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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流动与儿童心理健康的异质性

范文

周皓

摘要：利用中国家庭动态调查（CFPS）2012年数据，以儿童问卷中心理健康量表的测量结果为因变量，以反事实因果推论框架为基础，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和异质性效应模型，探讨了人口流动对儿童心理健康的异质性影响作用。分析结果表明，儿童自身的流动会改善部分儿童的心理健康，但并不适用于全部儿童；越不可能流动的儿童，如果他们流动以后，其心理健康改善的幅度也越大：而父母亲的流动在某种意义上并不会影响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这些结果反映了人口流动的异质性影响作用。

关键词：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心理健康；倾向得分匹配；异质性效应

中图分类号：C9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6）04-0045-08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6.04.005

人口流动对儿童心理健康是否有影响作用？这一问题至今仍然没有一致、公认的结果。其原因可能既涉及流动的主体，也涉及心理健康的测量维度。从流动的主体来看，既可能是父母的流动对留守儿童的影响，也可能是儿童自身跟随父母亲流动而对流动儿童产生的影响，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影响作用。从儿童心理健康的测量维度来看，正如儿童发展本身是多维度的那样，心理健康无法用单一维度或单一指标来予以刻画；既可以测量儿童的抑郁感、孤独感等负面指标，也可以测量儿童的主观幸福感等积极态度指标；测量指标的不同亦可能得到不同的结果。而且，研究结果还与样本来源、抽样方式与过程以及后续的分析方法等有关。即使是利用相同的数据，采用不同的方法亦会得到不同的结果。

此外还更应该考虑到流动对不同儿童群体的异质性影响作用，即如果将流动看成一种实验，则这种实验对于不同的人群可能会具有不同的效应。如父母亲的流动对另一些儿童的某些方面可能具有积极的效应，但对另一些儿童则可能存在消极效应。再如儿童自身跟随父母亲到流入地居住，对某些儿童可能会有积极地促进其心理健康发展的效应，但对另一些儿童却可能会有消极影响作用。这种异质性的影响作用，既与个体特征与家庭环境有关，也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关。而且，这种异质性的影响作用同样可能是导致上述问题无法得到一致、公认结果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它不能简单地利用群体的平均效应来予以回答。只有在差异性视角之下，通过更合理的分组，才有可能揭示出这种差异性，进而深入了解人口流动对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作用。

为此，本文将利用中国家庭动态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y，CFPS）2012年数据，以儿童问卷中的心理健康量表测量结果为因变量，借用反事实因果推论框架，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ropensity Score Method）和异质性实验效应模型（Heterogeneous Treatment Effect，HTE），来讨论人口流迁对儿童心理健康的异质性作用。

一、文献综述及假设的提出

流动儿童与留守儿童属于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都是由于民生制度改革滞后于劳动力乡一城流动需求所导致的对农村儿童成长环境的破坏。以往的众多研究都将他们分别进行讨论；直至近年，才逐步将他们纳入同一个分析的框架。“问题”与“比较”两种视角的分析框架是几乎所有研究的基础。前者将两类儿童都视为“问题”儿童，不论是儿童的教育问题与学业成就、心理健康与社会适应、品行、营养、安全等各个方面；标签化的用词形成两类儿童的刻板印象，对后续的研究和社会舆论造成了某种误导。后一种视角则比较不同类型的儿童在各种发展指标上的差异。从儿童类型来看，大部分研究都是比较留守与非留守儿童，或者是流动儿童与流入地的本地儿童，比较研究涉及其中两种或多种；比较的内容则涉及教育和学业成就、心理健康、卫生保健、行为、道德等各个方面，提出了安全、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以及隔代抚养等诸种问题，一定程度上提供了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的全景描述。本文无意全面总结、讨论两类儿童研究中的所有问题。以下仅讨论流动与留守两类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

流动儿童的相关研究表明，其心理存在许多负面、消极的评价，整体心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心理压力过大；在社交焦虑、孤独、自卑、幸福与满足感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问题行为突出，自我评价、自我发展和自尊水平都偏低，人格健康水平也偏低。就读于不同类型学校的流动儿童，其心理状况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更为重要的是，流动儿童心理健康存在的各种消极评价随着时间的推移仍然得以延续。

除负面评价外，也有研究认为，流动儿童在学习和生活中并未出现适应不良的情况，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良好，大多数儿童的自我认识比较积极，自豪感高于自卑感，多数认为自己是一个幸福的人，其积极心理品质处于理论的中等及以上水平，流动儿童与城市儿童在人格的有恒性、自律性方面并没有显著差异。而且，由于流动带来了教育環境、家庭环境和个体智力方面的变化，从而促进了流动儿童在创造性思维尤其是在思维独特性上的发展，甚至比本地同龄人更具明显的独立、灵活、创新、合作的人格特征。

与非留守儿童相比，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显著较差；主要表现在焦虑、过敏倾向、身体症状、恐怖倾向和冲动倾向，以及自尊、心理控制源和社会适应性等方面。其中孤独感是留守儿童报告最多的情绪体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差异，特别是某些测量指标，如抑郁、孤独感或焦虑等。尽管上述结论并不一致，但是，几乎所有研究都一致地认为，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内部存在多元性与差异性，如不同性别与年级、留守的时间长度、是否为双亲外出等。这也正是“差异性”原则的体现。

近来也有更多的研究将流动儿童、留守儿童与城市或农村的本地儿童进行比较，以期讨论人口流动对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作用。所得结论基本一致地认为，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之间并无显著差异，但流动儿童在许多方面都优于留守儿童和农村非留守儿童。可见流动对改善儿童的家庭经济资本、人力资本、家庭内社会资本和教育资源状况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也有助于缩小城乡差距。

二、研究假设

上述简单的研究综述基本呈现了国内在人口流动与儿童心理健康方面的研究分歧。不论是问题视角还是比较视角，都是以“均值”为基础的讨论，而未涉及人口流动对儿童心理健康的异质性影响作用，即使是徐宏伟和谢宇也只是讨论了控制人口流动选择性后的平均实验效应问题。因此，本文将基于差异性原则，从异质性角度讨论人口流动对于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作用。

正如同一实验对不同实验对象具有不同效应，人口流动对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作用是异质性的。但这种异质性主要体现在留守儿童或流动儿童内部，而非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之间，因为这两类儿童所受影响的来源（或实验treatment）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来自于父母的流动对其影响；而后者则来自于自身的流动。

从留守儿童来看，父母亲的流出对于不同类型的留守儿童的作用是不同的。比如：对于那些年龄较大、越有可能留守的儿童，他们的各种社会适应与应对调整能力越强，因此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也会越好。相反，那些本身越不可能留守（或者是更应该得到父母亲照顾与关爱）的儿童，他们的社会适应与应对调整能力相对较差，留守后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也就相对较差。因此，假设一是：越有可能留守的儿童，父母亲的流动对其心理健康的影响作用越小，即与本地非留守儿童之间的差异越小；相反，越不可能留守的儿童，其心理健康状况与本地非留守儿童的差异越大。

从流动儿童来看，儿童的流动对其自身心理健康的影响作用也是不同的。比如：对于那些家庭经济条件相对较好、更有可能随父母亲流动的男性儿童（即流动的选择性），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相对会较好；但对于那些越不可能流动的儿童，其心理健康状况则会相对较差。因此本文的第二个假设是：越有可能流动的儿童，流动对其心理健康的影响作用相对较小，即与农村非留守儿童的差异越小；相反，对于那些越不可能流动的儿童，流动对其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作用则越大，他们与农村非留守儿童在心理健康上的差异也就越大。

三、数据与方法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ese Family Panel Studv，CFPS）2012年第二轮调查。研究中还结合2010年基线调查中的部分变量。

本文将以中国家庭追踪调查中采用的“流行病调查中心抑郁量表”测量结果（抑郁感）作为心理健康指标（即因变量）。该量表共包括20道题目，对应少儿问卷中10-15岁少儿自答部分的N部分“行为、精神状态测量与认知测试”中的N401-N420。数据处理过程中，对部分题目进行重新编码以便正序，并加总以后得到抑郁感测量结果。该变量取值越大，表明儿童心理健康状况越好。为减少由于某一题缺失而带来的样本损失，本文按照加总得分除以答题数目，再乘以20计算得到被测量的所有样本的抑郁指数。

由于调查时的心理健康状况与以往的心理健康与社会经历等有关。为能够控制以往状况对被访者现在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本文还将选用该调查2010年基期调查中的抑郁感测量结果作为被访者以往心理健康的测量结果，以作为控制变量或基期水平。但要注意的是，两次调查中所用量表不同，结果无法直接进行对比；只能将其作为控制变量。

儿童留守或流动的性质将以户口状况、是否与被访者（儿童）同住、调查地点的城乡属性，以及（父母亲）为什么不住在家中这四个指标为判断标准，将儿童划分为：城市本地儿童、城市流动儿童、农村本地（非留守）儿童、农村留守儿童四种类型。

此外本文还将选用年龄、性别、自我教育期望、是否有兄弟姐妹、对学校的满意度等个人特征变量，以及父母亲的受教育年限、家庭收入等家庭变量作为模型中所用的自变量。有关变量的描述请见表1。

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和异质性实验效应模型是本文使用的两种方法。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是在反事实因果推论框架中剔除样本选择性的重要方法之一，有关该方法的详细介绍可参阅相关文献。异质性实验效应模型是谢宇等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的基础上提出的，经过了几次修订，发展成现在的hte3模型。

四、分析结果

严格意义上来看，分析过程应该首先讨论流动或留守儿童是否存在选择性，并判断这些选择性是否会影响到最终实验效应的结果（这一步骤可通过Heckman模型来实现）；其次，如果选择性存在且会影响实验效应，就需要利用各种方法（包括倾向得分匹配方法、间断回归或工具变量等）剔除选择性，进而利用相应的后续方法估计平均实验效应；然后再在此基础上分析实验效应的异质性。本文为简约起见直接讨论异质性影响作用问题，而不再展开有关选择性的讨论。

有关结果请见图1-图3。图中线条表示各倾向得分值下平均实验效应的点估计；阴影部分则是该实验效应的95%置信区间。需要注意的是，如果95%置信区间包括了0值，则不论线条上的取值有多大，其实验效应都是不显著的；相反只有当95%置信区间不包括0值时，这一段取值所对应的平均实验效应才有显著的意义。

首先，比较农村留守与非留守儿童（以农村非留守儿童为参照组），结果请见图1。这一比较说明的是父母的流动对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作用。随着留守概率（对应的是父母亲流出的概率）的增大，点估计拟合曲线从0值附近逐步向上递增；且对所有倾向得分取值，对应的实验效应均在0值以上；即：留守的可能性越大，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心理健康上的差异也越大，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越好于非留守儿童。但区间估计的结果则表明，随着倾向得分值的增加，估计的置信区间逐步扩大，且始终包含0值，说明各倾向得分值所對应的实验效应与0值无差异，或者说，父母亲的流动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并没有显著的作用。这一结果从某种意义上否定了假设二，即父母亲的流动不会影响各类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

其次，流动儿童与留守儿童（以留守儿童为参照组）的比较结果请见图2。这一比较的前提是父母均为流出的情况，反映的是儿童自身流动对其心理健康的影响作用。由图示可见，点估计的结果均大于0值，则说明儿童自身的流动可能有助于儿童的心理健康。当然，这种影响作用仍然是异质性的，即不同儿童跟随父母流动后的心理状况的改善并不相同：流动效应的点估计曲线随倾向得分值的提高呈现出先下降，再上升，然后再平缓的过程。而且，在倾向得分值低段和中段，置信区间不包括0值；这说明，流动对于那些越有可能留守的儿童，即流出概率很小的（小于0.2），以及流动概率处于中间段（0.4左右）的儿童而言，如果他们与父母亲一起流动，那么，他们的心理健康会变得更好；而且流动概率越小的儿童，他们心理健康改善的幅度会更大。但是，对于那些流动概率在0.2左右，以及大于0.5的儿童，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不会发生显著的变化，尽管点估计均大于0。这一结果说明，尽管流动有利于儿童的心理健康，但是，流动真正能够促进改善的是那些越不容易流动的儿童。对于那些本身就容易流动的儿童，其心理健康并不会随着其自身的流动而发生显著改善。

最后，来看流动儿童与全部儿童的比较（以农村儿童为参照组），结果见图3。该图中的比较结果体现了父母亲的流动与儿童自身的流动这两个方面对儿童心理健康的总影响。图示表明，效应的点估计曲线仍然在0值以上，且随倾向得分值的增加而呈现出先缓慢上升，再微微下降的过程。这说明，流动可能性越小的儿童，如果他从农村留守或非留守状态改变成流动状态，那么其心理健康的改善程度相对较小；随着流动可能性的增加，其心理健康的改善程度会有所提高。而区间估计的结果则表明，尽管对于那些流动可能性较小的儿童来说，他们心理健康的改善幅度并不是很大，但却是显著的；而那些越有可能流动的儿童，尽管改变幅度较大，但其效应并不显著。这种比较说明流动确实有助于部分儿童心理健康状况的改善，但并不适用于所有儿童。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2年数据，以抑郁感量表测量结果为因变量，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和异质性效应模型，讨论了人口流动对儿童心理健康的异质性影响作用。结果表明：流动会改善部分儿童的心理健康，但并不适用于全部儿童；越不可能流動的儿童，如果他们流动以后，其心理健康改善的幅度也越大；而父母亲的流动在某种意义上并不会影响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

人口流动对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作用至今未能取得一致的结果，其外显的原因有研究中所使用的测量工具与测量维度、数据来源及样本选择性，等等，但更为主要的内在的根本原因则可能是人口流动对儿童心理健康的异质性影响作用。正是由于这种异质性影响作用，测量维度与测量工具的不同，可能得到不同的结果，因为人口流动对于儿童心理健康的不同维度的作用可能是不同的；数据来源的不同，被调查的群体不同，可能结果也是不同的，因为人口流动对不同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作用可能是不同的。因此，异质性的影响作用是未能取得一致结果的根本原因。

因此，在流动或留守儿童研究过程中，既应尽力避免问题视角与标签化的刻板印象，也应避免仅仅从消极方面考察儿童的心理健康，更应避免由于样本选择性与平均指标的敏感性而误以为得到最终结果。分析与研究过程应该在反事实因果推论基础之上，结合必要的社会分组与社会情境原则，利用合适的具有代表性的数据和合适的方法，利用多维度指标同时测量、刻画儿童心理健康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儿童积极心理方面；并充分考虑人口流动的选择性（实验前的异质性）、平均指标的敏感性以及人口流动对儿童心理健康影响作用的异质性。如此才有可能得到相对可靠、合理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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