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以来人口学研究国际前沿解读》-经济学论文，经济论文-论文范文参考-科学狗论文网

标题

2000年以来人口学研究国际前沿解读

范文

罗润东李琼琼魏下海

摘要：为探究国际人口学学科的文献特征与趋势，本文运用科学计量学的前沿研究方法，基于 Web of Science数据库（2000—2018年）收录的人口学研究领域的文献数据，应用CiteSpace软件，就被引文献和主题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人口转变、国际移民、低生育率与生育行为是21世纪以来国际人口学最核心的学术研究分支;受教育程度、已婚女性、人口特征、年轻女性、年轻人、生殖健康等主题词是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具体来看，“代际问题”、“缓慢衰老”、“结婚与同居”、“生育意图和生育行为”、“移民融合”以及“女性雇佣和生育”等主题是近年来国际人口学界研究的前沿方向。

关键词：人口学;CiteSpace;共词分析;共被引分析;研究前沿

中图分类号： C92-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0-4149（2021）01-0001-24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20.00.047

收稿日期：2020-03-03;修回日期：2020-07-1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化及其影响力研究”（20AZD115）。

作者简介：罗润东，经济学博士，山东大学劳动经济与人力资源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李琼琼，山东大学劳动经济与人力资源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魏下海，经济学博士，华侨大学经济发展与改革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International Frontier Interpretation in Demographic Studies Since 2000：

A Bibliometrics Analysis of Papers from Web of Science Using Citespace

LUO? Rundong1， LI? Qiongqiong1， WEI? Xiahai2

（1.Research Centre for Labor Economics and Human Resources， Shandong

University， Weihai 264209， China;2.Institut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eform， Huaqiao University， Xiamen 361021， China）

Abstract：

To explore the literature characteristics and trends of international demography， this paper uses the frontier research method of science metrology to analyze the cited references and subject words， which is? based? on

empirically analyses terms and highly cited literature of papers in Web of Science database （2000-2018） and

applies CiteSpace softwar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low fertility rate and fertility behavior are the core research branches of international demography since world has entered into a new century，

meanwhile education， married women，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young women， young people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are hot topics in this field. Specifically， the topics of “intergenerational issues”， “slow aging”， “marriage and cohabitation”， “reproductive intention and reproductive behavior”， “immigrant integration” and? “female employment and reproduction” are the forefront? issues of international demographic research in recent years.

Keywords：demography;CiteSpace;coword analysis;cocitation analysis;current issues

一、引言

《人口与经济》2021年第1期

罗润东，等： 2000年以来人口学研究国际前沿解读

人口学是一门对人口规模、地域分布、人口构成和人口变迁以及这些变迁的要素，如生育、死亡、迁移和社会流动，进行研究的科学[1]。近些年，国内关于人口学研究进展的分析主要是针对中国人口学研究领域进行的，以探究我国人口学发展现状与趋势。例如在对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人口学的发展进行总结分析中，有学者对人口学方法特点进行概括，指出本土化的研究方法发展不足的缺陷[2]，并且该问题在10年之后依旧存在[3]。也有研究将人口学的发展划分为逐步恢复、繁荣兴起、停滞不前和稳定发展四个阶段，预测人口与健康、人口迁移流动及人口与可持续发展未来会有新的发展[4]。在过去关于中国人口学研究的综述中，除了对生育研究、人口与经济、老龄问题、流动人口等原有热点问题深入分析，有研究还对“人口均衡型社会”建设、人口与社会、人口与环境进行了特别探讨[5]。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中国人口大數据管理与开发及其分析模型所面临的问题与创新也受到较为广泛的关注[6]。

以上研究主要是通过对过往文献的梳理以及基于研究者的专业性来对中国人口学科研究现状、热点和未来发展方向进行分析，还有学者应用文献计量法对国内人口学研究热点和前沿进行探究。比如，有研究运用文献计量法与内容分析法对国内人口学三种权威期刊的文献进行了分析，基于CiteSpace 软件采用分词技术对标题词和关键词中的高频词、突现词进行分析，分析结果显示外来人口、人口老龄化、人口保障问题是当时新的研究热点[7]。也有研究使用CiteSpace 软件对CSSCI 数据库（2010—2012年）中的人口学期刊的文献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和聚类分析，总结得出计划生育政策与人口增长、经济增长与人力资本、人口老龄化与影响因素和流动人口与城市化是学界研究热点[8]。

尽管带有浓郁社会性特征的人口学研究要突出国情、人口特点，发展本土化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是其主流，但是关注与借鉴人口学国际最新研究无疑是其学科理论给养的重要来源。国际化反映出人口学科与国际学界的融合程度，代表着学科发展与成熟的情况。有学者认为，作为世界上人口大国的中国，人口学科的国际化并没有发展到一个相对应的水平[9]。目前国内人口学研究对国际研究前沿问题反应相对滞后，相比较国际人口学发展，在基础研究和传统人口科学问题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少[10]。中國人口学研究需要扩大宏观视野如此才能得到长足发展[11]，而国际上人口学研究涵盖范围更大、学科综合性更高，因此，中国的人口学界需要及时掌握国际人口科学前沿动态，提高中国人口科学的国际化程度。目前国内学者对于国际人口学前沿的动态研究相对偏少，有部分学者曾对国际人口研究领域热点进行研究，并对相关人口理论与分析方法进行总结[12]。但总体而言，囿于研究方法层面的制约，国内学者对该领域国际相关文献计量的研究仍显不足。鉴于此，我们尝试采用文献计量工具CiteSpace、VOSviewer与Ucinet等软件以及战略坐标方法，系统整合2000年以来的英文国际文献，从文献信息特征方面揭示人口学研究最新前沿现状、探索该学科发展走势，为我国学者对相关问题研究提供参考与借鉴。

二、数据库的选择和数据统计

本文所使用的文献数据来自“Web of Science”英文期刊全文数据库（以下简称WOS），在“人口学”学科领域范围内，按照科学设置的检索式“WC=（Demography） and LA=（English） and DT =（Article）”，时间范围设置成2000—2018年，检索到该时间段内有关人口学领域的文献共计14388篇，更新时间为2019年11月3日。对于以上14388篇文献的总体统计情况如下。

1.文献年度分布

通过对2000—2018年国际人口学各年发文量以及变化情况进行整理绘制图1。从图1可以看出，自2000年以来，人口学领域的英文发文量总体上呈递增态势，2018年的英文发文量是2000年发文量的3倍。从变化量上可以看出，2010年、2013年和2015年增幅较大，尤其明显的是2015年发文量相较去年上升了250篇。其原因可能为以下两个方面：首先，2014年至2015年经济不景气，全球负债上升、地缘政治不稳定、石油暴跌等因素导致经济持续的不稳定，进而引发一系列的社会人口问题。其次，移民数量及难民数量的增加所导致的就业问题和社会融合问题加重，比如2015年1月法国巴黎发生了两起

恐怖袭击案，随后巴黎进行了大规模的反恐游行，激起了法国人民对移民尤其是

部分宗教移民的排斥，也体现了欧美的反移民情绪开始高涨。从研究主题看，移民话题以及与经济相关的话题的论文数量较上年有大幅度上升。

2.国际英文发文量居前的期刊

随着世界人口的增长以及人口变迁对社会影响的日益增强，人口学已经成为当今国际学术界活跃的研究学科之一。国际期刊在一定时期对人口学科刊发的论文，是反映这一学科最新研究成果的重要方式。载文量越多，涵盖学科的信息就越多。因此，刊登文献排名靠前的学术期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体现人口学领域最新的研究重心。文献计量结果显示（见表1），2000—2018年，人口学领域的英文文献十分丰富，共计14388篇，其中载文量达100篇及以上的刊物有27种，载文量达400篇以上的刊物有12种。

三、研究前沿与研究热点分析

1. 国际人口学领域研究前沿文献

被引频次较高文献的研究内容折射出当代人口学领域的研究热点，通过对这些研究的主题分析，可以明晰该研究领域研究主题的动态变化[13]。本文研究中使用CiteSpace软件对样本文献进行文献共被引分析，CiteSpace 是由美国德雷赛尔大学陈超美教授开发的一种文献数据可视化软件[14]，可以通过对WOS 数据库、CNKI数据库等收录的相关文献的研究，来反映该研究领域的发展脉络。将软件的节点类型设为被引文献，阈值设为（5，5，10）、（5，5，15）、（10，10，15），时间分割为1年，用pathfinder修剪全局网络得出每年高频被引文献。表2列举了2000—2018年WOS中人口学领域排名前10的被引文献。文献中有7篇期刊论文和3部著作，其中有5篇文章发表在《人口与发展评论》，另外2篇分别发表在《国际移民评论》和《自然》。根据10篇高被引文献的研究内容，我们可以初步概括出21世纪以来国际人口学研究显示出的三个经典研究方向，即：人口转变、国际移民、低生育率与生育行为。

（1）人口转变。

人口转变（Demographic Transition），是西方学者基于对西欧等发达国家的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及其相互关系的观察，概括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25]。传统的人口转变被认为是人口再生产类型从前现代社会的高生育率、高死亡率转变为现代社会的低生育率和低死亡率，转变完成以后生育率将一直稳定在更替水平[26]。然而，20世纪50年代之后，西欧国家开始出现了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且伴随着离婚率上升、初婚年龄增加、单身比例扩大，以及同居越来越普遍等现象。学者们深入探讨其背后原因时发现，人们开始追求非物质需求和自我价值的实现最终导致了家庭行为—生育模式的转变，并将这种转变定义为“第二次人口转变（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由19世纪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欧洲出现的出生率—死亡率的变化则被定义为“第一次人口转变（First Demographic Transition）”[27-29]。值得注意的是，第二次人口转变不仅存在于西方国家，早在2000年世界上就有超过一半人口生活在低生育率水平的国家，结婚年龄增加、晚育以及对小规模家庭的偏好导致了众多国家的总和生育率低于2.1 [30]，生育率全球趋同化的形势越来越明显[31-32]。因此，人口转变的研究成为人口学家关注的热点。图2展示了2000年至2018年人口转变研究方向的主要高频关键词，包括“人口转变”、“第二次人口转变”、“美国”、“欧洲”、“家庭”、“婚姻”、“同居”、“孩子”、“教育”等。下面将具体围绕着第二次人口转变进程中低生育率的驱动因素及作用机制、第二次人口转变背景下家庭行为与生活安排的变化及背后的作用机制以及人口再生产模式的转变给社会和经济带来的影响与启示进行分析。

首先来看第二次人口转变进程中低生育率的驱动因素及作用机制。第二次人口转变的一个典型特征为生育率低于替代率水平，探究低生育率背后的原因对于理解以及预测未来生育率具有重要意义。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看，由于需求的改变（从过去的生存、住房、物质和经济安全转变的基本需求上升为追求自由和自我实现的更高层次的需求），人们的价值观也随之发生了显著变化，更加接受家庭的多样性和个人选择，而不是教会、国家所奉行和传播的传统家庭观与生育观。因此，新发明的避孕药和节育方法得以广泛使用，性革命使性行为不再仅仅限于婚姻和生育而是一种个人私事，以及女性拥有生育自主权可以选择堕胎等方式来决定是否生育。以上三种变革直接导致了第一次生育年龄的推迟以及OECD国家生育率的普遍降低[15]。从经济成本收益的角度来看，工业革命以来，劳动力的需求大量增加，也相应增加了对童工的需求，儿童能够为家庭带来的收益足以抵消家庭的育儿成本，因此普通家庭会选择生育更多的孩子。而随着健康状况的提升、教育水平的提高、物质期望的增长、社会流动机会的扩大以及女性参与正规劳动力市场的比例增加，一般模式的城市环境逐渐朝着少子化方向发展。此外，国家开始重视老年人的收入保障，加上强制性的儿童教育时间变长。对于父母来说，生育成本大幅上升，而子女对于父母年老时的保险作用却可以被私人保险和养老金所替代。通过比较抚养孩子的生活成本、教育成本、保健费用以及女性因生育放弃工作的机会成本与孩子给家庭带来的收益，可以发现对很多家庭来说少生的经济收益更大[33]。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通常无子化率更高或生育孩子个数更少，这也可以从机会成本的负面影响超过了育儿带来的正面影响来进行解释[34-35]。从微观心理角度来看，幸福感也会决定着一个家庭的生育行为，有研究表明生育第一个孩子时会增加父母的幸福感，但随后几年会降到生育孩子以前水平，生育第二个和第三个孩子的幸福感十分有限或者不会增加幸福感，这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低生育率的原因[36]。

其次来看第二次人口转变背景下家庭行为与生活安排的变化及背后的作用机制。在欧美发达国家，同居逐渐从一种不正常的状态转变为一种可以接受的婚姻替代方式[37]。有学者认为性别角色、世俗化和经济不确定性或可解释未婚同居率、结婚率、结婚年龄、离婚率等指标的变化：性别角色的弱化会减少婚姻，因为女性在教育路径扩大和经济地位提升后，离开婚姻的成本降低，加上经济活动增加和参与家庭活动的时间变少，受到婚姻带来的益处减少，因而，相较于过去婚姻的功能变弱;世俗化是指从传统的宗教教义摆脱出来得到自主的态度，世俗化降低了婚姻的象征价值，使信教人员不会因为宗教信仰而产生结婚的动机;经济不确定性降低了男性获得婚姻的可能性，当男性经济状况不佳时由此产生的经济压力可能会使婚姻陷入困境，导致离婚率增加[38]。随着同居、单亲家庭、分居和同性关系等其他家庭形式的日益普遍，婚姻越来越成为一种选择的生活安排，而不再是走向成年的必然过渡，这也被认为是个性化婚姻的持续转变[39]。有学者指出，在美国，少数族裔和学历水平低的女性还可能由于从小生活在单亲家庭，或者见证了婚姻家庭的不幸，对婚姻的依赖性减弱，从而形成家庭由制度化走向伴侣关系的“去制度化”的现象[40-41]。也有学者认为，婚姻的高门槛是导致了未婚同居增加的主要原因。从伴侣走向婚姻，需要建立在一系列的物质基础之上，包括：稳定的工作、持续的收入来源以及长期维持经济水平稳定的能力。很多人无法迈入婚姻正是因为达不到这些要求[42-43]。相比较西方国家，长期的未婚同居在亚洲尤其是东亚仍然是处于社会边缘地位，没有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人们通常不会选择终身不婚，而是延迟结婚的年龄[44-46]。大部分生育都是在婚姻家庭进行的，婚外生育仍然很少，这也是东亚国家的低生育率现象出现的重要原因[47]。在东亚，受教育程度高的女性通常比其他女性更晚结婚。学历高的女性既兼具经济独立又更有可能认识并避免传统的性别角色的负担，包括作为妻子、母亲和儿媳的责任，推迟结婚可以避免与性别不平等相关的社会风险[45-46] 。除了教育程度这一重要因素，经济条件也是进入一段婚姻的必备条件。由中国的经验表明，男性经济条件对于结婚的正向影响随时间逐渐变强而女性经济条件的作用则随时间由负变正[46]。

最后来看人口再生产模式的转变给社会和经济带来的影响与启示。人口是促进和制约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人口转变亦会直接或者间接影响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方向。第二次人口转变过程中涉及诸多方面的经济社会话题，比如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人口流动，家庭在教育、卫生和消费方面的投资扩大以及成人健康，人均资本和人力资本质量变化等[48]。从负面影响来看，首先，人口转变直接导致了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并引发社会上的广泛担忧。持续的低生育率状况导致了人口老龄化，并通过养老金和健康保险制度对社会保障体系构成威胁 [49]。其次，人口转变完成很可能意味着“人口红利”的消失。人口转变与抚养比（dependency ratio）密切相关，有学者根据抚养比变化将

人口变化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由于生育率增加导致幼儿抚养比上升从而使总的抚养比上升;第二个阶段，生育率开始下降使得幼儿抚养比下降导致了总的抚养比下降;第三个阶段，生育率进一步降低以及寿命的延长导致了老年抚养比上升，从而使总的抚养比上升[50]。第二个阶段中的抚养比下降体现劳动人口占比增加，不仅为社会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同时也促进了人均产出和消费的增加。许多亚洲国家以及非洲国家都在人口转变的第二阶段享受了“人口红利”带来的巨大经济增长[51]。当进入第三阶段以后，由劳动力数量引发的经济繁荣将无法维持。然而，经验表明生育率下降往往伴随着年轻人口教育程度的普遍增加，人口转变对经济也会产生有利影响。有研究认为，一个国家或者家庭通常会将固定比例的劳动收入用于人力資本投资，儿童获得的投资会与其个数成反比，因而生育率的下降会增加人力资本的质量，提升儿童受教育的质量[52]。而教育的改善又会通过提高劳动生产力水平和更有效地利用新技术来推动经济增长，故生育率下降后年龄结构变化的有益影响也被称为“教育红利”（Education Dividend）[53]。因此，“教育红利”很可能会替代逐步消失的“人口红利”，为经济增长继续提供动力。

（2）国际移民。

21世纪以来，随着移民流动数量的增长以及新流动方式的出现，国际移民成为不同国家和地区社会转型与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全球化在人口维度的重要体现。据国际移民组织（IOM）最新发布的2020年《世界移民报告》显示，2019年全球约有2.72亿国际移民人口，相当于全球人口的3.5%，相较于2000年1.74亿国际移民人口，增长了约56.3%，高于全球人口的增长速度。从输出地区来看，全球排名前5的移民输出国分别为印度（1800万）、墨西哥（1200万）、中国（1100万）、俄罗斯（1000万）和叙利亚（800万）; 从移民接收地区来看，美国接收了近5100万移民人口，占移民总数约19%，是世界最大的移民输入国，其他主要移民接受国为德国、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以及英国[54]。虽然从全球范围来看，国际移民占全球人口的比例并不大，但国际移民为老龄化国家解决了劳动力短缺问题、为移民输出国缓解了就业压力和积累了资本、为移民家庭增加了收入和分散了家庭经济风险，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民族多样性问题和文化威胁问题，成为人口学界关注的焦点。2000—2018年国际移民领域的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如图3所示，高频关键词主要包括“国际移民”、“性别”、“同化”、“融合”、“收入”、“政策”、“汇款”、“难民”等。相关研究进展突出体现在劳工移民的原因、特点及其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种族主义、文化威胁与移民治理趋势，移民融合、同化和代际研究等方面。

劳工移民的原因、特点及其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劳工移民是国际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据国际劳工组织数据显示，2017年移民劳工（migrant workers）人数为1.64 亿人，约占当年全球移民人口的五分之三（59.2%）[55]。移民劳工数量的快速增长被认为是由于经濟、环境和社会三个因素共同推动的，具体为：输出和接收地区之间的实际工资差距较大[56]，移民输出国经济不确定性大、经济安全感低[57]，原居住地面临干旱、洪水、飓风、海平面上升等自然灾害造成的生计问题[58-60]，移民（社会）网络提供了必要的移民和就业相关的资源和信息等[61]。总体来看，国外的宏观环境通过移民政策、劳动力需求和收入水平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移民机会的范围，这种机会结构影响到移民的规模、性质和最初的选择，而国内的发展环境则决定了移民的愿望和能力[19]。现代劳工移民的主要发展特点可以归结为两大方面：一是临时性，比如亚太地区国际移民的主要方式是低技能工人的临时合同移民[62]，而对工人技能要求较高的工业化国家则鼓励技术性临时移民[63];二是选择性，当前移民政策更加关注对移民的选择，重视技能、财富和其他阶级标志，并以此作为区分是否为想要得到的劳工移民的标准[64]。二战以后，许多剩余劳动力开始从发展中国家转移到发达国家，缓解了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压力。劳工移民的基本动机之一是将一部分收入汇给原居住国，从而改善国内家庭的生活，促进后代的发展。有研究发现，移民汇款是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资源的一个日益重要的渠道，继外国直接投资之后，成为发展中国家的第二大外部资金来源，并且相比较对宏观经济条件的反应较大的私人资本流动，汇款对人口变量的反应更大[65]。

种族主义、文化威胁与移民治理趋势。在欧美发达国家，公众似乎普遍反对移民，他们认为移民抢走本地工人的工作、争夺政府资源和公共福利、破坏本国文化以及影响社会稳定[66-67]。然而，当划分具体的种族群体时，人们对来自不同国家与不同种族移民的态度具有明显的异质性，人们愿意接受文化背景相近的白人群体，主要排斥非白人群体和寻求庇护的难民。这一偏见可能源于种族中心主义者将世界划分为内部群体和外部群体，重视一致性和同质性，认为不同种族的移民以及来自贫穷国家的移民对内部群体构成了威胁[68]。这种因为移民民族和文化特征而非经济资源的竞争产生的威胁感也被定义为文化威胁或者象征威胁[69]。同时学者们也认为，媒体对移民和寻求庇护者的负面报道有助于造成公众对移民产生负面态度和公众的反移民情绪[70]。有研究以英国为例基于语料库语言学方法发现媒体对移民的描述与公众对移民的看法基本相符[71]。随着移民流入数量不断增加，移民的背景和类型变得多样化，不仅导致了流入国的法律和种族多样性备受争议，同时移民问题越来越倾向于政治化，给政府施加了巨大的压力[22]。比如自“9·11事件”以来，欧美各国政府为了安抚选民，采用高科技手段将移民治理变得越来越“数字化”和“安全化”，即移民政策趋势越来越多地运用信息和通信技术，包括监视技术、生物测定、风险分析和反恐战略，重塑边界控制技术和加强边界管理[72]。此外，移民执法也从边境扩展到内地，以美国为例，自1995年以来移民拘留和驱逐数量增加了五倍，大量非正常移民被驱逐出境，移民执法越来越严格[73]。

移民融合、同化和代际研究。对于融合（integration），赫克曼（Heckman）曾作出过清晰的定义，他认为融合是指移民学习新文化、拥有权利、获得职位和地位、与当地社会成员建立个人关系以及对移民社会形成归属感和认同感的一种过程[74]。与融合的概念稍有区别，同化（assimilation）是指少数移民族裔放弃原有文化习俗，并尽可能地适应发达国家的主流文化[75]。融合相比较同化，存在不同族裔的社会和文化之间的互动过程，只是主流文化在其中拥有更大的权力和威望。不过越来越少的学者对这两个词进行严格区分，经常会在文章中将二者进行替换使用。同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往往需要跨代才能完成，因此研究者不仅关注一代移民生活情况，还将分析重点转向二代移民、三代移民的融入情况和社会流动状态。比如，大多数美国二代移民被发现会在父母原居住国与自己成长的东道国进行文化的平衡选择，不会完全放弃父母母国的文化[76]。但到了第三代或第三代以后，同化现象愈加明显，比如这些移民的后代基本上会只说英语，语言被完全同化[77]。而且新的第三代人更有可能成长在父母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家庭，生活的社会经济条件相较于前两代会更好，收入更高，更经常通婚，较少可能与大家庭成员一起生活，这些代际差异表明了一种线性同化模式[78]。此外，教育被发现是影响移民社会流动性非常关键的因素。以法国的二代移民为例，研究发现虽然社会歧视会阻碍二代移民的社会流动，但教育可以帮助其突破阶层局限性，提升人力资本，获得成功的社会流动[79]。

（3）低生育率与生育行为。

20世纪90年代欧洲出现了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s， TFR）低于1.3的情况，科勒（Kohler）等人称之为“最低生育率”，其反映了生完一胎之后再生育可能性的降低以及延迟生育的现象[18]。科勒等人认为由于人力资本回报的增加、年轻人面临经济不确定性、生育率测量偏差、社会互动和制度等因素导致了“最低生育率”现象的出现。进入2000年后，有更多的国家比如俄罗斯、日本、意大利和波兰等国家的总和生育率降到1.3[80]。持续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引发了人们对人口老龄化和抚养比飙升的广泛担忧。然而，到2008年，最低生育率国家的数量显著减少，因此，有学者认为“最低生育率”可能已接近尾声，并指出随着经济发展的刺激和政府政策的实行，许多国家的生育率会从低生育率状态发生变化[23]。不過，虽然较多国家的生育率水平已经开始从最低点上升，但是目前生育状况是不均衡的，一些国家远未恢复到更替生育水平。而且从全球水平看，总和生育率从1990年的每名妇女平均生育3.2个孩子下降到2019年的2.5个孩子[81]。总体生育率的急剧下降预示着全球大部分地区人口转变的结束，国际人口学学者研究目光也重点放在研究低生育率和与低生育率相关的生育行为上。2000—2018年低生育率与生育行为主题的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如图4所示，高频关键词包括“生育”、“育儿”、“孩子”、“家庭规模”、“男孩偏好”、“欧洲”、“最低生育率”等。下面将从生育意愿、理想的家庭规模和实际生育行为之间的差距，性别偏好与生育行为相互作用的关系及影响趋势，家庭政策对生育的影响与作用机制进行展开分析。

生育意愿、理想的家庭规模和实际生育行为之间的差距。在低生育率环境下，人们有多少孩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想要多少孩子，因此生育意愿被认为是生育水平的重要预测因素[82-83]。然而，大量研究发现实际生育水平往往低于生育意愿，以及有很多因素导致最终行为和意愿不一致，包括：继续接受教育和育儿在时间上的冲突[84]，工作与家庭生活的矛盾[85]，年轻人缺少父母在情感和物质上的支持[86]，经济的不安全性以及就业的不稳定性[87-89]，经济适用房的缺乏[21]，等等。此外，生育状况（是否有孩子）、年龄、伴侣关系、生育意愿的强度、生育计划的时间安排等特征也导致了女性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结果之间存在差异[90]。同时，也有学者将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之间的差距视为子女需求未得到满足的证据[91]。这种现象主要是由于生育年龄持续上升产生的结果。2016年，低生育率国家的女性初次生育的平均年龄通常达到28—30岁，而在20世纪70年代初，在所有欧洲国家和美国，首次生育平均年龄都在25岁之前[92]。生育年龄的推迟导致了生理年龄无法满足生育意愿需求的问题以及晚生和晚育之间的不匹配问题[93]，因此最新研究认为最终无子女人数的增加和家庭规模的减少并不一定反映了接近生殖功能结束时女性的生育愿望[94]。既然晚生会存在生理上以及生育意愿无法得到满足等诸多缺陷，那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推迟初次生育呢？除了上述分析的理由之外，还有比较重要的两点：一是结婚年龄延迟，尤其在单身水平较高的亚太地区[95];二是生育成本过高，包括育儿成本费用高、由高教育投资带来的就业机会成本高、社会不鼓励年轻母亲导致的“文化”成本高[96]。

性别偏好与生育行为相互作用的关系及影响趋势。家庭的重男轻女行为一般有三种表现形式：在女儿身上投入更少的时间和资源，导致了营养、医疗、幼儿死亡率、教育等方面的性别差异[97];通过流产等方式避免生女孩，性别选择性堕胎导致了扭曲的性别比例，形成了婚姻市场上男性过剩的现象[98];继续生育，直到拥有理想的男孩数量，也被称为“男孩偏好下的生育停止法则（sonpreferring fertilitystopping rule）”，因此一胎为女孩时往往会生第二个孩子，导致家庭规模被扩大[99]。以上这些现象曾被学者证实存在于美国、越南、土耳其以及东南亚国家和地区[100-104]。其中东南亚男孩生育偏好最为严重，一胎生女孩与继续生育有明显的正向关系，社会男女性别结构过高，即便移民到其他国家，这种偏好男孩的价值观也一直持续着[105-106]。比如，最近研究发现，在加拿大的南亚移民，生第一个女孩后，生二胎的可能性变大，而且第二胎男孩性别比高，两胎之间生育间隔较短，体现着较为强烈的想要男孩的愿望[106]。当代低生育率背景下的重男轻女观念和现代医疗技术相结合，例如运用超声筛查和人工流产技术使产前性别选择成为可能，导致了出生性别比上升的结果[107]。在高生育率情形下，父母不需要为了确保儿子的出生提前进行性别选择，但是随着育儿成本压力的增大，平均子女数量变少，寻求儿子就会形成“生育挤压（fertility squeeze）” [107]。不过有学者认为低生育率的趋势可能会改变传统父权制的家庭制度，在过去的家庭儿子承担着女儿不承担的基本责任和角色，如延续家庭关系、继承家庭财富和养老[108]，随着无儿子家庭比例的增加，父权制将无法继续维持，儿子和女儿的角色和责任变得更加相似[109-110]。此外，由于年轻女性变得稀缺，女性的议价能力增强，有助于更平等的性别规范[111]。

家庭政策对生育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公共政策对家庭有着重要的影响，它规定了就业条件、享受福利的资格、父母的权利和责任，以及政府提供教育和保健服务等，因此，决定了家庭生活的权利、责任、机会和限制。其中关于孩子的家庭政策，包括对有子女家庭的直接和间接现金转移、儿童福利、产假和育儿假福利、托儿设施以及相关补贴项目，更是直接影响了育儿的成本和收入进而影响家庭生育决策[112-114]。新家庭经济学理论认为生育孩子是经济合理（效用最大化）的决定，是由育儿经济成本和收益组成的函数的最优解，并且效用函数同时受到收入和个人偏好的限制[115]。因此，育儿预期成本的减少或预期收入的增加将会增加对子女的需求。20世纪80年代，许多西方国家的生育率下降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但是北欧国家的生育率却有所上涨并在90年代初期达到了生育更替水平，北欧国家的福利政策也因此开始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比如，1981年，芬兰母亲的育儿假延长到43周，育儿期间享有收入补贴（最高时为正常收入的80%）;父亲从1978年也开始享有育儿假的权利。有收入福利的育儿假的延长降低了因生育放弃有偿工作的成本，被发现对于芬兰生育率的提高有积极影响[116-117]。地方政府资助的托儿中心一直是瑞典家庭政策的一个重要特征，除了照顾学龄前儿童外，地方政府还为10岁以下的儿童提供学前和课后的照顾补助，双职工父母可享有额外的育儿补贴。有研究证明公共育儿服务以及为有子女的家庭提供经济支持有助于提高瑞典的生育水平[118-119]。文献中支持政策对生育的积极影响的另一个证据来自于欧洲女性劳动力就业和生育之间的正向关系，这种相关性在70年代是负，但到了90年代变成了正，表明女性劳动力参与率高的国家，其生育率也较高[120-121]。这说明当女性由于生育导致的就业机会成本被特定的政策降低时，家庭责任和工作之间的不协调关系就会被缓解，并间接影响生育率[122]。

2. 国际人口学领域研究主题与热点分布

下文运用CiteSpace软件对样本文献进行主题词主题词（Term）表示文章的标引词，来源于文章的标题（Title）、关键词（Keyword）和摘要（Abstract）字段的词，相较于关键词更深入文本的内容，反映的文献信息更具代表性。共词分析，将节点类型设为主题词，阈值设为Top50，时间分割为1年，用pathfinder修剪全局网络得出每年高频主题词。这些主题词很大程度上代表文章的研究方向[123]，如果这个主题词与其他主题词在若干篇文献中出现的频率较大，说明这个主题词是相似文献研究热点问题。因此可以通过建立主题词的共现矩阵，来了解国际人口学领域内的研究热点（见图5）。

結合主题词之间的语义关系和语义类型划分规则，首先将重要主题词归纳为研究热点、研究区域和研究方法三大类。从图5可以看出，研究热点主题主要集中在受教育程度（education attainment）、已婚女性（married women）、人口特征（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年轻女性（young women）、年轻人（young adults）、生殖健康（reproductive health）、国际迁移（internatinal migration）、家庭规模（family size）、第一次生育（first birth）和劳动力市场（labor markets）等中心度较高的主题词上。在研究区域方面，重点对拉丁美洲（Latin America）、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Subsaharan Africa）、欧盟国家（Europen countries）进行研究，并且对农村地区和发展中国家人口的探究要比对城市地区和发达国家更为集中。在研究方面，大多数文献主要采用比值分析（odds ratio）、多变量分析（multivariate analysis）、逻辑回归分析（Logistic regression）、深度访谈法（indepth method）和生命历程分析（life course）等研究方法，利用全国性调查的数据（national survey）和健康调查数据（health survey）进行分析。

3. 国际人口学领域研究主题方向拓展分析

由于单个的主题词无法识别具体的研究主题和研究内容，因此本文进一步利用文献共被引矩阵进行聚类分析。聚类分析是依据文献与文献之间的共被引强度，把一些共被引强度较大的文献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个聚类。本文借鉴卡龙（Callon）构建技术子簇的方法[124]，即在构建的一个子簇中最多只有10 篇文献，将共被引矩阵中余弦指数最高的一对文献的研究方向作为该聚类的研究主题，来反映该聚类的核心内容。聚类生成之后，使用劳（Law）等人1988年提出的战略坐标（Strategic Diagram）对各聚类进行分类[125]，以便进行人口学学科研究主题的动态分析。战略坐标以人口学研究主题的内联度指标为横轴，人口学研究主题的外联度指标为纵轴，建立人口学主题的战略坐标，展示整个研究领域的各方向主题的位置。其中内联度指标表示给定的聚类内部知识单元的紧密程度，外联度指标表示给定的知识群与其他知识群的关联关系。根据四个象限中各研究方向主题的分布情况，可以描述出人口学学科领域的研究现状，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和变化，如图6所示。

位于第一象限的人口学领域研究主题的内联度和外联度均大于0，表明这些研究方向的主题的内部连接和外部连接程度都较高，有较强的稳定性和向外扩散能力，是相对成熟的研究方向，也是整个人口学领域在2000—2018年的核心研究方向。图6中第一象限共有17个研究主题聚类，包括5（代际研究）、16（女性雇佣和生育）、13（人口转变）、29（非洲艾滋病人口研究）、7（结婚与同居）、8（生育意图和生育行为）、15（移民健康）、17（跨国主义）、19（移民与宗教）、28（缓慢衰老）、34（移民融合）等。第一象限的各个研究主题既是过去二十年“核心人口学研究的方向”，也是未来人口学研究的重要方向。第二象限聚类外联度较高但是内联度较低，表明这类聚类内部连接比较松散，但是与其他研究方向的关联较为紧密。此象限的聚类容易游离、转变成其他相关方向的聚类。位于第二象限的聚类有27个，分别为4（性行为教育）、9（文化、家庭经验与生育率）、12（迁移、性别平等与生育）、22（跨国社会参与）、23（家庭规模）、30（家庭形成）、32（家庭政策）、35（教育、职业和婚姻的选择）、42（移民社会流动性）、64（跨国学生流动）等。第二象限聚类中的主题元素容易被游离到与其连接紧密的主题元素所在人口学研究主题中，将其称为“次级人口学研究主题方向”。位于第三象限的人口学领域研究主题的内联度和外联度均低于0，该象限聚类的内部连接和外部连接程度都比较弱，该领域可能曾经是重要的研究主题，随着时间的推移，该领域主题已经不再是研究的重点方向，因此也被称为“边缘人口学研究主题方向”。有10个聚类位于第三象限，包括 37（人口死亡率）、47（移民中介）、51（计划生育）、53（东南亚生育性别偏好）、55（性行为与疾病传染）、65（移民产业）等。位于第四象限的人口学领域研究主题的内联度较高，外联度较低，表明这些话题独立性较强，但外部连接相对较弱，被称为“独立人口学研究主题方向”。第四象限共有11个聚类，包括1（家庭迁移）、3（养育孩子与幸福感）、4（人口再城市化）、10（人才跨国活动）、24（艾滋病预防）、25（独居与社会归属）和56（福利改革与结婚率）。虽然第四象限的聚类与其他主题联系较少，但是内部稳定性非常强，其战略地位也十分重要，很可能在未来演变成人口学新的核心研究主题。

四、人口学领域研究力量分析

1.国家与地区分布

一个学科的发展往往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同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学者交流频繁，信息流动大可以进一步带动这个国家或地区某个学科的发展。某个国家或地区某个领域的作者多、发文量大，则该国家或者地区在该领域研究实力强[126]。因此，可以统计每个国家的总发文量来了解该国家在该领域的科研实力，排名前20的结果统计如表3所示。

从数据统计结果来看，在发文量统计所涉及的129个国家中，发文量最多的国家是美国，发文数量为5785篇，占文章总数量的40%，说明美国在人口学学科研究方面居于世界核心地位。英国是发文量超过1000篇的第二个国家，体现了英国学者对于人口学的研究也处于世界前列地位。德国、加拿大、荷兰、澳大利亚、意大利等国家的研究也较为活跃，发文总量均大于500篇。中国的发文量为341篇，排在第11位，说明中国的人口学学科已经开始向国际迈进，但是发展有待进一步提升，需要加强与国际的交流和合作，并注重在国际期刊的发文量。从国家研究力量分布来看，目前人口学的主要力量都集中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研究相对匮乏。发达国家雄厚的人文社科知识底蕴、充足的科研经费以及语言种类（英语）为展开人口学的研究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在这种情况下，产出的科研成果就易于超出发展中国家。

2.高产作者分布

WOS收录了2000年以来人口学领域发文量居前的作者，统计数据显示发文量达15篇的作者高达81人。高产作者信息显示了该群体对人口学领域进行过深入探索，在该领域已经取得丰富的成果，能对人口学领域问题有深入的研究和较全面的把握[127]。为了更好地理解高产作者对于人口学领域关注和研究的重点方向，本文对高产作者已发表文章的研究内容进行了总结，具体结果见表4。

3.研究机构分布

科研机构或者高等院校在人口学领域的发文量能够体现其在这一领域科研能力的强弱，根据文献计量的结果，2000—2018年人口学领域发文量超过100篇的科研机构有32个，排名前20的科研机构及其发文量如表5所示。

其中发文量在200篇及以上的机构有5所，牛津大学以283篇的发文量居于第一位，其次是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249篇）、马克斯·普朗克学会（239篇）、约翰霍普金斯大学（211篇）和宾夕法尼亚大学（200篇）。在前20名排名中，美国占据11所（含10所高校和1个国际非政府组织），英国占据4所，德国占据2所，瑞典、荷兰、澳大利亚各占1所。可见，在国际上人口学的研究机构主要集中在美国。从机构类型来看，对人口学的研究除了高校和研究所以外，还有非政府组织的参与;从科研单位隶属来看，大部分集聚于世界著名高校;从机构所属国国家来看，以上20所机构均来自发达国家，与前面研究力量国家分布相一致。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对2000年以来英文国际期刊关于人口学研究的文献特征与趋势的分析，可以发现人口科学研究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其中《种族与移民研究杂志》、《人口学》和《人口统计学研究》为载文量最多的3个期刊，载文均超过1000篇。基于文献共被引分析，对被引频次排名前10的文献做重点分析，总结出2000年以来国际人口学三个核心的研究方向为人口转变、国际移民、低生育率和生育行为。通过对样本文献进行主题词共现分析，我们进一步聚焦提炼出国际人口学领域内的研究热点，发现受教育程度、已婚女性、人口特征、年轻女性、年轻人、生殖健康、国际迁移、家庭规模、第一次生育和劳动力市场是近20年来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在文献共被引分析的基础上，运用战略坐标法，对人口学研究前沿动态进行分析，概括出了四種类型的研究主题，分别是稳定核心的研究主题、容易与其他方向或者学科交叉的研究主题、被边缘化的研究主题以及独立性较强的研究主题。

作为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在人口学国际英文期刊的发文量和被引用量却相对较少，究其背后的原因或与人文社科类学科的国际化有关，即大多数国内学者主要以我国人口问题为研究对象，对其他国家人口问题研究与关注相对较少，研究成果更偏向于发表在国内的期刊。另外，对比中国人口学研究，国际人口学的研究方向由于受到人口发展阶段以及全球人口问题多样性影响，其在研究选择上表现出主题范围更加宽广等特征。毫无疑问，国际人口学文献的最新进展能够为当前中国人口学（包括人口经济学）研究提供有益参考。不过，由于人口转型的发展阶段性和国别差异，中国人口变化又有其特殊性。我们结合前面所概述的新世纪以来国际人口学研究热点，来阐述当今中国人口学研究的关注点和未来研究方向。

首先是关于生育政策调整及其经济社会影响。过去40年，中国经历了三次具有标志性的生育政策调整。生育政策调整直接影响众多育龄人群的生育选择行为，从而对未来中国人口规模和结构变化产生深远影响。当这种人口变化的效应逐渐彰显，最终将进一步影响到宏观的经济社会层面。因此，生育政策调整的经济社会影响是近年来中国人口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议题之一。生育率持续下降是目前众多发达国家人口转变的重要动因，也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变量[128]。在国内，研究生育率调整如何影响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应是未来一个重要研究方向。

其次是中国人口转变及其经济社会影响。中国人口问题突出表现在人口结构上（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前者体现在年龄结构的快速老化上，后者体现在性别结构的严重失衡上。其中，人口老龄化的经济社会后果已被大量研究者所关注，他们集中于从经济增长、消费、投资、创新、人力资本积累等诸多方面展开论述，形成大量研究文献。相对而言，关于性别失衡的经济社会影响，目前国内系统性评估和研究的文献较少。事实上，在一个社会中，随着“女性赤字”不断累积，其对经济社会的破坏性影响也可能加剧。首先是造成婚姻市场激烈的觅偶竞争和挤压现象，这种负面效应会逐渐传递到众多家庭，从而在很大程度改变家庭和企业经济行为，并进一步影响经济增长[129-130]。此外，性别严重失衡会导致暴力犯罪上升，成为威胁社会安全稳定的隐患[131]。寻求人口安全的治理之策已刻不容缓。为此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强调：“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这一要求对适应我国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推动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具有十分长远的战略指导意义。

最后是关于移民经济社会影响的研究。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城市移民群体，大规模劳动力流动会对城市劳动力市场和经济发展产生怎样影响？这不仅是人口经济学界关注的问题，也是政策制定者关心的问题。大规模移民进入迁入地，不可避免地会对当地劳动力市场产生冲击，不过，移民可能也会带来刺激资本扩张的积极信号，通过技能互补性促进本地企业投资[132-133]。因此，移民数量扩张对地区经济发展具有两面性。此外，城市移民多样性的经济社会影响也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值得关注。正是由于移民问题的重要性，近年来，国家陆续出台鼓励劳动力流动政策。譬如，2020年4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其中特别强调“要引导劳动力要素合理畅通有序流动”，

這包括“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畅通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渠道，健全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体系，加快建立协调衔接的劳动力、人才流动政策体系和交流合作机制。营造公平就业环境，依法纠正身份、性别等就业歧视现象，保障城乡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权利……”。这对于促进劳动力流动具有十分重要的政策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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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爱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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