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 “乡愁”反思下的乡村振兴战略 |
范文 | 赵景刚 柏艳 摘 要: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古人对于乡愁也是情有独钟。到底什么是乡愁,留得住乡愁?古人也在探讨。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提出:“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将一个诗情画意的概念上升到了国家战略,在政策层面来考虑这个问题,可见“乡愁”的寓意深刻。通过反思乡愁问题有助于更加科学理性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关键词: 乡村振兴 乡愁 危机 根源 一、思考“乡愁”的意义 “乡愁”从文学的角度讲,是人的一种内在情绪,表达了漂泊在外的人们对于家乡的思念。从战略角度重新思考“乡愁”的内在意蕴与未来指向,对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意义重大。 (一)“乡愁”的内在意蕴 一般来说“乡愁”具有普遍意义,但是对于我国来说它具有独特的一面。我国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中國社会从基层上看是乡土性的,乡土性是中国重要特征。因为我国在漫长的农耕文明的历史中形成了乡土性特有的文化传统,也形成了黄土地上长期生存的人们的乡土情怀,它内含地标志着我们对于自然状态下自由自在田园生活的向往,对于血缘、地缘、社会秩序的一种怀念,对于互让、互惠、互助人际关系的珍惜,对于淳朴、善良、德性的一种认识。乡愁不仅回答了我们的来处,告诉我们这个民族从哪里来,同时也暗含着我们这个民族到哪里去。所以乡土当中包含着故乡的地域风貌和风土人情。 个体童年的成长史对其所在村庄当中的公共生活、群体情感的是永远的,它体现了个体在为人之初形成的价值判断、道德情感等,也凝结着伴随我们一生的文化记忆。当然这种记忆将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一生的心理和行为,它构成了我们最初的也是最后的精神家园。它不仅意味着这样的情结,也反映了我们对于生命根茎的依赖和眷念。同时也展现了今天我们对于生活意义的寻找与回归,也反映出现代人,特别是一个城市化的人,他在这种现代性追寻当中以追求成功、金钱、效益等为最高追求的一种理性的反思,在乡愁的情节当中我们思考这些问题。思考这些问题的意义在于它赋予了个体一种踏实、稳定的归属感和幸福感,同时也体现了一个民族共同体中的文化认同和文化归宿,作为一种民族的、集体的共同体意识,最终起到了凝聚人心的作用。 (二)“乡愁”未来的指向 乡愁的反思并不能简单地说它是一种复古,一种怀旧,而是以复古和怀旧的方式来思考当下和未来。我们在思考当下我们追求什么样的发展,因为我们在血脉上流淌着乡土性的血液。这样的乡土性作为一个烙印永久的刻在我们中国人身上,我们的发展不可能摆脱它。基于这种民族特性,追求怎么的发展,这是我们当下所要思考的。 从乡土性这个最大的特点出发,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发展的主阵地虽然在城市,但是中国发展的动力在乡村。没有乡村的振兴就没有城市的繁荣以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乡村发展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和前提,乡村振兴的实施过程本质上是乡愁反思下的优秀传统文化的回归与发展的过程,坚持以优秀文化引领乡村的发展是乡村振兴战略的不二选择。 二、“乡愁”的时代危机 随着我国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乡愁”的时代危机也逐渐显现出来,主要表现在代际贫困、留守儿童的失教、伦理秩序的解体以及民间信仰乱象等时代危机。深入分析“乡愁的”时代危机及其产生的原因,有助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一)代际贫困 肖殿荒在《中国城乡家庭代际贫困流动性对比研究》一文中发现,城乡家庭代际贫困流动性整体不断下降,且乡村家庭的整体流动性水平高于城镇家庭,城乡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说明政府的扶贫政策虽然取得了巨大成效,但乡村的减贫难度依然高于城镇。肖殿荒,王姝力,毕艳成.中国城乡家庭代际贫困流动性对比研究[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9,40(04):16-21. 首先,乡村中父辈的受教育程度对于摆脱代际贫困的具有抑制作用。一般来说,受教育程度与代际贫困发生率成负相关。随着经济的发展,乡村居民的总体收入和生活水平都有所提高。但是城乡收入差距仍然较大,城乡之间父辈对于子辈的教育投资差距仍然很大,城乡之间教育资源的不均等与对子辈教育投资的差距,使的乡村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贫困问题进一步固化从而加剧了代际贫困问题。其次,乡村中父辈的健康问题也是影响代际贫困的因素之一。由于乡村的中父辈的生活水平、医疗水平与城市居民相差甚远,因此乡村中父辈的健康问题直接影响子女的生活质量,经常因为身体健康问题最终使子女也陷入贫困之中。最后,乡村父辈传统观念的影响。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影响较深,思想保守,后代子女由于长期受这种观念的影响,必然会影响其思维方式以及职业的选择造成代际贫困。 (二)留守儿童的失教 首先,留守儿童道德认知缺失,尤其是传统美德缺失,导致失教。道德认知是个体对道德现象和道德规范的认识,道德认知的获得、内容和程度必然受到个体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影响。 王露璐,李明建.乡村留守儿童道德教育的现状与思考[J].教育研究与实验,2014(06):41-44.传统美德原本在乡村表现得十分的明显,但是由于乡村留守儿童在其道德发展过程中,长期缺少父母在身边所直接给予的道德知识和行为影响,致使他们的道德认知出现偏差。其次,受隔代抚养导致行为失教。留守儿童一般是由祖父母抚养,乡村中的祖父母长期居住在户口所在地,很少与外界发生交流互动,受其生长环境的限制很难与时俱进和科学准确地把握儿童的心里成长规律,孩子容易产生逆反心理,从而造成留守儿童在行为上的失教。最后,教育方式不当导致失教。尤其父母长期不在家,与其说祖父母成为留守儿童唯一的依靠还不如说老人唯一的陪伴是孩子,祖父母对于孩子十分的疼爱,即使孩子力所能及的事情也不让孩子自己完成以至于达到溺爱的程度,逐渐导致失教。 (三)伦理秩序的解体 传统的伦理秩序是维持中国传统乡村繁荣稳定发展的桥梁与纽带。农耕文明的生产与生活方式是伦理秩序的生成载体,伴随着现代化的步伐,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功利主义倾向渗入乡村社会生活中,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带来农民思想的解放,频繁的社会流动使得交往对象范围扩大。这些都使乡村家庭结构、关系和功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带来了乡村家庭伦理关系的调整。 王露璐.中国乡村伦理研究论纲[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7,46(03):1-7.乡村的伦理秩序在古今中外思想的冲击下,人们的思想无所适从,传统的伦理秩序本位向平等的个人本位以及家庭本位过渡。面对这种转变作为长期靠伦理秩序维持生产生活的村民的思想观念一时难以转变。一方面,主要是因为传统乡村是一种自给自足式的生产与外界的交流较少,因此受到外部的冲击较小;另一方面,传统的思想根深蒂固面对新思想不愿意主动接受,由于长期靠伦理秩序维持日常的生产生活,凭经验处理家庭及社会事务,对于科学文化知识了解的相对较少,所以缺乏辨别的优劣文化的能力。 (四)民間信仰的乱象 一方面是由于民间信仰管理失范。几千年封建迷信思想为信仰在乡村提供了生存的土壤,但同时因为民间信仰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使得官方对民间信仰的管理变得十分困难。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间,民间信仰发展得十分迅速,但是没有形成协调一致的管理制度。官方对民间信仰的管理缺乏统一标准,一是因为如果对民间信仰进行严格的管束,就会因为政策实施的过紧或管理得过度使得民间信仰失去应有的活力和该有的作用。二是如果对民间信仰不加管理或管理过于松弛,则会出现鱼龙混杂甚至失控的局面,严重的话还会影响到乡村社会的秩序,也会影响民间信仰自身的发展前景。 另一方面邪教的渗透无孔不入。民间的信仰由于其特殊性很容易被一些不法分子所利用。在一段时间内,民间信仰在我国的发展中较为宽松自由,同时也使得一些邪教伴随滋生。邪教通过对传统民间信仰的改造,抓住信众的心理,进而大肆传播。而广大民间信众因知识水平不高、防备性较差,很容易成为邪教宣传的对象,并被之利用。而邪教的浑水摸鱼不仅使得民间信仰变得鱼龙混杂,成为蛊惑百姓的工具,也造成民间信仰背负“迷信”“邪教”之恶名,阻碍了民间信仰的健康积极地发展并且也让百姓信奉民间信仰的成本变得更高,他们不仅要学会甄别邪教与否,还得背负社会舆论的心理压力成本。 三、“乡愁”危机的根源 “乡愁”情节一直都存在,但是在今天表现得尤为突出,因此必然有其产生的根源。主要有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挤压、城镇化建设导致农民认同危机、消费主义在乡村盛行以及大众文化在乡村的传播。 (一)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挤压 “乡愁”是人对于自身以及周围环境的内在回归,这种回归既是一种认识性的回归更是一种实践性回归。中华文明起源于农业文明,每一个中华儿女对于土地与农耕生产具有不可割舍的情节,都有一颗爱国之心。中国的文人墨客无不有一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情怀。现代人民无不有“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这样的爱国热情。随着生产工具的进一步的发展,工业文明中机器化大生产替代了农业文明中人与人在生产过程中那种直接的、现实的合作、交流与沟通。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被拉远,现实的合作逐渐被虚拟的合作所取代,那种根植于土地的情节逐渐远去,工业文明领域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取代农业文明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城市成为人们所向往的家园,人们对于城市的追求看起来是对于现代文明的追求,而背后所反映的是对于金钱利益的无比崇尚。城市化成为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而工业化又是城市化的重要标志。当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时起人就已经进入一种机械化的关系之中,人像机器一样在不断地生产以维持自己的生活,自以为是自由独立的个体,殊不知自己比他人更是奴隶,这种现象在资本主义社会尤为明显。在农业文明时期人与人之中相互依赖而生存,以生活维持日常人们之间的关系而不是金钱或者利益关系;在工业文明下的状态下表面看起来劳动者自愿从事生产,实际上迫不得已从事自己不喜欢甚至厌恶的事业。这都是工业文明对于农业文明挤压的表现,这种挤压程度越高,人们的农业情节和乡愁情节越明显。 (二)城镇化建设导致农民认同危机 城市化的建设过程中出现了一种数量庞大的群体“农民工”。这是伴随着我国城市化的进程出现的产物,城镇化不过是城市化模式在乡镇的具体表现。传统意义上面的农民以耕种为业,但是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农民受工业化的生产模式所迫不得不离开自己土地,离开了土地的农民游离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现在具有了双重身份,既是农民又是工人。农民对于自己的身份的认同陷入两难的境地。这种身份认同危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农民为了生存大部分时间在城市谋求生存之道,但是在城市中主要以充当劳力来赚取生活资料,虽然经过了城市化的洗礼,但是传统思想根深蒂固,难以得到城市居民的认可。加之,没有固定的住所,身份地位和收入来源,因此不能说自己是一个完全城市化的人。另一方面,长期在城市中的农民由于受城市化的影响。(包括城市文化和物质设施),对于传统乡村和对于农民有了不同的看法,这也是自身内在的一种矛盾。具有劳动能力的农民在城市生活的时间超过农村,我们现在与其说农民进城务工还不如说农民工兼职务农。但是他们的亲人以及孩子大多在乡村生活。所以他们对于自己现在是什么身份表现得十分的模糊。处于这种身份认同危机之中必定出现许多问题,例如长期在务工的农民的工资问题、孩子上学问题、婚姻问题、父母的养老问题等。 (三)消费主义在乡村盛行 大量的农民进城务工在赚取生存资料的同时受城市中生活方式的影响,尤其是城市中的消费形式,这种消费主义逐渐在乡村盛行。但是乡村毕竟与城市不同,虽然说经过长期发展,我国的乡村经济状况得到较大改善,但是城乡之间的差距仍然十分的巨大,乡村的总体经济水平较低。乡村现在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生产未动,消费盛行”的局面。现在我国乡村的经济有三大来源。一部分是政府的补贴,二是大量的农民务工收入,三是发展现代的农业,三者之中只有发展现代化农业才是解决乡村问题的关键。但是现代化农业在乡村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我国的乡村形式多样每个乡村都有其不同的特点,因此现代化农业在我国乡村发展还是比较困难。在乡村生产还没有完全解决的情况下,城市中的消费之风开始在农村盛行,表现返乡民工以物品购买象征他们在乡村社会关系和仪式活动的在场。 郑红娥,童星.新贫困视域下乡村转型的困厄与重构路径[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5(04):29-41.这种消费主义从返乡的中青年农民工之中现在已经开始向乡村的儿童之中蔓延,这种现象对于乡村的振兴是一个致命地打击。 (四)大众文化在乡村的传播 大众文化在一般意义讲是以大众传播媒介(机械媒介和电子媒介)为手段,按商品市场规律去运作的,旨在使大量普通市民获得感性愉悦的日常文化形态。首先,电子产品在乡村的普及。作为现代文明产物的电子产品成为了人们的“精神食粮”,这种现象以前普遍出现在城市而现在已经在乡村发芽,再为乡村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严重的影响。尤其是对中小学生影响较大,由于中小学生的心理特点以及乡村的内在环境,电子产品对于学生的诱惑极强。在实际生活中,手机、电脑等已成为家长陪伴孩子的重要“法宝”,或者说是一种摆脱束缚的“工具”,导致孩子的自制力不断下降。其次,风俗习惯良莠不齐。风俗习惯在乡村表现的尤为突出丧葬文化与婚嫁文化两个方面。受到多种文化的冲击一段时间内乡村文化无所适从,低俗文化在乡村盛行。例如,乡村的丧葬和婚嫁中出现的陋习等,对于乡村振兴具有阻碍作用。最后,乡村封建迷信活动盛行。封建迷信作为一种传统意识,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其存在具有一定的必然性。这是因为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又具有相对独立性,且往往滞后于社会存在。我国有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历史,封建迷信意识根基深厚。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后,传统的道德、精神等旧的痕迹不可避免地在人们的头脑中残存下来,人们意识中最顽固的传统之—封建迷信,不可能在短期内清除,一旦遇到适合气候和土壤,它就会再度泛滥,因此,建立新乡规民约势在必行。 通过对乡愁的反思可以看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核心就是文化振兴,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铸魂”工程。乡村振兴的过程从本质上就是一场留住“乡愁”的优秀乡村文化振兴过程。因此,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不能一味地将城市的建设形式全盘移植到乡村以追求城镇化率,更重要的是要形成新发展理念,坚持城市与乡村互构发展模式,提高基层乡村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坚持在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结合时代要求全面振兴乡村文化,这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指向所在。 参考文献: [1]肖殿荒,王姝力,毕艳成.中国城乡家庭代际贫困流动性对比研究[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9,40(04). [2]王露璐,李明建.鄉村留守儿童道德教育的现状与思考[J].教育研究与实验,2014(06). [3]袁丹清.乡村振兴视域下“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研究——以隆回县XJ村为例[J/OL].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19(06). [4]郑红娥,童星.新贫困视域下乡村转型的困厄与重构路径[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5(04). [5]费孝通.乡土中国·乡土重建[M].北京:群言出版社,20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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