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自由何以珍贵：试论法兰西文化的精神特质 |
| 范文 | 尚杰 【摘要】在法兰西民族的崛起过程中发挥巨大作用的与其说是物质财富，还不如说是思想文化艺术。特别是启蒙运动时期集中涌现的伏尔泰、卢梭、狄德罗、孟德斯鸠和20世纪的萨特等思想家，不仅在法国产生重大影响，而且还在世界范围内掀起思想风暴，影响至今不绝。近代法国经过哲学、思想与艺术的深刻洗礼，文化创新氛围浓厚，对文化艺术的敬畏态度也胜于其他国家民众，并且能始终抱着学习的态度对待异域文明。加上法国知识分子天生具有强烈的批判性格，对各种文化传统和政治制度都进行检视与反思，所以法国文化的内在品质至今仍具有较大的含金量，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关键词】萨特 伏尔泰 独立批判精神 情趣 自由主义 【中图分类号】G13/17 【文献标识码】A 精神自由：从法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谈起 谈论当代哲学，不能不涉及到萨特。说萨特，不能不谈波伏瓦。她是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在中国，她几乎成为追求浪漫的知识分子群体争相研究与谈论的典型代表。人们热衷于议论波伏瓦，对她与萨特奇特的“婚姻”关系也颇感兴趣。她带有浓郁小资产阶级浪漫情调的《第二性》，也曾风靡一时。关于波伏瓦，还有什么更为关键的话没有说出来？我认为，她思想里最重要的两个字就是“革命”！ 在人类精神历史上，最为激动人心的、最能唤起人们反抗不合理社会制度激情的，无疑是与革命有关的语汇。《第二性》里的名言，“真的有女人吗？女人不是生下来就是女人的，女人是被男人造就出来的” 。对比卢梭在《社会契约论》里的第一句话：“人生而自由，却无时不在枷锁之中。”这两句话，都富有革命气息，异曲同工。 当我们谈到萨特，不得不说“自由”。“自由”与“革命”属于同一个家族，有血缘关系。20世纪80年代，萨特曾经感动过一大批中国（特别是年轻一代）知识分子，抛开晦涩的学术概念不说，萨特带来的冲击确实强烈。萨特的作品贡献了很多前人未曾说出来的情感，这种精神的微妙延伸不妨称作启蒙。萨特的思想是现代社会的思想启蒙：原来思想还可以像萨特那样思考和表达！原来思想还可以不被号召（没有被树为典型）而在社会上流行起来！世界上还有纪念批评自己的思想的官方！总之，都是一些从前没有想过或者不敢想的精神禁区。要知道，当时的中国还刚刚从精神禁锢中解脱出来，知识分子在反省，整个社会在沉思。人们渴望知道外面的精神世界，有比较就有了鉴别。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萨特高扬人的价值的存在主义哲学为中国知识界津津乐道。尼采曾经称赞19世纪法国象征派诗人波德莱尔的诗集《恶之花》，同时也赞赏法国文化，认为它站在欧洲文明的前列。根本原因还在于，法国人总是善于把自己民族精神中最为悲壮的元素化为极具魅力的艺术形式。 法国人的18世纪是“伏尔泰的世纪”，20世纪是“萨特的世纪”。萨特继承了法国启蒙知识分子传统，带有强烈的民族性，他把这种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与法兰西文学巧妙地融合在一起。萨特把自由理解成一种可能性。他最重要的哲学命题是“存在先于本质”，也就是说，人的存在就是自由，人有选择自己如何生存的自由。他说，“自由就是不是所是的是”。这似乎很矛盾，但他把存在理解为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是不确定的，所以无法事先表述。当然，对萨特的批判也集中于此，但我认为，启蒙就是精神的延伸性，即把表面上似乎不可能的精神变成可能的精神。萨特提供了这种可能性，这是他关于自由的一种含义，实际上，作为“可能性”，“选择”应该以复数形式存在。 萨特的思想，特别是他的《存在与虚无》，贡献了一种具有启蒙特色的微妙精神。他给我们一种信念，自由选择生活道路的信念。“没有人有能力强迫你说什么”，萨特在书中说，“哪怕这个人是戴高乐”。是的，萨特与当时的法国总统戴高乐经常意见相左，因为在他眼里，戴高乐简直就是精神专制的化身。可是，戴高乐也说出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你不能把伏尔泰关进监狱”！这里的伏尔泰显然是指总与“官方意志”相左的萨特。戴高乐从来没有把萨特请进监狱，即使当年在巴黎大街上，萨特与法国激进青年一起振臂高呼“造反有理”。 萨特和波伏瓦思想的意义，与其说在于其正确性，不如说在于他们揭示了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即思考关系到人类命运与幸福的重大社会问题，敢于批评任何来自外部的政治权力。如果连知识分子都成了猥琐龌龊之人，那么这个社会就算是彻底没有指望了！当一个所谓的知识分子是在拿自己的所谓“思想”去与权力做交易，在交易成功的同时，他在灵魂世界中也就彻底堕落。 历史与现实：法国文化中的“软实力” 在法兰西民族的崛起过程中发挥巨大作用的，与其说是物质财富，还不如说是思想文化艺术。与20世纪美国的“苹果电脑”畅销全球不同，法国贡献给世界的是精神与价值观。 追溯法兰西的文化传统，路易十四的专制与中国的封建专制一开始就有文化背景上的巨大差异。法国的基督教传统与希腊文明相互补充，与中国的文明有不同的精神渊源。虽然都可以叫“专制”，但含义完全不同。法兰西17、18世纪能诞生伏尔泰与卢梭等一大批启蒙思想家，和他们从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运动分不开。 同时，法兰西民族的性格是开放的，他们一向求新求异，迷恋异国情调，伏尔泰就曾把中国描述得像一个美不胜言的乌托邦，实际上当时的中国并没有他说得那么好。而伏尔泰就是这么一个人物，对异国文化抱着一种宽容和欣赏的态度。 当时的法国各地都有科学院，卢梭的《论科学和艺术》在第戎科学院的年度征文比赛中获得第一名，获奖的原因是论文观点独特，言之有物，而他的观点是科学与艺术的进步是人类堕落的根源。在公开的场合鼓励和允许最大胆的思想，即使是批评政府的思想，法国在200多年前就做到了，这是法兰西文化始终富有创造活力的重要原因。一个国家如果不在制度（宪法和教育制度）上保证、重视、鼓励人民独立思考和批评，长期下去，人民就会丧失这样的能力，当然也就失去了精神创造性和文化上的竞争力。启蒙时代的法国还有很多首创的东西，如以狄德罗为代表的百科全书派以编撰百科全书的形式传播启蒙思想。但有一点，他们都是自下而上的，当时沙龙文化、咖啡馆文化之所以那样盛行，实际上跟当时社会有一大批精神贵族有很大关系。像伏尔泰、霍尔巴赫等，他们都很富有，但同时也是精神贵族，他们都有很好的人文素养。如果说这对中国有启示的话，那就是关注民间精神的开放和情趣。如果有一天，中国的财富贵族们同时也是全社会的精神贵族而不是趣味低下的“土财主”，那中国就有可能真的成为文化大国。 关于法国和中国现实教育制度的一个巨大差别，可以以法国中学会考制度与中国高考制度做个比较，特别是“高考作文”。中国考的是“语文”，而法国人考的其实是“哲学”。语文考试有一套标准答案，在性质上它是技术的、具体的、被灌输的；哲学考的是独立思考基础上的理解力，在性质上它是抽象的、没有标准答案的；法国中学生不论文科还是理科，在进入大学之前都要面对这张“哲学高考卷”。法国的中学会考制度是1808年建立的，至今已有206年的历史。我们不妨列举2014年的法国“高考作文题”（其实就是哲学考试），看是否能引起对中国“高考作文题”的深思： 文科第一题：艺术品是否提升我们的洞察力？第二题：追求幸福快乐，是否什么都可以做？第三题：解读卡尔·波普尔《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一书中的一段论述；经济社会科第一题：是否拥有了选择就是自由？第二题：为什么人们追寻自我认知？第三题：解读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一书中的一段论述；理科第一题：我们生活的目的就是为了追求幸福吗？第二题：艺术家是否是其作品的主人？第三题：解读勒内·笛卡尔《思维指南录》中的一段论述。不妨再补充几个法国中学会考题：1、期盼得到不可能的事情是否荒谬？（2009）；2、是否所有信仰都与理性相悖？（2012）；3、平等是否影响自由？（2011）；4、为了未来，是否应该忘记过去？（2010）；5、人们是否可以不受磨难而满足欲望？（2008） 顺便说一句，法国中学文学类的学生每周要上7个小时的哲学课，而经济科和科学类的学生也分别要上每周4个和3个小时的哲学课。法国人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气力学习哲学呢？根据法国教育部颁发的大纲，哲学课目的是要“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并建立理性分析坐标以领悟时代的意义”。说得通俗一点，就是要让学生发现自我价值，学会对周围司空见惯的现象说“不”，在未来的实际工作中养成创造性的思考方式。 启蒙时代的法国知识分子经常在咖啡馆里谈论哲学话题，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对这些场景描写得十分生动。所以，18世纪也被称为哲学的世纪。法兰西的民族性格充满激情和浪漫，艺术和哲学甚至是人们最看重的能力。启蒙时代的精神高雅而不俗气。精神上永远求新求异追求个性，他们总是在追求一种高雅的精神和物质生活。像伏尔泰这样有钱的人，也同时追求精神上的富有，他的全集有100多卷，包括哲学、历史、小说、剧本、诗歌、词典、书信等。 当然这里的哲学是非常广义的，诸如情调、情趣、鉴赏力、幸福、痛苦，全都是周围的人关心的抽象心灵问题。启蒙时代的法国人纠正了这样一个偏见，长期以来，人们只是把那些可敬却不可爱，离人很远的观念视为学问，疏远、藐视那些身边发生的冲动和欲望。伏尔泰、卢梭、狄德罗之所以伟大，在于他们不仅影响了法国更影响到同期其他欧洲民族的精神风俗，并传播到全世界，一直延续到现在。伏尔泰为什么有这么高的地位？因为他一直在和愚昧、宗教、神权专制作斗争，他始终坚持精神是自由的，他跟卢梭是死对头，他批评卢梭，但与此同时他又为卢梭说了很多好话，他认为卢梭很有才华。伏尔泰可以不同意卢梭的观点，但他要捍卫卢梭说话的权利，这叫精神自由。精神自由和言论自由实际上是一个意思的两种说法而已。所谓自由，是批评的自由，也就是允许人们在社会公开场合发表这些批评的自由。 启蒙运动最大的精神成果，就是社会上没有任何一个人、任何一种势力或者任何一个政党有资格告诉人民应该怎么思想，这是康德说的，也包括伏尔泰；自由的另一层意思是，运用人自己的理智，是人的天性。社会要顺应人的这种天性。启蒙首先要解决的，不是人的思考能力而是思考的胆量问题。人本来就不是谁比谁笨多少，只是长期的禁锢使人们没有这个胆量去放开思考，这是启蒙要解决的，说到底还是言论自由的问题。没有言论自由和精神自由，将是文化艺术的灾难，将带来极其严重的社会后果，它会使整个民族丧失精神上的创造能力。在21世纪，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再也不是那种靠统治殖民方式来掠夺财富或直接奴役，它是靠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在各个领域里的创新能力的竞争。如果一个国家失去了创新能力，那么竞争能力也就随之失去了。本国就只能文化输入，而没有能力输出自己的文化（文化是无法靠金钱做后盾强行输出国门的）。只有模仿而没有创造，长期下去，文化及其文化产品都是模仿别人的东西，这将是我们已经面对和将来不得不面对的残酷而尴尬的文化现实。 一个社会能否产生伟大的思想家，这要看这个社会是否有发表言论的自由、批评的自由和争论的自由。言论自由的含义是在公开场合发表自己各种思想的自由。如果个人思想不能变成公共语言，一些另类想法永远得不到公开发表的机会，即使一个很有天赋的思想者，他的思想能力也会萎缩。真正的思想家不仅是官方思想家，而更是像伏尔泰、卢梭和萨特那样的自由思想家。 文化大国的标志之一就是它有一大批像萨特那样的知识分子，人们一提到法兰西就会想起这些人来，他们支起法兰西文化大国的架子，他们的声音总是独立于政府之外，政府也允许他们批评。是否允许知识分子的监督，是否允许有不同声音，这是衡量民主国家最重要的标志。在中国历史上，如果一个知识分子禀性天真，讲真话，那这个人的命运总不会太美妙。具体来说，就是具有西方知识分子这种秉性的中国知识分子总是比较天真的，而他们的结果都不是很好。这样极其容易泯灭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导致文化系统里只有歌功颂德的传统而鲜有批评的传统。它使中国很难产生独立的思想家。 法国启蒙时代的代表人物还有卢梭。卢梭与伏尔泰的区别在于，卢梭关注到了社会的异化现象，直到20世纪哲学和文学艺术才真正重视起来的人的焦虑、绝望、厌倦等一些属于“光明”背后的东西。卢梭敏锐地感到，社会进步的同时也是一种堕落。这话当时没有太多的人注意，实际上这涉及到了对现代文明的一种批评，这是伏尔泰所没有想到的。伏尔泰还嘲笑卢梭，说卢梭想要我们回到用四肢爬行的时代。卢梭向往的理想社会，是人类朴素的自然状态。卢梭思想的覆盖面比伏尔泰更宽广，《社会契约论》奠定了近代西方政治制度的根基，他的《爱弥尔》是近代西方启发式的自然教育的奠基性著作，他的《忏悔录》是西方近代以来浪漫主义传统的开山之作。他的著作不算多，但每一部都是开创性的。 卢梭指出，人类进步的同时也在堕落，社会不是直线发展的。他批评了现代文明可能造成的种种后果，比如工业社会导致人的片面的发展，人附属于机器，附属于异化的东西，使人本身丧失了属于人性方面的东西。卢梭更关心人自身的那种价值观。现在来看，他是启蒙时代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他的观点比伏尔泰超前。 一个懂得尊重思想的民族，才会诞生伟大的思想。一个拥有伟大思想的国家，才能拥有不断前行的力量。法国之所以人才辈出是因为他们尊重思想，这是法国文化中最值得中国文化借鉴的地方，也是振兴中国文化的当务之急。 情趣与鉴赏力 情趣（Gout）这个法文词的含义还有滋味、欲望、鉴赏、兴致、癖好等，这里特指有关精神和精神产品的快乐（Plasires）。能拥有这样情趣的人是有品位的表现。一个人的情趣越多，精神世界越丰富，就越快乐。这些，集中体现在对奢华和美的兴致上。狄德罗认为，如果奢华不是被用于压迫人而是为了人的快乐，它就是合理的。例如，财富不是通往权力的手段，而是获得快乐的途径。他撰写的有关画论的系列文章称得上18世纪社会欣赏情趣的典范，正如莫齐在《18世纪法国文学与哲学中的幸福观念》中描写的那样：“尽可能完美地培育我们的世界，使它的产品各个不同，丰富多彩，其异样性越多，就越能形成富贵奢华：因为如果人们并不吃金子，如果它并不能使快乐多样化或者不确定地过渡到诗歌、绘画、雕塑、音乐、水晶玻璃、挂毯、帷幔、镀金、瓷器，那它能用来做什么呢？”换句话说，财富只是满足各种情趣的手段，财富越多，其拥有的潜在兴致就越多：花园、宫殿、美酒、佳人……如此而已！所有这些，绝大多数都是文化产品。爱奢华，有情调，实际上就是对快乐本身的热爱。爱快乐是启蒙世纪一种最为持久的时尚，人们活动的一个最普遍动机。人们相信这样的普遍原则：人是为快乐而存在的，因此，不快乐的人等于没有生活过的人，或不存在的人。一个令人不快的世界是一个死寂的世界，窒息生命的世界。 应该注意，快乐敞开的是热情。支配启蒙思想家的是一个个热情洋溢的性灵：可是观其情形，仍有很大不同。好象没有谁比卢梭更呼唤心底热情的了，但他只诉诸自然的热情，他在《致达朗贝尔的信》中说，奢华或矫揉造作是热情的堕落或疏远了本来的热情，就像演员一样虚伪的摹仿和貌似热情，其实内心冷酷无情，只是一种无聊的快乐。卢梭揭示了我们以上所谓快乐或者热情的多样性。我们应该记住，奢华的快乐是要以财富为基础的，伏尔泰是富豪，所以决不拒绝奢华之乐；就此而言，伏尔泰与卢梭的冲突是自然而然的：卢梭是贫民，只拥有天然的精神自由。但是，世事沧桑，我们不得不承认，快乐对精神刺激的强度，要远远小于痛苦，因此快乐不能生出深刻的哲学：卢梭没有伏尔泰那么多闲暇，写出浩如烟海的文字，他得用更多的时间靠抄写乐谱养活自己，但只要有空，他就能轻松地写出惊世骇俗之笔，除了他是天才，全在于他的内心苦难。 但启蒙时代更一般的情形是，那些呼吁快乐的文人，欢呼奢华之情趣。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的“快乐”（Plaisire）词条称，快乐是一种能带给我们幸福的心理感情。但是，这个判断并不精确，因为幸福与快乐有时间上的差异：幸福是一种更持久均衡的心理状态，与快乐或快活相比，幸福更不依赖于真正拥抱一个物质对象（金子或者财富，或像卢梭所言，一个美人本身）；反之，虽然拥有这些对象本身的快活在强度上超过幸福，但并非等同于幸福，因为前者是短暂的，有条件的。有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两个或多个快活之间通常是不连续的，其间通常塞满焦虑和无聊，从而走到了快乐的反面；而真的幸福不依赖外部条件，因为它只是“心动的方向性”，比如卢梭的方向。 启蒙世纪的一个功绩是，它决不排斥快乐的多样性，即使它们可能是一些超出传统习俗的举止。乐趣既可以是简单的，适度的或节制的，也可以是复杂的，放纵的。混杂或精致的快乐，就像我们以上分析的微妙精神一样。多样性的快乐，比如消遣（不是笛卡尔式的沉思）被当作对抗焦虑与无聊的有效手段，走出自我，参加社交活动、谈话、沙龙、戏剧……聪明的做法不是遏制快乐，而是变化快乐，实现它的多重性。当我们说到孟德斯鸠时，多数人只是想到他的《论法的精神》，而他的消遣甚至放荡之作《波斯人信札》竟然在不经意间成为经典之作，其原因就在于它定格了时代情趣之变革。 反对基督教只是追求快乐的人们的一个副产品，因为宗教限制人们的快乐，不恰当地规范了人们的行为界限。在这个过程中，渐渐确立了法兰西民族求新求变的文化性格。快乐的生动性要有“力度”，不枯燥、不摹仿，从而要求精神产品渗透异样的哲学精神或鉴赏方式。这里的“力度”一词也有“原创性”之义。不同的快乐样式或刺激感官、或精神、或心灵，从而体验多多。诉诸感官的如放荡之快感、巴洛克风格之绘画；诉诸精神的如学问和交谈；诉诸心灵的如道德上的满足感。感性的快乐短暂而直接，容易过度；理智的快乐呈现安详、从容、文雅；道德带来的快乐使人高尚。这些不同的快乐样式又是相互交叉的，呈现出复杂情形。同时，不同的快乐方式都涉及到“爱”。“爱”的因素分散在诸如“热情”、“情趣”、“新奇”之类概念中——与“爱”相比，这些概念是具体的，但是，倘若想知道这些“具体概念”的更具体含义，则有赖于其他更具体的概念。这是一个回溯生活世界的过程，与形而上学传统相反的过程。这即是18世纪法国人所谓“博爱”——广博之爱，不仅泛爱众人，且泛爱众物，它被冠以神圣的、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 责 编∕凌肖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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