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关于两宋时期地方档案保管机构敕书楼的研究 |
| 范文 | 高雪华 王云庆 摘? 要：敕书楼作为宋太祖建隆年间到太宗淳化年间在地方上专门设立的档案保管机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承担着管理和保存重要文书档案的功能，为后期架阁库的建立及顺利推行奠定了基础。从敕书楼向架阁库的转变，是古代档案保管机构走向专职化、独立化的标志。对于敕书楼的研究可以填补学界关于北宋前期地方档案管理机构探研的空白，按照时间顺序客观理清宋王朝地方档案管理机构创建和发展的脉络，更好地解读两宋时期档案工作发展的时代特征，亦可见档案工作在政府意志引导下被塑造的历史图景。 关键词：敕书楼;架阁库;宋代;文书档案;档案保管机构 Abstract： As a special archives storage institution established between Song Taizu's Jianlong period and Taizong Chunhua period， Chishulou assumed the function of managing and preserving the files of harmful documents for a long time. And the smooth implementation laid the foundation. The change from the Chishulou to the shelf library is a sign that the ancient archives storage institution has become full-time and independent. The study of Chishulou can fill the gaps in the academic field about the study of local archives management institutions in the early Northern Song Dynasty， objectively sort out the context of the cre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local archives management institutions in the Song dynasty according to the chronological order， and better interpret the era of the development of archival work in the Song dynasty The characteristics also show the historical picture of archival work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government. Keywords： Chishulou; Shelf library; Song dynasty; Document archives; Archives keeping institutions 在宋代，由于封建政治統治和中央集权政策发展到了新的高峰，出现了中国古代历史上著名的公文世界，从中央到地方设置的档案保管机构也呈现出了与前代截然不同的特点。为了维持国家各项事务的运转，各部门官员只能通过大量的公文传达政令，宋代的政治运行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公文的有效运转而实现的。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宋代从中央到地方文书档案的数量较之前朝更是成倍数增加。 为了有效地利用和管理这些重要的文书档案，两宋政府构建了完备的组织机构用于保管在国家政务活动中形成的档案。在中央，宋代设置了集中保管中央部门档案文书的金耀门文书库、六部架阁库和三省枢密院架阁库、十一座皇帝档案库，以及各机构下设架阁库。除此之外，宋代还在各地区政府机关创立了专门的档案管理机构。目前学界普遍认定，架阁库是两宋时期地方政府管理文书档案的专职机构，具有保管和利用文书档案的基本职责。由于出土文书不足和相关文献稀缺，当前学界对宋代地方档案管理机构的探讨，也主要集中在架阁库方面。 据王金玉先生考证，宋代地方政府最早建立架阁库的时间应为宋太宗至道元年（995年）。因而在太祖建国至太宗至道元年期间（960年—995年），宋代的地方档案管理机构研究出现了空白。在各地区行政单位普遍设立专职化的档案保管库房是宋代一项全国性的政府机构变革，基于研究的完善性来考虑，研究宋代地方档案保管机构应考述架阁库出现之前宋代地方档案保管机构的发展演变轨迹。因为架阁库的设置和顺利推行都应是以一定的发展基础来建构的，不了解架阁库出现之前的宋代地方档案保管机构的设置，就不能真正了解宋代的档案保管机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了解这35年间宋代地方政府是否存在专门用于保管文书档案的职能部门或者相关单位。据姜家松先生提出，在架阁库建立之前，宋代的地方政府主要依靠敕书楼来保管重要的文书档案。但限于材料的有限性，文章仅对太祖太宗时期有关敕书楼的两条诏令进行了阐释，对于敕书楼的性质、职能、地理位置、存续情况等却少有说明。笔者通过深入挖掘现有文献，梳理史料中的相关记载，试图探究宋代敕书楼的性质职能和基本情况。展现出宋代地方档案管理机制如何从敕书楼单线运行到架阁库设立后的一百多年间，敕书楼和架阁库双线并行的动态发展，以及为何敕书楼能在两宋时期兴盛一时，却又在宋代之后突然泯灭的内在原因。 1 敕书楼的性质和基本职能 敕书楼的性质，是指敕书楼区别于宋代地方官府所设置的其他机构部门的内在规定性。就其本质来说，敕书楼是地方机构用来保管和存储皇帝以及中央政府所颁发的制敕文书的场所。现存的许多史料记载都曾对敕书楼的性质和职能做出过清晰的定义：“敕书楼，宋县令叶莳建，以藏敕书。”[1]“赵伯虚始新县门建敕书楼于上，以奉诏敕。”[2]由此可见，宋代的地方机构会将中央下达的诏敕文书专门保存在敕书楼中，以此表达对皇权的尊崇，也便于集中保管和利用。宋代正史中有关敕书楼的记载虽极为稀缺，但也有具体的文字可考，在《宋会要辑稿》中记录过宋太宗淳化三年（992年）改革敕书楼管理制度的一条诏令。这条诏令不但证明了敕书楼在宋代专门用于存储敕书诏令的性质，明确规定了敕书楼的归档范围，还展现了太宗整改地方档案保管机构管理制度的相关史实。其中关于为接收文书建立登记簿的档案登记制度，以及在印纸批书内记录地方敕书楼的文书档案管理情况，并将其作为地方官考核的重要项目等规定，成为宋代文书档案管理制度发展的标志性活动，并在后期为架阁库所承袭。从上述关于建立以及改革敕书楼管理制度的相关史实来看，敕书楼在宋代已基本具备机关档案室的性质，是各级地方政府管理重要文书的职能机构。 在北宋，敕成为以皇帝名义发布的命令泛称。[3]而从中央下发至地方的敕书主要有两大类，其一为敕榜，适用于皇帝推恩，允许臣民举办大型宴饮活动、或戒励百官、或晓谕军民时下发的文书形式。在《救荒策会》《芳洲诗集》《皇明从信録》《昭代芳摹》《妙贯堂余谭》等书中都曾记载了因皇帝下发敕书褒奖赈灾义民，特建敕书楼藏之的故事：“遣使赍敕旌吉安府义民周怡等，复其家以其各出粟二千石佐官以备赈飢民也，怡等诣阙谢，各置敕书楼以彰恩宠。”[4]除了具备保存晓谕军民的敕书职能外，宋代的方志杂记里也多次记载了敕书楼具有保存中央下达的王侯将相封赏文书的职能。据《（弘治）八闽通志》中记载：“敕书楼，在府城西大干庙内，奉藏宋累代封福善王诰敕。”[5]可以看到邵武府专门建立了敕书楼，用来保存宋朝历代封福善王的诰敕文书;还有一类敕书为“编敕”。 在宋朝，由于敕书的适用范围较广，相较于其他类型的文种具有一定的灵活性，通常被用于处理各项事务和弥补律法条例。随着时间的推移，历代皇帝所积累下来的敕令律法不但繁冗复杂，且常常有相互抵触之处，因此需要对敕书进行编纂以使其符合宋代刑狱的现实情况，而敕书楼的建立则与宋代的编敕活动息息相关。据《玉海卷》诏令卷记载，太宗太平兴国三年六月，曾诏有司将建国以来形成的各类律法条敕编敕成书后，将敕书下发于地方各州县敕书楼中保管。除《宋会要辑稿》中提到敕书楼藏有“厘革刑名，申明制度”[6]之类的制敕文书外，在《新雕皇朝类苑》一书中也辅证了敕书楼曾保存过唐王朝格律敕诏等相关文书的职能。宋代地方政府建立的敕书楼也应该是将上述两大类敕书作为主要的保存对象。 2 敕书楼作为皇权宣化场所的特殊职能 通过对史料的整理和分析可以看出，敕书楼具有地方机关档案室的基本性质，将保管本地区形成和接收的重要文书档案作为其内在职能。但与宋朝后期建立的专职性档案保管机构相比，在性质和职能上又有所不同，敕书楼相较于架阁库具有更强烈的政治依赖性，是维护皇帝权威的标志性建筑。《藝林汇考》曾评价宋时建立敕书楼的行为是：“此尊重王言真良法也。”[7]而从地方官府选择建立敕书楼的地理位置上也可以看出，敕书楼作为皇权宣化的标志性意义在一定程度上甚至要大于其保存文书的职能。据笔者统计，敕书楼的地理位置在各类史书笔记记载中大致有以下几种（表略）。 谯楼和县门又称衙署门，是地方官府的出令之所，用于发布朝廷诏敕及一州一县带有全局性的政令。无论是将敕书楼建立在大门上、子城上、门牌下，都表现出敕书楼所带有的特殊政治文化涵义，因而能围绕着这些具有权力象征的衙署仪门而设。宋代的地方机构在衙署门前还常常建有手诏亭，将朝廷下发的指挥内容公布于亭内的粉壁之上，使民众知晓，敕书诏令则放置于敕书楼内保存。敕书楼之所以能在史料中多次与手诏亭并列记载，也可以看出其职能的连接与贯通。 宋代的敕书楼还往往兼有谯楼的职能。谯楼与钟楼、鼓楼有联系但也有区别。建立谯楼最初是为了维护城防，常见于城墙等高台之上，起到更鼓报时、瞭望防卫的作用。后来又兼并了钟楼和鼓楼更鼓制度的运作。因此宋代的谯楼又混称为鼓角楼、漏阁等。在《全宋文》中，曾直接将敕书楼等同于鼓角楼，也就是谯楼。“自秦、汉间郡有谯门，今邑治亦皆有之，或呼为敕书楼，上置鼓以警夜漏。”[8]可见宋代的谯楼有时也会兼有敕书楼的职能。 即使地方政府另建敕书楼，也常常会建立在樵楼的附近，如《（弘治）八闽通志》中介绍廨舍时曾记载：“敕书楼将归楼退食閤南昌閤 在鼓楼门之右。”[9]谯楼是宋代城市布局中的关键性建筑，宋人将其并提，甚至合为一体，足可见敕书楼区域位置的优越性。 唐庚为北宋后期著名文学家，在其编著的《唐先生文集》中曾记载过这样一个小故事：“新修敕书楼记 始余未至阆中，闻其为剧邑也，意其官府制度诸有体，称古子男之邦。既至入门，见其所谓敕书楼庳屋数楹，椽腐瓦踈。将过其下者则必却盖俛首鞭马，疾駈凛然，惟恐其欲压。顾而疑之，以为县治于此不知几何年。今之从者亦不可胜数，楼在厅事之前，非思虑之所不及，然皆更相因仍无改。”[10]因见敕书楼破旧而深感一县之不治，一方面可以体现出敕书楼建立的地理位置靠近县衙，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在当时敕书楼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县治治理的基本风貌。 宋代的文书档案是统治者用于维系政治权力秩序的工具。强烈的政治依赖性决定了档案保管机构藏档于密室，用档于密室，不对平民开放的封闭性特征。无论是皇帝档案库还是金耀门文书库，抑或是地方各级部门设置的架阁库，大都深藏于皇宫内廷、官府衙门之中。而敕书楼却建立在县府的标志性建筑附近，甚至是民众可以窥探外观之所，这也是敕书楼有别于专职性档案保管机构架阁库建设，以保密性为重要原则的不同之处。 在有关架阁库的记载中不难发现，架阁库房的破旧、架阁文书的混乱、文档利用的不便，基本是由管辖官员发现和申报，从而采取一系列的整改管理措施。例如绍兴十五年（1145年）六部架阁官因现有的六部架阁库狭小破旧，所存文字充溢栋宇，无法维持，联合请示获准进行了增修库房的工作。千文架阁法的出现，也是因为江西转运使周湛在稽考账籍，对州县架阁库工作差官“季点”时发现架阁库所存档案放置混乱，提出的架阁库文书管理办法，这些例子都从侧面证明了架阁库设置的保密性。而敕书楼作为楼阁式建筑，多建于城市的中心地带，衙署仪门之旁，本身就比隐于官府内院的架阁库更易引人注目。加之敕书楼具有尊重王言、维护权威、对县内民众起震慑之效的职能，相较于后期建立的专职性档案保管机构架阁库，明显带有宣化皇权的色彩。 因此，敕书楼虽是宋代地方政府保管重要文书的场所，但不能完全将其视为单纯的专职性档案保管机构，更像是架阁库与谯楼性质的结合。 3 敕书楼的建立与消亡 《咸淳临安志》一文中记载了唐宣宗大中六年（852年）建立敕书楼的史实，这是现存史料中明确记载敕书楼最早建造时间的文献记录。而高昌国作为唐代的附属国，也建有敕书楼用以保存重要的敕书诏令，《新雕皇朝类苑》卷第七十八高昌国一条也记载了敕书楼在唐代已经出现，并具有保管敕书的基本职能。但直至宋代敕书楼才得以普遍推广，成为全国各个地区保存重要文书档案的部门。北宋建国初期，宋太祖便下令在地方上广泛建立敕书楼，用以保存中央下发至地方的重要敕令：“敕书楼，太祖朝令天下置敕书楼（并见杨文公谈苑）。”[11]这条记录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一书中也得到印证，宋太祖建隆三年“辛亥，畋近郊。十一月丁巳，令诸州属县各置敕书库。用宗正卿河间赵矩之议也。（矩，初见天福十二年）”[12]。从此“敕书楼州县皆有之”。显而易见，自宋太祖时起，专门的档案管理机构便开始在地方行政区划内普及。虽然此时的敕书楼明显带有宣化皇权的功效，但也具备了保存地方官府文书档案的职能，为后期架阁库的建立和顺利推行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1]（清）潘锡恩，穆彰阿.大清一统志：五百六十卷：卷四百三十一[M].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4：8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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