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两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以武昌为例 |
| 范文 | 明星 一、调查背景 2015年10月29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即“全面两孩”政策。同年12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修正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提出，全面两孩政策决定自2016年1月1日起实施。至此，我国人口生育政策经历了史上最大的一次调整。 学者风笑天在对城市青年生育意愿的现状与比较分析报告中提到：“一个社会整体的生育水平直接受到两个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国家的生育政策，二是人们的生育意愿。”长期以来，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得我国人口结构实现了历史性的转变，即在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有效地控制了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使生育水平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转变，成功地探索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道路，有力地促进了综合国力的提高、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生活的改善。然而，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我国生育水平的快速下降，一些人口结构性问题也日渐突出，包括人口老龄化加速、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出生性别比偏高以及独生子女家庭风险高等。 为提高生育水平，一方面，调整计划生育政策，放宽生育限制；但另一方面，人们的生育意愿也要作为同等重要的考量指标。因此，继全面两孩政策出台后，中国有多少夫妻愿意生两孩？他们的生育意愿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这些都是研究者不得不考虑的问题，也是本研究的目的所在。 武汉市作为湖北省省会城市，总面积8494.41 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033.80 万，是中国城区面积最大的城市。武昌区是武汉市的中心城区之一，也是省委、省政府的所在地，自2015年年底起，作为武汉市唯一的被国家民政部选为社会治理创新改革试点的地区，武昌区在计生改革中的便民、办证和服务等方面有诸多经验值得借鉴和推广。武昌区自2015年6月起，对全面两孩政策审批进行改革，将办证端口前移，全部下放到街道。2016年3月，湖北省条例出台，才明确规定两孩政策实施以后，三孩及以上的多孩，由街道办事处来审批。因此，武昌区在改革方面走在了全省最前列。 在此背景下，我们展开了调查和研究，了解武昌区居民的生育意愿现状，探究其与各种影响因素的关系；同时，通过结构访谈和会议访谈形式，了解其在落实“两孩新政”方面的经验，希望有益于政府决策及今后相关领域的研究。 二、样本获取与调查结果分析 我国宪法规定，年满18周岁的青少年即为成年人，因此调查问卷询问年龄的试题，选项以18岁为起点。对居民的定义为，长期居住地在武昌区且在社区居委会找得到登记信息的住户。根据研究目的，我们于2016年7月在武汉市武昌区随机抽取积玉桥街、粮道街、徐家棚街三条街道作为调查区域，调查对象为已成年的武昌区居民。对所抽取的三条街道中的28个社区按其社区居民人数比例发放相应数量的问卷，所有问卷均在各社区计生委员的带领下入户完成。共计发放问卷850份，获得有效问卷为823份，样本有效率为96.7%。通过SPSS对回收的有效问卷进行录入、分析和处理。 调查结果显示，全面放开“两孩”政策出台后，35.8%的受访者表示愿意生两孩，64.2%的表示不愿意生两孩。通过对居民的性别、年龄、是否已婚、是否独生、文化程度、家庭年收入这些客观个人背景因素与其是否愿意生两孩进行交互分析可知，不同性别、年龄、文化程度与家庭年收入的居民具有不同的生育意愿，而是否已婚以及是否独生与生育意愿没有显著相关性。这说明，调查所抽取的样本所具有的时代性、地区性的普遍特征对生育意愿产生的影响是大于是否已婚及是否独生对生育意愿产生的影响。下面将分别分析不同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及家庭年收入的人群在生育意愿（该处“生育意愿”仅代表“是否愿意生两孩”，下同）上的差异。 （一）性别与生育意愿 根据调查结果，男性愿意生两孩的比例为43.5%，比女性的31.8%高出11.7个百分点。究其原因：其一，整个生育的过程主要是由女性负责，所以在考虑是否要生育两孩上，女性的意愿较之男性要更为保守；其二，在照看小孩方面，女性也比男性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更多一些，尤其是小孩刚刚生下来哺乳期这段时间，更是需要母亲寸步不离的悉心照顾；其三，有工作的女性还需要考虑，在生育两孩期间是否会遭到公司辞退等问题。因此，总体上来说，女性愿意生两孩的比例比男性要显著低一些。 （二）年龄与生育意愿 从调查结果看，18～30岁的居民意愿生两孩的比例最高，为41.9%，40岁以上的为34.8%，30～40岁的女性比列最低，为29.1%，随年龄增长，愿意生两孩的比例呈现“U型”分布。其中原因在于，18～30岁的居民处于生育的黄金时期，正面临考虑生育几个小孩的问题，因此他们更加能够想到“生育两个孩子的好处”（例如孩子成长氛围更好，以后养老更为轻松等），所以较之其他年龄段，他们为最想要生育两個孩子的人群。而40岁以上居民较之处于“黄金年龄段”的居民愿意生育两孩的比例下降了7.1个百分点，但是高于30～40岁年龄段居民，正常来看，40岁以上的居民在生理上普遍不具备生育两孩的条件了，但是为何愿意生育两孩的比例依旧很高呢？经过进一步的访谈我们发现，一方面，该年龄段的居民由于所抚养的子女大都不在身边，觉得比较孤单和寂寞；另一方面，他们的子女即将面临赡养老人的问题，加之城市生活压力较大，因此，40岁以上年龄段的居民更能看到的是“只生一个孩子的弊端”，所以即使他们已不具备生育两孩的能力，但是在意愿上依旧还是希望能够生两个孩子。 （三）文化程度、家庭年收入与生育意愿 随着文化水平或家庭年收入的提高，愿意生育两孩的比例也随之升高。之所以将两者一起讨论，是因为其在经济因素上存在着共性。从总体上来看，城市中学历越高的人群，工资和社会地位也相应越高。因此“文化程度”和“家庭年收入”的升高，均可以等价位经济水平的提高。调查结果就表明：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居民愿意生两孩的比例上升。 较之农村，生活在城市里的居民在是否生育两孩的时候把经济因素会放到首要位置，这是因为一个孩子从出生到工作之前都是没有经济来源的，其从生活到学习都需要父母负担。再加之城市的竞争激烈，子女的学费、补习费、各种培优费等压得家长喘不过气来。例如，某位接受采访的居民刘女士就表示，“像我家的小孩，现在上小学三年级，除了学校的学费外，在外面培优一门课一学期就5000元，不光只学一门课，还有兴趣特长也要培养……养一个孩子不光是要保证他吃好穿好吧，最重要的是让他接受良好的教育，以后能找份安稳的工作，能为社会作点贡献，我们做父母的才能安心呀”。因此，经济水平的高低直接決定着居民们是否能生、敢生、生几个的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随着经济水平的下降，愿意生两孩的比例也跟着降低。 三、关于落实“两孩新政”的经验思考 （一）做好宣传 做好对市民、老百姓的宣传工作很重要。调查中，有关负责人均表示，新政一出台，街道和社区就开始积极准备宣传工作，较为老式的宣传方式如社区黑板报、宣传横幅、橱窗公示等，而比较新的方式则包括微信群、QQ群、广播、社区网格员上门入户宣传等。同时，街道还会开展关于“两孩新政”的主题讲座；或者摆一个咨询台，一边发放一些药具一边向群众普及政策。此外，还制作了许多关于全面两孩政策普及宣传折页，有些街道还订做了一些写有宣传标语的扇子，发放给前来咨询或者办事的居民。 因此，在宣传工作方面，不光要利用公示栏、媒体、宣传册这些较为传统的方式进行，还要通过互联网交流、发放创意宣传品、网格员上门这些较为新颖的方式推进全面两孩政策的普及。 （二）简化办证流程 “两孩新政”出台后，也要做出一系列改革，简化办证流程，真正做到便民为民。根据调查，武昌区卫计委自实施改革后，把所有属于区级，在卫生与计生这一块能放到街道来办理的全部放到街道，即权力下放。如果按照法律法规不属于下放范围的，就进行行政许可的委托来实现委托办理，做到让百姓到武昌区办任何事情，一进这个门就基本上能办完。在全区的14个街道都单独成立了行政事务服务中心，这个中心是独立于其他部门之外的综合性的便利办证，工作人员都是经过各个业务口培训的，中心大概有十几个部门，涉及民生类的全部下放到街道办理。 （三）社区服务网格化 实施社区治理创新改革，把街道下的各个社区分为一个个的网格，通过社区网格员对每个网格进行管理，便于居民与社区工作人员之间的联系和交流。在“全面两孩”政策出台后，网格员在政策宣传、证件办理和孕期检查方面，都可以做到将服务送到居民的手中。在宣传方面，网格员会和计生干部一起上门，面对面地对居民进行宣传。在证件办理方面，网格员真正做到“送证上门”。实行网格化管理之后，很多事情都可以代办，比如平时上班比较忙，没有时间去办生育证的，可以让网格员代办。同时，在孕期检查方面，会有家庭医生免费上门提供优生优育的健康知识，对一些高龄的产妇进行跟踪随访，为孕妇的顺利生产保驾护航。 （四）优惠政策 对于国家规定的免费孕期优生健康检查，各社区的计生委员会把育优的通知书发放到每个目标人群的手中，让其免费到区妇幼保健院进行检查。这些免费项目包括婚前生殖健康检查，孕期健康随访、叶酸供给，孕后避孕节育知识培训等方面。对于没有生育保险，没有列入医保，或者特殊困难的家庭，在其生育期间，也会得到一定的减免。该政策的目的在于让老百姓生得起、生得好，真正让新政的执行落到实处。 （作者系湖北大学楚才学院行政管理专业学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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