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半城半乡”与农民的就近城镇化模式 |
| 范文 | 黄鹏进 摘要：近年来，中国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这一波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一个重要现象在于，大量农民在自己所在的县乡购房并逐步开始城镇化生活，呈现出一种就近城镇化的独特模式。这种就近城镇化具有“非精英群体进城”“家庭代际支持”“生产生活空间分离”“生活面向分殊”“户籍制度影响小”“城市融入成本低”等诸多特征。相对于较为传统的农民外出务工而导致的“半城市化”而言，就近城镇化是一种“半城半乡”的城镇化模式，农民可以同时利用城市与农村两种资源，通过人员、物资等要素在城乡之间两栖流动，实现进城成本的最小化。就此角度而言，就近城镇化是一种更为廉价、风险更小的城镇化，这是当前中国城镇化得以快速推进的重要原因。同时，这种城镇化也更加契合国家推进城镇化进程的多重目标，政府和学界应更加重视这种具有中国独特经验的城镇化模式。 关键词：就近城镇化;半城半乡;半城市化;类型;特征 中图分类号：C91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9092（2019）05-0105-009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中国城镇化进程出现了加速发展的态势。据国家统计局披露，2016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比重为57.35%，与2012年相比，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4.78个百分点，年均提高1.2个百分点①。与此同时，从城镇化的城市类型分布来看，有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国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主要得益于三、四线城市的推动，三、四线城市新增人口数是一线城市的6倍左右②;来自住建部的数据也表明，当前农民是城市购房的主力，2016年部分城市农民工和农民买房占整个买房量的50%，一些县城达到70%③。这些数据综合表明，当前中国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背后，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大量农民在自己居住地的周边城镇购房，并逐步开始城镇化生活。 这一趋势也得到了田野经验的验证。近年来笔者在许多农村开展调研时发现的一个共同现象就是，农村中许多农民已经在周边城镇买房，并逐步进入城市生活。如笔者调查的江苏溧水W村、湖北大冶F村、河南社旗M村，据村干部粗略统计，农户在城镇购有住房的比例分别在70%、50%、30%左右此处数据来源于当地村干部的估算，因为在农村农民对于“户”的理解其实非常模糊，具有较强的伸缩性，因此通过访谈很难严格统计出这一购房的数据比例。如有些地方一户家庭大儿子成家后，在户口本上已经单独立户了，但是很多农民通常仍将其与父母合算做1户;有些地方，如两兄弟均已成家，但农民有时会将其视为2户，有时会将其视为1户，这既取决于不同受访者的理解，也取决于不同的语境下的理解。。在许多村庄，买房进城已成为农民日常闲聊的重要话题，村民对于“谁家今年又在外面买房了”“谁家还没有在外面买房”“谁家正在打算买房”等问题都非常清楚。对于农民而言，进城买房不仅事关生活质量的改善，更涉及家庭代际关系、农村面子竞争等社会性议题，对于农民的日常生活逻辑有着重要影响。 农民在居住地的周边城镇买房，并逐步开始城镇化生活，可以称之为农民的“就近城镇化”。来自田野的经验表明，农民的这种城镇化并不同于经典城市（镇）化理论所描述的，它不是一种农民进城后逐渐抛弃旧有生活方式、价值理念，同时习得城市新的生活方式与价值理念的过程。在这种城镇化过程中，地理空间上的“就近”，使得许多在城市生活的农民并未割裂与农村之间的有机联系，他们会经常性地往返于城市与乡村之间。同样，这样一种城镇化也明显不同于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就地城镇化”，并不是一种基于内生工业化（或商业化）而发生的农村居住空间社会结构性质的嬗变。相反，这样一种城镇化仍旧使当地保留有较为明显的城乡二元结构特点。这实际表明，当前中国农村这样一种大规模发生的城镇化，并不是一种学界早已关注过的城镇化类型，而是一种新近才出现的新现象。如何深入认识这样一种城镇化现象，构成了本文的主要研究目的。 本文主要以2017年底课题组在湖北大冶J镇F村（自然村）调查经验为基础。J镇位于大冶市中部，是一个典型的矿山小镇，为原武汉钢铁公司的重要矿区之一2016年，武汉钢铁公司因为效益不好被上海宝钢兼并。。F村虽然地处J镇镇区不远，且同时毗邻矿区，但经济条件一般。2000年以前，当地因为铁矿效益较好，F村农民外出务工较少，一些村民在铁矿公司上班有较稳定的收入，另一些村民则主要在当地打零工;此外，因为临近矿区，该村农民可以种植蔬菜出售给铁矿职工，这也成为农民收入的一项主要来源。近年来由于铁矿效益不好，当地务工机会明显减少，F村农民开始逐步外出务工，外出务工收入成为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此外值得一提的是，2000年以后随着LQ工业园、CXB工业园等的建立，大冶市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F村部分农民开始选择在大冶就近工作，一些农民也逐步在大冶买房居住。 二、相关研究及其评述 从既有研究来看，与农民“就近城镇化”这一现象相关的研究，主要涉及“城市（镇）化”、“半城市化”与“就地城镇化”等概念及其理论。在经典现代化理论看来，城市化也称作城镇化，是与工（商）业化相伴而生的产物。城镇化包含宏观与微观两个观察向度：从宏观角度看，城镇化意味着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并向城市聚集，同时也意味着城市数量增多与城市区域规模的扩大周毅：《城市化理论的发展与演变》，《城市问题》，2009年11期。;从微观角度看，城镇化不仅意味着农民因职业改变而发生的生活居住空间变动，而且意味着农民在城市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层面被逐步接纳，在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与文化心理上逐步认同于城市，对城市产生归属感王春光：《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研究》，《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5期。。 以城市（镇）化这一概念为基础，学界还较多地谈论了“半城市化”现象及其问题，用此概念意指一种不彻底或不完全的城市化状态。从已有文献来看，“半城市化”这一概念最早源自地理学，用以指代城市周边农村向城市过渡的空间区域早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地理学家戈特曼（Jean Gottmann）在其大都市带理论中首次提到了半城市化区域的概念。20世纪80年代，加拿大地理学家麦吉（Terry G.Mc Gee）在研究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问题时，也发现了一类分布在大城市之间的交通走廊地带，与城市相互作用强烈、劳动密集型的工业、服务业和其他非农产业增长迅速的“半城市地区”（Desakota）。沿着地理学的观察视角，国内学者也对半城市化现象进行了关注。如郑艳婷等人将我国部分区位禀赋条件较好的长三角、珠三角等农村地区，由于农村的户籍、土地、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滞后，普遍发育和形成的一种城乡土地利用混杂交错、社会经济结构急剧变化、“似城非城”的过渡性地域地带，称之为“半城市化地带”。具体可参见郑艳婷、刘盛、陈伟：《东菀市半城市化现象及其特征研究》，《珠江经济》，2005年第9期。。而社会学主要从“人的城市化”这一角度对“半城市化”问题进行了针对性讨论。国内最早提出人口“半城镇化”概念的是王春光。在借鉴美国学者P.H.廖塔和詹姆斯·米斯科尔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王春光结合我国独特的农民工城市化现象，指出“‘半城市化是相对于‘城市化而言的……‘半城市化并没有在三个层面（系统层面、社会层面、心理层面）上实现完全的‘嵌入;农村流动人口虽然进入城市，也找到了工作，但是没有融入城市的社会、制度和文化系统，在城市的生活、行动得不到有效支持，在心理上产生一种疏远乃至不认同的感受。”王春光：《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研究》，《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5期。王春光所提出的“半城市化”概念在国内产生了较大影响，并在农民工相关问题研究中得到了较多运用。如吴华安等（2011）、李刚（2011）、陈旭峰等（2010）、周建国（2009）、杨昕（2008）等人均从这一概念出发，讨论了农民工半城市化的特征、成因、社会适应、政治参与等问题，并就如何推动农民工城市化提出了相应对策吴华安、杨云彦：《中国农民工“半城市化”的成因、特征与趋势：一个综述》，《西北人口》，2011年第4期;李刚：《农民工的适应性与中国半城市化的形成》，《西北人口》，2011年第6期;陈旭峰：《“半城市化”的政治边缘人——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状况对政治参与意愿的影响分析》，《浙江社会科学》，2010第3期;周建国：《从半城市化到城市化：农民工城市化路径选择探究》，《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11期;杨昕：《新生代农民工的“半城市化”问题研究》，《当代青年研究》，2008年第9期。。 与“城市（镇）化”理论略有差异，费孝通在20世纪80年代基于苏南等地农村的实践，发表了具有重要影响的《小城镇大问题》一文，指出中国应走出一条有别于西方大城市的发展道路，优先发展小城镇《小城镇 大问题》一文为费孝通先生于1983年9月21日在南京“江苏省小城镇研讨会”上的发言。具体文章可参阅：http：//www.360doc.com/content/13/0402/17/7664736_275552603.shtml。。费孝通的“小城镇”理论，本质上强调的是农民“就地城镇化”，即农村不向城市迁移，而是在当地通过发展生产、完善基础设施，向周边城镇聚集，既实现非农化生产，也逐步过上城市居民的生活崔曙平、赵青宇：《苏南就地城镇化模式的启示与思考》，《城市发展研究》，2013年第10期。。费孝通先生所设想的农民就地城镇化路径，对当时的国家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受此理论的影响，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的城市化战略。，但也需要指出的是，从其后中国城市化的总体进程来看，由于小城镇无法解决内生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冯尚春：《中国农村城镇化动力研究》，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许多地方实际走出的仍旧是一条大城市优先发展的道路，大量农民也主要以一种“半城市化”方式进城。 总体来看，相对于经典城市（镇）化理论，“半城市化”理论与“就地城镇化”理论是近年来国内学界有关中国城市化进程两种独特现象的概括。只是“半城市化”理论以经典城市（镇）化理论为指导，视农民工的半城市化为“问题”，认为中国特殊的城乡二元体制是导致这一问题的深层根源，国家应尽快放开户籍制度，消除对农民工的不平等歧视，促进农民工向市民顺利转化。而“就地城镇化”理论，则认为中国城市化应避免走西方大城市的发展道路，优先发展小城镇。无可否认，这两种城市（镇）化理论对理解中国独特的城市（镇）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两种理论实际上都是以西方经典城市（镇）化理论为参照，认为城市（镇）化是一种农村向城市空间转移以及农民向市民身份转换的过程，是一种农村与城市、农民与市民此消彼长的线性发展观的体现。而反观当前农民“就近城镇化”过程，其中一个重要现象在于，大量农民就近购房进城生活后，实际并未割裂其与原生活（农村）之间的有机联系，他们不仅仍频繁地往返于城乡之间，与农村社会发生广泛的联系，而且许多农民在逐步习得城市生活方式的同时，也能游刃于原有农村社会生活之中，农村的社会关系网络仍旧得以保存。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前农民的“就近城镇化”其实是一种学界较少关注的城镇化类型，这种城镇化方式背后的理论蕴含也值得进一步挖掘。 三、农民就近城镇化的主要类型 如果将农民就近购房并进城生活，视为农民就近城镇化过程中一个可供观察的具体现象，那么通过调查可以发现，F村农民快速的、较大规模的就近城镇化实际上只发生在最近10年左右。在此之前，这个村庄只是处于一种缓慢的、零星的城镇化进程。早在20世纪70年代，F村因为地处矿区，有大量山地被征用，该村一些人因此有机会被招工去附近的JSD铁矿上班，这些“工人”虽然转成城镇户口，但是仍旧居住在村内。在村民的记忆中，自20世纪70年代至2000年左右，该村只有2户村民举家迁往了县城，一户去了县邮政所，一户进了县钢铁厂;此外，村庄还考出了4名中专生（其中2名师范生又返回当地教书）。这些都属于零星进城。进入2000年后，随着大学扩招，该村平均每年能考出1-2名大学生，这些考出去的大学生已经不再回村或者可以预期不再回村。这些早期出来的大学生都已在外地城市购房生活，地点较为随机分散。进入2010年后尤其是最近3、4年，F村出現了一次较为明显的农民购房热潮。据不完全统计，目前F村60余户中只有不超过20户左右未在外面购房之所以是不完全统计，是因为农民对于户的概念较为含糊，具体可参考第105页注释①。。这种购房并不意味着农民举家迁出，而是很多中青年及其未成年子女随着购房而逐步开始进入了城镇。 根据初步统计，F村农民近年来在外购房的一共有40户左右，其中在地级市黄石购房的为12户，在大冶市购房的为21户，在镇上购房的为2户，另外有4户在武汉购房，有1户在较远的鄂州购房。从农民购房的具体形式来看，主要有如下类型需要指出的是，在F村，还有2户人家因为常年在厦门打工，直接在当地购买了房屋，现在很少回来。这种城镇化的情况较少，也不属于就地城镇化的范围，故在统计时未予统计。： （1）投资居住型。从F村的统计来看，该村有17户常年在外打工的农户选择在县城（或地市）购房，而之所以做出这种选择，一是为了投资，二是为将来返乡居住做准备。如一对夫妻常年在宁波做服装小生意，2015年他们在大冶购置了一套住房，目前主要在过年时才回来住上一段时间。之所以选择在老家就近购房，是因为“在宁波那边买不起，打工不是长久之计，将来肯定要回来的”。这一购房原因具有较大的普遍性。此外，一些在外打工的农民还因为意识到房价上涨较快，将就近购房视为一种投资。如F村有3户农民明确表示购房是因为房价上涨太快，购房有利可图。“现在大城市房子都在涨，接下来我们县城肯定也会涨”“早几年买房的都赚到了，手上留的闲钱越放越不值钱，买得越早就赚得越多”。 （2）改善居住型。F村还有一些在乡下有稳定工作、经济条件较好的农户选择在县城购房并居住，主要目的是想进一步改善家庭居住条件。这部分群体通常白天在乡镇工作，晚上回县城居住，两栖流动。如一对夫妻分别在镇上中学与小学当教师，平时居住在村里。2014年他们在县城购置了一套商品房后，就改为白天在乡镇学校上班，晚上回县城居住。一旦工作较忙（如晚上补课），他们也会选择在村里居住。在F村类似的情况还包括3名村“两委”人员，他们也在大冶买了房屋，白天在村里上班，傍晚坐公交或自己开车回县城居住，一旦工作比较忙，也会选择在村里临时居住。此外，F村几户在村附近铁矿上班的年轻人，也基本在县城购房生活，每天在县城与农村之间两栖流动。 （3）工作便利型。在F村还有数户农户因为在县城（或地市）打工，为了工作便利而选择在县城（或地市）购房生活。进入2000年之后，大冶市建成了3个较大的工业园区，能够为当地农民提供大量工作岗位，一些农民也因此选择在当地务工。近年来，这些务工农民逐步在县城（或地市）购房并居住在城里。如F村有6户这样的年轻夫妻在大冶购买了房子，他们平时在县城工作和生活，但是周末或者节假日，通常会回村里住上几天，或与村民聊天打牌放松，或去赶些人情宴席，顺便从家里带些农产品回县城。除了这种固定打工形式外，F村还有2户农户在平时农活不多时，住在城里打些零工，而在农活较多时则会住回村里干上数天农活，待干完农活后再进城务工。 （4）教育消费型。据J镇一些偏远村庄的调查显示，近年来随着农村学校撤并，很多地方中小学被合并到镇上的中心中学与中心小学，这使得一些离集镇较远的农村小孩上学非常不便。为解决这一问题，一些农民选择在县城或者镇上购房，让老人居住在那里照顾子女读书。自己要么在外务工，要么在家附近务工并经常去所购的房子里住上一段时间。此外，还有个别农民为了子女接受更优质的教育而选择进城购房，如F村有3户农户选择在地级市购买了房子，原因是其子女在当地镇上学习成绩较差，希望子女能够在地市级的中学接受更好的教育。 （5）面子竞争型。通过F村调查还表明，在当前农村这一波进城浪潮下，许多农民购房进城，实际上还有村庄内的面子攀比因素。如前文提到的F村这一户教师家庭，其在农村有一幢小洋楼，居住条件也较好，但就是认为“村里像我们这种条件的都在外面买了房子，所以我也一定要去买”。实际上，因为上班地点在乡镇，这种往返式的奔波于县城与乡下，反而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不便。此外，这种面子攀比还突出体现在当地农村要想娶媳妇就必须在城里（至少在镇上）要有房子。如在F村有一户家庭儿子离过婚刚又找了个对象，但是对方要求在县城购买一套房子才肯嫁过来，理由是“否则娘家的面子过不去”。 总之，从F村调查的情况来看，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基于何种原因，最近几年中国一些农村确实出现了一股农民就近购房并进城居住的趋势。按照F村农民的说法，“只要经济条件不是太差，该买的农民都买了”。农民大规模进城，既表明农村打工经济确实增加了农民收入，在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后，大量农民开始思考进城居住的问题了;同时这也表明，城乡二元体制虽然对农民工的异地城市化产生了限制性影响，却并未成为农民就近城镇化的主要阻碍。当前中国近年来快速推进的城镇化无疑也与农民大规模进城这股力量的推动有关。 四、农民就近城镇化的主要特征 结合F村的调研可以发现，最近10来年农村大量发生的就近城镇化，既不同于改革开放后30年农村所零星发生的缓慢城市化，而且也与苏南农村这种以乡村工业化为基础的就地城镇化存在明显差异。这样一种城镇化模式有着其自身极为鲜明的内在特征： 其一，普通农民进城。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限制，长期以来农村能够顺利进城的农民非常少，基本的两条途径就是上大学或者是入伍。对农民而言，这意味着“鲤鱼跳龙门”，农村只有少数群体能够顺利进城，实现居住空间的转移与农民身份的转换。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量农民开始前往沿海发达地区务工，但对其中的大多数农民而言，城市的高房价、户籍限制等，都让这些农民难以在工作地（城市）安家，而只能以一种“半城市化”的状态在城市工作，用务工收入支撑农村家庭的生活。这其中只有极少数农民能够凭借自身的能力在城市打拼出与城市人基本无异的生活。但是，在这一波农民就近城镇化的浪潮下，农村大量普通农民纷纷“进城”了，他们不仅在城市务工而且也将“家”安在了城市，实现了长久以来的进城梦。 其二，代际支持进城。从调查来看，由于没有公积金，同时难以从银行获得贷款，F村大多数农民进城都需要举全家之力。如大冶作為一个五线城市房价每平方约在3000元左右，一套中等面积的住房总价约为35万元。对于农民来说，一户家庭只有经过数年打工积累，外加父母的长期积累以及向亲戚朋友借一部分钱，才能全款购房。从这个角度而言，农民的就近城镇化是一种代际支持型的城镇化。不仅如此，这种代际支持，还表现在父代家庭通常会供给子代在城市生活所需的粮食、蔬菜等农产品;一些父代家庭还会进城照顾子代家庭的生活，以减轻他们在城市的生活压力。从这个角度而言，当前农民就近城镇化带有明显的“以代际支持为基础的接力进城”夏柱智、贺雪峰：《半工半耕与中国渐进城镇化模式》，《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12期。这一重要特点。 其三，生产与生活空间分离。与较为传统的城市化方式不同，在就地城镇化模式下，农民的生产、生活空间出现了明显的分离。一些农民将家安在当地县城，但只是零星去居住;一些人居住在城镇，但工作地却仍旧在乡下;一些农民农闲时居住在县城，而农忙时则居住在农村;一些农民居住在县城、工作在县城，但其社会交往范围仍旧主要在乡村，会在空闲之余回村，在村庄中与熟悉的村民交往，农村成为其闲暇的重要去处。同样，调查也显示一些进城农民仍旧会选择在农村操办各种宴席，因为这样对大家都更为便利。如F村一对年轻夫妻已经进城生活了，但其子女的周岁宴仍旧放在农村操办。一些年纪稍大的老人因为照顾子女生活或孙辈读书，也形成了与大城市中类似的“老漂族”，只是他们会更经常性地往返于农村与城镇之间。 其四，生活面向分殊。所谓生活面向，是指农民建立自己生活意义和存在价值时的面向贺雪峰：《新乡土中国》（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0页。。实际上，正如已有许多研究注意到，老一代农民工与新生代农民工在生活面向上存在明显差异一样姚俊：《“路在何方”：新生代农民工发展取向研究——兼与老一代农民工的比较分析》，《青年研究》 ，2010年第6期。，农民在购房入城这一问题上同样表现出了明显的生活面向上的差异。F村的调查显示，大量40-50岁的农民，虽然购房并进城生活，但大多数人认为他们购房只是为了工作便利，或者为了子女的就学与婚姻，自己年纪大了以后，仍旧会选择回村养老。但是，在许多20-30岁的年轻农民看来，他们更适应于城市中较为个体化、现代化的生活方式。许多居住在城市的年轻人即便离农村非常近，但除了逢年过节会回村居住几天，平时也极少回去，他们普遍感觉农村“条件差”“生活没意思”“不好玩”。 其五，低户籍制度门槛。许多有关农民工“半城市化”的研究，都认为中国特殊的城乡二元体制下，农民虽然允许流入城市，但却不能在社会保障、子女教育、住房等方面享受同城市居民相同的福利政策，久而久之，农民工会在社会交往、心理等层面无法融入城市王春光：《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研究》，《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5期。。然而，从农民就近城镇化的情况来看，户籍制度实际并未成为农民融入城市、适应城市生活的障碍。在县城这样一个场域内，许多农民的意识里并没有城里人与乡下人的区分。即使在城市购房，许多农民也不愿将户口转入城市，因为他们普遍感觉拥有城市居民身份与拥有农村居民身份，在城市住房、教育、社保等福利方面没有太多差异，而农村居民户口还关系到农地、宅基地等福利。 其六，低社会融入障碍。传统城市化理论认为，城乡生产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意味着农民刚进入城市时会遭遇明显不适，需要数年、数十年乃至一代人的时间，才能完全习得城市的生活方式，最终完全融入城市王春光：《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进程及问题的社会学分析》，《青年探索》，2010年第3期。。然而，从F村农民就地城镇化的情况来看，除了一些年纪较大的老人因为生活习惯、生活观念等原因，会流露出对城市生活的不适应外，实际上大多数中青年农民均表示在进入城市后，并不存在太多心理上的不适与排斥。共同的文化惯习与地域共同体观念，会让农民快速融入当地城市生活，而不存在太多文化心理上的障碍。特别是对许多年轻农民而言，城市不仅有着更为优越的生活品质，也有着更多的同辈交往群体;相对于异地大城市的城市生活而言，他们显然更适应于县城的城市生活。 五、“半城半乡”与农民的低成本城镇化 实际上，有关中国城镇化问题的讨论，一直以来学界更为关注的是沿海发达地区的城镇化，因为这些地方是中国最早的工业化进程的发生地，能够提供大量非农就业岗位，大量中西部地区的农民才得以脱离农村进城务工，表现出一种“异地进城”的特点。同样，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小城镇化”，实际上也是源于20实际80年代苏南乡村工业化的经验，这些地方同样是中国当代工业化进程的萌发地。大量外来人口参与当地的乡村工业化进程，才为当地实现“就地城镇化”提供了基础与条件。也正因此，从社会学角度而言，围绕着这一过程，学者们会更关注农民工与流入地之间的融入关系，认为城乡二元体制是导致农民即使发生职业转移、地域迁移，但却一直未能实现与流入地之间的有机融合的原因所在。而有别于这种解释，近年来不少田野研究表明，进城农民工之所以难以异地融入，不仅是因为城乡二元体制的阻碍贺雪峰等人通过调查认为，自从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形成后，户籍身份实质上已经不再是影响农民职业地位和社会流动的主要因素，一些研究指出农民工在城市职业地位低于市民，并不是户籍身份带来的歧视，而取决于人力资本尤其是教育的作用。而且在当前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户籍身份去福利化和包括社会保障制度在内的城乡发展一体化已成为趋势，户籍制度改革正在进一步消除限制农民进城落户的体制障碍。具体参见：夏柱智、贺雪峰：《半工半耕与中国渐进城镇化模式》，《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12期。，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异地融入的成本过高——在经济成本上，沿海发达地区过高的房价和过高的消费水平成为农民融入当地的最大障碍;在社会成本上，地域文化心理与惯习的差异，也让农民工面临更多的心理不适，在异地城市的日常交往中他们更倾向于与“老乡”这一群体保持更多的联系，而不愿主动融入当地城市阳盛益、童余美：《共生理论视角下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交往研究》，《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18年第2期。。而且从生活面向上而言，实际上很多农民工包括新生代农民工都只是把异地务工作为自己家庭生命周期的一个部分，等到一定岁数，大多数农民都抱有回乡发展的想法何军：《江苏省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的代际差异研究》，《农业经济问题研究》，2012年第1期。。 随着东南沿海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价格的上升，中国的工业化出现了明显的自东向西梯度转移的趋势。这一趋势带来了中西部地区大量四、五线城市工业化的逐步崛起，这些城市开始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同时提供了更多可以买卖的商品房，城市的基础设施与生活配套设施也日益完善。无论是异地务工的农民抑或原本就在当地就业的农民都更愿意在本地进城。对于农民而言，这样一种“就近进城”相对于“异地进城”更加可及：因为这样一种城镇化意味着更低的购房成本，许多农村家庭可以通过父代的打工积累，外加自己的外出打工，以及亲戚朋友的帮助，勉强支付当地的房价;这样一种城镇化意味着更低的生活成本，中西部地区广大农村“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杨华：《中国农村的“半工半耕”结构》，《农业经济问题》，2015年第9期。，可以使得父代在农村生产的农产品进城供给子代在城市生活之需，农村老龄劳动力也能够更方便地进城照顾城市子代的生活与孙代的上学等问题;而且，子代就近进城也能够更好地照顾年幼的子女以及农村年迈的老人，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维系更加紧密;最后，这样一种城镇化还意味着更低的社会交往成本，农民原有的社会生活的场域能够基本维持，共同的地域文化、更多的血缘地缘关系、更加丰富的社会交往群体，都意味着农民就近进城后更低的社会适应成本。总之，对农民而言，这种就近城镇化意味着进城成本的更加低廉，这种进城足以让他们在进城后能够维持一个更加体面的生活方式。 从更为本质的角度来看，农民就近城镇化的成本之所以更加低廉，是因为这种城镇化是一种“半城半乡”的城镇化方式。学界既有关于农民工“半城市化”现象的研究，主要关注了城乡二元体制下农民的进城失败，将“半城市化”视为一种问题。而“半城半乡”则体现了农民进城的一种主动性、策略性的安排。这种主动性体现为就近城镇化是农民主动选择的结果，是农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后，农民对更加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与追求。而这种策略性则体现在农民在将“就地”视为实现城镇化的一种具体策略，“半城半乡”意味着农民同时把城市和农村作为自己生活的场域，可以同时利用城市与农村两种资源，他们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可以随时两栖流动。城镇能够给农民更多的就业机会、更优的生活方式，而农村则能够给农民进城提供更多的资源支持;而且，一旦在城市遇到就業风险，农民也能够从城市回到农村，将城市的房屋进行出租或出售从而获取一部分收入。从这个角度而言，就近城镇化是一种可逆的城镇化，同时也是一种更为廉价、风险更小的城镇化。 沿着这种分析，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发现农民就近城镇化所带来的中国整体城镇化中的一个重要特征——“梯度城镇化”。即有关“梯度城镇化”的研究，主要关注了宏观的东中西部地区的梯度城镇化、大中小城市的梯度发展等问题，这种角度立足于观察城市。而从农村内部农民的微观视角来看，农民的城镇化也同样是梯度分层的：农村实际只有少数群体有能力进入大城市工作并生活，这一群体主要通过考取大学获得进入大城市生活的能力与资本，而且这些“农民”因为受过较好的教育，主要以融入大城市为目标;此外，一些个别经商办厂成功的农民，也会倾向于将家安在大城市。但是，相对于大多数农民而言，其城镇化主要选择的是一种就近城镇化。对他们而言，条件较好的会选择在地市一级购房，条件一般的会选择在县城买房，而条件较差的则会倾向于在乡镇购房。他们自身的能力、素质、经济实力并不足以支撑他们进入大城市，相对而言这种就近城镇化成本更加低廉、更加现实也更加可及。也正是从这个角度，可以说这种梯度的城镇化，才实现了农村人口的有序转移，既保证了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也避免了大量农村人口向一、二线城市聚集。 六、结论与讨论 一个国家的城镇化通常是伴随其工业化而产生的非农产业在城镇集聚、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自然历史过程。“在已有研究中，城镇化大多数被视为城镇吸纳农民的过程，农民流动是单向的‘乡-城流动。”夏柱智、贺雪峰：《半工半耕与中国渐进城镇化模式》，《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12期。这种观点的背后体现了一种线性发展观、一种单向进化史观，意味着农民身上“城市性”与“乡村性”的此消彼长。然而，不同于国际范围内一般城市化的规律，中国城镇化存在着一个明显特点就是，城镇化进程明显滞后于工业化，这一现象曾被一些学者概括为“浅度城镇化”郑秉文：《拉美城市化的教训与中国城市化的问题——“过度城市化”与“浅度城市化”的比较》，《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7期。或“城镇化滞后”杨劲：《我国城镇化滞后的现状、成因及其对策思考》，《农业经济问题》，2004年第8期;秦岭：《农村城镇化滞后的主要根源及发展战略的选择与创新》，《中国农村经济》，2000年第12期。。 在国内，这一现象被一些学者视为一个巨大的社会问题，认为中国独特的城乡二元体制让农民进城后因为无法有效融入，而只能被迫兩栖流动，始终处于一种“半城市化”状态，并主张通过改革破除限制农民进城就业和居住的诸多制度障碍（如户籍制度、教育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尽快实现城乡的一体化王春光：《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研究》，《社会学研究》，2006年5期。。这一主张还在其后被逐步赋予了“权利话语”，形成了学界较为主流的“农民市民化”的分析视角，如郑杭生认为城市化不仅是劳动力转移，而且是农民“市民化”的身份转换过程郑杭生：《农民市民化：中带中国社会学的重要研究主题》，《甘肃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陈映芳认为城乡二元体制将农民工塑造成为了“乡-城移民”陈映芳：《“农民工”：制度安排与身份认同》，《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3期。;张国清批评城乡二元结构损害了农民工作为“公民”的应得权利张国清：《分配正义与社会应得》，《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 但与此类观点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来自一些比较城市化的研究认为，中国没有陷入发展中大国通常出现的“过度城市化”困境，这是中国城镇化的优势。如温铁军在比较各国城镇化时认为，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时期始终没有伴随出现大规模的贫民窟，全球发展史中人口大国仅此一例。温铁军：《我国为什么不能实行农村土地私有化》，《红旗文稿》，2009年第2期; 布莱恩·贝利指出，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好处和经验遍及全国，影响到个人，避免了城市过度集中引起的破坏性、不人道和腐败问题。布赖恩·贝利：《比较城市化——20世纪的不同道路》，顾朝林等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11页。贺雪峰等人的研究也表明，正是农民的双向流动，自主而稳妥地安排进城节奏，由此形成了中国独特的“渐进城镇化”模式。这一模式强调农民进城和返乡共同构成城镇化过程，农民进可以自由进城、退可以返乡，从而形成了一种农业人口转移和工业化进程相适应的社会格局。贺雪峰：《城市化的中国道路》，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第2页。 不同于上述两种观点，本文通过田野调查表明，实际上近年来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正在明显加快，城镇化已并非明显滞后于工业化，因为农民正在大量地通过在农村附近的县市购房，逐步实现了就近城镇化。实际上，最近这些年，在国家逐步消除城乡各种制度壁垒的背景下，过高的进入成本使得大量农民并未在东南沿海和大城市等主要打工地实现异地城镇化，这也使得中国得以避免拉美一些国家的“过度城市化”;同样，农民也并未满足于一种“半耕半工”的家计模式，始终以一种候鸟的姿态摇摆于“外出务工”与“回村生活”之间。取而代之，农民正在通过一种“半城半乡”的方式，同时把城市和农村作为自己生活的场域，同时利用城市与农村两种资源，通过在城市与农村之间的两栖流动，从而走出一种成本更为低廉、风险更小的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从这个角度来说，这种“半城半乡”的就地城镇化模式，本质上是一种“以乡助城”的城镇化，是一种以家庭代际支持为基础的“接力式城镇化”。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城镇化的独特模式和秩序问题始终是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从政府角度而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最优目标是多重的：既要快速推进城镇化，实现农村人口的有序转移;又要保证农村人口不向大城市过度集聚，避免大城市病的出现;同时还要保证风险可控，避免大量农民进城后一旦经济遭遇危机，大量人口因为无法有效就业而导致社会不稳定。对照这三个目标，我们可以发现，当前农民的就地城镇化模式与政府的目标之间具有独特的契合性。农民就近城镇化快速地推进了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实现了农村人口向城镇的有序转移，甚至这一进程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当前政府去房地产库存的压力;同样，大量农村人口向周边小城镇聚集，有助于避免中国的大城市病。正是这种向周边聚集，农民会经常性地往返于城乡之间，地理空间上的“就近”使得农民并未割裂与农村的有机联系，从而能够保证农民在自由进城的同时还可以返乡，规避因为进城而带来的各种经济风险。就此而言，笔者以为农民的就近城镇化才应该是国家推进中国城镇化进程过程中需要予以积极关注的一项大战略、大举措。 当然，调查也显示，在农民就近城镇化过程中，一些村庄还存在较为突出的面子竞争因素，许多农民之所以购房进城并非出于实际需要，而是出于农民之间的相互攀比，这会导致一些农民非理性进城，从而让自己背负较重的经济负担，家庭的抗风险能力也变得更差。这是当前政府需要引起重视的地方。政府要正确引导农民理性消费，农民进城要量力而行。同时，政府在推进城镇化的同时，还需要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通过乡村的繁荣发展，让向往城镇生活方式的农民可以进城，让那些暂时无力进城的农民在农村也能够获得发展，同时让那些进城失败的农民能够顺利返乡。只有用农村的稳定发展来支撑城镇化，确保城镇化进程的可逆，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才是健康和可持续的。 （责任编辑：林赛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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