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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范文

刘庭华

毛泽东指出：“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抗日战争开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抗击和牵制日本陆军最多，付出的代价最大，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中国首先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日、德、意法西斯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在东、西方分别酝酿，通过发动一系列局部战争而逐步演变成为全面战争的。

日本是世界上第一个形成法西斯侵略战争策源地的国家。早在19世纪末，日本由资本主义发展成为帝国主义国家时，即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日本通过发动甲午战争，参加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发动以争夺中国东北为目标的日俄战争，先后从中国攫取了台湾、澎湖和旅顺、大连等地，勒索了巨额战争赔款，从而增强了其经济和军事实力，成为世界列强中新崛起的富于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国家。1927年7月，日本政府提出所谓解决“满蒙政策”的《田中奏折》，宣称“如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这露骨地表明了日本侵占中国，进而吞并亚洲、称霸世界的狂妄野心和侵略步骤。

世界法西斯侵略的第一把战火是由日本点燃的。1931年9月18日，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悍然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打响了破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第一枪，在世界东方形成第一个战争策源地。“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不断扩大侵华战争，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完全按照《田中奏折》所确定的侵略计划实施，它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而且构成了对世界和平的严重威胁。因此，“九·一八”事变不是中日两国之间局部性、地区性的一般军事冲突，而是日本企图实现其独占中国，建立大东亚帝国“大陆政策”的第一步。两年多后，德、意两国在西方形成战争策源地。德、日、意法西斯结为反动同盟，成为国际上最邪恶、最凶残、最反动的势力，是世界人民共同的最危险的敌人。“九·一八”的炮声向世界宣告，日本点燃了世界法西斯对外侵略战争的第一把战火。马占山率部领导的江桥抗战、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的游击战争和广大东北义勇军的对日斗争，给日本法西斯严重打击。总之，中国人民在“九·一八”事变后掀起的反对日本侵略的局部抗战，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中国开辟了世界上第一个大规模反法西斯战争战场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七·七”事变），开始了以灭亡全中国为目标的全面侵华战争。中日全面战争的爆发，是法西斯与反法西斯的矛盾上升为世界主要矛盾的突出表现，它对世界产生了牵动全局乃至改变格局的影响。“七·七”事变标志着法西斯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升级，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可以说，“七·七”事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东方的爆发点，换一句话说，也就是“七·七”事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中国实行全国性抗日战争，在世界东方首先开辟了第一个大规模的反法西斯战场，双方先后投入的兵力达400余万人，战线长达1800多公里，战火遍及中国10多个省市，战区面积达160多万平方公里，中国直接和间接卷入的人口达4亿多人，中日战争成为世界基本矛盾的最高表现形态。

中国战场始终抗击和牵制日本陆军主力，制约日本“北进”和“南进”，保障了同盟国“先欧后亚”大战略的实施。“北进”和“南进”是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既定方针。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企图不仅是要灭亡中国，而且要以整个中国大陆为后方基地，北攻苏联远东地区，南攻西南太平洋地区，进而与德、意法西斯瓜分全球，称霸世界。早在1938年5月毛泽东就指出：“日本地主资产阶级的野心是很大的，为了南攻南洋群岛，北攻西伯利亚起见，采取中间突破的方针，先打中国。”这就是说，占领中国是日本实施世界战略的前提和基础。中国战场处于极其重要的战略枢纽地位。日本的“南进”、“北进”战略始终要受到中国战场的制约和牵制。

中国始终抗击和牵制了日本陆军主力。在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军民承受了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抗击和牵制了日本绝大部分陆军兵力和部分海空力量。特别是把日本陆军主力死死地牵制在中国战场上，牢牢地捆住日本法西斯的手脚，使它陷入长期战争的泥潭而不能自拔。直到日本战败投降，仍有百余万日军被牵制在中国战场上。中国人民坚持持久抗战，长期而大量地牵制、消耗和歼灭日军，对日本侵略者的彻底覆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日本全面侵华后，德、日、意三个轴心国进一步勾结，急切谋求战略上的协同配合，加紧筹建军事同盟，先后于1940年9月、1941年12月和1942年1月签订了“同盟条约”、“联合作战协定”和在全球划分作战范围与任务的“军事协定”。据此，德国、意大利与日本彼此承认在欧洲和亚太地区“建立新秩序的领导权”，并保证“互相援助和合作”。而在一方受到他国攻击时，“三国保证以政治、经济和军事之一切手段互相支援”。中国的持久抗战，遏止了日本侵犯西伯利亚的“北进”计划，使苏联得以避免两线作战；牵制和推迟了日本进攻南洋的“南进”步伐，致使日军被迫背着中国战场的沉重包袱“南进”；并且粉碎了日本与德、意法西斯会师中东和西伯利亚称霸全球的战略图谋，有力地配合与策应了其他战场的反法西斯战争。

中国战场是亚太地区盟军重要的战略支柱和后方基地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很快席卷了菲律宾、马来亚、香港、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地。由于盟军在这一地区接连失利，丧失了太平洋沿岸一系列战略要点，从而使缅甸成为盟军与日军必争的战略要地。日军若是占领缅甸，便可西进印度，直下中东，与德军会师；并可控制印度洋，取得制海权，以有效地支援太平洋上的海战及从海上对印度和中东构成威胁。1942年1月21日，丘吉尔在致伊斯梅尔的电报中指出：“缅甸如果丧失，那就惨了，这样会使我们同中国隔绝。在同日本人交战的军队中，中国军队算是最成功的。”罗斯福在2月23日给澳大利亚总理柯廷的电报中也指出：“如果缅甸失守，依我看来，我方整个的局势包括澳大利亚在内，将面临严重的危险。”由于英、美在远东的军事力量十分薄弱，因此，丘吉尔、罗斯福都亲自出马吁请澳大利亚将正从中东调回澳大利亚本土的澳军2个师改调增援仰光，支援缅甸防御作战，但均遭拒绝。

在此情况下，英国急切请求中国派兵支援。中国根据国际反法西斯的战略需求，中国抗战尽管处于极为困难的境地，还是毅然派出远征军，紧急开赴缅甸，直接支援盟军作战。在担负曼德勒正面及东部地区的防御中，中国远征军浴血奋战，屡挫敌锋，先后取得东吁保卫战、斯瓦阻击战、东枝收复战等重大胜利，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有力地迟滞了日军的进攻。而英军担负的缅甸西部防御却被日军迅速突破，英军主力被日军包围于仁安羌地区，英缅军总司令亚历山大上将紧急求救，经中国远征军驰援解围，才使其7000余官兵得以安全撤往印度，构筑新的防线，保卫了印度的安全。此后，在反攻缅甸作战中，由于英国一直持消极态度，中国为适应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整体利益和实施盟国的战略计划，毅然以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在美、英军一部的配合下，率先发起缅北、滇西反攻，胜利地打通了中印公路，挽救了盟军在东南亚战场的危局，并为盟军最后收复缅甸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在援缅作战中，先后投入30余万兵力，历时3年多，共歼日军6万余人，为东南亚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战场在美国军事当局的战略设想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不仅中国的持久抗战是美英盟国制定和实施“先欧后亚”战略的先决条件之一，而且中国战场也是盟军对日作战的空军基地和盟军太平洋战场反攻及进攻日本本土的重要基地。1942年4月18日，美军16架B-25重型轰炸机从太平洋上的美军航空母舰大黄蜂号上起飞，轰炸了日本东京、横须贺、横滨、名古屋、神户等城市后，于中国浙江省内的中国空军机场降落，并转至云南昆明空军基地休整。日本本土第一次遭到美机的轰炸，朝野震惊。7月4日，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即“飞虎队”）被改编为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1943年3月10日，改为第14航空队，继续利用中国空军基地起飞轰炸日本的海上运输线和远在台湾、越南及日本本土的战略要点，直接支援了美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对日作战。中国为美国提供了所需空军基地、第一线野战机场及地勤人员，其空军基地主要有成都、昆明、柳州、桂林、衡阳、宝庆（邵阳）、芷江、老河口等，第一线野战机场更多。为此，中国方面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中国军民还积极营救美军飞行员，至1945年春，先后被中国军民营救的美军飞行员即达70余名，其中包括后来曾任美国总统的吉米·卡特等。

中国战场为盟国提供了大量的战略军事情报。抗战期间，苏联一直派军事情报组驻延安，中国共产党方面将搜集到的大量很有价值的情报材料，提供给苏方。当中共中央获悉德国将于1941年6月21日进攻苏联时，旋即将这一重要情报转告苏方。苏德战争爆发后不久，苏方曾以伏罗希洛夫的名义致电朱德总司令表示感谢。中共中央允许美军在晋绥、太行等地和在华中新四军第5师区域内设立电台，并向美军提供日军情报及气象资料。在华南，美国第14航空队也与东江纵队合作，建立了情报、通讯、气象等联系。

1941年下半年，中国有关部门从日军航空兵的调动和部署中，侦译了解到日军有在太平洋采取行动的企图。中方立即将这一战略情报通知了美国国防部。但未能引起美方的重视。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方开始重视中方的情报系统，遂在国统区普遍设立无线电通讯网、气象站等。

中国为盟国提供了大量的战略物资。中国全国抗战爆发后，苏、美等国先后向中国提供了贷款援助，以帮助中国购买军事装备，但这些贷款大部分规定中国以重要稀有金属和农牧产品予以偿还。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中国向苏联提供了价值4.5亿美元的矿、农牧产品，向美国提供了价值7.48亿美元的桐油和锡、钨等矿产品，向英国提供了价值1.148亿英镑的农、矿产品，有力地支援了盟国的反法西斯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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