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宣传和组织发展：中共初期底层核心工作分析 |
| 范文 | 罗敏 张世萍 学界对中共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硕果累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纸质媒介（期刊书籍）、社团以及早期边缘知识分子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心路历程。马克思主义从阶级属性看，工农群众才是它要用先进理论武装的真正对象。五四时的知识精英虽然在“研究新的时代问题成长为践履型知识分子；研究‘社会与主义问题成就中国近代有机知识分子；研究中国近代社会改造方法问题，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领导者”[1]，初步确认了重构认同圈以便重回中国政治话语的核心，但如何重回，在具体践行上犹如万里长征刚刚踏出第一步。“二大”发布了《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决议案》和《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可见对工人的宣传和组织发展工作，是研究中国初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不可或缺的部分。但学界长期以来的研究重在叙事，缺乏对其得失成败细致入微的梳理，更缺乏放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进程中分析其意义所在，漠视其间的纠葛与困扰。故此，本文从中共初期马克思主义底层传播核心工作——宣传、组织切入，展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思考、引起的策略转变。本问题的研究，也对当前利益格局分化、民众需求繁杂、社会思潮多元背景下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策略的改变有一定借鉴意义。 一、建党初期工人运动宣传和组织工作状况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还没有自觉意识到“大众”对马克思主义的塑造，在践行过程中，主要表现为掌握话语主动权，向工人阶级灌输的过程。他们将马克思主义传播重点定位为工人，特别是现代产业工人，更以宣传和组织工作为核心。 五四时期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参加的社团，已经意识到要进入大众，深入民间。如北大平民讲演团先在城市讲演。1919年4月3日开始，在东便门内蟠桃宫连续3日讲演，虽然第一天黄沙漫天，不堪张目，但听讲者之踊跃出乎大家意料。之后又在地安门外护国寺、东南西北四城区等地多次讲演，对平民关心的家庭、社会、国家等各种常识给予指导，以唤起平民的自觉心。1920年讲演团第三次会议决定注重乡村和工场的讲演，深入丰台、长辛店、通县等乡村。在长辛店，讲演团最初只招到几个小孩和妇人且无法引起他们的兴趣，只能“掩旗息鼓”，经过多次努力，长辛店渐渐迫切盼望演讲团的到来。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邓中夏等将北京大学平民演讲团作为外围组织，用于宣传共产主义，扩大党团的影响。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意识到自己知识分子出身，与工人阶级距离很大，所以当务之急是往民间去，加强同工人阶级的联系。1920年底，邓中夏以平民演讲团名义到长辛店与与几个工人接头，并决定创办劳动补习学校，训练两千名铁路工人，由3名社会主义者任教。渐渐地，早期共产党人和工人间逐渐产生了亲密友好的感情。 中共早期组织成立后，为扩大马克思主义在工人中的影响，从以下几方面开展工人运动： 第一，成立工会组织。1920年底，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组建工会，成立了350人的铁路工人工会。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更将工会建立视为重中之重。“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凡有一个以上产业部门的地方，均应组织工会；在没有大工业而只有一两个工厂的地方，可成立比较适于当地条件的工厂工会。”[2]宣言强调党员对工会的指导，提出每个工会至少要派两个党员去工作。工会应以灌输阶级斗争为思想工作导向。为了工会的迅速壮大，健康发展，“一大”还提出成立工会组织研究机构，研究产业工会组织工作方法等问题。 1922年“二大”公布《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决议案》，运用唯物史观分析法，明确了工会阶级属性：“工会就是保护工人切身的利益和为工人的利益奋斗的机关，因为劳动者是创造各种物品者，所以劳动者应该享受劳动者所创的东西。这个事实，便是真正工会的出发点。”[3]决议案特别强调现代产业工人，如铁路、海员、五金、纺织等产业部門工人组织发展。工会必须为民族独立和市民的权利与自由而奋斗，并确保在民主主义联合战线中的独立地位。在这些方针指导下，截至“二大”前，中共领导、建立的工会和参与的罢工活动有：上海方面，参加英美烟公司、海员、邮差、浦东纺纱工人的罢工6次，与5个行业的工会建立了联系；北京方面，参加京汉铁路及京绥铁路工会组织；广东方面，成立的广东建筑工会；汉口方面参加并组织扬子江铁厂工会、人力车夫和烟草工人罢工及工会组织；浙江方面组织80个农村的农民协会以反抗地主。1922年6月30日，陈独秀拟定将来工会组织发展计划：组织成立铁路、海员、机械工人、电气工人、纺织工全国5大产业总工会，建立上海、广东、武汉3个地方总工会，并立志多吸收工人入党，力求使其居全数一半以上。 第二，组建工人学校。工会成立后，中共早期意识到应“引导工会与企业主交锋。只有这样，工人才会对自己的工会感兴趣，才相信工会的力量。工人群众没有知识，不认识字，十人当中只有一人能看报，因此，印刷宣传工作自然做得很差。可见，我们必须同这些困难作斗争。”[4]要达成此目标，就是传承五四时以启蒙为主题以底层民众为对象的社会教育。中共早期重视工人学校，认为工人学校是组织产业工会的一个重要阶段。工人阶级中又尤重产业工人培训，依据不同产业部门分别设立工会学校。北京方面设立了“运输工人预备学校”、“纺织工人预备学校”，到“二大”，成立了长辛店铁路工人学校及俱乐部、唐山铁路工人图书馆，天津工人补习学校。广州方面，一大时设立了机械工人俱乐部和宽山工人俱乐部，并计划再成立工会学校和工人夜校，“二大”时广东方面将机械工人俱乐部改造成三所工人学校，并设立了劳动通信社。汉口方面，至“二大”组织了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和学校，并参加组织了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长沙方面，组织了粤汉铁路工人及学校、萍乡路矿工人俱乐部。工人学校讲授内容，除依然有识字课外，开始强调劳动者平等的生存权、对劳动成果的支配权，并灌输他们组建工会的意识。工人学校的任务有二：在热衷于工人运动者和工人之间建立友好关系；从工人中选拔出一些基层运动领袖。这种选举过程，能让工人习惯于亲自从他们当中选出有觉悟的积极分子，习惯于召开公开群众大会——最能使到会者严守纪律、养成共同利益感，最终令工人学校逐渐成长为工人政党的中心机构。 第三，多种途径向工人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共除重视产业工人工会组织及其培训，也强调非现代工业产业部门工人宣传。1921年7月北京小组报告指出，北京工人中有许多人力车夫，计五到六万人。他们虽没给资本家做工，可来自下层，就其工作来说，与广大居民有接触，必须寻求向他们积极宣传的实际措施。中共向工人阶级宣传的具体做法为： 1.出版工人刊物。广州小组创办了《社会主义者》日报，出版了《劳动界》，后者印数最高时达三千份。1921年8月，中国共产党建立了组织和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在上海，出版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刊物《劳动周刊》。周刊不是营业性质，是专门为劳动者说话，鼓吹劳动组合主义的，目的是期望扩大解放全人类的声浪，促进解放全人类事业的实现。周刊揭露了资本家掠夺工人剩余价值的事实，报道了工人极端困难的生活情境，并号召工人组织起来建立工会。《劳动周刊》的出版发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份全国性工人报纸”[5]，标志着党在工人群众中实践工作的开始。由于在工人中引起了深刻反响，被誉为“教育训练劳工们一个最好的机关报”。至1922年6月1日，第41期被封禁，刊物主编李启汉被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刊物发行量大，最多时达5千份，总共印行16.5万张。1921年7月北京小组创办《工人周刊》，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后，刊物成为其北方分部的机关报。《工人周刊》每期二千份，大部分销行北方铁路工人，发行量最多时达2万多。此外，山东支部创办机关刊物《山东劳动周刊》，也是向劳动者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的工人刊物。 2.散发传单。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一般下层民众的宣传，经常采用的方式是向不确定人群散发传单。1920年劳动节，北京城除一二处讲演外，并无何种庆祝活动。传媒方面，只有北京《晨报》出了个劳动纪念号，算是黑暗中爆发出来的明星，但总体效果非常有限。北京小组成立后，宣传力度和效果大增。1921年5月1日，北京小组在市区散发宣传品，而且到长辛店各工厂里派发给工人，并参与工人组织的示威游行，在长辛店播下了宣传工作第一批种子。同时期，长沙也发出传单数万份。然而，此时的五一运动“不能算是实际上的运动，因为不是完全工人的自动，且没有罢工、休业、种种示威的运动与具体的决议，他们也没有直接向资本家宣战，我们只可算是宣传的运动。”[6]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向大众散布的传单数量剧增。传单一方面鼓吹马克思主义，一方面猛烈抨击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军阀混战。关于华盛顿太平洋会议，中共散发传单3万份，解释侵略的帝国主义会议无利于弱小民族。1922年正月初一，上海小组全部党员、工人等人上午散发内载宣传共产主义歌的“贺年帖”6万张；下午在新世界等群众聚会的游戏场所散发攻击国际帝国主义和本国军阀的传单2万张；正月十五，各地召开“共产党宣言”纪念会，分散纪念册5千本；5月5日，各小组召开“马克思纪念会”，分散马克思纪念册2万册；为反对奉直战争，发布小册子《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5千份。诸多党小组中，上海方面后向工人宣传的力度为各地之最，先后因英美煙公司罢工、机器工会开会、印刷工会开会、“双十节”、反对太平洋会议、香港海员罢工、浦东纺纱工人第一次罢工、邮差罢工、1922年“五一节”、浦东纺纱工人第二次罢工、劝杨树浦小沙渡组织工会、黄庞追悼会、发布《全国劳动大会宣言》等各种事由，发布传单几百到上万不等，合计6万份以上。 二、中共初期工人运动问题 中共早期工人宣传和组织工作取得些许成绩，也存在诸多问题。中国共产党诞生伊始就有一种根据实践而自我反省并调整政策的特质。“二大”时，中共受列宁民族和殖民地理论启发，在共产国际指导下，检视已做工作的问题，调整策略。 第一，从既有党员阶级构成看，知识分子偏重。中国早期组织大多成员都认识到平民的重要，共产党从诞生之日更确定阶级属性为“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7]，但早期中共党员构成，并非以工人阶级为主体。1921年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50余人，全部是知识分子或边缘知识分子；1922年6月195人，其中工人21人。而且早期中共党员与平民联系并不紧密。“一大”时，北京小组报告中提到，加入组织的，只是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而且他们多半缺乏从实践中获取的革命经验，所以工作成果显得是微不足道的。广州小组报告也指出，广州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80余人，其中20%是法律系学生，20%是高等、中等院校学生，其余人是各种政治小组和编辑小组成员。组织中没有工人，因为与工人取得联系很难。故此，“二大”《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明确：“我们共产党，不是‘知识者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也不是‘少数共产主义者离开群众之空想的革命团体……我们既然不是讲学的知识者，也不是空想的革命家，我们便不必到大学校的研究会到图书馆去，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成一个大的‘群众党；我们既然要组成一个革命运动的并且一个大的群众党，我们就不能忘了……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8]党的基层组织摆脱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局面，到群众中去，加大吸收无产阶级加入组织的力度，使政党转变为一个大的群众党。 第二，从党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看，早期中共党员理论认识复杂，且在知识分子中宣传艰难。中共成立初期，成员并非完全认同马克思主义。如北京小组成立时，有几个无政府主义者。他们脱离组织之后，由于人手不足，不能提出广泛的战斗任务。广州小组成立时，被无政府主义者包围，党执行委员会9个委员，7个是无政府主义者，被称为无政府主义的共产党，这也是迫使《劳动界》停刊，工人工会停办的原因之一。尤其小组中的大学生，都同情神秘的无政府主义，或受国民党所操纵。早期中共党员在知识分子中宣传困难，一方面由于当局言论控制。如北京小组因为印刷所受监视，不能刊印自己的刊物，因此面对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党人公开的争论，很少参加笔战，而只能采取公开辩论或私人谈话方式。这种传播方式的即时性、现场性强，受众人数大量减少。另一方面，受知识分子精英治国论影响。五四知识精英认为，改造社会时必定会运用他们的知识，科学事业会使他们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因而往往渴望受到西式教育。知识分子把无产阶级看作无知、贫穷又软弱的阶级，视为可以利用来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故而自己非常重要，无产阶级则微不足道。所以，虽然依然保存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分子济世救民的传统，但这些知识分子强调开创现代中国新的知识范式，或走上寻求专业学术训练，以求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道路。从边缘知识分子成长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已认识到对居于社会话语体系核心的“五四”一代、后五四一代知识精英宣传的艰难，故而知识分子的地位的认定，不言而喻会成为中共紧迫的思考。 第三，从底层群众宣传看，大众对政治缺乏热情导致效果大打折扣。北京小组分析，北京虽是中国北方的政治中心，但有一半以上的人游手好闲，北京居民大多对政治抱消极态度。虽然五四运动学生努力想唤起群众对政治的热情，可这种努力一直没有效果，因为知识分子阶层的爱国主义精神还没有在无产阶级中扎下根来。所以，必须让工人阶级和贫民对政治感兴趣，想办法用暴动精神教育他们，促使他们从事革命事业。列宁民族和殖民地理论在中国，应该打什么旗，喊什么口号，才能真正把大众动员起来，这是中共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特殊性、时代问题相结合必须的考量。 第四，从宣传队伍看，知识青年值得培养。随着北洋政府推行的国民教育，新文化运动思想的冲击，学生个人的群体意识觉醒，学生界开始谋求身份构建。他们怀着民族救亡的时代使命，渐渐培养出一种强烈的集体认同感和国民身份意识。五四运动是一场划时代的浩大运动，此时学生国民身份意识压倒学生身份意识，运动以学校为中心爆发，如狂风怒潮般迅速扩散至政治领域和社会各层面，成为“国民的运动”、“全社会的运动”。国家危急存亡关头，学生勇作时代先锋，他们满腔纯真与热情，满怀理想主义与救国热忱，一定程度启发了政治、社会变革，对社会风气的改变产生了肯定作用。1920年罗家伦说：“学生是运动的先驱，是最先觉悟，最早奋起的力量。他们无所依傍，赤手空拳，为国家，为民族的命运奋斗。这显然是即可贵的牺牲精神。……这样的牺牲精神不磨灭，真是再造中国之元素。” 初创时期的中共重视青年，鼓励学生参与政治。“一大前”施存统在《我们要怎么样干社会革命？》中剖析中国社会革命的特殊性：“在支那实行社会革命，最有力量的人，是无产阶级和兵士；然这两种人，现在都是无觉悟的，不懂社会主义的；要使佢们有觉悟，相信社会主义，就非有觉悟的学生跑进佢们团体里去宣传不可。”学生是当时唯一有觉悟的社会群体，尽管他们自身力量微弱，但对宣传革命却举足轻重：“学生本身，本是没有什么力量的；然而一加入其他团体之中，就很有力量了。学生因为环境比一般无产阶级和兵士好，所以就容易发生觉悟，容易感受社会主义，也便容易为社会牺牲。青年学生，虽然也有少数腐败的，然而大多数总是纯洁天真的。现在各种社会主义的书报，看的人要以青年学生为最多，信的人自然也不少。我想在支那干社会革命，学生诸君底责任是很重大的。没有学生诸君，社会革命是决不会成功的。为什么呢？因为目下支那，能够做宣传者的，大概只有学生。无产阶级是要学生去宣传的，兵士尤其是要学生去宣传的。学生可说是这两者底关键。没有了学生，无产阶级和兵士，就不能再同一主义下面联合起来。”北京小组在“一大”报告中明确表示，在学生中宣传共产主义取得的效果比一般知识分子的更好。中国共产党要建立一支革命队伍，就必须在城市劳动阶层中宣传，在中等以上青年学生中宣传。打动知识青年，让他们不走通过专业研究通向社会认同，进入知识界之路，而是参加革命运动，打造一支强悍的宣传队伍和底层活动干部，这是中共组织进一步壮大必须的策略。 三、结语 通过中共初期对工人阶级的宣传和组织工作问题的反思，以下问题的思考和解决迫在眉睫：其一，党组织必须壮大成为群众的党。受俄国十月革命影响，此时的中共尚未认识到中国作为一个落后农业国的革命特殊性，农民问题尚未进入考量，故此宣传和组织工作重点放在工人阶级身上，同反对帝国主义国家这一世界性问题接轨诞生了中共二大确定的反帝反封建纲领，直接影响了之后的工人运动策略，从组织上为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高潮的来临打下宣传和组织基础。其二，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认定。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大多曾是边缘知识分子，但在他们研究中国近代社会改造方法时，重新确定认同圈，令自己蜕变成无产阶级革命领导者。这意味着，在唯物史观的指引下，中共对知识分子的地位将由于其不直接从事物质资料的生产而重新确定。其三，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体系化发展。马克思主义要在国内众多外来“主义”中脱颖而出，自身必须形成一个有组织、首尾相连、圆融一体的理论体系，而瞿秋白机缘巧合从苏俄引进的以辩证唯物论为核心的理论，以上海大学为核心的上世纪20年代中期中共一大批理论家、宣传家的研究，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以马克思主义为汤头歌的社会学科体系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一种区别于西方学科体系的方式被构建。其四，打造一支理论素养高、能说会道的精悍宣传队伍势在必行，而知识青年堪当大任。依靠社会主义青年团，马克思主义特别能够轻而易举地在激进知识分子中间，特别是青年学生中间传播，并展开大规模的运动。而青年一旦被武装，能够成为最狂热的实现理想价值的分子，最活跃的社会活动家。所以，1922年10月国共合作改组的上海大学，实现了中共用精深的思想训练和彻底的思想改造培育上世纪20年代马克思主义宣传中心和工人运动基层干部。其五，知识青年何去何从问题的思考。中共的争论和调整意味着，在后五四时期流行的强调知识分子个体价值自我实现的“西方逻辑”之外探索一种中国式的道路。 基金项目：西南交通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科技创新项目（2682014CX124）。 参考文献： [1]罗敏，苏志宏.近代中国边缘知识分子走向马克思主義者的三种路径[J].东南学术，2016（6）. [2]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6. [3]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76-77. [4]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15. [5]徐信华.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P46. [6]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等.一大”前后（三）[M].人民出版社，1984：24-29. [7]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5. [8]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90. 作 者：罗 敏，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 张世萍，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宋英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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