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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环境、金融发展与流通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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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颖汤尚颖

摘要：基于2008-2017年长江经济带省级面板数据，以制度环境为门槛变量，通过构建门槛回归模型，实证分析金融发展对流通业升级的影响。结果发现，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制度环境的差别会导致金融发展对流通产业升级表现出较为明显的门槛效应。主要体现在，随着市场化水平的提高，金融发展对流通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经历从下降到上升并达到最大值的U型特征，为长江经济带东、中、西部分地区探究流通产业的升级提供了实证检验。

关键词：制度环境金融发展流通业升级门槛模型

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不断发生变化，经济发展面临呈现出阶段性特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中国经济继续保持着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流通业作为社会再分配过程中的一环，越来越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这主要得益于以下两个原因。首先，消费市场的持续健康发展催生新型流通业态和流通模式的崛起，“智能化”“定制化”和“绿色化”成为流通业新的代名词。其次，无论是“去产能”“去库存”还是“降成本”“补短板”，都与流通业关系较为密切。例如流通领域的“智能化”发展，大大降低了流通领域的物流成本、供应链成本以及渠道运营成本。

但同时，我国流通产业发展方式较为粗放，结构性矛盾突出以及流通秩序混乱等问题依然明显，流通产业升级势在必行。金融发展一直都是流通产业较为核心的影响因素，一方面，在金融市场的不断完善的背景下，利率市场化逐渐形成，有助于高收益的流通企业融通资金，提高流通产业的资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金融业的发展，推动了高新技术产业的兴起，人工智能、大数据以及物联网等技术的应用逐渐改变了传统的流通业态。另外，随着近几年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市场化水平为代表的地区制度环境作为另一个影响流通产业发展的因素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基于此，本文重点想解决的问题是：在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制度环境各自不同的背景下，金融发展对流通产业的影响是否一致。并进一步对流通产业的发展提出改进意见。

一、文献综述

学者们对金融发展与流通产业升级之间的关系和制度环境的优劣与流通产业升级的关系的研究体现在诸多方面。

首先，是金融发展与流通产业升级二者关系。雷晓莉（2019）通过运用Johansen协整检验分析了金融支持、行业发展不确定性与商贸流通业发展的长期均衡关系，总结了当前流通产业发展面临的问题。[1]荆林波、龚雪（2017）客观评价了我国流通业发展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并且针对相应的问题提出：政府层面可以创新流通管理方式、提高流通管理效率;企业层面可以创新商业模式，并且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提高流通信息化水平。[2]宋宇国、孙庆莉（2009）认为，金融发展主要从融通资金、合理配置以及调节市场三个层面来作用于流通产业，使得流通产业保持良性的竞争机制，从而促进流通产业的升级。[3]郑春妮（2018）认为，金融发展对商贸流通业的发展是负面的、抑制的，并且这种抑制作用对不同的地区，影响是不同的，抑制作用在中西部地区是显著的，在东部地区是不显著的。[4]蔡静宜（2018）以金融发展为门槛变量来探讨城镇化对商贸流通业发展的影响，并且认为，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城镇化促进商贸流通业发展的水平越强。[5]胡军晖、胡军旸（2019）则认为金融发展分别通过金融政策等行政手段和市场调节等经济手段来为流通产业的升级提供金融支持。[6]

其次，是制度环境与流通产业升级的关系。何大安，丁芳伟（2009）认为，制度环境治理的好坏影响流通产业之间相互竞争的模式以及厂商行为方式。[7]程艳（2015）认为，流通产业中市场制度对投资环境的影响要远大于政策制度。[8]郑国强（2017）认为，制度环境越优越的地区，流通产业的发展水平也越高，并且地区影响差异较为明显。[9]丁宁、陈阿兴、周经（2014）则用实证研究表明，在市场环境和法律制度越完善的地区，流通产业创新能更有效地提升制造业的生产效率。[10]何大安（2012）从中国流通产业竞争与垄断的现状来看，认为市场治理结构与流通产业运行格局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11]

综上可知，目前大多的文献倾向于分别研究制度环境、金融发展对流通产业升级的影响，较少地从非线性角度对其进行研究分析。基于此，本文的创新点在于：以制度环境作为门槛变量，构建门槛回归模型，将三者置于同一框架下进行分析，研究不同制度水平下，金融发展与流通产业升级的非线性关系。

二、研究设计

（一）目标地区的选取

本研究选取的地区属于长江经济带，包括上海市、浙江省、江苏省、安徽省、江西省、湖北省、湖南省、重庆市、贵州省、四川省、云南省。

（二）门槛模型的构建

（三）指标及其说明

1.被解释变量：流通产业升级（UCI）。本文参考龚雪（2017）[13]关于我国流通产业目前存在的问题，从产业集中度升级、产业技术创新升级以及产业功能升级三个层面来衡量流通产业升级，并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流通产业升级进行评估。

2.解释变量：金融发展（FIN）。本文参考徐浩、温军、冯涛（2016）[14]采用地区非国有部门贷款总额占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来反映地区金融发展水平，且参考赵勇和雷达（2010）[15]的做法，假设国有部门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的比例与国有部门信贷额占银行信贷总额的比例相同，这样，可以间接得出非国有部门贷款总额的数值。

3.门槛变量：制度环境（IE）。本文借鉴樊纲（2018）[16]所发布的《中国市场化报告》的衡量体系，采用市场化指数来衡量制度环境的优劣。

4.控制变量：包括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亿元）（INV）、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万美元）（FDI）、人均国内总产值（元）（PGDP）这三個指标。

（四）数据测算和说明

1.流通产业升级测算。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来得出流通产业升级的综合得分。如表1所示，使用统计软件SPSS可以得出流通产业评价因子的特征根、各主成分的占比和累计占比。三个因子的特征根分别为1.44747、1.1062、0.3667，并且这三个因子的累计占比达到100%，说明这三个因子可以反映原指标100%的信息量。

另外，根据因子得分系数矩阵可以计算出3个公因子的因子得分，在此基础之上，将每个公因子的比重作为权重，通过加权求和得出各地区流通产业升级的最后得分。

2.数据及其说明。本文选取了长江经济带11个地区2008-2017年的面板数据。数据分别来源于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库、中国金融数据库以及中国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库。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面板单位根检验与协整检验

为了避免伪回归，确保估计结果的有效性，本研究同时采用LLC、IPS、ADF-Fisher和pp-Fisher对各个变量进行检验。如表2所示，各变量在1%水平下不显著，进而对各变量的一阶差分变量进行检验，发现各变量均是一阶单整的。在变量平稳性检验的基础上，再进行协整关系检验，由表3可知，各统计量在1%水平下都是显著的，所以各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因此可以进行回归分析。

（二）面板门槛效果检验

本文以上述面板模型为基础，以市场化水平为门槛变量，实证分析不同市场化水平下金融发展对流通产业升级的影响是否不同。基于Hansen的门槛回归模型，先对门槛变量在单门槛、双门槛和三门槛假设下进行门槛效应检验，得出门槛个数，然后通过在3种假设下进行门槛效应分析得出F值和P值。从表4中结果可以看出，单门槛效应与三门槛效应均不显著，所以，模型的最优门槛数为2。完成门槛效应检验之后，可进一步对双门槛模型进行估计。如表5所示，以市场化水平为门槛变量的门槛估计值为5.010和5.540，其95%的置信区间分别为[4.850，5.020]、[5.495，5.580]。

（三）模型结果分析

在上述门槛效应检验和门槛估计值的基础上，进行双门槛回归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

从以上的参数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在控制变量中，人均国内总产值（PGDP）对流通产业升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系数估计值最大。其次是非金融类固定资产投资额（FDI），系数估计值也为正值，但不显著。最后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对流通产业升级具有显著负向影响。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知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GDP）代表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的购买力，它的发展不仅为流通产业升级提供强有力的经济基础，且提供巨大的消费市场，提升人们对新产品的需求，能够更好地促进流通产业的升级。其次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存量（FDI）代表对外直接投资的大小，它的增长有利于开拓国外潜在市场，带动国内流通产业“走出去”，完善产业境外布局，丰富流通产业技术、管理经验。最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对流通产业的升级影响为负，说明单纯依靠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对流通产业升级的效果不明显，需要进一步提高固定资产的投资效率，优化投资格局。

从表中可以进一步看出，金融发展对流通产业升级存在显著的双门槛效应。当市场化水平小于5.01时，金融发展对流通产业升级具有正向作用，但不显著;当市场化水平大于5.01而小于5.54时，金融发展对流通产业升级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当市场话水平大于5.540时，金融发展对流通产业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可以看出，随着市场化水平的提高，金融发展对流通产业升级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特征。这说明，在市场化水平较低的时候，垄断企业初期在一定程度上对流通产业的升级有一定的促进作用。随着垄断企业的扩大，市场环境的不规范逐渐显现，在这一阶段，市场化水平虽然逐步提升但仍处于较低阶段，垄断企业失去了对市场绝对的控制权，可能引发市场效率的进一步降低。另外，在市场化水平的初期，中小企业与金融资本的联系不够密切，也是流通产业水平下降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在市场化水平提升到一定的高度之后，金融发展对流通产业的促进作用才得以凸显，且较以前的垄断时期作用更为巨大。这是因为，一方面，高度的市场化水平使得市场竞争更为激烈，流通产业各主体纷纷提升核心竞争力，加强技术创新，促进了流通产业的升级;另一方面，资本市场更加成熟，与中小企业的联系更为密切，给予更多的信贷支持，为流通产业的升级减少了资金压力。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从实证分析结果可以发现，不同的制度环境水平下，金融发展对流通产业升级影响存在正负差异。金融发展对流通产业升级的作用随着市场化水平的提高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且达到最大的U型特征。另外，长江经济带东、中、西部所处的市场化水平存在差异，金融发展对流通产业升级的影响效果有所不同。基于上述结论，对流通产业升级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长江经济带东、中、西部的制度环境发展存在显著差异，在流通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必须正视差异。在制度环境较为完善的东部地区，加大对金融市场的整改力度，从而使地区流通产业升级强度达到最大;而在制度环境较为薄弱的中、西部地区，要进一步从政府层面规范市场化秩序，提高市场化水平，激发流通产业升级的内在潜力。

其次，要深化政府行政体制改革，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尽量减少行政审批环节所带来的资源浪费;同时，要进一步完善流通领域相关法律，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为流通产业的发展提供基础的法制保障。

最后，逐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健全全国范围内的社会保障水平，对于较为贫困的地区来说，加大脱贫力度。同时，通过税收制度改革，降低中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从而更好地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促进流通产业的稳步升级。

参考文献：

[1]雷晓莉.供应链金融视角下流通产业发展机制与路径优化[J].商業经济研究，2019（17）：157-160.

[2]荆林波，龚雪.我国流通业现状、未来趋势与对策分析[J].商业经济研究，2017（22）：5-9

[3]宋国宇，孙庆莉.中国流通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作用机理研究[J].中国流通经济，2009，23（10）：16-19.

[4]郑春妮.市场开放、金融发展对商贸流通业发展的影响[J].商业经济研究，2018（12）：164-166.

[5]蔡静宜.城镇化影响商贸流通业发展的金融门槛效应研究[J].商业经济研究，2018（23）：153-155.

[6]胡君晖，胡君旸.金融发展助推我国流通产业创新的实证分析[J].商业经济研究，2019（07）：164-167.

[7]何大安，丁芳伟.流通产业运行的制度安排分析[J].财贸经济，2009（03）：119-124.

[8]程艷.流通厂商投资环境的制度约束分析[J].社会科学战线，2015（09）：45-53.

[9]郑国强.地区制度差异对我国商贸流通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J].商业经济研究，2017（23）：18-20.

[10]丁宁，陈阿兴，周经.制度改革、流通创新与制造业效率提升[J].经济问题，2014（08）：83-88.

[11]何大安.市场治理结构与产业运行格局——对中国流通产业竞争和垄断现状的理论考察[J].中国工业经济，2012（07）：44-56.

[12]路畅，王媛媛，于渤，刘立娜.制度环境、技术创新与传统产业升级——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门槛回归分析[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9，36（14）：62-68.

[13]龚雪.对我国流通产业转型升级路径的思考[J].企业经济，2017，36（06）：90-95.

[14]徐浩，温军，冯涛.制度环境、金融发展与技术创新[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6，38（06）：41-52.

[15]赵勇，雷达.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生产率促进抑或资本形成[J].世界经济，2010，33（02）：37-50.

[16]樊纲，王小鲁，胡李鹏.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J].中国改革年鉴，2020，38（10）：83-91.

〔蔡颖、汤尚颖，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经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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