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 关于档案信息内容的真实性 |
范文 | 黄世詰 由于不能局限于档案界视野之内探讨档案信息内容的真实性,所以有必要跳出档案管理领域看问题。 广义地看,档案内容的真实,是指档案记载的内容与该内容所针对的社會活动的客观实际相吻合。对档案信息内容的真实性鉴定,首先强调对内容的“真伪鉴定”,其次是内容的“准确性鉴定”和“完整性鉴定”。而档案的“原始性”,则是通过档案形成过程的真实来保证,这虽不属于档案信息内容的真实性范畴,但却是各种信息记录成为档案的必要性条件,即“只要是人们在社会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就是档案……不论其内容如何脱离实际,如何歪曲历史,它依然是档案”。而一般说来、这里所谓的“档案”,更多地指历史档案。 因此,要鉴定档案的真实性,首先在于鉴定其原始性,即从形成过程上进行“真伪档案”的鉴定。在此基础上,再对具备“原始性”的档案进行内容的“真伪鉴定”。 从现存的历史档案来看,占相当数量的是由统治阶级所形成的历史档案,它们或是由于客观局限而使内容脱离实际,或是由于政治需要而有意歪曲历史事实,都存在着一些“内容失真”的档案。而对这些档案的信息内容进行真实性鉴定,应该不是仅凭档案工作者就能胜任的。退一步说,那些所谓的“虚假档案”,不管是指不具备“原始性”的信息记录,还是指一些“内容失真”的档案,都不是仅凭档案工作者就能进行鉴定的。 比如说,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所形成的各种“检查”、“交代”的草稿或卷宗,这些书面检讨几乎是在同样机制下产出的,几乎是千篇一律:“实情与伪证杂糅,真心与违心交用,甚至捕风捉影,无中生有,迫于利害的考虑,检讨就是程度不同的妥协”。这些为了尽早过关保全性命而颇费心机的伎俩,既很难被只会简单地去进行所谓的“内容真伪鉴定”的后人所理解,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减了这些历史档案的凭证价值。 但有幸的是,从那些在特殊年代语境中保留下来的特殊文字里,我们仍然能从中听到了像李慎之那样的少数思想者的真声音。在这些作为被批判者、被整肃者而写的材料中,保存了他们对自己原始思想状态的清醒描述。若设身处地地去体察,会发现他们所做的这些陈述,不像是仅仅为了迎合权力者的指供诱供,以求“过关”而已。一方面确是一切如实地提供组织审查,情愿接受这“审查”的后果:另一方面则不排除更深远的用心,就是“立此存照”,留待历史的公论。这些审查材料,正如曾被质疑“内容真实性”的李秀成被俘后的自述,瞿秋白牺牲前的《多余的话》那样,材料作者心目中的真正读者并不是那些审查、逼供之人,他们希望自己的真实思想有朝一日能得到人们的了解和理解。所以,这些“弦外之音”才是真声音,这些历史记录,才是具备真正的历史价值的档案材料。 而历史档案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具备真正的历史价值,则需要从档案内容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两个方面人手。 档案内容准确性的重要程度是勿庸置疑的,同时又是比较难以把握的。或者说,为了便于理解档案内容的准确性,我们强调其含义是,历史档案所记载的内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应与该内容所针对的社会活动的客观实际相吻合。 但目前尚存的各种历史文献,当初绝大部分是为统治阶级服务,“其功效,旨在歌功颂德,致力于历史的美化与教化”,很少能“注重历史的真实性,直接描绘重大时事,追求人物与场景的准确详实,不避暴力、死亡、血腥、失败等细节,使之可信,进而产生历史感”。因而在内容的准确性方面大打折扣。 从另一角度看,在某种程度上,准确性又可以通过完整性体现出来。或者说,向社会公众公开的档案信息只有是全面而完整的,才是真实而准确的。 由于在传统社会中、档案的构成以官方档案、政治档案为主,一般是不包括民间和社会领域所形成的档案在内。所以,这种档案观是无法包容人类历史和社会的丰富性,也无法体现档案内容的完整性,从而削弱了其准确性,也必然表现出社会记忆缺失的缺陷。 任何一个国家关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社会记忆,如果仅仅侧重于宣扬主流观点,而没有很好地记录社会底层、边缘状态下的社会结构、思想潮流变迁历程,则如一具失去了血肉的干枯的骨骼,失去的正是鲜活而真实的“准确性”灵魂。 所以,如果在社会转型的过程当中,原本就是归全体公民共享的各种公共信息,能清晰明了地反映政府公共管理活动的真相,能让纳税人便捷地获得相关信息,并易于理解这些信息:如果公众能够通过各种媒体、传播渠道,随时、及时、适时而全面地获知反映真实状况的信息,这个社会就能够使国家、民族乃至个人处于恒常的主动状态,具有“自由地选择和行动的权力”,而老百姓的自由记忆、民间记忆,以及多元化的文化、思想资源就能形成,最终构成社会记忆当中最具备完整性和准确性的那一部分记录——档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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