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一婚穷十年”歪风要刹，移风易俗也要讲“姿势” |
| 范文 | 周楠 过年回家10天，参加了8场“人情宴”，道喜背后是苦笑;辛苦赚钱一年，回家出“人情费”，腰包掏空了一半;明明腰包紧张，还要买来高档烟酒，彻夜燃放烟花鞭炮，只为撑场面…… 春节期间，部分乡村畸形人情消费愈演愈烈，种种陈规陋习给基层群众带来了沉重负担，部分群众形容这个年过得“心惊肉跳、头皮发麻”。 移风易俗显得尤为迫切。虽多地早已展开探索，效果也比较明显，但对于部分地区由政府主导的移风易俗和“一刀切”整治方式，群众中也不乏质疑和担忧的声音。 “人情大于债，头顶锅子卖” 王蓉的家乡在华东某省的农村，当地素来以“人情重”“彩礼高”闻名。今年春节回乡，从腊月二十六到正月初六，她参加了8场酒席，涉及结婚、寿礼、乔迁、周岁、建房等主题，人情费都是400元起步，高的达1000元。她说这个节过得头皮发麻，“最多的一天赶了三个场，必须人到情到”。 春节的情况只是冰山一角。近年来，部分乡村人情负担之重，陈规陋习之突出，已令人谈之色变。 前几年，湖南省平江县梅仙镇三里村在开展移风易俗之前，发生过一件令人心酸的事情。 村里的贫困户徐传德，房屋倒塌多年，一直在邻居家借住，住的地方破旧不堪，生活不便，甚至没有手机信号。2016年，驻村扶贫队帮村里建了集中安置房，生活便利，一套价值10万多元的新房，只需交5000元就可拎包入住。 奇怪的是，徐传德符合入住条件，却始终躲着不要这个福利。扶贫队员爬上山来家访，老徐才说了实情：“我年收入只有两三千元，山下人口集中，人情往来多，一年人情开销就要四五千元。” 办酒、节庆、人情往来等各种乡风乡俗，在过去很多年发挥过团结乡邻、凝聚人心、互助共赢的宝贵作用。然而，近年来，部分乡村的人情风越刮越歪，逐渐偏离了原来的初衷。最典型者，莫过于人情“异化”过程中频发的“无事酒”成风。 红喜事、白喜事、升学宴、谢师宴、参军宴、满月宴、建房宴、装修宴，还有逢五逢十生日宴等，仅仅是“常规动作”。人情礼金水涨船高，过去50元起步，现在200元起步，关系稍微亲密的500元起步，关系亲密的800元～1000元是标准。这些人情债还不能躲，“人情大于债，头顶锅子卖”“宁荒一年田，不丢人情场”。 有的地方官员和地方人大代表做过调查，部分乡村村民的人情支出竟然占到整个家庭收入的1/3，低收入家庭的年人情支出甚至超过年收入。由于支出太多，村民很难维持长时间“光出不进”，只好找理由办酒席收礼“回本”。前些年，中部某县流传一种说法：一个普通农村家庭，如果两三年不办酒席，家庭财政就会破产。 “吃酒送礼—负担加重—自己办酒收礼—再吃酒再送礼”这样的怪圈开始循环。部分村民不得不绞尽脑汁找办酒席名目，办各种“无事酒”。12岁生日、36岁生日、两位老人合办“百岁酒”“150岁酒”等，外人觉得不可思议，在当地却常见。 还有村民遇到过“买房宴”，送了礼吃了酒，主人始终不说新房在哪里，大家其实也心照不宣。有的地方以此创作讽刺剧，讲述一农民修建厕所后，以“三改重点工程落成”名义办酒席。 踩下“人情歪风”的“急刹车” 不堪重负下，虽越来越多的群众开始抱怨，但很少有人敢迈出第一步。中部地区的多位村民坦言，其实大多数人有停止办酒的想法，都知道继续下去只会花更多钱，但没人敢迈出第一步，怕被人笑话。 近年来，在我国多地的市、县“两会”上，部分人大代表直斥异化变味的“乡村人情风”，建议政府引导整治，党员干部带头移风易俗。 令人欣慰的是，部分农村地区已经拉开了破除陈规陋习、禁止农村红白喜事大操大办的序幕，“王蓉们”面临的“尴尬”过年方式将成为过去。 湖南、浙江等地少部分乡村出现了民间自发主导的“去陋习，树新风”行动。由村庄德高望重的老党员、老教师、老干部等主导，成立红白理事会，建立专业的志愿者队伍，制定村规民约，协助村民规范办酒，踩下了“人情歪风”的“急刹车”。 这些村规民约兼顾了原则和人性化，规定可以操办的合理操办、适当收送礼金，不宜操办的坚决不允许收送礼金。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说：“这种方式容易得到广泛理解和响应，村民往往抹不开面子，政府又不好介入太深，由民间自治，叫停人情风，百姓自己来管理自己的事，这样便可顺理成章。” 相对而言，更多乡村的移风易俗是由政府主导。近年来，湖南、湖北、四川、福建等多地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乡村移风易俗行动。首先要求从党员干部带头做起，对党员干部的婚丧嫁娶划出纪律红线，党员干部签下承诺书，规定只准吃哪几种酒席，规定人情礼金不能超过多少元。 一名县委书记这样解释背后的深意：“一则通过党风带民风，带动作用确实明显，二则党员干部在乡村占主导地位，只要他们不参加，很多人情往来就运转不下去。” 与管住党员干部同时进行的则是村支部和村委会制定专门的村规民约，明确办酒范畴，界定办酒条件和程序，明确违禁办酒席的处罚，并由村红白理事会监督执行。 比如，湖南省岳阳市华容县三封寺镇出台了规范办理婚丧事宜的文件，倡导“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其他不辦”，规定气球拱门不超过一个，不放烟花鞭炮，每桌酒席总价不超过300元，丧事不做道场，不搞其他封建迷信活动。除婚丧嫁娶外，老人小孩生日、新房落成、升学等其他事宜不办，如要办理，只邀请自己的直系亲属参加。 意料之外，情理之中，这场移风易俗行动的推进比较顺利，效果也比较明显。 村民的感受最真切。三封寺镇华一村村民刘忠立说，现在负担大为减轻，很多人家每年的人情费用从一万多元减少到两三千元，过年过节也不再放鞭炮，轻松了很多，今年这个年过得很清爽。 村支书刘再跃原来以为自己会得罪全村的人，但实际效果与他想象的完全不同。他感慨：“推行一年半，没想到进度这么快，效果这么好，也说明过去大操大办背后，大家早就苦不堪言了，移风易俗顺应了民心。” 以三封寺镇为例，镇里统计发现，以前每户每年人情开支平均1.85万元，现在降到了5550元，全镇8500户可减少支出1个亿。放大到岳阳市，自推进移风易俗以来，全市农村烟花爆竹燃放同比下降了80%，人情开支下降了40%。 贺雪峰教授的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团队已连续7年撰写春节回乡记，记录家乡发生的变化。在今年已经整理出来的45篇“回乡记”中，多名成员不约而同以移风易俗为重点，对这种变化表示肯定。 移风易俗不能搞“一刀切” 不过，也有学者担忧部分地方工作方式簡单粗暴，移风易俗的标准界定不科学，对传统习俗文化传承构成威胁。 湖南省社科院研究员陈文胜认为，许多民俗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的农村不准老人办寿宴，春节完全禁鞭炮，这是过度的移风易俗。首先，虽然部分地方政府初衷是好的，但要反思过去“破四旧”和农村中小学撤并的教训，反思过去部分地方大规模推进“平坟运动”和“合村并乡”等产生的问题，防止对孝道、忠义、仁爱等价值观念和礼仪体系产生的影响，对中国人的民族精神信仰产生的冲击。 其次，近年来农村出现了一些新的风俗问题，背后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和经济原因，光靠移风易俗治标不治本，甚至可能造成新的矛盾。 最典型的莫过于农村彩礼问题。部分农村地区男女比例不平衡，加上大量女性外出，导致农村地区婚姻竞争激烈，一步步拉高婚姻成本，彩礼越来越高，甚至“一婚穷十年”。不解决这些深层次问题，光靠强制性的移风易俗规定收效甚微，彩礼钱只能从台前走到幕后，甚至不排除变本加厉。 再次，部分地方移风易俗采取“一刀切”方式，背后是否存在层层加码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 记者了解到，部分村民办了满月酒、寿宴后，被取消低保、养老补贴等。村民认为这些酒自古以来就有，不应完全禁止，处罚是不对的。 也有学者质疑，这种方式过于“一刀切”，也是懒政的一种表现。政府引导也要注意“姿态”和“尺度”问题，要结合当地的风土人情，区分出哪些办酒行为是一直存在的，哪些是在后来“跑偏”出现的，要适当保留一些必要的红白喜事项目。 最后，虽然地方政府动用行政命令和公共资源加以管控，效果明显，但没有激发民间活力，难以形成长效治理机制。很多地方还是由政府强力推进，从决策、发文到执行，没有充分征求大众意见。 有学者认为，让社会自身去培育纠错机制和向善自觉，比一个无所不管的全能政府来得更为妥帖。“必须充分发挥群众的自主性，找到合适的方法，分清各自的边界，只有这样，政府、社会与公众才能各安其位，在相互促进中共同移风易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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