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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千古佑通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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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钰丛+陈晨

通州是北京的东大门，自古有“一京二卫三通州”之说，在元、明、清三代更是重要的军事、经济、漕运重镇。京杭大运河是通州的母亲河，千百年来，运河养育了通州，也庇佑着通州。

一、京杭大运河的历史概况及作用

京杭大运河，又称大运河，北起北京，南至杭州，流经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和浙江四省二市，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全长1794公里。京杭大运河的开凿在时间上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始凿于春秋末期。在春秋战国和秦汉魏晋南北朝时，开凿的是局部地区运河和全国范围的地区性运河。主要为了运兵运粮，适应政治军事需要。第二阶段在隋朝。隋炀帝用六年的时间凿通了沟通全国的南北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北起涿郡（古代北京的称谓），南至余杭（杭州）。正是这个大运河的开凿，成就了唐代的辉煌。第三阶段在元、明、清时期，大运河完成了南北贯通，促进了南北物资、文化交流和运河沿线城市的发展与繁荣。

大运河的重要历史作用，其一，是沟通了南北不同区域之间的经济交往，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二，是确立了华北地区在隋唐以后、特别是元明清以来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地位。

二、京杭大运河的开凿、疏浚与历史作用

我国古代运河的开凿，最早记录于《左传》。秦哀公九年（公元前528年），吴王夫差从邗城（今江苏省扬州西）向东北经射阳湖到末口（今淮安北）开挖邗沟，沟通江淮，后人称这条水道是我国最早的运河。夫差开凿邗沟主要是为了向北扩张，争霸中原，但客观上对促进南北经济交流也起到一定作用。邗沟后来也成为京杭大运河的组成部分。

秦、汉时期都曾开发、修浚过运河工程，西汉时曾开凿了荥阳漕渠，东汉治理了黄河汴水。漕渠与汴水是隋代隋炀帝开挖的永济渠的前身。

三国末年，曹操统一了北方地区。为了遏制北方少数民族的扩张，平定叛乱势力，他决定亲率大军北伐乌桓。为了保证粮草供应，曹操在幽州（今北京）地区开凿了两条运河，时称“平虏渠”和“泉州渠”。运河在军备物资供应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北伐胜利奠定了基础。南方，吴王孙权也开凿了运河，把今天南京、苏州与绍兴及之间的城市水路进行了连接。为隋炀帝贯通大运河做好了准备。

南北朝时期，民族矛盾和冲突的主要场所转移到长江沿线地区，北方运河的重要作用有所减弱。

隋朝统一后，隋炀帝为了游览江南美景，征调江南的粮米，于公元605年强迫豫、皖诸地民众百万，从东都洛阳至江都扬州开凿了一条水道——通济渠。因高丽挑衅进攻辽东，隋炀帝准备东征高丽。为了保证军备物资的供应，于公元608年至公元611年间，强征河北地区的百姓百余万人，又开凿了一条南达于黄河，北通于涿郡（今北京地区）的运河，时称“永济渠”。永济渠的开凿，使中原地区的大批粮食可以迅速运送到涿郡，加强了边地要塞与中央政府的联系。

隋朝开挖运河，为唐朝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垫定了基础。当时，长城是抵御关外少数民族势力侵扰的一道坚固屏障，而大运河则是驻守边关的将士们的军事生命线。经济方面，大运河的开通在南北发展的两大不平衡地区之间建立了一条强健的经济纽带，加强了双方的经济联系。但是，“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的局面基本形成，政治上的分裂割据，必然影响到经济上的正常交流，大运河的经济纽带作用，再次被削弱。

五代十国时期，塞外少数民族军队对中原地区的侵扰频繁，幽州城遂从军事大本营转变为军事前沿阵地，大运河的安全地位也受到严重威胁。为了确保大运河经济供应线的畅顺，当时驻守在幽州的最高军事统帅节度使赵德钧在幽州地区新开凿了一条长165里的运河，以通漕运”。但是，少数民族政权的扩张，是幽州等个别军事力量所无法阻遏的。

随着后唐大将石敬瑭勾结辽太宗发动叛乱，燕云十六州被割让，遂使幽州变成了辽王朝的南京城（又称燕京城）。这个变化，在北京城市的发展进程中，无疑是一个飞跃，但是在大运河史的发展进程中，却是一种人为的割裂。政权与政治疆域的分裂，导致大运河对华北重鎮燕京城的的运输功能无法实现。在辽国忙着定都燕京城（今北京）之时，后周大将赵匡胤也统一了南方疆土，建立了宋朝，定都汴京（今开封）史称北宋。辽、宋两国打了几十年的仗，公元1005年，双方签订了“澶渊之盟”，宋朝每年向辽国进贡大量的钱帛等物资。大运河又成为运送大批贡物的主要途径。由于有大运河的便利交通，辽国南京城一直是北方地区最大的商业中心。澶渊之盟后，宋辽双方大致保持了百余年的和平。运河在两国的贸易交流、民间交往和各民族之间的融合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之后，女真（满族）不断强大，灭掉辽国，建立了金国，并于公元1126～1127年间，攻入北宋都城汴京，掠走了徽钦二帝，史称靖康之耻。宋朝被迫迁都到杭州变成了南宋。金将燕京定为首都——金中都之后，大兴土木，扩建都城，重建皇宫、苑囿，在这一系列的浩大工程中，各地的建筑材料，从运河源源不绝地运送到中都城，大运河再次发挥了重要的物资供应线和经济纽带作用。可以说，没有大运河就没有金中都。而金中都城的出现，在整个北方地区形成了一个新的政治中心。这个政治中心的巨大影响，远远超过了辽代的南京（即燕京）城。在这一时期的南北对峙局面中，南宋王朝以临安（今浙江杭州）为其都城，正好是大运河的最南端；而金则以中都（今北京）为其政治中心，又正好是大运河的最北端。一条贯穿大江南北的大运河，恰恰成为联系两个政治中心的纽带。而这两个大都会，也是南方与北方的文化中心和经济中心。金在营建金中都城之后，为了进一步向南扩张，又大兴土木，对原北宋王朝的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进行重修扩建，改称南京。之后，从金中都南迁到汴京。于是，大运河又成为联系金中都和金南京（即汴京）的一条重要纽带。

金末年，蒙古族迅速崛起，元太祖铁木真（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之后，不断向南扩张。元世祖忽必烈统一南北建立了元朝，选定燕京（北京）为都城。大兴土木、营建新都城的过程历时十余年，其后的补建、增建工程，又延续了几十年，而大运河则承担着建筑材料、漕粮和商品等物资的重要运输任务。

元王朝在统一南北之前所利用的大运河，主要是隋代开凿的永济渠这一段。统一之后，永济渠的运输功能远远不能满足需求。元政府开始对旧运河进行大规模改造。临清以北，直到通州的隋唐旧运河仍然可以使用。临清以南，因与江南地区的联系比较困难，须另辟新河道。新开凿的运河称之为“会通河”，主干仍在山东境内，是利用汶河水系，自须城安山之西南起，向西北直达隋唐旧运河的临清段。这段新开凿的运河长250余里，沿途建闸31座，用以调整水位高低。会通河的成功开凿，使得京杭大运河的主干基本形成。同时，元政府又恢复了自隋唐已有的海运航道。从平江刘家港入海，沿海岸线北上，直达直沽的海津镇，再从直沽沿河道进抵通州。这条海运航道，与大运河的漕运相辅并行，成为全国政治中心大都城的两大经济命脉。这两大经济命脉的交汇点，就是通州。

大运河的调整与海运的开通，解决了一个重要的运输问题，却又带来了新的问题，即大量的物资堆积在通州，无法及时运抵大都城。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元二十九年（1234），在著名水利专家郭守敬的主持下，京城的运河开凿工程正式动工。这条新开凿的运河，上自京城西北面的昌平白浮村，经过迂回线路，穿过都城，东至通州，全长160余里。元世祖赐其名为“通惠河”。通惠河的开凿，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通州各种物资堆积的压力。而且，从江南各地北上的船只，可以一直驶入京城的海子（今积水潭），使得大运河真正完成了南北贯通，有力地推动了都市经济的繁荣和城市交流的发展。

明代，北京城内的河道有所改变，特别是上游的水源，昌平的白浮泉断流，水源枯竭，通惠河日益湮塞，从通州到京师主要靠陆运，费用较大。成化六年（1470），漕运总兵都督杨茂上疏请求疏浚运河，但是经户部和工部实地勘察之后，认为须改引水源，再通运河。此次疏浚未能成功。成化十二年（1476），平江伯再次提议疏浚运河，此次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完成疏浚，但是由于水源问题，效果并不理想，两年后再次停运。正德年间，又有两次疏浚也未成功。嘉靖六年（1527）巡仓御史吴仲，又请重新疏浚运河，经户部勘查，建议通惠河不自张家湾而别，改由通州城北入白河，再入京城。改道后，通州与京城再次以运河连接。

清代，运河最兴盛的时期在康熙、乾隆两个皇帝当政的时候，也就是康乾盛世。康熙二十七年（1687）、三十五年（1695）两次疏通运河，加筑堤岸，建水坝，使得航运能力大大加强。康熙皇帝巡視通惠河时，曾赋诗感叹“潞河三月桃花水，正是乘舟荐鲔时”。乾隆年间，大运河更是繁忙，河面上的船只如过江之鲤，多不胜数。乾隆皇帝也亲到运河视察，并坐船下江南，赋诗赞扬通州美景“树梢看塔影、烟外过通州，沙岭延东亘，潞河自北流，浮桥连巨鷁（鹢），野岸起闲鸥……”

随着陆路、铁路的发展，大运河在北方的作用也逐渐衰落。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京津铁路竣工后，海运漕粮直接从铁路运至京城，随着道路交通的发展，汽车、火车、飞机的出现，也使得大运河南北交通大动脉的作用最终被废止。民国以后，北京地区运河的经济交通运输作用几乎全部丧失，只是用于水利和防汛了。

三、大运河与古通州的建立

没有运河，也就没有通州城。秦朝大统后，在天下并行郡县之制，燕京地区遂设置了渔阳郡，历史上辖区也不断变化，曾包括今北京、河北、天津三省市的部分地区。汉朝沿用秦朝制度，那里仍是渔阳郡，只是在今通州之地，又设有路县，盖因有潞水（白河、北运河）流经此地而得名。到了东汉时期，始将路县改为潞县。

由于潞县已经是水路运输的必经之地，到北齐时期，这里的城镇发展已经初具规模，破升为潞郡。这时的通州城已经有一定的规模了。

唐朝建立之前，虎贲郎将罗艺驻守蓟城。屯兵20万，给养都是依赖运河转运的。据通州民间传说，罗艺的府邸就在今通州城中心的位置。唐初年，改郡为州，这里又设置有元州，下辖有潞县、临沟、渔阳、无终四县。唐太宗贞观元年，又废去元州及临沟、无终二县，而将潞县和渔阳县划归幽州管辖。这时，大运河已经成为中原地区联系华北军事重镇幽州城的重要经济纽带。驻守在这里的军队的军事装备和粮草物资供应，主要是通过大运河来完成的。潞县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到了五代时期，为了确保大运河经济供应线的重要作用，驻守在幽州的最高军事统帅节度使赵德钧采取了很多重要措施。其中一项是在幽州东面运河之畔的潞县修筑了一座坚固的城镇，这是通州城做为城镇的最早记录，在这里驻有军队，以保卫大运河的运输功能正常行使。

在辽、北宋时期，由于大运河的便利交通条件，辽南京一直是北方地区最大的商业中心。这时，通州的门户作用也更加突出，地位也更加重要。

在金、南宋时期，金海陵王定鼎中都城（今北京）之后，于天德三年将原来黎阳（今河南）的通州改为濬州，而将京城东面的潞县升为刺史州，并命名通州，“取通漕天下”之意，辖潞县、三河两县。通州位于金中都的咽喉，面临潞水，既可训练水师，又可依托运河运输粮草、木材、商品等。为了存储漕粮，金国还在通州建立了太仓、丰备仓、通积仓三座粮仓，城市人口数千人。

元统一后，当时的元大都（北京），不只是政治中心，也是经济中心。作为大运河北端码头的通州成了皇家漕粮入京的总站。北自乌兰巴托的骆驼帮、南自杭州来的舟船运输的各种物资，都要在这里集散。元代通州城的繁华与热闹较之辽、金有了一个较大的飞跃，城市规模也不断扩大，城市人口有2万多人。元代，在通州建有富有仓、乐岁仓、乃积仓、延丰仓等13座粮仓。

明初年，大将徐达命孙兴祖督战重新扩建修筑通州城，据相关文字记载：“以石为基，砖甃其外，中实以土，周围九里十三步，连垛高三丈五尺。全城设四门：东门名‘通运、西门名‘朝天、北门名‘凝翠、南门名‘迎薰，各门皆有瓮城。”这就是所谓的旧城。明代，通州建有大运西仓、大运中仓、大运东仓、大运南仓四座粮仓。明正统年间，蒙古瓦剌部的势力逐渐强盛，屡犯塞北，许多城邑被其所陷，京城为之震惊。通州乃漕储重地，特别是西、南二仓，当时还都在城外，不便守护。总督粮储太监李德奏请扩建新城，以保卫仓廪。经朝廷诏准，靠旧城西南扩展周围七里有奇的新城。开新城西门，题名“五尺瞻天”，后改为“神京左铺”。辟新城南门，题名“望帆云表”，后改名“灌输”。这就是所谓的新城。新城竣工后，括西、南二仓于城内。

清代对通州城进行了多次维修，乾隆三十年（1765），重修通州城，同时拆除了包括旧城西门（朝天）在内的，新、旧二城共用的一段城墙182丈，使新、旧二城合二为一，全城周围2707丈5尺。至此，通州城池即成定型。

从清朝末年到新中国成立前，天灾兵燹的洗劫，通州城垣凋敝不堪。新中国成立后濒临倾圮的残城，于1952年拆除。通州城的城墙、城门已经成为历史，但是一座突出生态水脉、历史文脉、经济动脉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新通州将以崭新的面貌再一次矗立于古运河畔。

作者单位：北京市通州区档案局（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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