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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首都教育资源配置与人口发展态势的互动
范文

    尹德挺 胡玉萍 郝妩阳

    

    

    

    摘要:基于2001-2015年的《北京市教育事业统计资料》,利用常规统计分析方法,发现北京市教育资源配置和人口发展态势表现为以下关联特点:中等教育阶段在校生规模相对较少;义务教育阶段非京籍学生占比骤增;学校数量“高校和高中增加、其他皆降”;小学和大学阶段的师生比下降,资源配置略显紧张;基础教育阶段的就学人口主要聚集于城市功能拓展区,其占比仍在提升;高等教育的核心培养对象所占比例已降至不足四成。为了促进教育和人口的良性互动,政府部门未来应关注六个问题:人口发展惯性引发的教育需求增长拐点问题、流动人口子女不同流向引发的人力资本提升受阻问题、人口空间布局优化引发的教育资源有效配置问题、人口疏解视野下高等教育的“瘦身”问题以及职业人才匮乏引发的创新支撑不足问题。

    关键词:教育资源;非首都功能疏解;资源配置效率;人口发展态势;北京

    中图分类号:C92-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6)04-0062-09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6.04.007

    一、研究背景

    伴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向纵深方向发展,社会各界对于体现公民权利和政府责任的公共服务项目的重视程度不断加强,公共服务与人口发展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密和复杂。其中,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与人口发展态势之间的良性互动更是焦点问题之一。从文献来看,目前关于教育与人口之间互动性的研究大体上可归为两个方面。一是人口发展对教育资源配置产生影响。此类研究将教育等公共服务视为由人口态势决定的变量,教育资源受到人口规模、结构、分布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例如,有学者认为,以人口城市化为引擎的人口聚集带来教育等民生类公共需求的激增,从而出现公共物品供给的“瓦格纳效应”,即随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用于公共物品的政府财政支出以更高的比例增长。同时,还会存在因人口流动激增而造成地方公共物品享有的“拥挤效应”。二是教育资源配置对人口发展产生影响。此类研究将教育等公共服务变量看作能对人口流动起引导作用的自变量。自从蒂布特模型提出以来,西方学者在此逻辑下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研究。然而,我国学者的此类研究仍处起步阶段。有研究认为,尽管总体上医疗卫生和文化服务对人口流动具有正向作用,交通基础设施有促进人口疏解的作用,教育对人口流动的作用不显著,但蒂布特模型在中国的适用性却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应在不同区域加强此关系链条的研究。

    从研究现状可知,我国大城市教育资源配置与人口发展之间互动性的深入研究仍然相对匮乏。对于首都北京而言,虽然在教育领域已经形成了全国公认的“服务高地”效应,但站在新的时代节点上,北京市依然面临两类亟待解决的难题:一是如何根据求学人口的现实需求,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提升教育资源配置效率的问题;二是如何按照非首都功能疏解、人口疏解的双重要求,明确首都教育的功能定位,通过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引导人口在整个京津冀的空间再分布。这同时也是北京市教育和人口互动领域里的两个关键问题。

    为了更有效地对以上问题做出回应,更清晰地展现北京市教育与人口供需状况的发展脉络,本文基于2001-2015年的《北京市教育事业统计资料》,利用常规统计分析方法,对北京市教育资源与人口发展的互动性进行了详细梳理和探讨。例如,分析需求侧的就学人口规模、构成及区域分布状况,以及供给侧的教育资源总量和结构配置状况等,以期在兼顾公平和效率的视角下推动北京市教育资源在人口总量、结构和空间上的有效配置,形成一种人本化、双向互动的人口教育发展策略。

    二、首都教育资源配置和人口发展态势的关联特征

    一直以来,在教育资源供需领域,学校数量及其分布、就学规模、就学人口结构及其分布、师生比等若干问题都备受社会各界的密切关注。然而,这些问题混杂于各级各类教育的海量数据之中,容易让人迷失于微观数据而忽视对宏观层面共性和差异的整体把握。北京市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需要结合未来人口发展态势,站在全市乃至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高度加以综合研判:既需要微观数据的支撑,又不失宏观视角的提炼;既需要各级各类教育阶段局部人口数据的分析,又不失各阶段之间全局式、纵贯人口数据的把握。在这样的要求下,本文对2001-2015年北京市各级各类教育资源供需状况进行了横纵向分析。结果发现,21世纪以来,北京市教育资源配置与人口发展态势的互动表现出以下几大特征。

    1.在校生规模“两头大、中间小”,中等教育就学人数少

    “两头大”是指一方面幼儿园、小学这些低龄组就学人数多,另一方面高等教育阶段就学人数也较多,而且十多年来整体上表现出增长的态势。从图1可见,幼儿园就学人数由2003年的22.7万激增至2015年的39.4万,占全市各阶段在校生总数的比例由2003年的7.5%升至2015年的10.6%:小学就学人数由2003年的69.1万增至2015年的85.0万,占全市各阶段在校生总数的比例由2003年的19.8%上升到2015年的22.8%;高等教育阶段就学人数由2003年的117.9万激增至2015年的189.5万,占全市各阶段在校生总数的比例由2003年的39.0%上升到2015年的50.8%,增加了11.8个百分点,上升幅度最为明显。“十三五”期间,教育部门应对这几类人群给予高度重视,特别是对高校在校生数占比突破半数的激增现象给予关注。

    “中间小”是指全市初中、普通高中、中等职业教育阶段就学人数较少,而且近十年整体上呈现下降态势。其中,初中就学人数由2003年的45.3萬减至2015年的28.3万,占全市各阶段在校生总数的比例由2003年的15.0%锐减到2015年的7.6%,比例折半明显;普通高中就学人数由2003年的25.1万减少至2015年的16.9万,占全市各阶段在校生总数的比例由2003年的8.3%锐减到2015年的4.5%:中等职业教育就学人数由2003年的21.7万减少至2015年的13.4万,占全市各阶段在校生总数的比例由2003年的7.2%锐减到2015年的3.6%。在各类教育中,中等职业教育就学人数最少、占比最低。然而,“十三五”期间,这几类教育阶段的就学规模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低龄组补给人口增加的影响,存在止跌回升的可能。

    2.义务教育阶段非京籍学生占比骤增:小学占2/5,初中占1/3

    图2显示,在各阶段的就学人口中,幼儿园阶段非京籍就学人口占全市幼儿园就学总人口的比例接近三成,即由2001年的8.3%上升至2015年26.6%,增幅较大;在义务教育阶段,非京籍学生占比最高:小学阶段非京籍就学人口占全市小学就学总人口的比例突破四成,即由2001年的11.3%增至2015年的41.6%,年均增幅高达2.2个百分点:初中阶段非京籍就学人口占全市初中就学总人口的比例约为三成,即由2001年的3.4%增至2015年的33.4%,年均增幅达2.1个百分点;而普通高中阶段非京籍就学人口占全市普通高中就学总人口的比重虽仅占一成左右,但也呈上升趋势,即由2001年的2.0%增至2015年的8.8%。小学和初中阶段非京籍学生占比的快速增长,与21世纪以来北京市实施的义务教育均等化政策密切相关。

    总体来看,目前北京各教育阶段非京籍学生的占比现状反映出在京流动人口对基本公共服务需求的迫切性和规模化,倒逼着政府部门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非首都功能疏解、人口疏解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以实现服务与管理的协调。

    3.学校数量“高校和高中增加、其他皆降”

    如图3所示,从全市整体上来看,在各级各类学校中,普通高校和普通高中学校数量保持增长,而其他各类学校数量在减少。

    (1)学校数量增加类。全市普通高等学校数量由2001年的61所增加到2015年的90所,增加了29所,增长比例达到了47.5%,其中,中央部属高校数量变化无几,增加较多的主要是市属高校,即由2001年的30所增至2015年的53所,增加了76.7%。因此,在疏解非首都功能的视野下,市属高校发展方向的调整和优化亟待关注。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普通高等学校数量增加的同时,普通高校扩招规模的速度更快,全市普通高校的校均学生数由2001年的1.3万人/所激增至2015年的2.4万人所,后者约是前者的1.8倍。可见,在人口疏解的背景下,如何有效控制高校“过度规模化发展”的内在冲动已经成为未来全市教育领域里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

    从普通高中来看,学校数量先降后升。整体来看,学校数量全市由2001年的289所增至2015年的306所,然而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由于20世纪90年代后生育率锐减导致2005年以后人校人数减少,因此,2001-2013年全市普通高中学校数量一直在减少,而在2014年迅速增加到306所。在此影响之下,普通高中的校均生数由2001年的672人/所先升至2013年的778人/所,后又降至2015年的554人/所。

    (2)学校数量减少类。从幼儿园来看,园数先骤降后略升,但难以阻止整体性下降之趋势。因受出生率低下的影响,全市幼儿园数由2001年的1719所减少到十余年来的最低值,2010年仅剩1245所。之后,随着出生率的回升、幼儿园成立门槛的降低以及加快发展学前教育等政府相关规划的出台,幼儿园数量开始回升,并在2015年提高到1487所,不过仍低于2001年的水平。然而,从校均生数来看,学前教育的校均生数由2001年的127人/所增加至2015年的265人/所,从中可以感受到当前全市就学人口对幼儿园资源的压迫感。

    从小学来看,学校数量前期急降、后期缓降。全市由2001年的1960所锐减到2015年的996所,其中,在2001-2005“十五”期间全市小学学校数减少最为明显。这是当时基础教育学龄人口逐年减少,北京市对中小学进行了结构布局调整,撤并了部分学校所致。当然,现实中存在着学校被兼并但功能未变的情况。但值得注意的是,全市小学的校均生数由2001年的339人/所增加至2015年的853人/所,后者是前者的2.5倍。可见,全市小学学校数量明显减少与小学就学人口增加之间存在显著矛盾。

    从初中来看,学校数量锐减。全市由2001年的727所减少到2015年的340所,其中,降幅最明显的是初级中学,而完全中学稳中略降,九年一贯制学校表现出逐年增加的态势,这基本符合未来学校建设的发展方向。由于近十余年来北京市初中学校数量下降的速度比初中生数量减少的速度更快,所以初中校均生数由2001年的723人/所增至2015年的833人/所。未来大量低龄组就学人口会整体性地进入初中阶段,所以对于初中学校的供给能力是一个挑战。

    从中等职业教育来看,学校数量有所减少。全市由2006年的135所锐减到2013年的97所,之后又回升至2015年的122所。2013年以前学校数量的减少是由于2006年以来全市加快对中等职业学校的布局结构调整,撤并了一部分学校。而2014年以后学校数量的增加可能与全市开始加大对于职业教育的力度有关。

    总之,北京市教育部门对市内各级各类学校的撤并计划应注重与未来各教育阶段就学人口变动趋势的匹配,以确保基本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和连续性。

    4.师生比“两头在降”:小学和大学阶段资源配置略显紧张

    “两头在降”是指全市小学和大学的师生比在逐步降低,资源配置略显紧张。然而两者却存在明显差异:小学阶段的资源配置紧张是由就学人口增长的客观形势所致,但大学阶段的资源配置相对紧张则是由学校主动扩张的主观意志所致。2001-2015年,全市小學教育专任教师数量由5.4万人略减少至4.9万人,小学在校生数量由66.4万人增加至82.1万人,小学师生比由2001年的1:12降至2015年的1:17(详见表1)。而高等教育师生比显著下降,2001年高校师生比为1:10,“十一五”时期②降至1:22,“十二五”以后则进一步降至1:28。当前,政府部门需要分别从基本公共服务与功能定位两个角度看待小学和大学师生比的历史变化问题:目前小学阶段师资的紧张是“服务需求推动型”,若再考虑“全面二孩”生育政策的影响,这种紧张度会进一步加剧,而大学阶段师资的紧张则更多地表现为“功能过载拉动型”,是“虚假性”紧张。

    5.基础教育就学空间布局倒“u”型特征在强化:城市功能拓展区压力加大

    倒“u”型特征(见图4曲线)是指在2001-2015年期间,从空间分布来看,城市功能拓展区就学人口占比始终最高,且仍在进一步提升,而首都功能核心区、城市发展新区和生态涵养区的就学人数占比明显不及城市功能拓展区。

    具体来看,在学前教育阶段,八成在园幼儿主要集中于城市功能拓展區和城市发展新区,并呈现继续集中的趋势。其中,城市功能拓展区的朝阳区在园幼儿占比最高,2015年占全市的17.0%。值得特别注意的是,2015年城市功能拓展区的幼儿园集中了近一半(46.6%)的在园幼儿,但城市功能拓展区幼儿园的数量仅占全市的37.9%,由此可见,城市功能拓展区学前教育阶段资源配置处于相对紧张的状况。

    在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进一步向城市功能拓展区集中,以海淀、朝阳两区最多且增长幅度较大,这两个区容纳了超过三成的义务教育在校生。值得特别注意的是,2015年城市功能拓展区聚集了全市44.8%的小学生,但其小学学校的数量仅占全市的29.1%。此外,分户籍性质来看:京籍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继续向城市功能拓展区和首都功能核心区集中,呈现出“向心化”趋势,以海淀、朝阳、东城和西城等区最多;非京籍在校生继续向城市功能拓展区和城市发展新区集中,呈现“离心化”趋势,除海淀和朝阳外,丰台、昌平、通州、大兴等区也呈现该趋势。

    在普通高中阶段,在校生主要集中于城市功能拓展区和城市发展新区,并继续向这两个功能区转移,呈现由中心城区向外扩展的趋势。目前这两个功能区集中了超过六成的高中在校生,其中海淀区占全市的比例最高,达到23.9%,即全市五个高中生中就有一个在海淀上学,此比例明显高于其他区。

    6.普通高校的核心培养对象所占比例降至不足四成

    从统计数据来看,北京市普通高校学生的比例构成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市场化”倾向。对于首都高校而言,核心培养对象是研究生和普通本专科学生,而全市这一群体占高校学生数的比例由2001年的50.0%降至2015年的35.1%,每年下降约1个百分点。相反,网络本专科以及进修培训人数明显增加,其中,网络本专科学生由2001年的4.6万人增加至2015年的64.4万人,后者是前者的14倍;进修培训学生数由2001年的6.5万人激增至2015年的37.6万人,后者是前者的5.8倍。此外,成人本专科学生的规模也不小,每年基本稳定在20万人左右。可见,北京市高校的学生构成与首都的功能定位不相匹配,亟待回归到首都对全国人才培养的引领功能上来。

    三、促进首都教育与人口良性互动的几点思考

    2015年中央出台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要求北京未来在空间布局上发挥“一核”的作用,即要求北京市对整个京津冀产生辐射和带动作用。在这样的战略要求下,北京教育资源的配置既要强调市域范围内的空间优化,又要兼顾京津冀范围内的均等化:既要满足各级各类教育人口的现实需求,又要与非首都功能疏解、人口疏解相协调。综合以上研究发现,我们认为,北京市在教育与人口的互动性方面有六个问题值得密切关注。

    1.关注教育需求的增长拐点,处理好“教育资源供给”与“人口发展惯性”之间的关系

    本文发现,目前全市各阶段就学人口表现出“两头大、中间小”的特点,中等教育就学人数偏少。然而,人口发展具有惯性,目前小学阶段就学人数的规模化将推动未来初中就学人数增长拐点的到来。若仅考虑年龄增长的变化,而其他条件大体不变,那么依据年龄移算法,表2数据显示京籍初中生数将在2016年前后迎来拐点,最低降至18万左右,并在2020年增至28万左右;京籍高中生数预计在2019年左右迎来12.6万左右的最低点,2020年增至约13.3万。因此,教育部门应顺应人口发展的惯性,把握各类教育阶段的人口数量拐点,更为合理地做好教育资源供给侧改革。

    2.关注流动人口子女的流向,处理好“教育政策限制”与“人力资本提升”之间的关系

    本文发现,非京籍就学人口在义务教育阶段占比很高(小学约占2/5,初中约占1/3),却在高中阶段骤降至一成,这与北京市对流动人口执行的高中教育政策有关。目前,大量完成义务教育的在京流动人口子女需要“现实出口”:若短期内全市高中教育政策无大的调整,那么教育部门就需要在中等职业教育政策上做足文章,否则大量初中毕业、肄业的流动人口子女沉淀于北京,既影响其自身人力资本的提升,也会对北京市的社会治理产生一定影响。

    我们在北京一家较早挂牌接受流动儿童入学的公立中学的调查显示,非京籍初中毕业生“两个60%”的问题十分突出,即只有60%的学生从初一读到了初三,有60%的初中毕业生直接步入社会,升入职业高中者仅占35%,升人普通高中者仅占5%,无法跟踪或不知去向者占10%。大批年龄尚小的非京籍初中毕业生沉淀于北京,由于自我规划、自我约束的能力尚未定型且有待提升,他们对社会治理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因此,亟待政府部门关注这一群体的升学、深造等民生性问题。

    3.关注资源配置的优化,处理好“教育资源总量”和“人口空间布局”之间的关系

    本文发现,教育资源配置“三多三少”的结构性问题较为突出,即低龄组就学人数增加与学校数量萎缩之间、小学与大学阶段学生增加和老师有限之间、城市功能拓展区学生数量过多与学校数量有限之间存在一定的不匹配性。因此,教育部门应处理好“资源总量”和“空间布局”之间的关系,根据常住人口总量变化和适龄入学人口的持续高峰,着力加强居住区配套幼儿园和中小学的统筹管理,提高学前教育和中小学的教育资源供给能力,特别是加强对城市功能拓展区等区域的资源配置。由于有相当规模的城乡结合部位于城市功能拓展区,因此,北京市教育规划中的结构优化和空间布局应与《北京市城乡结合部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15-2017年)》衔接起来,以提升空间配置的前瞻性和有效性。

    4.关注高校“生态链人口”的激增,处理好“首都教育特色”与“首都人口疏解”之间的关系

    如前所述,北京市高校存在着过度规模化和市场化特征,这与“首都特色”以及非首都功能疏解、人口疏解存在一定的现实矛盾。在疏解非首都功能的视野下,不仅要注意控制横向各教育阶段的就学人口规模,而且更应关注因高校“功能过载”造成纵向“生态链人口”规模膨胀的问题。“生态链人口”主要是指为就学人口服务的行政人员、餐饮服务人员等。

    目前,首都高校已表现出向网络本科、成人本科、非计划招生、各类培训方向扩招的态势,将会进一步推高高校“生态链人口”的数量。据1999年一项关于北京高校的调查估计,高校在校生数与其“生态链人口”数的比例约是1:3,即1个高校在校生会带动3个服务业岗位。目前北京高校有约80万的研究生和普通本专科生,若按此比例,那么为其服务的“生态链人口”可能已突破240万。若再考虑成人教育、非计划招生及各类培训等的人数,那么为其服务的“生态链人口”规模会更大。因此,北京的高等教育需要考虑“去规模化”、“去低层次化”的“瘦身”问题,需要集中精力于领军人才、创新人才、科技人才的培养上,处理好“功能疏解”与“首都特色”之间的关系。

    5.关注职业教育的强化,处理好“创新驱动”与“职业人才培养”的关系

    本文发现,目前北京中等职业教育和高校就学人数形成明显的反差,“一冷一热”的现实窘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前中职教育政策引导效果不明显、对流动人口子女的引力不足的问题。当前,北京市正值深入贯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时期,然而创新驱动不仅仅依赖的是科技创新人才,同时也离不开职业技术人才的支撑。有研究表明,一个制造业岗位可带动1.6个服务业岗位,而一个高科技行业岗位可带动5个服务业岗位,其中包括2个高端的服务业岗位,例如律师、医生等,以及3个其他消费型服务岗位。也就是说,产业升级会带动高科技行业岗位人数的增加,而这一群体人数的增加同时也会加大对职业技术人才和技能劳动力的衍生需求。因此,对于北京而言,如何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视野下加大力度培育职业技术人才,如何为职业教育“强身健体”,如何处理好创新驱动与职业人才培养的关系,是打造区域创新中心时不可回避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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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4/12/23 1:3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