得工作队伍凝聚力逐渐消散。三是组织治理结构不完善，责任分工不明确，存在“管得多”和“管得少”两个极端现象，使得基层工作者无法有效协助改革的村庄。 （三）协同发展 1.化解农民与合作主体利益之间的矛盾。在“三变”改革进程中，如何界定引进标准，如何引导外界经营主体顺利融入“三变”，保障农民、村集体与经营主体的各方利益，共创多赢模式，是决定改革成功与否的难题。一方面，很多农民由于受教育程度不高、认知有限、接受新事物的能力较弱的影响，担忧通过股份制改革转变为股民，会受制于合作主体，经营生产的知情权和参与决策的表达权无法获得有效保障，收支被其把控，个体权益受损。另一方面，部分合作主体在推进产业发展的过程中，与农民的融合并不顺利，甚至还有发生拖欠收益分红的状况。还有的合作主体在推进产业发展的过程中，为追求利益最大化，过度开发或者不当使用农业生产资源，造成资源的破坏，即使农民退股，收回的土地也难以再次进行农业生产活动。 2.解决农村产权流转不畅、交易市场建设滞后的问题。“三变”改革涉及资源优化配置，亟须加快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的建设。一方面，很多地区由于重视程度不够，改革工作进程缓慢，还停留在建设流转服务机构的初步阶段，无法形成产权交易市场，与中央以及省市有关建设高标准、高效率的现代化交易市场的目标相距甚远;另一方面，建立了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的部分地区，由于受到地域、资金、物力、人才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存在市场服务能力有限、平台交易数量较少、覆盖范围偏窄、交易类型单一、人员配备不足等问题，最终导致难以有效发挥其作用。 参考文献： [1]? 王永平，周丕东.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创新探索——基于六盘水市农村“三变”改革实践的调研[J].农业经济问题，2018，（1）：27-35. [2]? 于福波，张应良.“三变”：何以从一种模式上升为制度变革？——兼论“三变”改革的制度缺陷与实践问题[J].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19，（3）：293-301. [3]? 刘培生，杨亚巧.基于制度变迁的农村“三变”改革理论解析[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90-96. [4]? 黄臻.乡村振兴战略下贵阳城乡“三变”改革实现形式与运行机制[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97-106. [5]? 芮敏，任晓川，胡媛媛.创新模式提升农村“三变”改革成效[J].农民致富之友，2019，（2）：237-238. [6]? 张航瑞，李茜.基于内源式发展理念的山区农业产业竞争力发展内容研究[J].农学学报，2017，（4）：95-100. [7]? 孟超峰，凌跃进，朱依坤，孙家平.宣城市农村“三变”改革的探索与实践[J].安徽农学通报，2017，（13）：1-2. [8]? 张延明.推进农村“三变”改革试点 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N].安徽日报，2017-02-27. [9]? 刘远坤.农村“三变”改革的探索与实践[J].行政管理改革，2016，（1）：29-32. [10]? 李春艳.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三问[J].农村经营管理，2016，（9）：20-21. [11]? 姜长云，芦千文.贵州六盘水乡村“三变”改革实践经验及后续完善建议[J].西部论坛，2018，（3）：86-93. [12]? 罗海燕.贵州农村“三变”改革研究[G]//教育理论研究：第八辑.重庆市鼎耘文化传播有限公司，2019：4. [13]? 杨晓敏.农村“三变”改革创新与实践——以甘肃张掖市为例[J].开发研究，2018，（5）：104-110. [14]? 唐安来.以“三变三化三合”为抓手，以“六大绿色生态”为引领? 稳步推进江西农垦改革发展[J].中国农垦，2016，（11）：17-19. [15]? 孙兆军.宝鸡市积极探索农村“三变”改革新模式[J].当代农村财经，2018，（3）：27-29. [16]? 窦祥铭.乡村振兴战略视阈下农村“三变”改革的探索与实践——以安徽省宿州市为例[J].西昌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8，（3）：24-30. [17]? 齐皓天，何新跃，龙文军.农村“三变”如何搞——重庆的实践与思考[J].农村工作通讯，2019，（1）：59-60. [18]? 杜良杰，周怡.农村“三变”改革中集体经济动力机制研究——以六盘水市为例[J].铜仁学院学报，2018，（7）：122-128. Research on the “Three Changes” Reform Policy Based on Endogenous Development Concept LU Pan-pan，LI Qia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Shan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Taigu 030801，China） Abstract：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the implement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the rural “three changes” reform polic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solving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problem，increasing farmers income and developing industry agricultural.In the rural areas，the reform policy of“resources to equity，capital to Equity，and farmers to shareholders”should be fully implemented.It is necessary to follow the endogenous development concept，respect social and economic conditions around the concept of endogenous development，and synergistic development centering on its own development.We should construct the “three changes” reform policy development content of the endogenous development concept，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ree changes” reform policy. Key words：rural;“three changes”;endogenous development 收稿日期：2020-01-09 作者簡介：芦盼盼（1996-），男，山西翼城人，硕士研究生，从事农村与区域发展研究;通讯作者：李茜（1963-），女，北京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从事农业经济管理、县域经济发展规划等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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