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韩国、日本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建设的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 |
| 范文 | 卢先明 刘清泉 邓正华 摘要：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韩国新村运动和日本造村运动是乡村振兴的成功案例，其人才队伍建设经验对我国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我国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建设面临整体人力资源开发的力度不够、组织体制不完善、政策体系不配套等问题，借鉴韩国围绕“勤劳、自助和合作”理念展开的新村运动、人才组织和培养活动，以及日本发挥政府在带头人和接班人培育中的主导作用、依靠农协在组织农民中的优势力量推动造村运动的成功经验，我国应从人才组织和培育激励等方面，创新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建设体制机制。 关键词：乡村振兴; 韩国新村运动; 日本造村运动;人才队伍建设 中图分类号：F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3605（2021）02-0106-09 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是顺应亿万农民对美好生活需要、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结构性矛盾所做出的重大决策。人力资本投资、技术进步驱动的农业农村现代化，使得人才振兴成为乡村振兴之本，我国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建设面临乡村整体人力资源开发的力度不够、组织体制不完善、政策体系不配套等系列挑战。乡村资源缺乏比较优势的韩国、日本，在历史文化、资源禀赋、农业特征、发展条件等方面与我国有一定的相似性，其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建设经验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韩国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建设经验 （一）韩国新村运动 韩国国土面积9.9万km2，耕地面积170万hm2，人口5100多万，农民与市民享有平等选举权。为避免工业化发展带来的城乡两极分化，20世纪70年代韩国政府在全国三万多个村庄发起一场“勤劳、自助和合作”为基本精神的综合性乡村发展运动，致力于将每个村庄变为繁荣且适合居住的地方。通过政府主导、村民参与，调研三万多个村庄需要解决的问题，归纳为农民的问题由农民自己解决、村民的合作问题由村民合作解决，而政府的问题由政府确立需要资助的项目、村民自主选择[1]。政府以村庄道路、居住环境、农田设施、社区生活和居民收入等五个维度共10项内容的定量指标作为村庄分级的依据，把三万多个村庄动态地分为基础村、自助村和自立村三类[2]，针对不同类型的村庄确定针对性的发展项目，创新奖勤罚懒的差异化激励机制，激发村民的积极性。 遵循经济发展与效率的发展主义模式，视村庄为一个经营单位，是韩国新村运动的重要特征。[3]一是先立法、后改革。坚持依法治理原则，乡村建设的各个领域均有法可依，为新村运动开展提供强有力的法制保障。政府作为启动者、组织者，在改善生活环境、发展生产、增加收入、发展农产品加工業和保险业以及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的配套政策措施。二是坚持分类指导。新村建设不是平均投入，而是根据运动开展的业绩，把村庄分为若干类型，确定不同的工作重点，进行分类指导和梯度扶持。三是复次项目带来乘数效应。以村庄为单位，300万韩元以下由村民承包建设的小规模工程，劳务预算一半支付给村民自由支配，一半留作村庄基金放到新村金库或农协，循环投资村庄的增收项目。随着增收项目的循环发展，政府投资出现乘数效应，带动农户收入不断提高。四是新村金库建设。长期生活在某一区域内的居民，以相互了解和信任为基础，共同出资并向急需资金的成员提供低息融资，并在乡村文化教育、技术推广、卫生和社会福利事业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二）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建设经验 1.发挥政府的组织作用 1970年韩国城镇化率为50%左右，小农户组织化程度低，没有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组织形式，附属于政府的全国性农协（NACF）更像一个化肥买卖组织。新村运动启动以来，各级政府自上而下组建了新村运动推进会，借助庞大的行政组织体系动员广大农民。一是强化政府内部的合作观念。由内务部牵头，协调经济建设、电子、交通、信息、水利、科教文卫等部门，在各个层面政府之间密切配合，突破条块分割、形成条块结合的部门交叉管理模式。二是提升地方官员的服务理念。每个社区任命一个公务人员作为新村运动领导人，加大新村运动领导人培训，革新地方官员的政治理念。地方官员作为监督者督促资源的使用，作为协调者调解村庄的矛盾，作为评估者确定村庄的支持类型。反过来，村庄发展也直接影响到地方官员的职务晋升。[4] 2.培育现代农民精神 新村运动是一场启蒙运动。以“勤劳、自助和合作”为理念，新村运动的旗帜悬挂在各个村庄，时任总统朴正熙亲自编写《新村之歌》，村民每天清晨5点45分在沉睡中被《新村之歌》唤醒，激励村民“为过更好的生活而努力”，以适应工业化社会发展的要求。 新村运动是一场民主运动。女性被赋予与男性同等的地位，村民选举产生独立于村长的新村领袖（一男一女）来提供志愿服务。新村领袖的共同点就是具有市场经济意识、注重农业效益、敢于创新，在乡村创新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新村领袖虽然在农业贷款、公务员录用等方面享受优先待遇，却是没有酬劳的志愿者，他们依靠奉献精神和模范带头作用，造就了全员实践的全民运动。村民在村民大会和邻里会议上提出自己的新村建设想法，共同讨论形成村庄的决议项目，由村长、本村精英构成的村庄发展委员会来执行，形成基层的民主决策和执行机制。 新村运动是一场竞合运动。1970-1973年的村庄基础建设阶段，政府先资助部分物质如水泥、钢筋用于公共建设，后续资助依据前一年各村庄的表现。从等量化到基础村、自助村、自立村的差别化资助，让所有村庄逐步自行设定各自的发展目标，营造了村庄之间的竞争机制，激发了村民的合作精神。 3.强化精英人才培训机制 为宣传贯彻新村运动的理念，政府设立中央研修院，通过成功案例和小组讨论等形式，大规模地开展新村领导人培训项目，化解村庄难题，激发在竞争中发展的新思路。新村教育过程中，官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强化了官员的责任意识，推动了乡村治理能力的发展。 由郡、面、地方农协等政府和社会组织，发掘新村领袖，由青瓦台主管的新村研修院进行培育。培训注重实效，尤其重视经验分享和案例交流，内容包括新村事业课程、成功案例教育、实地考察等，积极进取、自助、现代化等企业家精神培养也占有重要分量，从而使他们掌握经营村庄事业的综合技能。优秀新村领袖可到青瓦台月度经济工作会议上介绍成功案例，激发他们更加积极地发挥模范带头作用。1973年新村勋章（Saemaul Medal）成为政府奖励系统的一个单列奖项，并发展出全国新村领袖大会这样一个经常性組织。 新村运动实施志愿指导员制度，300万指导员主要来自在校大学生，都是义务工作。学生自愿报名，学科主任推荐后，根据自己的能力和兴趣申请服务项目。政府号召指导老师带领大学生，利用寒暑假到社区担任志愿指导员，许多大学生在指导老师带领下深入偏远农村，利用所学知识为农村地区的发展贡献力量。 二、日本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建设经验 （一）乡村振兴的主要措施 日本国土面积37.8万km2，耕地面积528万hm2，人口1.27亿。二战以后，在聚焦城市和重点领域的重建过程中，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农民增收遇到困难、农业从业人员后继乏人，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一村一品”战略和农协（农业协同组合）在乡村振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一村一品”战略 20世纪70年代初，石油危机引发全球经济衰退，使能源匮乏的日本遇到发展瓶颈，财政和信贷资源紧缺。基于大分县西部贫穷的大山町实践，造村运动倡导者大分县知事平松守彦提出“磁场理论”，提出要把农村建成强磁场，并于1979年开始在户均仅0.3hm2土地、林地山地面积占79%、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大分县实施“一村一品”运动。通过政府服务、农业保护等公共政策支持，日本以农业现代化促进农村整体发展的自发性“造村运动”成效显著，城乡居民收入日益趋同，推动了城乡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5] “造村运动”由农林水产省牵头设立乡村振兴局，负责建立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完善土地规划控制、建设投资分工、生态环境保护、村民主体地位、社会保障制度，以及一村一品、农地流转、技术推广、城乡交流等政策措施。“一村一品”战略以当地有需求的特色产品开发为目标、以1.5次产业为重点、以资金融通和人才培养为保障，是“造村运动”最有影响的战略。 “一村一品”战略凭借农协组织体系，提高生产加工流通、资金融通、风险管理等环节的农民组织化程度，支持农业市场化、产业化，推进农产品生产、加工、出口，增加农产品附加价值、提升国内外市场竞争力、提高农民收入。“一村一品”战略坚持村民主体原则，鼓励村民探讨公共设施、产业和文化建设等议题，为规划制定、产品选择出谋划策，提出建设方案、参加实际建设，激活村民内生动力和乡村活力。 2.农协的主要业务范围及作用 自1900年颁布《产业组合法》以来，日本农协已有一百多年历史，具有极高的组织参加率，业务范围涵盖了农业生产、农民生活等诸多方面，发挥了代表农民利益、代理政府职能以及农户经营代理人等多重功能，维持了农村的高度组织化。[6]基本业务包括信用、保险、销售、购买等，获得的收益用来支持营农指导、农业行政管理和文化活动等次要业务。农协业务发展，表现出以生产为主导向以金融为主导的综合性经营逐渐转变的特征。 农协基层组织为市町村级，有经营范围极广的综合农协和竞争力较弱的专业农协两种类型。综合农协以区域农户为对象，开展金融、农产品销售、工业品销售、营农指导等事业。专业农协以区域集中生产的特定农产品生产者为对象，开展农产品销售和技术指导业务。1997年，综合农协加快了自身和对专业农协的合并进程，以增强基层农协经营的竞争力，基层农协目前主要是大规模的综合农协。 基层农协作为农户与市场对接的中介，通过“市町村―都道府县―中央”三级农协组织，制定并实施农业事业的发展计划，实现基层、县级和全国范围内的整体运营，强化了基层农协的合作和纵向系统的垄断双重力量。为提高农协经营效率，农协改组的方向是减少中间环节：信用业务进行以农林中央金库为核心的资金管理改组，不少地区基层农协与县级联合会、县联合会与中央联合会的整合正在进行之中。通过多业务形成横向范围经济、总量聚集形成纵向规模经济，强化了农协系统在农村各领域的竞争力，建立了维护农民平等权利、免受外部资本剥削的保障体系。[7] 农协自诞生之日起，与政府就是一种相互依赖和利用关系。政府从法律上确立了农协的法律地位，农协是农业法律、政策的实际执行组织。农协是执政党选票的重要来源，在农村地区具有强大的政治力量，具备政治压力团体的特征，它通过政府来制定符合农民利益的农业政策。 （二）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建设经验 日本围绕“造村运动”，尤其是“一村一品”战略，充分发挥政府在人才队伍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充分利用农协的强大组织力量，把人才培养和管理作为乡村振兴的终极目标。 1.加强农民综合能力和农业接班人培养 农民素质和能力培训具有公共产品属性。政府组织各界力量，构成由政府、学校和民间力量共同组成的多主体参与、相互补充的教育体系，分层次、有重点、按计划开展对农民的免费培训活动。目标是培养具有世界战略眼光、富有挑战精神的地区带头人。通过高中等农业院校、各级农业科技培训中心、各级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和改良普及系统、各级农协培训中心、企业与民间的各类农业培训服务机构，满足不同农民的需求。培训课程丰富实用，如海洋养殖、商业、农业生产、计算机等培训班，农民可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免费参加课程培训。 “一村一品”战略实施过程中，政府尽量避免资金的直接补助，而是在技术指导、信息服务、市场开发等方面为农民提供服务，激发生活在本地的年轻人活力，培养既有实践能力又能扎根于本地区的人才。各级政府无偿开办了很多补习班，农民都可免费参加学习。大分县“雪子寿司”的成功就是政府人才培养的结果，其发明者高桥文子参加了“建设丰之国学校”培训，组织村民出谋划策制作“雪子寿司”，获得林业厅食品竞赛第一名。 政府还注重整合外部资源培养乡村振兴的优秀人才。大分县利用企业捐款设立了“一村一品”运动推进基金，用于人才培养。基金组建11人的协议会，负责对“一村一品”运动作出贡献的人员和团体进行表彰，选拔有潜力对“一村一品”运动起骨干作用的人才到国内外先进地区进修一个月以上，组织中学生利用假期去外地参观学习，定期派大学生、家庭妇女去国外访问考察、开阔视野。 实施“后继者支持政策” 培养农业接班人。对年龄45岁以下、年收入250万日元以下，具有独立经营农业意愿的青年人，每年给予150万日元“青年務农给付金”专项支持。设立“新农人培养”专项资金，鼓励青年职业农民，采取干中学的学徒方式，到种养大户或农业企业研修，每月发放15万日元生活补贴，以提升青年职业农民能力。对接收青年职业农民研修的种养大户或农业企业，政府一次性发放50万日元补贴。对无法脱产学习的人员，由全国农村青年教育振兴会等建立夜校制度，通过远程教育平台传授农业技术。[8] 2.发挥农协的组织作用 日本农协覆盖整个农村，成员几乎囊括了全部农民。基层协会会员包括直接从事农业生产、对农协经营方针有表决权的正式会员，以及通过出资加入协会、不直接从事农业生产、享受农协服务、对农协经营方针没有表决权的准会员。基层农协、县经济联合会和中央联合会等三级农协组织，有机地连接分散生产的农户和城乡结合的大市场，提高了农民的组织化程度。除农协以外，市町村内还存在由村民自愿组合、规模大小不等的大约28万个自治会、町内会等组织。 日本农协的最高权力机构为农业协同组合社员大会。成员无论出资金额多少，每人都有一票表决权，对农协经营方针、负责人选举进行投票，并承担出资和缴纳税款的义务。大会通常每年召开一次，两次大会之间的农协运营由理事会负责。理事从农协成员中选举产生，组合长通常由理事互选产生，理事会通常每月召开一次。 农业经营指导工作由农协近2万名营农指导员担任。营农指导员从农业专业学校毕业，取得国家认可的资质，由农协专门聘用后，工作范围包括每个农协成员的农田基本建设、农业生产、适度规模、资金管理、技术交流培训等，还包括区域农业的长期规划。 三、我国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建设所面临的新问题 人才是乡村振兴的第一资源，人才队伍建设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根本途径。与乡村振兴总体要求相比，我国人才队伍建设仍存在一些矛盾和问题： 一是乡村整体人力资源开发的力度不够。首先，乡村人才分布失衡。行业分布上，乡村人才主要集中在种植、养殖和农产品粗加工等传统产业，产业融合、生态宜居、乡村治理、乡风文明、生活富裕等领域人才缺口较大;层次分布上，特别是乡村高级人才主要集中在省市县级，乡镇基层各类专业技术人才缺乏。其次，乡村人才流失严重。2019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60.6%，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020.67元，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为2.64：1，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3327.67元，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比为2.11：1。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较低、城乡收入差距较大，加之城乡之间公共服务、专业服务、行政服务差距显著，乡村对人才的吸引力不够，由于青壮年劳动力大量转移，农村劳动力低龄化老龄化严重。 二是乡村人才队伍的组织体系不完善。首先，横向部门之间的整合力度不够。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建设涉及各行政级别的组织及农业农村、科教文卫、财政、人力资源和社保等多部门，如果各部门职责不明确、缺乏乡村振兴人才的综合性服务平台，容易导致人才开发的整体规划和资源整合力度不够。其次，纵向基层人才管理队伍力量薄弱。省市县乡四级人才管理体制下，最贴近乡村振兴人才的基层乡镇单位，缺乏专业的人才服务专员和可操作的人才管理体系，不能适应乡村振兴对各类人才的专业管理需要，导致乡村振兴人才政策宣讲、执行与反馈过程中存在最后一公里的断层现象。 三是乡村人才队伍的政策体系不配套。首先，乡村振兴人才与资金、土地等要素市场的政策不匹配。虽然各地出台了多项政策加大对乡村振兴的金融支持力度，但受农业投资大、周期长、市场和自然风险叠加、盈利能力有限等因素的影响，银行贷款等传统金融机构依然偏向于大中型工业企业，而且离乡人才返乡创业要受到户籍、土地、社保等诸多政策限制，尤其是事关现代农业的设施农业用地正在严重制约乡村产业的融合发展。其次，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培育政策缺乏有效性。随着一二三产业加速融合，新产业、新业态不断涌现，乡村人才培训内容和体系已跟不上农村形势发展需要。乡村人才培训工作涉及农业、人社、科教等部门，部门分割导致乡村人才培育缺乏统筹协调，培训资源分散、培训内容和形式“不接地气”。最后，以能力和业绩为导向的乡村人才分类管理政策不健全。对乡村人才类型的划分、能力和业绩的认定尚未形成统一标准，缺乏围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等目标任务来分类分层管理的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制度，人才认定、管理侧重农业科技服务人才，乡村振兴各领域、各层级人才难以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一些乡村治理、能工巧匠、民间文化与技艺传人甚至陷入后继无人的尴尬境地。 总之，协调推进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振兴，迫切需要发挥人才的作用，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建设的任务日益紧迫。 四、韩国、日本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建设的启示 综合韩、日乡村振兴实践和人才队伍建设经验，政府应充分认识到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建设的公共属性，主要从人才队伍的组织体系、培育激励等方面来强化乡村振兴人才队伍的支撑作用。 （一）建立乡村振兴人才队伍的组织体系 1.完善乡村振兴人才队伍管理的工作机制 建立党委统一领导、组织部门牵头抓总，农业农村部门具体负责，人社、教科文卫、财政、发改、扶贫开发等部门协同配合，共青团、妇联、科协等人民团体广泛参与的工作机制。明确各行政层级的职责范围，按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来分类分层制定人才认定标准、形成可操作的管理模式。如基层乡镇级，负责各类人才的现场综合服务[7];县处级相关部门，按本地区特点设立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等各类人才工作小组;省一级建立与县级各类人才工作小组相对应的指导委员会。为了协调各类人才和各级人才管理机构的关系，在县、省级人社部门设立综合管理办公室，研究人才管理政策、开展综合指导、检查监督各项工作、协调内部关系、通报人才认证、统计和信息库建设情况。 2.设计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建设的差异化战略 一是各级农业农村等部门，以各地乡村振兴的阶段任务为靶向，确立人才队伍数量和质量目标。设计人才的规划、选拔、培养、使用、评价、激励、开发和保障机制，尤其强调要贯彻乡村振兴的先进理念，提炼人才队伍的共同价值观，建立人才队伍的群体行为规范，塑造健康向上的精神面貌。二是各级财政等部门，完善财政投入保障机制。成立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建设分类分层专项资金，实行源头整合、归口管理、独立预算、统筹使用、收支平衡。 3.促进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协会组织的自我管理 乡村振兴人才具有较好的知识、技能、素质以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各自的领域有较好的群众口碑和社会影响力，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各级人社部门应当鼓励他们成立产业、生态、文明、治理等各领域的人才协会民间组织。这样做，有利于加强人才的精英地位，便于稳定地获取各种项目资源;有利于培养和传播先进生产技术、经营方法，使人才由松散型向紧密型群体转变，提高人力资本在乡村振兴中的贡献度;有利于协助相关部门开展行业调研和决策咨询，促进各地人才的信息沟通和经验交流。 （二）建立乡村振兴人才培养激励体系 按照“聚焦关键人才、管理知识动态、设计精准项目、优化师资队伍”的原则，推进乡村振兴人才的培养激励体系，相关政策和人才培养专项资金重点向乡村振兴关键人才群体精准投放。 1.聚焦乡土人才和农业接班人培养 人才培养不是整体覆盖的福利，而是聚焦在关键人才群体。乡土人才是活跃在基层的农技推广人员、种养加能手、能工巧匠、经纪人、农民企业家以及服务于农村教育、文化、卫生等方面的“土专家”“田秀才”，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带头人，在促进乡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示范作用。 农业接班人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后备人才，可由优秀乡土人才对接农业院校和科研单位各类学生的专业实习、毕业实习任务，政府提供必要的津贴，鼓励青年学生与优秀乡土人才同吃、同住、同劳动，增加使命感、提升实践能力。 2.做好乡村振兴的知识管理 一是建设知识管理平台。乡村振兴最大的浪费就是知识和经验的浪费。基于互联网思维，建设PC端和移动端的知识管理平台，开放学习资源，运用慕课、微课等技术，以视频形式为主，辅以测试、作业、考试等去中心化的学习活动，管理学习者的学习过程，满足乡村振兴人才对政策和实践经验的学习需求，让培训服务更广泛地覆盖到乡村振兴的各类人群。 二是建设乡村振兴案例库。案例库建设是乡村振兴知识管理的有效方法。案例围绕乡村振兴的相关主题，用记叙、多媒体形式描绘事件的真实场景信息，从实践到理论，为学习者创造对话、分析问题和模拟决策的机会。案例编制是对知识、经历的结晶过程，人人都可以分享乡村振兴的成功案例，由专家和大众进行点评，对优秀案例进行物质和精神激励。以案例库为载体，通过线上、线下场景的案例复盘、研讨，萃取案例背后所揭示的知识和技能，适合成年人从实际经验或自我思考中进行学习，快速提升学习者举一反三的能力，促进知识和经验的有效传播。 3.设计乡村振兴人才的培训项目 各级农业农村等部门应根据乡村振兴的任务要求，做好调查研究，建立人才培养的项目清单，用项目管理的理念和工具管控人才培养过程，集约化、最大化地利用分散在各个地区和部门的培训资源。比如针对乡土人才面临的实践问题，设计系统的学习发展项目：一是学员通过知识管理平台进行自学和考试，初步了解相关政策、理论和知识;二是集中培训乡土人才的角色认知、帮扶管理、农业法规和政策，并由学员对集中培训的课程满意度进行评估，提出优化建议;三是实践检验，要求学员采编案例，以案例分享的形式检验学员对乡村振兴内涵的理解，评估学员运用集训知识和技能对乡村振兴所作出的贡献;四是述职答辩，根据相关要求分类型、分层级、分地区、分阶段制定乡土人才认定标准，重点考核乡土人才的思想精神和帮扶绩效，促进乡土人才在实践中成长。 4.打造乡村振兴人才的师资队伍 树立“优秀人才培养更优秀人才”的理念，让乡村振兴的各类优秀人才走上前台，承担起培养更优秀人才的责任。一是配备专职师资队伍。由教学心理、学习设计方面的专业人员，负责培训项目设计和管理，开发不同类型乡村振兴案例编制的方法以及模板。二是整合兼职师资力量。針对具体学习项目、课程模块，从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内部进行专业认证，进行培训内容开发和交付。兼职师资队伍的激励包括精神和物质激励两个方面，比如专业认证、外出参观学习、荣誉证书、媒体宣传、干部选拔等精神激励，并根据授课量、满意度、职称等级等，提供比市场更高的物质报酬。 参考文献： [1] 李晴.东亚韩国、日本“新村”建设的特色与启示[J].上海城市规划，2012（2）：89-94. [2]金俊，等.1970-2000年代韩国新村运动的内涵与运作方式变迁研究[J].国际城市规划，2016（6）：15-19. [3] 韩道铉.韩国新村运动带动乡村振兴及经验启示[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7）：20-27. [4] 刘义强.再识“新村运动”：跨越农村现代化关键阶段的韩国案例[J].南京社会科学，2017（2）：83-90. [5] 曲文俏，陈磊.日本的造村运动及其对中国新农村建设的启示[J].世界农业，2006（7）：8-11. [6] 李显刚，石敏俊，等.日本农协的历史贡献、存在问题及发展趋势[J].中国农村经济，2001（3）：72-76. [7] 侯宏伟，温铁军.日本农协理性：合作属性与垄断属性的相辅相成[J].世界农业， 2019（7）：15-24 [8]吴业苗.乡村振兴中基层政府角色转换与再确定[J].湖湘论坛，2020（4）：121-130. 责任编辑：詹花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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