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中日一百五十年关系备忘录 |
| 范文 | 第一个50年：两国同时走上了富国强兵的近代化之路，结果是中国拱手让出了亚洲霸主的交椅 许多世纪以来，岛国日本与中国一样，一直闭关锁国。直到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修斯·佩里率舰驶入江户（东京）湾，用火炮迫使还处在中古时代的日本接受现代生活。让人大惑不解的是，“中古时代”的日本人顺从而坚定地选择了这一生活，不辞劳苦地抄袭各种新技术，甚至还设法超过老师。例如他们让纺织女工穿上旱冰鞋干活，以便多操作一些纱锭。 含垢忍辱的明治维新领袖为了摆脱半殖民地的地位，修改不平等条约，不惜向列强低头让步，埋头搞国内改革，以文化投降主义去适应国际制度，其中最关键的一招就是采纳了西方法律，改变了国家体制。明治早期的日本外相井上馨总结了明治寡头政治的纲领：“化吾国为欧洲帝国，化吾人为欧洲国民。换言之，要在亚洲边缘上建立起一个全新的、欧洲式的帝国。”日本激进的改革家福泽在1882年说，总有一天，我们日本会强大起来，不但要像英国一样把中国和印度握在掌心，还要打退英国，自己来统治全亚洲。 中国人见识西方的坚船利炮比日本早13年。1840年，鸦片战争的失败，使清王朝中的有识之士痛切地感到了落后与衰弱。在此之前，他们长期沉浸在“中央之国”、亚洲霸主的良好感觉之中。清王朝把从明朝继承下来的国土由300多万平方公里扩大到1300多万平方公里，一时称霸亚洲。但在鸦片战争之后，清帝国盛极而衰的步伐势同堤溃，民力凋敝，官吏骄横，举朝醉生梦死之徒，海内日益多事。太平天国与捻军两次农民起义，又使清帝国的军队与之混战十余年，直打得国库空虚，民不聊生，中国遂进入与世界交涉之最艰难时期。 以李鸿章为代表的一批清帝国的重臣目睹小国日本因学习西方而崛起，竟敢藐视以天朝大国自居的清帝国，出兵攻打台湾，深为震动，在给皇上的奏折里痛切地写道：“中国在五大洲中自古称最强大，今乃为小邦所轻视，因此，练兵、制品、购船诸事，不能再耽误了，师彼之长，去我之短，及今为之而已迟矣！” 为此，李鸿章一再请求朝廷废除科举、普及西学，开化世风，“使天下有识之士无不明洋务，庶练兵、制器、造船等事，可期逐渐精强”。1872年，李鸿章在同治皇帝的默许下开办洋务运动，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发展机器制造业，走工业化道路，以此遏制洋人气焰，维护大清国利益。这一时间比明治维新仅晚了4年。 但是，在说不清的自大与自卑混合的心态下，中国上层对于革新的总体态度是观望、犹豫、反感和不适应，反对者占压倒多数，始终不能像日本那样上下一心，因而改革阻力奇大。李鸿章的一份奏折从上报到批准，短则三五年，长则近十年。结果20年后，中国铁路在人为的阻力下艰难地穿行了百余公里，而日本在同样的时间里修了3000英里。 日本改革是一位血气方刚、志存高远的皇帝蛮横强制地推动的，中国的改革是一位瞻前顾后、左右掣肘的老臣费力不讨好地拖动的。一个是在路上跑，一个是在泥潭里爬。 日本的文化投降主义得到了奖赏，1894年，英国等列强与日本达成了协定，结束了不平等条约，西方人甚至阐述了“日本获得国际地位” 的重要意义。两个星期后，日本为了争夺朝鲜向中国宣战。 从表面上看，当时中日两国军力相差无几，而实际上，无论是舰艇的数量、质量、装备水平和人员素质，日本海军均比北洋水师强。“日军新旧快船可用者共二十一艘，最快者每点钟行二十三海里，次亦二十海里上下。我船订购在先……仅每点钟行十五至十八海里”，火炮的射速更是差了许多，因此海军大东沟一役，中国海军在五个小时之内便告失败。北洋水师是洋务运动的最大成果，海军失败，洋务运动随之灰飞烟灭。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标志着日本从此成为世界列强之一。 日本人说过，中国人好像对新技术没有兴趣。比如，火枪在16世纪分别传到了日本和中国，日本军队很快用火枪代替了冷兵器，但中国直到甲午战争时，军队还没有全部装备火枪。而实际上，中国人是被自己的思想观念所打败。顽固派坐而论道，自己不干也不让别人干，从满朝文武只有三两大臣支持干洋务那一刻起，中国与东邻小国日本的较量已告失败。 10年后，日本又为争夺中国与沙俄打了一仗。沙俄帝国陆地面积占地球的六分之一，日本与之连战皆捷，让世界震惊。日本获得了台湾、满洲、辽东半岛和两个重要军港旅顺、大连的控制权。 1912年，在明治维新50年的时候，明治皇帝因尿毒症而死，身后留下一个成功的、野心勃勃的日本。也是那一年，孙中山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大清帝国死了。 第二个50年：日本“闭上眼睛纵身一跳”赔得国破家亡，中国在沉重的胜利后向平衡迈出关键一步 现在轮到日本为自己的思想观念付出代价了。因为胜利来得太容易，日本人一反它小心谨慎的常态，一意孤行起来。1915年，日本又对中国提出了21条，不仅侵犯了中国的主权，也侵蚀了欧洲列强的势力范围。日本的自行其是既种下了近一个世纪中日关系不良的种子，也埋下了与欧美强国对抗的祸根。 日本的一个能言善辩的思想家称，谁能不让孩子长大？不让孩子长大只有一个办法——死亡。这句话更被后来被判处绞刑的日本首相东条英机演绎到了极致。他说，人总有个时候得闭上眼睛，纵身一跳。他们像神奇的预言家一样，把日本以后的命运说得清清楚楚。 激进的日本武士早在1860年就有了征韩、征台、征服中国大陆的想法，这种梦一直在日本军人的心中延续着。日本脆弱的岛屿经济和地理位置，使它极端缺乏安全感，“我们必须摆脱岛国的局限性，成为一个拥有大陆的国家”——这就是日本军界的心态。 1930年前后，由于一战的原因，亚洲出现了权力真空，中国民族主义运动风起云涌，日本在中国的利益受到严重挑战，一个充满敌意的苏联在它北方崛起，美国则通过了一个让日本视为民族侮辱的法案：不许日本人入籍。于是，感到受威胁的日本决心抓住这个加强实力、自行其是的机会。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被看作是日本与西方大国分道扬镳的标志，随着他们在中国的一步步得逞，日本的极端民族主义狂热已经到了无法克制的地步，卢沟桥上中日两国士兵的一场小小冲突，演变成为一场全面战争。 日本军方向首相保证，三个月内拿下中国。此时，处在弱者地位的中国反而清醒起来。蒋介石说，“除非日本真能在十天之内灭亡中国，要拖上三个月十个月或半年的时间，则日本地位甚为危险。”八年抗战期间，蒋面对一连串的失败和巨大的民族创伤，情绪不定，抵抗不力，但是他的决心从未放弃，他叮咛自己不要一死报国，可见当时之危局中顶住压力比一死报国还难。 而毛泽东则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后来被作为国民党全军抗战教科书的《论持久战》，提出把日军拖住、拖垮，使其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如一头野牛冲入火阵。国民党和共产党两支军队分别在正面战场和敌后展开战争。 中国被逼作战，无全盘作战计划，无财政准备，无友邦支持，可谓难到了极点。作战仅仅半年，蒋介石所能亲自控制之德式装备三十个师已损失殆尽，以后也无法补充。抗战后期仍称有兵力三百万，实际只有步枪约一百万枝，其火力不能与日军同日而语。一仗下来，中方伤亡人数往往六七倍于敌。但是，中国千年一脉的民族凝聚力显示了力量，不仅永不言败，而且把日军死死拖入泥潭。共产党军队在敌后开展的游击战、地道战和地雷战，成为反法西斯战争史上的经典之作。 美国人白修德在抗战期间暴露中国的弱点不遗余力，可是他也在1943年写道：“这支军队能支撑着抵御日军达六年之久，乃是奇事之中又最为特殊之处。”中国之对日抗战并未在势均力敌之条件下获胜，而系在万劫不复之环境内苦斗功成。 日本为其疯狂而不负责任的行为死亡近300万人，丢掉了整个海外帝国，丢掉了所有军队，给几代人留下了精神和肉体的创伤。日军在战争中暴露了其民族缺陷：他们大规模屠杀俘虏与和平居民、奸淫如兽、逼迫青少年对敌方进行自杀性攻击，战败时残杀己方伤病员，强迫占领国妇女当军妓。 中国的胜利也过于沉重：死亡近2000万人，无数的城市被毁，经济几近崩溃。但是这个胜利却是中国在100年里最最重要的胜利。因为它在对外战争中已经有100年没尝过胜利的滋味了。中国正在艰难地找回大国的感觉，找到与世界平衡的精神支点。 第三个50年：技术与西装下的奋斗使日本复燃战前野心，他们心理上最不能接受的是中国的崛起 无条件投降、占领、非军事化似乎终结了日本的大国之梦，以致数年之内在日本见不到国旗，但实际上日本有一支地下军队一直在奋斗不息。 战后日本经济的主要策划者中田三郎讲过一则故事：一个穷武士立志省吃俭用买一副好盔甲，但是当他终于买到时，身体饿得连这盔甲的重量都承受不了了，只能是命丧沙场。这就是战时日本的形象。所以，战败貌似坏事，实际上是日本的福气。穿军装的军队不是唯一的军队，科学技术和西装革履下面的奋斗精神则是日本的地下军队。 日本战后的首相吉田茂说得更直接：“我们的生活恢复了正常以后，自然而然会重整军备。也许是我老奸巨滑吧，我想在那一天到来之前，最好让美国人来保证我们的安全。想修宪的政客是大笨蛋。” 这两位日本的智者一语道破了日本战后50年的战略企图。 日本战后把发展高精密工程技术作为主攻目标。战后颁布的第一个法令是政府拿钱给小学生供应午餐。日本的机会主义和文化投降主义再次表现为极力与称雄世界的强国结盟。在整个日本现代史上，日本这种随着国际主流见风使舵的特点多次出现，只要能加强国力，其他的都可以暂时让步。曾经私下嘲笑过日本外交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后来不得不承认：日本的决策在战后所有的大国中是最有远见、最明智的。 1971年，日本已经凭借经济实力重新成为世界大国。这一年，中国正试图从来自美国和苏联的双重压力下挣脱出来，继与美国建交之后，中国与日本建立了外交关系。这时距离中日战争结束已有30年之多。当时的多数中国民众并没有看出与日本邦交正常化有什么必要，普遍认为这是对日本的大度与宽恕。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奥克伯格说，中国的历史包袱在于，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认为它的力量正在于它的孤立。这种想法在文革期间达到了顶峰。 中日之战的胜利和共产党对大陆的统一，本来给了中国一个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但是自以为已经和传统彻底决裂的中国人又一次和他们的先人一样，陷入了“主义”之争、“发展经济”的是与非之争、“文化”之争。这种狂热的争论和思想斗争引发了一场动乱，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日本人评论说，中国人缺乏对自身问题进行深刻探讨和反省的风格，使中国人无法从以往的失败中吸取到真正的经验教训。同时由于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绝对自信，无形中造成对外国文化的漠不关心，不能积极吸取外国文化的优点来弥补和改进自己的不足。这与日本的文化机会主义截然相反，成了中国现代化的一堵无形的障碍。 这种情况持续到1979年。毛泽东的继承者邓小平开始冒险尝试一条有悖于中国传统但却跟得上世界潮流的改革之路。这条道路使中国在20多年后GDP突破9万亿，中国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六，找到了大国的感觉与自尊。 面对中国的崛起，最不安、最困惑的就是日本了。美国中央情报局预言，鉴于中国蒸蒸日上，日本“在维持自己作为世界上第三大经济体（排在美国和欧洲后面）的地位方面将会遇到困难”。最近几年，日本每年使其政府债务增加 2500亿美元。日本的债券连续两次被美国信用评估机构穆迪氏公司降级。日本的信用现在被判定为与葡萄牙一样具有风险。 从19世纪开始，日本与中国的交往中，中国从来没有强大过。而一个新的强国的出现，肯定会打破平衡，造成经济与战略的冲突。在复杂、微妙的心理下，日本一面通过贷款、投资、技术转让等经济手段，影响、软化中国，一面重整军备加强自立。 上世纪90年代中日关系的主题词是：军国主义、领土争议、台独问题、贸易战。特别是1998年中国领导人江泽民访日期间，日本居然没有效法以书面形式就其侵略历史正式向韩国道歉的先例，不仅没有以书面形式向中国正式道歉，其右翼势力和传媒还极力造成一种中国在战争问题上揪住日本不放的假象，之后，又是一场日本首先发难的“大葱与汽车”贸易战，中日关系降至30年来的最低点。“中国威胁论”再次在日本流传。然而这不是1996年解放军台海演习后浮现的中国军事威胁论，而是半年前突然冒起的中国经济威胁论。加上日本企业陆续把生产基地西移中国，令就业欠佳的日本“出现恐慌”（《日经周刊》语）。日本官方及民间的调查则显示，日本人对中国的好感正迅速下降。未来的中日关系充满了变数，优劣走势取决于中国的内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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