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就业效应 |
| 范文 | 王磊 摘要：自我国加入WTO后，对外直接投资（OFDI）日渐增多，国内学者对OFDI母国效应的研究逐渐呈上升趨势，然而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的就业效应到底是替代作用还是促进作用并没有一致的结论。因此，本文拟对现有国内外文献进行梳理，从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效应的替代效应、促进效应及作用不确定性三个角度综述研究现状。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母国就业效应;文献综述 一、引言 随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越来越多政策制定者和学者担心我国OFDI会像发达国家那样减少企业对本国内部的投资从而降低国内的就业率，给本就不容乐观的就业形势再添一层寒霜。跨国企业将经营活动转移至国外，造成的“产业空心化”极有可能降低母国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从而导致失业人数的上升。这不仅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更不利率社会的稳定发展。 然而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的就业效应到底是替代作用还是促进作用并没有一致的结论。因此，本文拟对现有国内外文献进行梳理探究OFDI对母国就业效应的影响。 二、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的就业效应 （一）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的替代效应 Ruttenberg（1968）基于美国的企业面板数据进行实证以分析美国1960-1965年对外直接投资对美国国内就业的影响。他发现，在资本禀赋一定的前提下，美国海外投资对国内出口存在替代作用，减少企业产出规模继而对就业产生替代效应。Sevenson（1966）也从出口角度对OFDI的母国就业效应进行了研究。他认为，海外子公司在短期内可以促进母国出口并增加母国的国内就业岗位;但从长期来看，随着企业的海外子公司在国际市场上不断成熟，子公司的投资经验不断增加，其参与国际贸易的机会与能力也不断加强，这就使原本的互补效应变弱而替代效应明显增强，母国就业相应减少。 此外，还有学者从投资行业、投资目的地、投资结构等角度研究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的影响。Imbriani et al.（2011）利用意大利2003-2006年企业层面的数据分析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和生产率的影响。他发现，企业海外投资对国内就业作用有限但由于企业类型不同，作用效果不尽相同。其中，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影响并不显著，但服务业企业海外投资对母国就业有明显替代作用。而Harrison et al.（2007）研究美国制造业和服务业企业对外投资的母国就业效应则得出不同结论，他发现服务业跨国公司海外投资其母公司的就业出现了增长。Becker et al.（2006）研究发现德国在低收入国家的投资对母国就业有促进作用，而在东欧等地投资则减少国内的就业岗位。Debaere et al.（2010）利用韩国企业层面的数据研究不同投资目的地母国就业的影响时则得出相反结论，他发现企业对发达国家投资对韩国的就业不存在持续的显著影响，而对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在短期内对母国就业有替代作用。Harrison et al.（2006）研究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的影响时发现，垂直型直接投资促进国内就业，而水平型对外投资则有替代效应。Zapkau et al.（2014）则得出相反结论，他利用德国中小企业数据实证发现垂直型投资对母国就业有替代效应，而水平型投资有互补效应。 在国内研究中，张海波和彭新敏（2013）实证发现，从总体来看OFDI对我国国内就业产生替代效应，中等收入地区、中等及低教育水平地区OFDI对国内的就业表现为替代作用，低收入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就业效应则并不显著。王艳和张洪振（2017）利用2001-2013年省级面板数据从企业异质性角度研究大中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小微企业就业的影响时发现，大中型对外直接投资对小微企业就业的影响存在空间异质性，OFDI对东、中部地区存在互补效应，而对西部地区存在替代效应。张建刚、康宏和康艳梅（2013）也从国内区域差异入手研究得出西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主要表现为替代效应的结论，但他从整体实证的结果与张海波和彭新敏（2013）相反，认为从全国范围看，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的就业的创造效应大于替代效应。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从不同投资主体和行业角度进行了研究。刘辉和王洋（2011）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投资主体和具体行业就业影响时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有企业和股份制企业的国内就业量有较小的替代作用。刘海云和廖庆梅（2017）考察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制造业就业的影响时发现，水平型OFDI对国内就业存在显著替代作用，且考虑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作用时，总体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高会抑制OFDI对国内制造业就业的促进作用。 （二）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的促进效应 Molnar（2007）利用OECD国家数据进行实证时也发现国内就业效应在不同东道国存在较大差异。如果东道国是美国则能够促进国内就业，如果向日本、中国等国家投资则减少国内的工作岗位。Lin和Wang（2008）实证发现从总体投资规模来看投资对国内就业有促进作用，但分国别考虑时，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发达国家的投资对国内就业作用并不显著。 部分学者从行业差异角度进行了分析。Bajo-Rubio et al.（2014）利用西班牙的行业面板数据研究发现，不论是对发达国家还是对发展中国家投资都能促进西班牙国内就业，而这种促进关系在服务业中最为显著。Masso（2008）利用爱沙尼亚数据研究时也发现服务业行业对母国的就业效应大于制造业。Chen和Ku（2003）研究台湾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对该地区就业影响时发现OFDI对台湾就业有显著促进作用。 Braconier和Ekholm（2000）使用瑞典跨国公司数据研究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公司国内就业的影响，他们发现瑞典企业投资美国、欧洲等高收入国家会增加母公司的就业岗位，其中蓝领工人的就业增长率最高;他们还发现跨国企业投资低收入发展中国家时对母公司白领职员就业也起促进作用。Hijzen et al.（2007）利用日本1995-2002年的企业数据研究日本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和就业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日本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的出口和就业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还有学者考虑企业异质性特征对OFDI母国就业效应的影响。Navaretti和Castellani（2010）利用倾向匹配得分法分析从法国和意大利企业异质性角度进行研究发现从长期来看，意大利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能增加母国产出继而促进国内就业。 目前，国内部分学者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蒋冠宏（2016）利用中国2005-2007年1016家有对外直接投资的工业企业数据，运用数据匹配和倍差法（DID）检验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促进了企业对母国就业的增长;从投资动机角度看，商贸服务类投资较制造类投资更显著促进企业在本国就业的增长;对高收入国家投资显著促进企业在国内就业的增长，对中低收入国家的投资并没有明显替代本国就业。而李磊等（2016）认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次数越多，对国内就业的促进也越明显，他们发现不同投资动机类型对就业的影响存在差异：企业资源寻求型OFDI对母公司的就业效应受行业类别的影响，而水平型OFDI和垂直型OFDI对母公司的就业效应受投资目的地国家收入水平、中检品进出口和最终产品进出口的影响。此外，罗良文（2004）及黄晓玲和刘会政（2007）分别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各产业就业的影响，他们均认为对外直接投资推动我国劳动力由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尤其对第三产业的就业有显著促进作用。 宋林等（2017）也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有显著促进作用，他们还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大小、投资水平、科技发展水平、劳动力市场刚性和对外开放程度对OFDI的就业效应存在门槛影响。 此外，随着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学者们对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已经从总量分析发展到对其进行二元边际的结构性分解。国内也有学者从二元边际角度对OFDI的母国就业效应进行了分析。陈培如和冼国明（2018）利用中国2004-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对外直接投资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方式对母国就业的影响发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的创造效应主要来自扩展边际，且制造业就业的促进作用大于服务业，对中高技能制造业和低技能服务业的就业创造效应促进作用更加显著。廖庆梅和刘海云（2018）在分二元边际的投资国别研究时发现，双梯度OFDI的结构特征对其作用有所不同，发展中国家的“顺梯度”OFDI对国内的就业作用主要来自集约边际，发达国家的“逆梯度”OFDI对国内就业的作用主要来自扩展边际 （三）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效应的不确定性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的就业效应并不明显。Hamill（1992）从公司战略的角度研究了欧洲跨国公司海外投资对国内就业的影响。他认为跨国公司会根据自身的战略定位对投资国和东道国的就业岗位进行配置，因而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的就业效应并不能够确定。Castellani和Moriotti（2008）利用反事实方法对意大利跨国公司1998-2004年的数据实证研究发现，不管是对发达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对母公司的就业影响都不显著。 余官胜和王玮怡（2013）以对外投资土地出让为中间变量构建理论模型发现，当对外投资规模较小时不利于就业;而达到一定规模后，对外投资能起到促进作用;但是当对外投资过大时却又减少就业。蒋冠宏（2016）也发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就业效应”先上身后下降，呈现倒“U”型趋势。 三、文献评述 对国内外文献进行综述后可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的效应并没有统一的结论，即时仅用西方发达国家的数据从相同角度进行研究，也不能获得完全相同的结果。我们分析发现，西方学者在研究该问题时并未考虑一国的金融发展水平，而高效的金融市场能有效消除对外直接投资的“资本窘迫”，提升对外直接投资的数量跟质量，推动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继而促进母国就业。因此，在进行一国OFDI对母国就业影响时，金融发展要素必不可少。 从国内文献看，关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效应的论文仍然较少，大部分学者从宏观省际层面或利用企业微观数据进行研究。虽然企业层面数据相较省级数据更为充足，能进行更加细致的研究，但其只能检验跨国公司对自身就业的影响。海外投资对就业的替代或促进作用不仅存在于同一跨国企业母子公司之间，也可能出现在跨国企业与上下游非跨国公司之间。比如，某一跨国企业在海外设立子公司转移经营活动后，母公司的部分员工可能因此而失业，但该公司的海外投资行为可能为国内相同行业其他企业或不同行业的企业创造新的就业岗位。由于产业间的关联效应，我们不能仅根据企业层面数据得出的结果推断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的总体影响，宏观层面的分析在整个研究体系中不可缺少。但从现有从宏观层面研究对外直接投资母国就业效应的论文来看，并没有学者考虑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这一因素。 因此，在原有研究中将金融发展程度纳入分析框架分析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就业效应将是对该研究方向的重要补充。 参考文献： [1]廖庆梅，刘海云.基于二元梯度和边际的中国制造业OFDI母国就业效应[J].国际贸易问题，2018（06）：133-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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