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的逻辑阐释与主要策略 |
| 范文 |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今年多次提到“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新冠疫情的肆虐、全球债务风险的激增以及国际局势的紧张对新形势下实施扩大内需战略起到了催化剂作用，但更深刻的逻辑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了一定阶段亟须转型升级的内在需要以及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基于此，我们要化挑战为机遇，发挥我国市场空间广阔等多方面优势，实行就业优先政策、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以乡村振兴战略为重要抓手、加大科技领域补短板力度，从而建设强大的内需市场，牢牢把握发展的主动权。 关键词：?国内大循环?扩大内需?高质量发展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7月30日的会议上研判局势时明确指出，“当前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不确定性较大，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1]针对这一局面，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由此可见，中央把扩大内需战略放在了重中之重的位置。特别是“随着外部环境和我国发展所具有的要素禀赋的变化，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2]，未来我们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就更加需要充分利用国内市场基础，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一、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的外部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极加入国际分工体系当中，特别是21世纪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依靠强劲外需拉动，中国经济实现了罕见的高速增长。经过几十年发展，中国社会可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与此同时，这种“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也有很大的弊端。特别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外需剧烈萎缩，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这种过度依赖外需的模式的问题显露无遗。进入2020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叠加贸易紧张局势影响，经济全球化遭遇了严峻挑战。面对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我们有必要理性客观认识外部环境变化，从而积极做好应对之策。 （一）新冠肺炎疫情不确定性依然较大 疫情期间，全球产业链遭到严重冲击，航空运输业、旅游业和外贸型公司措手不及。全球贸易数据来看，二季度货物贸易环比下滑14.3%，WTO货物贸易晴雨表指数为87.6创下历史新低，上半年ICTSI全球吞吐量同比下降了5%。可以预见，在疫情持续影响下，国际贸易的形势短期内仍不容乐观。当然由于我国率先控制住疫情蔓延并推进复产复工，防疫物资出口激增使得今年的外贸形势并没有太差，但伴随海外供给能力的增强明年防疫物资出口有望明显回落。 若疫情在今年冬季卷土重来，各国为防范疫情由此导致的社交隔离和经济活动停滞将可能使得本已脆弱的全球经济雪上加霜。虽然我国凭借有力的防控措施，从短期的冲击中逐渐恢复过来，比如作为经济先行指标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从今年三月份开始已经连续八个月位于荣枯线上方。但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经济已经深度融入世界，外部环境的不确定也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国内经济修复。这主要表现在三点：一是外部需求对我国出口有很大的影响;二是外部生产活动对我国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的影响;三是我国制造业产业面临回流欧美日等国的风险。比如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6月4日纽约经济俱乐部举办的线上活动中就表示，疫情显示了为何美国需要有产业政策来确保美国在国内制造所需要的物资，包括医疗设备和保护性设备，疫情将改变美国与中国、印度的贸易关系。可以说特朗普政府心心念念要做的就是吸引产业回流，而疫情很可能会加速这一点。基于此，我国需要化被动为主动，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深挖内需潜力，提高供给水平，不仅可以适度缓解对外需的依赖，还将使得国外企业更加重视我国的供应链网络以及我们超大规模的内需市场。 （二）全球债务风险不容忽视 根据国际金融协会（IIF）发布的数据，截至2019年末，全球债务规模已达到255万亿美元，是世界年经济总产值的322%，比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增加了87万亿美元，可见潜藏风险已然较大。考虑到今年各国政府为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大都采取了刺激经济的措施，全球债务总量势必明显激增。与债务规模攀升相反，根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预测，全球经济总量今年将萎缩4.9%。可以预见今年全球债务率势必创出历史新高。展望未来，新冠肺炎疫情是否会引发全球经济大衰退也是令人担忧的，尤其是美联储为代表的央行实行的无限量QE政策，有可能会把经济拖入滞涨泥潭。 另外非常值得警惕的是，新兴经济体的债务违约风险正在逐渐加大。首先，未来两三年是新兴市场美元到期债务偿还高峰期。其次，新兴经济体大多高度依赖出口赚取美元外汇，一旦外贸出现持续萎缩，债务违约的可能性将进一步上升。最后，相较发达国家而言，它们主权信用评级往往较低，很容易形成融资困难-评级下调-融资困难的恶性循环。再考虑到新兴经济体的医疗卫生条件相对落后，疫情更难防控，可以想象，如若部分脆弱的经济体率先爆发债务危机，在经济全球化和跨境资本自由流动的背景下，对我国造成外部冲击也是难以避免的。显然，增强风险意识，保持底线思维，这是当前阶段我们进行长期战略谋划要坚持的基本原则。 （三）国际政治领域风险激增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单边主义、民粹主义甚嚣尘上。2016年美国大选获胜的特朗普总统就是一个典型的右翼民粹主义代表，其反外来移民、反多边贸易协定并且四处退群的政策，与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全球化正好背道而驰。除了美国，受经济增长乏力和难民危机影响的欧盟也被民粹主义浸染。意大利、奥地利、匈牙利、波兰等国均已是右翼政党执政，英国成立六个星期的“脱欧党”在2019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竟拿下本国大概三分之一的席位，法国的“黄马甲运动”更是世界皆知。 进入2020年，新冠肺炎毫无疑问已经成为全球大流行病，这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西方民粹主义的崛起。很多国家抗疫不力就试图转移国内矛盾，比如特朗普就把COVID-19病毒称之为“中国病毒”，印度也在我国西南边境蠢蠢欲动。需要防范的是，疫情如果愈演愈烈不排除一些国家会采取以邻为壑的态度，把公共卫生危机引向国际政治危机。就中美关系而言，两国很难再回到过去，这已经成为基本共识。近期中美除了贸易之外，在科技、教育、外交、文化交流等领域的冲突也频频升级，甚至有美方经济学家抛出“中美脱钩”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当地时间8月5日宣布了美国建立“干净网络”的五大措施。 事实上，无论是应对中美冲突还是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我们都需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这就需要坚定不移扩大内需，降低对外依存度。尤其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讲，保持经济稳定性和安全性，实现长远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二、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的内在逻辑 如果说，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外部风险激增是我们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的催化剂的话，那么内部条件才是最根本的因素，也即事物的内部矛盾决定着事物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换言之，新冠疫情的肆虐、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以及国际局势的紧张起到了倒逼发展战略调整的作用，但更重要的是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了一定阶段亟须转型升级的内在需要以及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一）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实行进出口平衡战略的必然选择 学界公认，“投资、出口、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其中，出口属于外需，投资和消费属于内需。但如果再深想一层就会发现，出口的同时也会进口，如果一个国家只出口不进口或出口远大于进口就相当于拿本国的资源去换对方的钞票，这样做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如果在进出口基本平衡的情况下，真正拉动经济增长的也只有内需了。在改革开放初期国内缺少资本积累，实行出口导向战略，利用出口信贷、出口退税等鼓励出口的方式赚取外汇是非常正确的选择。但经过四十多年发展，有了一定家底之后，我们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提升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就需要更加积极地扩大进口。尤其在全球经济下行背景下，适度扩大进口还有利于缓和我国与其他国家贸易摩擦和紧张的状况。事实上，中国经济作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经济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经济发展也离不开中国。中国主动扩大进口的行为，是我们积极承担大国责任、稳定世界经济发展、彰显大国担当的表现。 这里值得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当前阶段扩内需到底是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扩投资还是扩消费上呢？在2008年面对外部剧烈冲击时，我们选择了把主要精力放在扩投资上，即“四万亿”的刺激計划——基建项目大幅增加、货币投放量和信贷规模急剧增大。依靠投资拉动虽在短期内撑住了经济，但也留下了货币超发、债务累积、产能过剩、结构失调、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等一系列的后遗症。归根结底，投资虽在短期内能产生效益，带动GDP增长，但投资只能拉动中间需求。如果消费不能跟上，那么投资形成的新的产能又怎么样消化呢？换言之，在投资不能有效拉动最终需求情况下，盲目扩投资很容易导致债务规模攀升以及资源配置的扭曲，从长期来讲这并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所以，站在当前的历史方位，培养强劲的国内消费市场，才是重中之重的任务，才是应该努力的主要方向。 （二）化挑战为机遇，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现实需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四十多年改革开放经验证明，加强党的领导才能维护社会大局稳定，才能抵御各种内外部风险。当前，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内外部矛盾复杂严峻，挑战和机遇并存。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恰恰能够发挥我国社会主义的优势，发挥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的优势。比如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党中央做出及时准确决策，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通过各级党委动员了社会各个阶层的力量，及时防控住了疫情的蔓延，保障了人民群众的安全。反观很多西方国家，虽然疫情爆发较晚，却未能及时有效防控，反而愈演愈烈。面向未来，无论外部风云如何变幻，我们最重要的还是做好自己的事，保持战略定力，充分发挥我国的制度优势，建设强大的内需市场，从而降低贸易摩擦的影响。 除此之外，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将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根本保证。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就要统一国内市场，破除地方保护主义，实现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有效配置。也就是说，改革进入深水区，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有助于破除利益藩篱，蹄疾步稳地推进各项改革，把国内经济增长潜力充分释放出来。而且扩大内需尤其是培养强劲的居民消费能力，是长期战略规划，需要打“持久战”，这正是我们党一代接着一代干、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制度优势。 （三）实现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内在要求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增长阶段。根据樊纲等人的测算，我国在上次金融危机前的2007年外贸依存度高达66.2%。[3]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出口的主要都是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产品，比如玩具、服装、鞋帽、电子加工类产品，而进口的主要是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产品，比如芯片、医疗器械、航空发动机、高端数控机床。一边是中低端产品的产能过剩且利润微薄，一边是中高端产品被国外品牌所占据。这种贸易结构非常不利于我国的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 不仅如此，这种粗放的增长模式对外面临着印度、越南等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冲击，对内还面临着资源和环境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压力。因此，调整资源配置结构和经济结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充分发挥我国人力资本作用和新的比较优势，争取把中高端需求的消费留在国内，将成为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换句话说，未来我们的发展路径应该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继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资源优化重组配置，出台措施大力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最终把经济资源用在生产满足我国人民群众需要的中高端产品，从而实现健康、畅通的国民经济内循环，降低对外部需求的依赖。 值得欣慰的是，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我国逐渐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供应链体系，20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世界第一，各种工业门类一应俱全。而且通过教育体制每年培养全世界最多的高等教育人才，通过对外开放吸收借鉴了西方先进的管理经验，这将有力支撑我国由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有力保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持续推进。 （四）释放增长潜力，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客观要求 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也是我国未来保持中高速增长的潜力所在。根据新华社最新报道，“十三五”期间，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已经从2013年的35.93%提高到2019年的44.38%。[4]应该讲，虽然近些年我国城镇化率有了迅速提高，但横向对比发达国家还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国发展起步比较晚，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我国长期实行的户籍制度限制了人口的自由流动。我国城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超过60%）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44.38%）与我国城市化水平远滞后于工业化水平的现象同步出现，不是偶然的。这背后的主要原因就是，大量农民工进了城却没有实现落户，没有融入城市。 众所周知，城镇化过程中由此带来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这也是未来我国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潜力所在。“十四五”规划阶段，我们要继续推进城镇化建设，同时加快户籍制度改革，鼓励农民工市民化。由此产生的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等投资需求和住房、生活耐用品、教育培训等消费需求，将大大提高我国的有效需求，推动经济健康持续发展。从社会层面上讲，也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除城镇化外，我国广袤的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也有巨大的投资、消费潜力，这同样是我们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的优势和底气。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就表示，“中国40%的人住在农村，但是他们在居民消费中的比重只占22%，很显然潜力最大的还是农村居民消费的提高。”[5] 三、建设强大内需市场的主要策略 （一）实行就业优先政策，保住市场主体 收入决定消费，居民没有收入，扩大内需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当前阶段要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有两个方向：其一，全力稳住市场主体，保就业。其二，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相较而言，前者又远重要于后者。保住现有的市场主体，尤其是中小微企业，应该来讲是当前政策的重中之重。一方面是因为它们本来就缺乏关注，另一方面是因为民营企业创造了80%的就业岗位。除了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保就业还可以有四大举措：减税降费、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金融行业让利和改善营商环境。 减税来讲，中央政府还有加杠杆空间，可以适度扩大财政赤字，把经济运行的税收成本给降下来。减税还可以跟税改结合起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我国税改的方向是以直接税为主转向以间接税为主，也就是说推进税改也可以进一步降低我国的企业税。降费来讲，我国社保费率法定标准是45%，这在全世界都是偏高的。许善达院长曾做过测算，如果把我国社保费率降到跟美国差不多水平，整个社保缴费每年可以减少12000亿至13000亿元。[6]15另外要继续推动土地、物流、通信、能源的市场化改革，行政性垄断是造成我国这些基础成本高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主要原因。“十四五”时期要打破一些领域的行政性垄断，这将是我国供给侧改革中降成本至关重要的一步。金融让利来讲，6月17号的国常会上明确提出，金融系统全年向各类企业合理让利1.5万亿，应该说不是小数目，关键能落实到位。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金融部门相对实体经济而言，利润确实太过丰厚，试想实体经济如果持续衰退金融部门的死账坏账也势必大幅增加。最后，改善营商环境也是我们可以继续努力的方向。现在我国面临中低端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中高端产业向欧美国家回流的风险。改善营商环境要有紧迫感，可以推广一些做的好的地区的经验。过去几年简政放权有了初步成效，负面清单不断“瘦身”，彰显了我国改革的决心和勇气，未来应该在落实到位上进一步下功夫，加快构建统一开放、公平规范、竞争有序的市场。 （二）加快完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 人们在为未来的生活保障擔忧的时候，就需要储蓄来预防不测。所以社会保障越健全，储蓄的必要性就越低。社保除了储蓄功能还有再分配功能，即将一部分资源转移到伤残人、老年人和贫困人口等弱势群体上。但我国的社保体系在储蓄功能和再分配功能上都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就社会保障水平而言，比如从社会保障支出占GDP比重来看，我国社会保障水平相较其他国家明显偏低。[6]46就再分配功能而言，也存在突出问题。很多学者就认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在缩小一次分配的功能上很微弱，甚至有些项目还存在“逆向转移”问题，拉大了贫富差距。 未来在“十四五”规划时期，一方面要通过加大公共财政支持力度，吸收借鉴发达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经验，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范围和保障水平，来打消大家对消费的后顾之忧，从而释放人民群众的消费潜力;另一方面要通过深化改革，提高社会保障的公平性、共济性，加大社保和转移支付调节力度，尤其要关注农村地区和底层群体。事实上，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促进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不仅可以扩大农村市场消费需求，也是贯彻“协调”“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至于很多人担忧的社保缺口问题，可以通过继续推动国有资本划转社保来解决。这既能体现我国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性质，还能为我们做优做强做大国有资本提供强硬底气。 （三）以乡村振兴战略为重要抓手 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7]。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也是激发我国内需潜力的必然选择。需求反作用供给，有效需求不足是一国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的重要原因。凯恩斯经济学理论就认为，消费主要取决于可支配收入和边际消费倾向这两个因素。其中贫富差距又是影响边际消费倾向最重要的因素。所以从消费角度来讲，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精准扶贫，持续加大强农惠农支持力度，可以增加农民收入，继而带动居民消费的增长，也有利于培育更大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 从投资角度来讲，乡村也是大有可为的广阔天地。我国农村地区广袤，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相对还比较落后，尤其是生态环境问题比较突出。农村的落后贫穷，拉低了我国的整体发展水平。发展农村和农业，就必然要加大农村和农业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设施投入。换言之，我们通过向农村加大投资的方式，也能扩大一部分内需，消化一部分产能。总之，无论消费需求还是投资需求，农村地区都还有扩大内需的广袤空间。当然除了经济发展，对于增加农民获得感、维护农村社会和谐稳定，也是大有裨益的。韩国的“新村运动”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普遍认为，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的“新村运动”对韩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和谐发挥了重要作用，使韩国彻底摆脱了贫穷落后的状况，成功跨进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 今年我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完成脱贫目标。“十四五”时期我们可以在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的基础上，促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相结合，继续加大资源向农村地区的倾斜力度，比如在卫生、教育、科研等方面给予更多的人才支持和政策支持，在财税方面加大保障力度，加强“三农”投资，提高均等化程度。这既是解决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贯彻“共同富裕”“协调发展”理念的现实之需，更是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的应有之义。此外，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国来讲，国家安全问题至关重要。农业作为基础行业，事关国家大局稳定，只有实现农业繁荣发展、粮食自给自足，面对当今云谲波诡的国际局势才能做到“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四）加大科技领域补短板力度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不仅是经济周期的重要变量，也是重塑世界经济格局和国际话语权的重要变量。历史经验表明，谁能抓住技术革命的先机，谁就能占据先进生产力的主导权。当前世界经济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阶段，新一轮智能化、数字化技术革命正在蓬勃兴起。但不同于前三次工业革命。这次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差距极小，甚至在部分领域领先全球，这将为我国赶超提供历史性机遇。我国完全可能凭借快速的学习能力、先前的技术积累、完整的产业链、强大的国内市场、政策的大力支持等优势来抢占科技制高点，为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形成全新的生产方式提供强大支撑。 加大科技领域投资是我们扩大内需市场的重要途径，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5G、人工智能、量子通信等新兴技术作为经济发展“引擎”，不仅本身有巨大的投资需求，而且由此带来的经济总产出也是难以估量的。比如，未来5年我国5G商用直接带动的经济总产出大概就有10.6万亿元。除了加大“新基建”投资，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实现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同时还要注意补充基础研究短板，重点突破“卡脖子”的技术和产业。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7]补充科技领域短板，只能更多依赖自主创新。中兴事件和新冠肺炎疫情也告诉我们，增强风险意识，加大力度补充短板，实现自主可控是极为重要的。 首先要加大财税政策支持力度。国家可以直接加大科研投入，培养和引进一批战略科技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地方政府可以根据当地情况制定适宜的产业政策和激励措施，比如对新兴产业实行税收优惠和补贴，但应注意避免同质化竞争同时注重长远规划。其次在金融领域，要积极引导调动企业和PE、VC等创投基金的积极性。像芯片、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离不开资本的支持，因此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支持高新技术企业上市融资，发挥好科创板的示范效应。实际上，搞活资本市场，恰恰是鼓励企业创新以及创投基金发展的最好方式。最后要充分利用我国市场优势。我国拥有十四亿人口，这种超大规模性，一个优势是可以进行专业化分工，另一个优势是市场极其庞大。对于企业来讲以国内市场为“根据地”，利用本土营销利润再去补贴研发，加速发展壮大，这应该是我国进行科技创新得天独厚的条件。总之，补充科技领域短板，我们要有充足的信心和底气，这既是我们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的重要途径，也是我们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的一个重要方面。 參考文献： [1]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十九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J].党建，2020（08）：4-5. [2]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J].共产党员（河北），2020（17）：1+4-6. [3]王小鲁，樊纲，刘鹏.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和增长可持续性[J].经济研究，2009，44（01）：4-16. [4]城镇化率44.38%：我国提前完成一亿人口落户目标2020年10月7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0-10/07/c?_?1126580082.htm [5]专家：推进新型城镇化?挖掘增长内需潜力2020年9月29日http：//www.jjckb.cn/2020-09/29/c?_?139406894.htm？from=singlemessage [6]吴敬琏等.中国经济新方位：如何走出增长困境[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 [7]（受权发布）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2020年10月29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0-10/29/c?_?1126674147.htm （宋清元，中共辽宁省委党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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