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邓小平超常思维 |
| 范文 | 尹全忠+++杨志国 邓小平高瞻远瞩，从时代主题转换的视角，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有机结合起来，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探讨并运用邓小平创造性的或者说超常规的决策思维，对于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使我们立于主动和不败之地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既要继承，更强调突破创新 邓小平指出：我们搞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要坚持马列主义，“老祖宗不能丢”，但我们干的是中国几千年来从未干过的事，针对新情况，要提出新理论，解决新问题。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有些在本本主义看来，是“异端”的突破，只有突破创新，才能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邓小平在决策中之所以能突破创新，原因是他的正确判断是从多方面、多渠道，特别是基层人民群众中获得的可靠信息作为基础的。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错误批判和斗争，被剥夺一切职务，在江西三年多的时间里，和工人朝夕相处，共同劳动，广泛接触中下层干部，他以特殊的身份掌握了社会底层的情况，从这些可靠的第一手资料中悟出了一个真理：“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特点出发。”中国特点是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现在仍然是世界上贫穷的国家之一。1981年，邓小平主持制定并经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阶段。”后来，他又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根据邓小平的科学判断作出的决策避免了以往左的错误，同时，又抵制了否定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错误思潮。 第二个原因是以立字当头取代破字当头。事物发展中的“破”与“立”是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随着时空和条件的变化，二者的侧重面也是变化的。在“战争与革命”年代，主要是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侧重于破，不破不立；在“和平与发展”年代，则主要是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侧重于立，立中有破。然而，我国在1958年至1978年期间，许多该立的没有立，该破的没有破，致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而1979年以来，我国出现了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景象，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邓小平在决策中准确地掌握了以立为主，边立边破的火候。 第三个原因是他强调在民主基础上的正确集中，邓小平1978年指出，在党内确实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许多重大问题往往是一两个人说了算，别人只能奉命行事。在新的长征中，特别需要强调民主。他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为此，他主张一要广开言路，集思广益。坚持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让各方面的意见、要求、批评和建议充分反映出来，以利政府集中正确的意见，及时发现和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实行在民主基础上的正确集中，避免在决策上个人说了算的不负责任的现象。邓小平十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他说：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的，我们把它加工提高，指导全国。 既承认对立面的斗争，更强调对立面的同一 在“战争与革命”年代，党和人民要推翻旧的制度，必然要强调矛盾对立面的斗争。进入“和平与发展”年代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果断地刹住“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惯性，运用矛盾的同一性理论，处理国际、国内问题，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显示出他的决策的魄力和远见。 （一）变拒斥资本主义为利用资本主义。 邓小平针对“四人帮”拒斥资本主义，把利用资本主义的先进成果斥之为“洋奴哲学”的谬误，排浊扬清，拨乩反正，明确提出：对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都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 （二）变论战为不以意识形态划线。 随着时代的发展，邓小平强调说，要发展自己，这就需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和国际政治新秩序，创造一个有利于发展自己的国际环境。因此，他认为：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他明确表示：中国观察国家关系问题不是看社会制度，不去计较历史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差别，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应该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只要这样做了，什么问题都可以妥善解决。 （三）变僵持对立为“一国两制”。 邓小平认为和平共处这种方式不仅可以解决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关系和相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关系，而且可以解决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制度的问题。1984年10月31日，他在会见缅甸客人时说，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这也是一种和平共处。这一创造性的构想，既为完成国家统一大业指明方向，又不损害别国在港、澳、台的利益，把国际关系中的紧张因素转化为缓和因素。他还提出这一构想的推论，对有争议的地区，不用打仗，也不要好多轮谈判，可以先把主权问题搁置起来，共同开发，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这样，邓小平就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也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 （四）变制度性的计划、市场为中性手段。 邓小平的思维视野跨越了传统观念的界限，走出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共同“误区”，打破了“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的思维模式，抛弃了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作为社会基本制度的陈旧看法，认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是发展生产力的“中性”手段，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从而作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系列决策。邓小平对东、西方经济学的重大理论突破，被国外评论家称为是“太平洋世纪的破晓雷声” 既要务虚，又提出不在“争论”中坐失良机 邓小平思维活跃，不拘于以往的观念，不喜欢局限在原先“脑筋里的框子”，老是用“已有的公式或某些定型的方案思考问题，他善于根据变化了的具体情况，突破旧的思维圈，灵活而迅速地提出新的策略和方法，获得最佳的效果。 （一）主张敢试敢闯，摒弃纸上谈兵。 邓小平厌恶把务虚与务实截然分开的形而上学思维，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提倡不搞争论。他认为，凡是看准了的决策，在实践中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准备好对策，不怕冒风险。比如实行开放政策，虽然带来一些坏的东西，这是最大的风险，但可以用法律和教育来解决。预有准备，天就塌不下来。如果没有闯劲，没有风险意识，就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他深刻地感受到，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场伟大的试验，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但不搞争论，争取时间搞试验。邓小平的“不搞争论”的主张，激励人们敢为天下先，敢试第一个，开拓创新；有助于发挥示范作用，以事实说服人、吸引人；更有助于培养求真务实的作风，不把心思用在纸上谈兵的争吵上，而把精力集中到改革开放的探索上，在实践中拓宽视野，发现新问题，总结新经验。 （二）以专家论证代替长官意志。 1985年3月7日，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讲话时，赞誉科学技术专家不仅为祖国出了许多科技成果，而且以主人翁的态度，献出了许多良策。还说，科技专家这样广泛地参加经济、社会决策活动，是我国几千年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他收到四位科学家的“863计划”建议后，立即作出批示：“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并责成国务院有关负责同志具体落实。为此，国务院组织几百名专家，在认真调查论证基础上，制定出我国的《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这样的决策由于不是长官意志的产物，而是科学论证的结果，因而具有充分的科学根据和无可估量的价值。 （三）强调抓住机遇防止坐失良机。 邓小平告诫人们要用新脑筋来对待新事物，放眼世界，做“地球村”合格的“世界公民”。他认为，“文化大革命”耽误了20年，我们不能再坐失良机了。所以，他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机会要抓住，决策要及时。”他在决策时能敏捷地发现、识别机遇，果断地捕捉和利用机遇，不失时机地推进中国发展蓝图的实施。 既抓实施追踪，更重视亲自巡视指导 邓小平批评官僚主义的决策者时说：“一项工作布置之后，落实了没有，无人过问，结果好坏，谁也不管。所以急需建立严格的责任制。”他无暇顾及自己年迈体弱，多次进行实地考察，追踪决策的实施情况。 （一）不自以为是，让决策接受群众实践的检验。 邓小平坚持胆子要大、步子要稳的原则，主张决策要付诸实施，接受广大人民群众实践的检验，看群众拥不拥护，满不满意。如果不行，就赶快改正。随着群众实践的发展，该修补的就修补，该完善的就完善。 （二）不搞运动，允许看。 邓小平及时掌握人民群众对改革风险的承受能力，了解到部分群众执行某项决策时并不踊跃，好多人在看。他认为，改革既然是天翻地覆的一场革命，怎么会没有人怀疑呢？即使在主张和提倡改革的人当中，保留一点怀疑态度也有好处。他顺乎民意，决定允许看，允许不同观点存在，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最终是拿事实来说话，让改革的实际进展去说服人们。改革使中国得到迅速发展，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那些持怀疑态度的人，也真心实意地拥护改革了。 （三）不闭目塞听，狠抓信息反馈。 邓小平认为，做管理工作的人要信息灵通，心中有数。邓小平从反馈的信息中，深知改革开放每前进一步都要冲破来自政治上、思想上的阻力。特别是对出台的各项改革开放举措都要问一问是姓“社”还是姓“资”？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标准，不仅从理论上充实完善了生产力标准，重申不能离开生产力来空谈社会主义原则，而且从实践上给步履维艰的改革开放注入了新的活力，激励人们手握衡量是非的标准，大胆地开拓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1998年第8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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