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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中国旅游发展笔谈
范文
从20世纪初民国时期太湖国家公园计划，到20世纪80年代风景名胜区定名之议，再到今天中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的诞生，100年的历程实现了国土保护与国民精神合为一体、资源价值与人民公益合为一体的历史性转变。国家公园作为生态文明建设先行示范区，面临众多理论与现实问题，其中，国家公园与旅游发展的关系问题即是热点问题之一。本期笔谈从理论、实践、改革探索第一线等领域邀请相关专家学者分别从各自专业角度分享自己的观点，在启发与思辨中统一共识，共同推动中国国家公园的健康发展。
国家公园是保护性绿色发展模式 吴承照
Doi：10.3969/j.issn.1002-5006.2018.08.001
一、内涵——政策解读与地位界定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要准确理解这句话的含义，首先必须准确理解国家公园的内涵。国家公园具有地域类型和管理模式的双重内涵，作为前者——国家公园是自然保护地的一种地域类型，作为后者——国家公园代表科学保护与持续利用协调共进的一种管理模式，国家公园是具有共同管理目标的保护地系统，这个共同管理目标就是既要保护好又要利用好。中国自然保护地是世界上人多、居民点多、利益主体多的保护地之一，以保护利用双重目标为己任的国家公园系统理所当然是中国自然保护地的主体。
国家公园是以大面积自然生态系统为基础，在风景、生态或人文特色等方面具有世界遗产价值或国家代表性，以保存与维护为主要目标，一是以野生动植物为中心的自然生态系统的保存与保全，二是游憩体验质量的保持，三是风景文化传承与地方社区居民生活质量的提升，四是以科研科普为目标的生态研究与自然教育。在自然生态系统稳定与生态安全的前提下保留乡土村落、传承风景文化，适度开展游憩体验与科普教育。在管理体制上各国均有自己的特殊性，但有一个共同点——管理权限上国家监管、部门联动、地方政府协同，经费来源上以政府（联邦或州）为主、以社会捐助特许经营为辅。
二、边界——法定边界与区域影响边界
国家公园是具有明确边界的生态系统完整的法定管理区域，这类地域对周边地域影响程度取决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机制，行政区划与国家公园管理机构权限直接影响国家公园的区域效应和地方发展，有效的管理体制和科学的营运机制将会最大程度发挥其区域生态服务效能，合理的行政区划与市场化、社会化机制是促进国家公园与区域协同发展的关键。国家公园区域影响边界是指公园周边直接的经济影响范围，美国学者在国家公园经济影响统计分析中以96千米为界定标准。
三、发展——生态资本与区域綠色发展模式
国家公园是一个具有多种内涵的地域实体，国家公园与严格自然保护区的根本区别是双重保护（生态系统保护与地域文化保护）与游憩适应性发展，国家公园不仅仅是动物栖息地，也是人类精神栖息地，中国国家公园是世界自然保护原理与中国风景文化特色相结合的新型地域生态文明类型，是一种新型保护性绿色发展模式。在众多发展模式中，保护性绿色发展模式是指在自然生态系统与文化遗产保护基础上利用其独特的资源环境优势发展适应性经济，促进地方发展，从而更好地保护自然生态系统与文化遗产的模式。这种模式的性质是：区域性、生态性、边缘性、非消耗性、融合性。这种模式强调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弹性、可持续性，强调生态与风景智慧，强调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重视生态系统文化服务功能的创新发展，即精神文化、休闲游憩和环境教育的适应性创意创新发展以及相关必要服务业的发展，是一种绿色区域发展模式。这种模式的突出特点体现在4个方面：
（1）本体保护，周边发展：国家公园边界内的资源全面保护，周边地区因为国家公园的生态服务功能而受益，对接生态服务需求，配套发展相关产业，增加就业和收入渠道，打造基于生态服务功能的服务链、生态产业链、就业链，调动周边地区生态保护积极性，扩展国家公园野生动物食物链，形成国家公园与周边地区共生共益的生态文化共同体，建构超越国家公园边界的大生态系统的保护体系和发展体系，实现保护综合效益最大化。
（2）分区保护，精准发展：国家公园地域广阔，生态环境与风景资源呈现多样性、差异性，必须因地制宜，实行分区保护，每个区根据其生态敏感性和生态系统结构特点而开展不同的生态服务，严格控制资源利用方式与强度，场地、容量、利用方式、利用强度、管理措施的精准对应，动态监测，智能决策，实行精准服务和精准发展。
（3）风景智慧，文化发展：欧洲与亚洲大多数国家公园共同特点是在大面积自然生态系统基础上镶嵌了独特的文化景观，尤其是作为民族之魂的乡土文化本身就是大地风景文化的组成部分，是生态文明的组成部分。中国传统的风景文化特色是对世界生态文明的独特贡献，在学习西方国家公园管理模式的同时，不能丢掉我们自己的特色和智慧，国家公园设施建设与乡土文化传承创新必须紧密结合，保护风景文化特色，打造中国国家公园的文化特色，凸显中国国家公园的风景智慧，推动世界国家公园向更高层次发展。
（4）区域统筹，弹性发展：国家公园不应是区域发展格局中的孤岛，应该视之为区域发展中的绿色资本、生态资本、区域形象的代言，是区域发展的动力之源，区域发展布局应该从传统的以城镇为中心的思路中走出来，开拓城镇经济中心与国家公园生态中心的双中心布局，在城镇村体系与产业发展布局上区域统筹，根据两个中心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规律，进行必要的行政区划调整，科学布局，有效发展，实现区域综合效益最大化，从根本上解决我国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面临的国家保护与地方发展的多重矛盾，让国家公园生态保护从被动保护走向主动积极保护，使地方居民在保护中受益，在保护中发挥自己的创新创业智慧，促进国家公园保护机制的转化，为世界自然遗产与生态系统有效保护贡献中国模式。
四、管理——特许经营与游憩旅游
国家公园绿色发展主要是体现在4个维度上：一是资源载体，生物资源、环境资源、风景资源；二是空间载体，集聚发展，以周边村镇与门户社区为中心；三是产业载体，生物科技产业、传统特色产业、游憩旅游业等；四是管理载体，以国家公园管理局为平台，中央政府监管，地方政府协同，特许经营，社区参与。其中，国家公园生物科技产业发展水平是国家基础研究水平的重要象征，国家公园拥有知识产权、分享知识收益，是未来国家公园保护经费的重要来源之一。国家公园生物多样性保护是国家战略的需求，是国家未来竞争力的重要依托，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公园生物科技产业发展在法律上制定了严格的管制条文。
游憩旅游在国家公园绿色发展框架下的主要形态是多元的游憩活动与统一的服务业态，生态旅游是国家公园主要旅游类型，在生态承载力制约下专门化与大众化游憩活动并重，价格机制不同，以供定需是国家公园游憩旅游管理的基本特点，在公益性主导下实行特许经营制度，推行社会化市场化机制。
（作者系该院教授，保护地与国家公园研究中心主任；收稿日期：2018-06-12）
国家公园不是旅游景区，但应该发展国家公园旅游 苏红巧 苏杨
Doi：10.3969/j.issn.1002-5006.2018.08.002
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在生态文明体制建设中具有先行先试的意义，处理保护与旅游的关系是体制试点工作重点之一。
一、国家公园不是旅游景区
1.发展现状——现实中“难舍难分”
从管理标准和实际情况来看，旅游景区和自然保护地“难舍难分”。根据《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GB/T17775—2003），旅游景区是“以旅游及其相关活动为主要功能或主要功能之一的空间或地域，包括风景区、文博院馆、寺庙观堂、旅游度假区、自然保护区、主题公园、森林公园、地质公园、游乐园、动物园、植物园及工业、农业、经贸、科教、军事、体育、文化艺术等各类旅游景区”。这个定义，把自然保护地的面积主体“包括”进去了。实践中，符合该定义的旅游景区达2万多个，其中，列入该标准所确定的A级景区共有5000余家。在200多个5A级景区中，按核心资源属性划分，以重要自然資源为主体的保护地占绝大多数。
2.本质特征——本质上“貌合神离”
以自然资源为主体的顶级旅游景区在资源价值方面与国家公园有共性，但在管理体制、发展理念和目标、具体工作内容等方面都存在明显区别。
国家公园与旅游景区的管理体制差异巨大。国家公园体制承载的是全民公益事业，使命是“保护为主、全民公益性优先”；旅游景区（包括旅游度假区）则只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使命是以旅游业态为主的区域整体开发。因此，虽然同样存在经营活动，但国家公园及其他自然保护地的经营要求必须采用特许经营方式，且会限定空间范围（小面积区域）和业务范围（仅为访客服务的餐饮、住宿、交通等非基本公共服务），不是求新求变、利润至上、完全市场化的经营活动；国家公园的经营主体也必须与管理机构剥离（即分开“裁判员”和“运动员”），管理者只能承担监管者和基本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职能。哪怕同样讲到保护，差别也是明显的：旅游景区的保护，是对生产资源的保护；旅游景区的公益，是维持生产环境的周边社会稳定；生态保护和全民公益从来不是旅游景区的目标，其管理体制也从来不服务于这样的目标。
国家公园与旅游景区的发展要求和目标差异明显。尽管在资源价值评判上，旅游景区与国家公园有很多共同点，但在基础设施等可能影响保护的重要领域上，二者还是有巨大差异的。例如，《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管理办法》的新标准中，将交通列为第一要素，尤其5A级旅游区对交通要求相当高：“交通设施完善，进出便捷。具有一级公路或高等级航道、航线直达；或具有旅游专线交通工具。”在《服务质量与环境质量评分细则》中，5A级旅游区需要拿到总分1000分中的900～950分，与直达机场的距离远近直接关系到交通方面的分值：30千米以内才可得满分10分。而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中，交通往往是要改造的生态系统完整性和连通性的障碍，高等级公路更是生态完整性的大忌。这在东北虎豹、大熊猫等试点区尤甚。而且，旅游景区评级中的一些硬性规定忽略了自然环境因素和旅游活动独特性。比如，5A级景区要求“年接待海内外旅游者60万人次以上，其中，海外旅游者5万人次以上。”按国家公园的要求，这种标准多半会导致游客容量超过环境承载力。这样的差异，注定了旅游景区和国家公园的“道不同”。
即便是发展旅游，在活动内容和所考虑的带动效应上，二者也有明显差别。就旅游景区的品牌而言，大多只是为观光旅游和相关房地产业服务，而非像法国国家公园那样的跨越一二三产业的国家公园产品品牌增值体系。对于旅游活动内容，如前所述，国家公园不提倡求新求变求舒适的硬件和软件服务，而旅游景区则专注于此。在国家公园与旅游景区具有共性的游客服务上，二者也大异其趣。例如，为游客的解说，在国家公园中是专业的环境教育，在旅游景区中则只是导游。专业的环境教育要求以自然科学和人文历史为维度，以国家公园的物证展示国家的资源价值和历史脉络，而导游，则只是让观光客有些惊叹、有些趣味，难免神神鬼鬼的臆造和插科打诨的段子。
3.看未来各有“制服”
国家公园与旅游景区定位不同，制度各异（表1）。因为发展目标、管理体制机制和具体工作的差别，未来自然保护地和旅游景区应当明确各自的定位，并配套相应的制度保障。对于这两类都需要发展的特殊功能区而言，大家穿上各自的“制服”，在不同的体制下各显身手，各尽所长。
我国的保护地历史，只有62年，但前期发展缓慢。保护地的大发展，基本与中国的经济大发展同步，但前期的大发展只是数量的大发展，是“早划多划、先划后建”式的发展，因此尽管有《自然保护区条例》《风景名胜区条例》这样的“最严格保护”的法规，自然保护地并没有真正得到依法保护，地方政府“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并把保护地开发为旅游景区的情况大量存在。直到近10年来，在国家向生态文明的转型发展中，各类自然保护地的实际管理才得到规范，与保护地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才从纸面落到了地面，中央用各种文件和行动明确了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对待自然保护地的初心。
大势所趋，当初“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一心一意谋发展”的地方政府必须忘掉自己对待自然保护地的初心，记住中央的初心，才能真正牢记使命。只要认识到位、支持到位，以旅游景区为定位的传统发展模式完全可能转变为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宗旨的绿色发展模式。未来的旅游目的地将形成两个系列：一是低门票、公益性的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地，游客在其中主要以生态旅游的方式体验，在环境教育、自然体验中满足自己的诉求；二是高门票的企业投资景区，如主题公园、游乐园等，如迪士尼乐园和长隆野生动物园等，游客在其中可获得感官刺激和奢华体验。选择去什么地方，取决于自身的追求，但自然保护地的主体功能是生态保护和全民公益性，不可能再有奢华宾馆别墅，不可能再有玻璃桥梁，不可能再有高速公路，却会通过各类组织提供各种教育和体验活动，让人在大自然中自然地体验美丽中国。
二、国家公园应该发展国家公园旅游
作为生态文明体制建设的先行先试区，国家公园应该也最有条件体现新的发展方式，国家公园旅游就是能将“绿水青山”可持续、增值转化为“金山银山”的新发展方式。
1.国家公园旅游概念的界定
旅游业具有事业和产业的双重属性，即其不但具有较大的经济效益，还能够在改善民生、保护生态、促进社会和谐、提升国家形象等方面发挥较大的作用。受经济发展阶段的影响，我国旅游业从20世纪70年代以接待为主的事业，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众观光旅游产业。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这一阶段，有必要发展以事业形态为主的国家公园旅游。
国家公园旅游的概念包括两方面：一方面，包括事业和产业，事业的主体是指休闲、游憩、生态体验、教育等方面，是典型的体现全民公益性的活动；产业的主体是指可以对区域发展具有全面的带动作用，但又不会增加环境负担的活动，例如以生态旅游的方式进行。另一方面，以事业形态为主，让生态保护成果易于给公众带来获得感。
在大多数国家，国家公园不但是最重要的自然保护地，而且还被用作最重要的公益性国民游憩地。《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也明确，国家公园可以在保护生态的前提下开展自然观光、旅游。推敲起来，国家公园旅游应该是一种体现“大综合、大学科、大投入”的大旅游。
大综合是指涵盖吃住行游购娱六要素、带动一大片区域、重点在转化（“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并增值）的特色农牧渔业及其加工品制造业和与生态资源相关的“高端服务业”，而非靠简单的门票、索道收入就坐享其成的“词义弱化的旅游”。大学科是传统旅游未考虑的。国家公园的旅游应与国家公园的使命相对应，其科普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要求使得科技维度、人文历史维度的环境教育必然是多学科交叉且很多内容是创新的。在生态保护的前提下发展这么全、科技含量这么高的产业，不仅需要资金上的大投入（要求高、见效慢），也需要建立与非政府组织、学校、志愿者等的合作机制，这样才能确保其通过多方参与保证专业水平，体现全民公益性。
2.国家公园旅游的发展方式
以生态系统保护为前提，还能够带动区域绿色发展的国家公园旅游，需要以国家公园体制和国家公园品牌为基础。国家公园体制在权、钱方面的制度保障有利于国家公园旅游生态保护和全民公益两方面目标（即国家公园旅游的事业属性）的实现，而国家公园品牌则有可能发展成为国家公园旅游的顶级品牌，形成绿色产业体系，实现“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即国家公园旅游的产业属性）。
国家公园体制保障国家公园旅游事業属性的体现。《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对国家公园体制从6方面进行明确，即管理单位体制、自然资源权属制度、规划体制和机制、资金机制、经营机制、社会参与机制等。以资金机制为例，与从市场渠道挣钱的旅游景区不同，国家公园的资金来源包括两方面：合理要钱、升级挣钱。《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明确，国家公园要“建立财政投入为主的多元化资金保障机制”“加大政府投入，推动国家公园回归公益属性”，即通过“要来的钱”开展注重教育性、体验性和环保性的旅游活动项目。
依托国家公园特色小镇，构建国家公园品牌增值体系，形成绿色、全面的国家公园旅游产业。国家公园品牌增值体系的构建，是国家公园及其周边区域生态产品价值机制的重要方面，可以实现资源环境的优势转化为产品品质的优势，并通过品牌平台固化推广体现为价格优势和销量优势，最终在环境友好和社区参与的情况下实现单位产品的价值明显提升，意即实现“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借鉴法国大区公园和国家公园的经验，这一体系包括产品和产业发展指导体系、产品质量标准体系、产品认证体系、品牌管理和推广体系等，其空间基础则是国家公园特色小镇。《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指出，要“引导当地政府在国家公园周边合理规划建设特色小镇”。经过筛选的一二三产业的产品按照品牌体系的要求进行加工生产，在特色小镇综合的旅游产业中进行综合，即通过旅游将三产整合，达到旅游业态丰富、区域发展带动作用强、经济效益好的效果。
在国家公园及其周边区域的特色小镇，开展国家公园体制保障的、以事业属性为主的国家公园旅游，构建国家公园产品品牌增值体系，才能够实现国家公园保护第一和全民公益性的目标；才能够带动区域的绿色发展，使各利益相关者形成保护生态系统的合力；才能够在这一区域，使得生态文明制度配套落地，最终全面实现“保护为主、全民公益性优先”。
（第一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第二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管理世界》杂志社副总编辑；收稿日期：2018-06-06）
互惠共利：物种保护与生态旅游 李彬彬
Doi：10.3969/j.issn.1002-5006.2018.08.003
一、对生态旅游的准确理解
中国是欧亚大陆上特有物种分布最为集中的国家，整体生物多样性高，具有开展生态旅游得天独厚的基础条件。生态旅游不是保护和旅游“自由恋爱”的结果，而是一段计划详密的“婚姻”，每一步都带有认真的考量。
随着自然资源不可持续利用增加、栖息地破坏和消失，保护与当地发展的冲突加剧，生态旅游成为很多保护地和在地保护机构推崇的重要解决方式。生态旅游有其特殊性，并不是所有基于生态及自然环境的旅游都可以叫做生态旅游。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定义其为以自然区域为目的地、以享受和崇尚自然（以及过去和现在文化特征）并促进保护为目的、在环境上可持续并负责任的旅游，降低游客影响，并积极倡导当地社区参与以提高其社会经济状况。其中有3个要素，第一，是环境上可持续性的旅游，不可导致自然资源过度开发或是对物种有负面影响。第二，需要把生态旅游和生态保护结合，同时要考虑当地居民的利益和福祉。第三，要考虑到满足游客的期待与需求。不像景观或是植物，野生动物的出现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尤其是活动范围大、密度低且隐秘的哺乳动物，有效管理游客预期非常重要。对于游客的体验则需要依赖于以下几点，每一点都与对物种的研究和保护息息相关。
（1）对当地动物习性、活动范围及季节性变化、重要活动场所例如巢穴、繁殖地、盐井等有深入了解。这对在什么时间在哪个地方可以最高机率地观察到动物实体或是痕迹有重要作用。这依赖于长期的物种监测、研究以及保护管理。
（2）有比较持续的观察记录或是信息来源，可以保障每次带领游客前往时的成功比率。这可以通过与保护地工作人员、研究人员、生态向导、当地居民等合作，来得到物种活动的最新消息。例如在非洲坦桑尼亚，不同游猎公司的车会互相分享野生动物踪迹，看似竞争的关系，但对于遇见率较低的动物，只有合作才能达到的长期互惠共赢。
（3）需要有背景知识的储备、野生动物痕迹的识别能力、了解物种间关系及其与整个生态系统的关系。这是为遇见做准备和铺垫，并且把简单的“看见”变成有期待有故事有联系的难忘经历。同时，这也是弥补“看不见”带来的遗憾，通过在目标物种栖息地的深入观察，“虽未见”但通过向导的介绍犹如亲眼看见其走过每个地方的身影。
（4）对于游客数量的限制。游客数量对于生态旅游是最大的两难选择。相较于传统旅游，生态旅游的游客数量承载量小，同时游客体验也会随游客数量的增加而受到负面影响。例如观鸟，很多时候，目标鸟种并不会在一个地方长待，需要快速地帮助一个团队里所有游客确定鸟类的位置；在有遮挡的情况下，只有特定的位置可以观看到动物。因此，一个团里面如果游客数量多，就必定会导致体验的差异性从而降低满意度。光有好的行业准则是不够的，必须要在数量增长上设限，虽然这与短期利益最大化相违背，但长期的可持续经营，在低量高质的前提下提高其他配套服务的收益，会比单纯追求游客数量更加有效。
二、保护研究是生态旅游的前提
保护研究为生态旅游明晰一个地区应该关注的类群和开发的产品特质。对于专门以寻找野生动物为主的生态旅游游客来说，其目标不同。大型哺乳类尤其是那些具有魅力的大型动物（charismatic megafauna）是很多游客的首选，尤其是第一次进入这类活动中的游客，比如经典的非洲五霸（狮子、非洲象、非洲水牛、豹、黑犀牛）、西非的山地大猩猩、印度的老虎、加拿大丘吉尔镇的北极熊、美国阿拉斯加夏季的棕熊捕食大马哈鱼等。但是可以开发为以哺乳动物为主要目标的地区很有限，通常要求景观开阔、物种密度较高，或是非常熟悉活动范围、有比较稳定的观测点。尤其是对于森林生态系统，后者尤为重要。而一些遇见率极低的物种，则不适宜作为生态旅游的主要观测目标，可以围绕其栖息地或者痕迹来开展活动，但是以实体遇见为主要目的则会增加旅游设计的难度和游客的失望程度。此外，观鸟、两栖类爬行动物、特定植物类群例如兰花、绿绒蒿、杜鹃等都可以成为主要目标。良好的生态旅游产品开发依赖于对一个地方生物多样性的研究与监测，确定一个地方较为稳定可以观测的类群，同时确定最佳观察时间地点，根据当地生物多样性特点确定区别于其他地方的特色。
除了动物常见地点外，研究和物种管理也为游客提供了更为详尽的认知，例如野生动物行为特点、年龄结构、繁殖周期甚至具体到动物家庭或是个体的信息，以及历史变化与周边人类关系等。这种更为完整、深入并与当地环境相结合的知识背景，为游客带来更具体、细致和代入感强的体验，促进人与自然的接触。这使得参加生态旅游的游客有明显的区分感，不同于大众旅游的走马观花，通过野生动植物的认知和相遇，打开了一个地方隐藏的一扇门，而这扇门，通向了一片土地更生动独特、不为人知的一面。正因为稀少和独特，使得生态旅游可以源源不断吸引追求不同体验的游客群体加入。
三、基于科学研究联合旅游行业开展生态旅游
对于可持续的发展，减少对环境及物种的干扰和影响尤为重要。研究和物种管理项目为生态旅游提供了制定规范的关键信息，例如：应该与动物保持多远的距离不会造成干扰？如何接近动物才不会惊吓或是影响动物的正常行为？繁殖及哺乳、育雏季节及其繁殖场所是否适合开展生态旅游？不同地区的游客承载量是多少？可以开展的旅游活动类型有哪些？对于这些行业规范，由于物种组成和节律的地方差异，无法统一规定。例如，一些保护历史较好的地方，动物由于被打猎的少，对于人类和车辆不会产生太强警惕性，这个时候离动物较近，也不会影响它们正常的行为。反之，动物由于被打猎压力大，会格外警觉，不易接近。不同国家公园可以根据具体的研究信息进行规定。同时，同一片地区的不同旅游机构也可以协商形成行业准则。最为著名并且实施效果很好的是国际南极旅游组织协会（IAATO）。这是一个自愿性的行业组织，超过19个国家100多个公司加入，IAATO制定行业准则，规定包括不同类型动物观察距离和接近方式、不同量级游船可以登陆的点（超过500人的游船不能进行南极登陆）、每次登陆的最高人数及可以进行的相应活动等，同时注意入侵物种问题，每次登陆前后要求清洗靴子等；同时管理和记录游客数量、船只驶入信息等。这对降低旅游对极为敏感的生态系统的影响至关重要，也维系着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我國国家公园应当充分重视并支持相应物种的保护和研究，自主或联合生态旅游行业利用研究结果定时更新生态旅游规范。当生态旅游行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可以自主进行更高规范的设定。
四、重视基础建设中的软件建设
国家公园同时应该注重基础设施中的软件建设。内容制胜是旅游中心吸引很多游客在美国国家公园最先参观的原因。大部分游客中心可以分为以下4个部分：工作人员问询站、自然文化历史展览（也可包括小电影院播放相关记录短片）、礼品店、资料汇总处。在问询站，可以详细了解不同游览天数推荐的行程，可以走的步道，哪里可以看见不同的物种等。同时，登记领取一些特殊活动的许可证，比如长距离远足许可。展览区域会介绍一个国家公园的地理、生态、曾经发生的历史事件等。对于生态类，往往会有图片、标本、脚印模型、部分皮毛和骨头作为互动学习的基础。礼品店出售与这个国家公园和地区相关的图书、物种野外鉴别手册、户外用品和相关礼品等。资料汇总处则提供不同区域的详细地图及相关资料，天气及灾害预报，以及一些巡护员讲解的活动时间地点，如何应对野外突发事件例如野生动物等。通过游客中心内容的建设，成为游客可以获得实时及准确信息的关键来源，同时成为传递知识和普及保护理念的重要场所。
在我国国家公园等进行数字化建设时，可以建立面向游客的实时信息汇总平台，丰富游客中心内容，同时有利于游客了解公园内野生动物最新遇见率高发地带并提高游览体验。比如在美国黄石国家公园，游客可以在游客中心填写野生动物遇见表，国家公园工作人员会随时汇总并把信息展示在地图上或是通过口述传达，来帮助其他游客了解最近动物的常见区域。同时，对于一些比较危险的动物，例如棕熊等，实时了解其活动频繁区域并在关键时刻关闭特定区域来减少有可能发生的野生动物意外伤人事件，有利于降低由于生态旅游带来的野外事故和负面的态度及情绪。
五、社区参与是定义生态旅游的关键，与生态旅游结合，在国家公园内创造保护小区
生态旅游的初衷是可以变成保护措施的一部分，这离不开对周边社区的重视和其参与。保护成效与周边社区的生活水平提高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这也为生态旅游提供稳定的利润，持续吸引游客并且产生收入来继续投入保护。因此需要旅游的一部分收入可以通过一定机制传递到当地，这可以是收入分享机制、雇佣关系或是鼓励自主经营活动（食宿、手工艺等）。
一些打猎严重的地区，猎人的野外追踪技术非常了得，可以通过适当培训雇佣其作为生态旅游野外向导，通过得体和收入丰厚的一份工作，改变其行为对于环境的破坏。通过利益的获取，让其渐渐了解一个活着的野生动物比死去的更值钱，来换取其对保护的支持。生态旅游不仅仅是愉悦游客，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个经历向游客传递背后的保护重要性及保护理念，是目的性更强的隐形自然教育。一些向导为了拉近距离，而往往迎合游客喜好讨论是否是好吃的野味等问题，这便偏离了初衷。因此，除了专业素养外，向导对于保护的理解与认同也是重要的培训内容。
通过观察野生动物和对其栖息地的探索与了解，游客可以更真切地感受到自然的魅力和保护的意义，也可以直观地感受生物多样性所面临的威胁：气候变化、盗猎、砍伐、栖息地消失与破碎化，了解周边居民的现状，了解全球消费市场对自然资源变化的影响，从而一部分游客愿意切身参与到保护当中，给予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持。
很多国家公园规划面积很大，通常还包括居民点，在其周围可以通过发展类似的生态旅游与保护小区结合的方式，创造更多的保护形式，扩大保护面积，并降低国家公园保护管理的难度。哥斯达黎加Lapa Rios生态酒店被美国《国家地理》评为全球精品酒店，该酒店购买并保护周边的一片森林作为其私人保护区，并培训当地居民作为员工，对具有特长的会培训其英语技能，作为野外向导、前台服务甚至晋升为管理层。除给当地提供工作机会及经济收入，生态旅游也可以为当地社区提供培训以及教育机会，提高社会福利。Lapa Rios把部分收入投入当地学校建设中，提高当地教育。游客可以在生态酒店自己的森林里观察犀鸟、红背松鼠猴、三趾树懒等，同时因为自己的付费可以帮助保护这些动物并帮助当地居民提高收入和生活水平而格外满足，成为生态旅游酒店的世界典范。这可以成为我国国家公园借鉴的案例，通过发动社区和社会的力量，建立保护小区，利用自己周边独特的自然资源开展生态旅游，并形成特色高端生态旅游服务，收入返还到保护当中，将保护与发展更好的结合。
生态旅游是与传统休闲旅游重叠很小的另一块市场。传统阳光沙滩度假村类的旅游，需求弹性大，顾客忠诚度不高，很多同类产品在竞争。生态旅游则不同，因为物种组成和生态系统独特性的原因，市场上很难有相似的产品，消费者的忠诚度高。相比传统旅游，生态旅游所需花费更多，国际平均价格在每天200美金。不论出于兴趣还是对某类生物（例如鸟类、哺乳类、两栖类爬行动物、兰花等）的痴迷，游客愿意一掷千金不远万里去亲眼看一下。同时，对于一类物种的痴迷，会导致类似集邮的收集欲，愿意把物种一个个从名录上划掉，确定自己亲眼见过、听过或是拍照过。因此，生态旅游这种深入体验、低游客量、高收入、低环境影响的旅游方式，应作为国家公园旅游发展的主要形式。
综上，生态旅游的发展和生态系统保护息息相关，这离不开保护研究、保护地管理部门、旅游行业、当地社区和游客的共同努力。生态旅游应作为我国国家公园旅游的主要形式，通过对不同生态系统和动植物深度的探索和了解，游客可以对一个地方产生更感性和深入的认知，并且对生态保护和国家公园存在的意义更为认同和支持。对于当地社区，需要通过不同机制使其从生态旅游中受益，受益的形式可以是收入、工作、教育以及自豪感，通过这样的替代经济，使其转变对自然资源破坏性利用的方式，自主地参与保护以谋求未来长远的利益。
（作者系该中心助理教授，IUCN物种生存委员会专家，杜克大学保护生物学博士；收稿日期：2018-06-01）
设施生态化：国家公园绿色发展重要保障 钟林生
（中國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100101）
Doi：10.3969/j.issn.1002-5006.2018.08.004
设施生态化是指为生活、生产提供服务的各种设施向生态型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包括工程性基础设施及服务性设施。它以生态学为基础，按照绿色发展理念，以人与自然的和谐为核心，以现代技术和生态技术为手段，最高效、最少量地使用资源和能源，最大可能地减少对环境的冲击。其直接结果是建成生态设施（ecological infrastructure）。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Man and Biosphere Programme，MAB）1984年针对全球14个城市的生态系统研究报告中提出要建设生态设施之后，由于强调在维持稳定、有序、特色原生的景观与文化特征基础上的可持续经营管理，设施生态化和生态设施在世界各地的城市与自然区域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应用，特别是在以国家公园为代表的自然保护地规划建设中，设施生态化或类似内涵的概念已成为共识，例如Blangy通过系列生态修复的案例研究，说明了生态旅游地建设朝着生态化方向发展的重要性。
我国2017年9月颁布实施的《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明确国家公园的首要功能是重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保护，同时兼具科研、教育、游憩等综合功能。为实现国家公园的功能，设施建设应贯彻生态文明理念，综合考虑建造场地自然性、保护重要性、使用者需求等因素，将可能的负面影响控制在可接受改变的范围内，以留下可以世代传承的自然和文化遗产。目前我国国家公园建设处于试点期，设施建设刚刚起步，有必要从以下5方面来实现设施生态化，防止“建设性破坏”，促进中国特色国家公园体制建设目标的实现：
一是科学选址与规划设计。国家公园设施选址与规划设计是一个融合土地利用变化、设施布局、生态环境影响于一体的综合过程，要能够与生态环境相协调，不是绝对必要就不建造人工建筑物。设施选址方案要符合各功能区的定位和保护利用的要求，从而实现国家公园统一保护、统一管理的目标，例如在严格保护区域禁止建设游憩服务设施，道路選线要避让受保护野生动物的重要栖息地。设施的规划设计应该遵循最小干扰、整体性及地域性原则，最小干扰原则提倡减少体量、减少废弃物、减少能源的简要设计，不能对自然环境和生物产生过多的干扰；整体性原则要求设施修建不要造成景观生态系统破碎化，维系好山水林田湖草这个生命共同体；而地域性原则是强调设施建设应该符合当地的自然与文化特色，并有利于施工和后期维护。
二是生态建设与低碳管理。国家公园实行更严格的保护，在设施建设管理过程中，应充分尊重自然规律，师法自然，提倡绿色建筑、绿色建造、绿色建材、近自然修复，在满足建设功能的前提下，寻求最小体量及最小干扰的施工建设方法，以有机循环再利用的理念建设一套有机循环系统，包括碳循环、水循环、污水处理、垃圾回收利用、绿地系统等。低碳管理倡导能源高效利用和清洁能源开发，做到降低消耗、减少污染物排放、制止浪费；有效开发太阳能、风能、小型水能或生物质能等清洁能源，具备条件的国家公园可以外部规模化生产，再输入供给内部。
三是研发与应用生态技术。国家公园设施建设措施或行为，尽可能应用环境友好型或与环境共生的生态技术。在遵循国家有关建设法规标准前提下，学习借鉴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针对各类服务和管理设施的特点，研发适合国情区情园情的资源与材料替代技术、排放减量技术、废弃物再利用和资源化技术，因地制宜地应用到材料选择、施工建设和管理维护等环节，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制定各类设施建设标准规范或技术导则，并形成中国国家公园设施建设与管理的生态技术体系，为我国国家公园设施生态化创新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四是监测评价资源环境影响。科学设立相关指标，建立监测与评价体系，对国家公园野生动植物和生态环境开展持续动态监测，了解国家或省级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的种类、种群现状、动态分布和生境，生态环境变化情况。同时结合设施的结构、性能和游客满意度，综合评估设施建设对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完整性和生态环境的作用与影响，根据评估结果，制定相应的改进措施，不断优化国家公园设施建设布局和功能，从而达到保护与利用的有机统一。
五是提高利益相关者生态认识。国家公园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全民共享，涉及的利益相关者众多，包括决策者、管理者、经营者、规划设计者、施工者、监管者、游客、当地社区居民、社会公众等，他们的生态认识水平直接关系到国家公园设施生态化进程。因此，要采取多样形式，让他们充分认识到国家公园不同于一般城市公园或旅游景区，而是重要的自然保护地，应在保护的前提下有限利用资源，推行绿色消费方式，避免过度开发和浪费；促进他们之间建立良好的伙伴关系，充分发挥各自在设施生态化中的作用，共同保障国家公园绿色发展。
（作者系该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生态学学会秘书长；收稿日期：2018-06-03）
自然保护地周边的绿色发展模式 解焱
Doi：10.3969/j.issn.1002-5006.2018.08.005
自然保护地（包括国家公园）已经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土地利用类型之一，目前占全球陆地14%，海洋5%；未来很快将达到陆地20%，海洋10%。它们是专门为长期保护自然生态系统及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和人类相关文化遗产而进行管理的地方。国家公园和大部分的其他自然保护地的管理由国家财政支持，小部分由当地社区或者公益组织甚至个人进行管理。大部分区域排斥人类的任何干扰，小部分区域有受到严格控制和管理的旅游和以当地居民为主的可持续利用，目的是为保护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维持自然健康的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包括清洁的水和空气、防御风暴、调节气候、保护当地人生计及其文化遗产、游憩和精神灵感的源泉等。因此，自然保护地在当前人口和消费水平迅速增长、生物多样性下降、生态退化、气候变化等重大威胁情况下，对人类的生存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本文的主题集中在自然保护地周边——这个特殊的经济带的发展现状和未来。自然保护地地处偏远，过去在交通和网络还不太发达的情况下，这些地方信息闭塞，经济发展受到严重限制，往往保持着比较传统的生产方式，因而与自然环境比较协调。但是最近10年，村村通公路、网络无处不覆盖之后，当地人看到外边世界的发展，特别是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些地方都纷纷效仿现代的经济发展方式，导致对良好自然生态的破坏：多样化自然农耕系统转变为规模化农业，农药化肥大量引入污染环境，外来物种（甚至入侵物种）普遍替代传统作物品种，旅游发展带来垃圾、人为干扰和栖息地破碎化，进入自然保护地偷猎野生动物、非法采集药材等问题日益严重。这些地方的破坏，已经严重威胁到自然保护地内的生态，也极大地降低了自然保护地的管理成效。这样的保护与发展之间的矛盾，在国家公园建设中将更加突出，因为国家公园将是最严格的自然保护地类型，而国家公园为了保护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其面积大部分都会非常大，如已经建立的试点三江源国家公园12.31万平方千米，大熊猫2.71万平方千米、虎豹1.46万平方千米、祁连山5万平方千米等，未来还将建立更多的大型国家公园。巨大的范围不可避免地有大量人口，比如大熊猫国家公园内涉及17多万人口，周边人口更多。
因此，自然保护地周边的经济发展模式的问题被逐步提到议事日程。2013年，我第一次提出了“保护地友好”的概念，目标是推动自然保护地周边的经济发展转型，由过去通常的现代化发展方式，转变成为更加生态、绿色的发展方式。绿色发展方式在全球有了很多成功的案例，有机农业、生态农业、自然农法等不用多说，大家都比较清楚。另外还有包含更多生物多样性保护内容的认证，如符合“雨林联盟”（Rainforest Alliance）订立标准的农场，联盟会对该农场及其周边的生态系统进行评估，对农药的使用作一些限制，并对废弃物管理等基准进行评估，唯有通过评估并被认证的产品，才能称为“雨林联盟认证产品”；由美国史密森尼学会迁徙鸟类中心（Smithonian Migratory BirdCenter）的生态学家建立起来的“鸟类友好”（Bird Friendly）认证标准；野生动物友好企业网络（Wildlife FriendlyEnterprise Network）也有了10年歷史，在北美、南美、非洲和亚洲都发展了野生动物友好旅游和农产品等；另外，还有“国际公平贸易认证”（Fair Trade）海产品、棕榈油等相关认证系统，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国，保护地友好的发展方式通过国内外环保民间组织的推动，也有了很多成功的案例，例如：山水伙伴推动的熊猫森林蜜，正在四川、甘肃和陕西的大熊猫自然保护区周边发展起来，形成自己的品牌。这些认证以及各种友好型的生产方式都应当引入自然保护地周边，推动保护地周边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支持自然保护地的保护。
因此，我们把这些各类在自然保护地周边实施的绿色发展方式，综合归纳到“保护地友好发展方式”中，即在自然保护地周边，采取对生物多样性和自然生态友好型的发展方式，有效缓解自然保护地及其周边保护与发展的矛盾，激励当地社区、企业以及城市大众，参与和支持自然保护地体系的保护。保护地友好发展涉及产品类型非常多元化，包括天然林下非木材产品、种植产品、养殖产品、手工艺品、生态旅游、科普教育、农家乐、文化产品、水资源及其他生态服务功能等。
围绕这样的理念，我们推动了很多案例，自2013年至今，已经推动了50个左右的自然保护地周边开始实施保护地友好发展。2017年6月至今一年时间，由于桃花源基金的大力支持，保护地友好体系直接支持了20多个保护地友好产品。经统计，这些生产者总销售额超过了700万元，值得高兴的是生产者自主销售情况普遍良好，桃花源和保护地友好体系的销售起到了辅助支持作用。这里着重介绍3个案例，为大家呈现出保护地友好发展形式的多样化：吉林省珲春市敬信镇的大雁米，是友好型农产品的案例；海南省五指山市水满乡毛纳村友好村寨规划是村寨整体区域友好发展规划的案例；四川省大熊猫生态旅游线路是在保护地周边引导友好型的旅游发展的案例。
案例1.吉林省珲春市敬信镇的大雁米
敬信湿地位于中俄朝三国边境地区的天然湿地，吸引每年迁徙经过此地的数以十万计候鸟停歇、补食，甚至留下来养儿育女。敬信湿地的周边山林中，更是常年生活着东北虎、狍子、黑熊、野猪等野生动物。保存完好的森林中流出的纯净无污染的山泉水，在山下形成了星罗棋布的沼泽、湿地约8000余公顷。湿地灌溉了1353公顷水稻田，养育了当地5000多人口，成为难得的鱼米之乡，也为野生动物提供了重要食物。这里不仅是大量候鸟的栖息地，同时也是野生图们江红莲、大马哈鱼、斑海豹等珍稀野生动植物的生长乐园。但是，随着现代化建设的实施，大量的湿地被开发，大量的水源被污染，留给鸟儿安全停歇的地方越来越少，敬信湿地成为为数不多可以歇脚的地方之一，来到这里的鸟儿们越来越多，取食农民水稻的事件也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原本的和谐关系被打破，一些不堪损失的农户会使用爆竹驱赶候鸟，甚至用鸟网、毒药捕杀候鸟。而水稻种植过程中，化肥农药的使用也会导致水体、土壤的污染。甚至2018年“五一”节期间发现播种的稻谷毒死了大雁。
2013年，在中国科学院动物所保护地友好课题组的帮助下，当地农户林魁等人开始尝试生产保护地友好大雁米，回归传统耕作方式，放弃农药、化肥，避免环境污染，为人类和鸟儿们生产出更加安全健康的粮食。大雁米的生产直接减少了化肥、农药等污染物（每年减少使用1827千克复合肥、685千克尿素、20千克除草剂、6.85千克杀虫剂、6.85千克杀菌剂）对这些野生动物以及水体、土壤的危害，部分销售利润还支持当地社区居民建立了自己的巡护队，长期开展野生动物巡护救助、打击盗猎的保护行动，现在他们已经成为在当地最为活跃的民间保护组织。
案例2.海南省五指山市水满乡毛纳村友好村寨规划
海南具有我国最大的热带雨林，是我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海南岛丰富的动植物，80%以上都集中在中南部热带雨林区。五指山为海南最高峰，海南第一山，也是海南万泉河、昌化江的发源地和分水岭。水满乡就在五指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旁边。2014年，中国科学院动物所保护地友好课题组开始在水满乡推动保护地友好发展，当地已经发展了完全不使用农药化肥的水满茶和山兰稻等友好产品。2017年底，我们又应毛纳村第一书记的邀请，帮助毛纳村制定保护地友好村寨的发展规划。
毛纳村小组是五指山市水满乡毛脑村委会6个自然村之一，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山地资源、丰富的生态旅游资源和美丽的田园风光。全村共有32户198人。我们组织当地专家，对毛纳村进行了考察，编制了《毛纳村保护地友好村寨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在充分了解毛纳村地理环境、生物多样性状况和与五指山自然保护区的相关性基础上，抓住毛纳村拥有的独特、稀有的“山-湿地-河流”综合体系，充分发挥其生态和生物多样性价值，实现保护与发展的共赢。从山上到山下、水边到村里，建立科学合理分区管理，形成完整的热带雨林生态系统保护地，并针对划分的不同分区，制定和实施相应的保护及发展措施。围绕水源保护为核心，依据水系特性建立起源头监测、径流修复、湿地营造、河流保护四位一体的保护与开发协调方案。
根据专家组的考察发现，因为毛纳村保存相对较好的河流使得毛纳村在生物多样性上具有更加重要的地位。水獭和海南鸸是毛纳村的“明星物种”，它们都是依赖河流生活的物种，因此河流在毛纳村的生态地位非常重要。水满河毛纳村河段的生境尚好，水中的鱼类也挺丰富（可以从村民下网捕鱼的渔获看得出来），水边植物比较茂密，是毛纳村最有价值的生态资源，弥足珍稀。水獭在整个海南岛都很难找到，但是2017年在毛纳村多次发现水獭踪迹，这里可能是海南恢复水獭种群的最后希望，对海南的水獭研究和保护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海南鳽是世界上公认的鸟类濒危物种，因第一个模式标本于1899年采白海南岛的五指山而得名，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20世纪60年代初期，华南动物考察队曾在海南做过多次调查，时间长达数年，也仅在中部山区采到了两只标本。此后海南岛一直再没有关于该鸟踪迹的报道。毛纳村的河流生境是海南鳽比较典型的栖息地，很有可能会有海南鳽栖息于此。针对这些重要发现，我们特别提出了设立毛纳村水獭保护区，开展定期巡护等工作；在后山水源森林建立毛纳村社区保护地，保护水源；建议帮助村内农民转型，改变农民经济收入来源，发展旅游业，发展特色养殖业，保护当地动植物资源。该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得到了当地政府的高度认可，成为未来当地经济发展规划的重要指导材料，将帮助毛纳村制定与自然和谐的发展规划。
二、再凝练：生态旅游发展的核心价值
（一）生态旅游是提升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催化剂”
目前，环境哲学、环境伦理学等学科对“两山理论”已经做了大量的学理论证，“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内在地包括一个问题，即生态系统的价值化问题，也就是生态系统“变现”的问题，因此“两山理论”可以从生态系统服务理论的角度加以科学解释。生态系统服务（ecosystem services）是King（1966）和Helliwell（1969）最先提出使用。但真正使生态系统服务研究受到全球关注并提升到全新高度的当属Costanza团队——他们1997年在Nature杂志上发表“全球自然生态系统服务价值”（The value of the worlds ecosystem services and nature）一文，推进了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化、货币化研究。经过Costanza的估算，全球生态系统每年的生态服务价值当量约合16万亿～54万亿美元，生态系统服务可分解为干扰调节、土壤形成、营养循环、废物处理、授粉、生物控制、栖息地、基因资源、娱乐、文化等17种类型，而海洋、海岸、森林、草地、湿地、水体、耕地等不同生态系统单位面积上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类型和价值存在差异。“绿水青山”良好的生态系统能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往往更高。生态旅游是践行“两山理论”的重要方式。从作用机制上讲，可持续的生态旅游能充分发挥生态系统服务中的娱乐、文化功能，进而提升生态系统服务价值（ecosystem service value），是实现“绿水青山”到“金山银山”转变的“催化剂”。
（二）生态旅游是实现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的“样板间”
生态旅游契合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的本质内涵。十九大报告明确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部署了“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的4大任务，其中，推进绿色发展是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传统的旅游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但不平稳，波动起伏很大，发展模式粗放，尤其是造成资源的过度消耗，环境的破坏，以及一系列经济结构的失衡问题。但生态旅游是在充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前提下的旅游活动，是在绿色低碳领域培育经济增长点、形成新动能的重要举措，它契合习总书记指出的“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思想，通过开发生态旅游项目、提供生态旅游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是在“不搞大开发”的基础上推动我国经济绿色转型升级、全面实现小康奋斗目标的重要途径。目前，我国的旅游业发展进入了“新常态”，在旅游产品的开发上集中表现为产品的生态化倾向。
（三）生态旅游是满足人们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动机”
生态旅游能通过发展生态旅游产业让百姓生活富起来，让生态环境美起来，它在保护的前提下开发生态旅游项目，建设基础配套服务设施，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从而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增加百姓的经济收入，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它搭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平台，是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健全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的重要途径，更是将我国优美的“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的必由之路。因此，将生态旅游发展作为统筹区域绿色发展的重要突破口，作为扩大内需、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领域，积极推进生态旅游中心城镇和生态旅游特色乡村的建设，使生态旅游成为推动我国绿色发展的协调带动产业和先行示范产业，成为振兴乡村经济、营造美丽宜居环境、推动共同富裕的全民幸福产业。
三、再提升：生态旅游发展的实施路径
（一）甄别：评价旅游产业生态水平
学术界：要勇于承担起我国生态旅游发展引领和纠偏的任务，通过严谨的科学研究扭转生态旅游泛化、异化的发展趋势，通过做好旅游产业生态水平的评价，甄别旅游产业发展是否绿色生态。首先，通过测算旅游生态效率，判断旅游产业生态化水平，将旅游生态效率的测算更多地应用到旅游线路、旅游产品、旅游企业等微观层面上。其次，利用旅游碳排放，衡量旅游活动资源消耗和环境影响，提倡旅游消费低碳化。最后，利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监控较长时间序列的旅游目的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变化情况，并以此促进旅游目的地自然资本投资。
（二）规制：规范生态旅游市场秩序
管理侧：由于生态旅游概念本身在学术界尚未得到清晰和公认的界定，现阶段生态旅游泛化现象较为严重。由此引发的是生态旅游市场的不规范，有些地方生态旅游已经成为噱头，“伪”和“泛”生态旅游产品充斥市场，亟须实施政府主导下的规制措施。首先，树立绿色发展理念，摒弃單纯追求经济利益和旅游人次增长的做法，对那些以牺牲环境、导致生态环境失衡、生物链断裂、资源退化为代价换取旅游经济增长的旅游产业业态要坚决否决。其次，加快制定支持生态旅游发展法律法规，从制度层面将生态旅游标准化和制度化，推进生态旅游市场规范化，为生态旅游发展提供融资、土地和税费等政策支持。最后，加强生态旅游产品认证，借鉴国际上较为成熟的相关认证标准制定我国生态旅游认证标准体系，强化对生态旅游景区、生态旅游产品进行认证和检验，剔除滥竽充数、名不副实的产品，净化优化生态旅游产品供给。
（三）创新：丰富生态旅游产品供给
供给侧：目前我国严格意义上的生态旅游产品供给类型不多，主要以登山徒步、溯溪攀岩、潜水冲浪等常态化产品为主，产品更新迭代较慢，缺乏创新。首先，做好生态旅游策划与规划。生态旅游规划是生态旅游产业链的起点，是一切生态旅游活动的基础。生态旅游开发者开发出良好的旅游产品，是生态旅游产业链发展的保障。其次，依托国家公园、国家森林公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水利风景区等资源禀赋，在严格把控旅游环境影响的前提下创新生态旅游活动内容，突出生态旅游活动的生态体验、生态教育、生态认知、生态康养、生态运动等功能。最后，促进生态旅游与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的融合。
（四）引导：树立生态旅游消费风尚
需求侧：旅游者是旅游活动的主体，生态旅游发展离不开旅游者的参与，需求侧生态旅游理念升级可以促进生态旅游供给侧结构优化和品质提升。然而根据我国学者李正欢从生态旅游者的生态意识角度来界定生态旅游者的旅游行为层次，可划分为自在、自觉、自为3个层次。从目前的情况看，我国处于自在层次的生态旅游者高达95%，这些旅游者的生态保护意识还处于一种模糊、潜在的状态。因此，亟须将生态旅游的核心理念深入人心，提升我国生态旅游者群体水平。生态旅游应该是在给旅游者提供赏心悦目旅游体验的同时，让他们能够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中获得情境的陶冶，从单纯地享受环境走向更加自觉地保护环境，树立起绿色发展的意识，直到旅游行为的改变。也就是说，生态旅游者进行生态旅游的过程也是接受绿色发展理念教育的过程，他们走进大自然，也是走入了环境保护教育的课程，让他们具有强烈的环保意识和环保行为。
（第一作者系该院院长、教授，第二作者系该院讲师、博士研究生；收稿日期：2018-05-03）
[责任编辑：吴巧红；责任校对：宋志伟]
案例3.四川省大熊猫生态旅游线路
自然保护地拥有迷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者有着冒险和艰辛励志的故事，友好产品不仅健康，更是稀缺并附带浓烈文化气息。因此，自然保护地周边具有极大的潜力成为旅游目的地。让旅游变成支持自然保护地保护工作的一部分，也是保护地友好理念应用的重要内容。我们已经示范了东北虎冬季清套、荣成大天鹅保护以及保护大熊猫等生态旅游路线，不仅让旅游变得更加丰富，也成为教育和发展城市中对自然保护地支持人群的途径。四川大熊猫生态科考就是带着城市人，跟着野生动物保护专家，用旅行的方式参与保护大熊猫。将自然教育的理念与大熊猫保护相融合，在体验舒适的生态之旅同时，还将亲身參与生态保护，读懂自然奥秘！活动内容包括探访都江堰大熊猫基地，了解大熊猫习性和救助知识；进入熊猫村跟村民一起采竹子，编竹器，了解竹林的故事，竹子既是大熊猫的食物，又是当地生活的一部分；品尝竹林美食，夜游熊猫村；大熊猫栖息地观鸟、观花，清晨静听野生动物歌唱，采集标本拓一片植物模型；古宅探访，一起烘制传统梅干，做点熊猫村的农活；学习户外知识，野外找动物，为大熊猫栖息地贡献一份力等丰富的活动。保护地友好型旅游特点可以总结为：
·生态旅游的目的地是一些保护相对完整的自然和文化生态系统的自然保护地，参与者能够获得的经历具有原始性、独特性的特点。
·强调旅游规模的小型化（20～40人），限定在生态承载力范围之内，这样既有利于游客的观光质量，又不会对旅游目的地造成破坏。
·让旅游者亲自参与到保护工作中，在实际体验中领会大自然的奥秘，从而更加热爱自然，了解保护工作的秘密和艰辛。
·让旅游者直接与当地社区交流接触，推动当地社区可持续发展，同时感受和保护当地的民俗文化。
保护地友好理念的推动将支持生态关键区域（自然保护地）的保护；有效解决保护地及其周边保护与发展的主要矛盾，通过增加当地社区友好型经济的收入，抑制各种对生物多样性有威胁的生产、生活方式；以保护地友好产品为载体，可以有效联通大众，由他们以付费的方式购买、使用和感受，就能有效地宣传、触发、引导公众感知、理解、支持、主动参与保护（而不仅仅是科研或单纯保护机构的保护），为保护事业提供强大的社会力量；鼓励和保护本地物种，控制和杜绝各类有毒有害物质，支持自然保护地周边的减贫扶贫，保护农业种质资源多样性；为了确保产品生产过程有利于保护的目标，将引导各类保护相关的科研、监测、评估、监督等项目和力量汇聚到自然保护地，以提升保护地的管理和科研水平。
总之，自然保护地周边应当逐步发展成为一个特殊的经济带，制定和实施能够激励保护地友好发展的政策；推动各种生态保护和扶贫相关援助资助项目，如生态补偿资金、扶贫资金、国际援助等，支持保护地友好型产品生产；推动协调地区和全球贸易政策，鼓励在现有或新建相关贸易平台上增加保护地友好产品贸易额，推动形成全球性销售平台。相信保护地友好发展理念的推广，不仅将让自然保护地得到更好的保护，也会让周边社区从友好发展中获得更多利益，让城市居民享受到来自最健康生态环境的产品，带动他们积极参与和支持自然保护。
（作者系该所副研究员，博士，保护地友好体系创始人；收稿日期：2018-06-01）
推动国家公园模式与社会组织的实践案例 李笑兰
Doi：10.3969/j.issn.1002-5006.2018.08.006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国家公园建设成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2017年9月，《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印发，明确了“科学定义、整体保护；合理布局、稳步推进；国家主导、共同参与”三大基本原则，及“国家公园是我国自然保护地最重要类型之一，属于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禁止开发区域，纳入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区域管控范围，实行最严格的保护”的定位。
大自然保护协会（The Nature Conservancy，TNC）作为国际上最大的非营利性环保机构之一，自1998年起就在中国推动并参与了国家公园建设及研究相关工作，并在云南和四川分别示范了“国家公园（省立试点）”和“社会公益型保护地”两种新型保护模式。TNC在云南和四川（均为国家公园建设的试点省份）积累的实践经验，对《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中国家公园管理体制、资金保障机制、生态系统保护制度及社区协调制度中的内容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及意义。
一、前国家公园时期：TNC在中国的保护地实践
1.大自然保护协会（TNC）与国家公园
大自然保护协会（TNC）在全球国家公园领域有丰富的经验，成功案例包括：帮助黄石国家公园（Yellow Stone）建立了近110万公顷的保护延展区（大黄石）；帮助大烟山国家公园（Great Smoky Mountains）开展入侵物种防治及林火管理，确保生态系统的健康性；通过地役权交易的方式，帮助奥林匹克国家公园保护温带雨林，推动建立大沙丘国家公园（Great Sand Dunes）；与高草国家公园（Tallgrass Prairie）管理局共同管理超过4000公顷的草原等。
TNC中国项目在1998年设立之初就曾提出：云南省西北部高山挺立、峡谷纵横，有着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人文景观，非常适合通过建立国家公园的方式将其保护起来；继而提出了推动建设大河流域国家公园的概想。在当时，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限制，例如项目设想的区域过大（超过7000平方千米）、涉及多个行政区划、没有具体的政策支持等原因，这一构想未能落地执行。但是TNC项目团队推动完成了该区域的生态区评估（eco-region assessment，ERA），识别出了滇西北最具有保护价值的区域、关键生态廊道以及保护空缺，为其后TNC中国项目探索国家公园模式打下了基础。
2004年，云南省林业厅联合TNC等社会力量，携手探索国家公园模式。引入国家公园这一概念，主要是考虑到当时中国既有的两类保护模式的不足：自然保护区对于公众的进入和使用有较为严格的限制，风景名胜区又偏重做旅游，保护不够专业；而国家公园是国际上被认可的、能够平衡保护与开发的模式。云南国家公园探索尝试用小开发带动大保护，以期实现生态保护和社区发展的双赢。2007年6月，普达措国家公园正式挂牌；2008年，国家林业局批准云南省作为国家公园试点省。此后，TNC协助云南省相关政府部门陆续建立了梅里雪山、老君山、高黎贡山等8个国家公园。TNC为合作伙伴提供了国家公园地方立法、地方技术标准制定、组织机构建设、信息管理、资源调查和社区参与等多角度、全方位的技术支撑。
2015年，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出台后，云南被列入全国9个试点省份之一。相较于其他试点省份，云南的试点工作有一定的实践基础。地方立法《云南省国家公园管理条例》、4项地方技术标准体系（国家公园基本条件、总体规划技术规程、资源调查与评价技术规程、建设规范）、省级层面的试点公园建设等，都对贯彻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中央精神，完善国家公园体制建设有先试先行的实际意义。
2.云南国家公园实践与探索
（1）普达措国家公园的成功经验
普达措是云南国家公园试点项目中第一个挂牌成立，并持续运营了11年的国家公园。普达措的实践，证实了国家公园这种保护地形式在生态保护、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上所产生的效益是可观的，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保护模式：虽然，自成立至今，普达措国家公园还未就保护成效进行过系统评估，但客观的结果是，国家公园的建立使保护地的面积扩大了将近30倍，在原来碧塔海省级自然保护区19.8平方千米的基础上建立了602平方千米的国家公园。TNC支持制定的总体规划将公园划分为：严格保护区、生态保育区、游憩展示区和传统利用区，其中开发利用的区域仅占约5%的面積，从而实现了对整个区域95%的保护。以前在这个地区所存在的大量无序旅游开发及社区活动都得到了有效的遏制。游客的观光游览都在固定的游览动线上，湿地上的活动也都在步行栈道上，减小了旅游对湿地的直接影响。
经济收益：周边居民不再在湿地养马开展无序旅游经营而减少的损失，通过普达措国家公园的旅游收入来进行补贴，社区利益并没有受损。在过去的10年间，公园实现旅游收入15.99亿元，公园补贴社区的方式包括员工雇佣（公园工作的员工80%来自周边村社）、现金补贴、基础设施修缮，反哺资金累计达1.5亿元。
公众参与：公园成立初期由TNC等机构帮助公园制定的解说导览体系，科学而丰富地呈现了普达措的生态系统、自然景观及民俗文化等内容，为游客提供了环境教育的机会。
（2）普达措的遗憾与不足
然而，普达措国家公园距离一个科学定位、整体保护的国家公园还有很大的差距。究其原因是过去对国家公园的基本定位和认识不足造成的。
管理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关系并未理顺：普达措国家公园的管理，沿用了传统风景名胜区的管理模式，由国有企业与地方政府签订协议开展垄断性经营管理，企业投资建设基础设施，再收取门票、电瓶车票等费用。作为管理者的国家公园管理局，很难对行政级别平级的国有企业进行管理。
保护投入不足：在多部门多头管理下，公园的保护工作缺乏统一协调机制，缺乏基线数据及系统的本底调查；既没有具体的保护行动管理计划，也没有系统的巡护监测等工作。在国家公园成立的10年间，其保护管理的职责仍主要由碧塔海省级保护区管理所负责开展，主要资金来源依靠国家湿地保护经费。虽然，景区公司向管理所提供部分支持，但资金量小，且限于森林防火、救助站建设、及物种的人工繁育等方向。
访客体验有待提升：普达措公园的管理并未突破传统景区模式，对于访客来说与普通景区的体验并无二致。
多方参与机制有待突破：2006年TNC参与完成普达措总体规划及解说计划后，并未参与到运营管理阶段，只是在2009年支持编订了《碧塔海自然保护区监测规划》。应该说，公园建成运营后，未能建立多方参与的合作机制及平台，社会组织的参与比较有限。
3.老河沟社会公益型保护地——社会组织参与保护的先试先行
2010年，TNC将保护地项目的创新实践拓展到四川省，探索由社会公益机构投入和管理的新型保护模式，推动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民营”自然保护区——老河沟社会公益型保护地。项目落地得益于政府在生态保护上的新思路，包括：2008年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及2011年的中央1号文件等政府文件中明确的“积极引导多元化资金参与生态建设的策略”。
（1）科学保护
老河沟地块的选取，主要依据是TNC与四川省相关部门合作完成的《四川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生态区评估（ERA）的结果表明，老河沟地处中岷山一横断山北段生物多样性优先区内，毗邻四川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甘肃白水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大熊猫岷山北部种群以及众多伴生珍稀物种的一条重要迁徙通道。项目落地后，TNC与国内外顶级科研院所合作，用近两年的时间逐步完成了保护区的本底调查，摸清了保护区内动植物的种类及栖息地状况；用保护行动规划（conservation action plan，CAP）等工具，对保护地进行科学规划管理，建立了保护区评估指标体系和日常生态监测体系。在持续开展的管理措施下，老河沟的人为干扰已基本消失，红外相机多次拍到了野生大熊猫的影像。
（2）兼顾社区发展的保护模式
与中国绝大部分保护地一样，社区也是老河沟保护中重要而特殊的参与者。让社区在保护的过程中受益，是实现保护成效的前提条件之一。TNC在保护区外围设立“扩展区”，将生产经营性活动集中于该区域，尽可能减少人类活动对保护区的干扰，同时使社区老百姓通过定制农业、民宿经营等方式获得收益。2017年参与定制农业生产的农户达105户，占全村户数的50%，定制农产品的营销额已经从最初的7万余元增至120余万元，为社区农户创造了可观的增收效益。
（3）社会组织参与国家公园建设的先试先行
2017年4月，《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印发，包括老河沟在内的其他不同级别的保护区一同被划入大熊猫国家公园范围内。在这面积超过2.7万平方千米的区域内，国家公园建设如何促进自然资源的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是一个巨大的课题，TNC在老河沟项目中示范的“社会参与机制”“社区协调发展”及“整体保护、系统保护”等经验，可以为国家公园建设提供有意义的参考及借鉴。
二、TNC思考与建议
随着10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推进，以及《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的印发，中国国家公园的定位、内涵已经明晰。TNC结合在中国20年的保护工作经验以及在云南和四川的实践经验，提出如下两点思考：
1.统一机构管理下的综合授权管理，将实现国家公园的多元社会参与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明确了“将由一个部门统一行使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地管理职责”“履行特许经营管理、社会参与管理等职责”；结合“国家主导、共同参与”的基本原则，《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有望帮助试点省份及国家公园理顺管理者之间，及管理者与经营者、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多头管理的问题将得以解决，特许经营或将成为主要经营模式，社会组织将有更多的参与机会。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提出“国家公园支出由中央政府出资保障”，这充分确保了国家公园的公益属性，并将促进特许经营管理的不断精细化。特许经营模式区别于传统的排他、一揽子经营委托，强调对资源有较大影响的基础设施项目应有国家来投资，只将部分设施的运营通过特许经营的方式由不同的企业来运作管理。以保护资源完整性为原则，以社会和环境绩效为导向，管理者对特许经营者进行严格监督管理。
“探索社会力量参与自然资源管理和生态保护的新模式”是国家公园体制建设的主要方向之一。TNC在云南和四川的保护地实践都充分证明，社会组织在模式创新上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灵活性。国家公园的建设，可以结合社会组织的愿景及特长，在科学保护、志愿者体系、环境教育、解说导览等领域，授权专业的社会组织进行管理。
2.应运用科学保护方法来管理中国最重要的保护地类型
国家公园的空间布局将依赖于国家公园的设立标准、建设数量和规模。在这一尺度上，TNC与国家生态环境部合作开展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远景规划项目”识别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可以作为决策的一项参考依据。就单个国家公园的划定，TNC的生态区评估这一科学方法可以帮助设定保护优先区，明确标示出特定区域内的生物多样性、物种栖息地、保护空缺、威胁因子以及影响当地生态状况的各类数据。TNC在云南的5个保护优先区和四川老河沟项目就是通过这套科学方法被确定的。
在单个国家公园范围确定后，TNC的保护项目管理方法——保护行动规划可以帮助制定保护对策及其成效评估的管理系统。既可以针对单个公园，也可以针对公园内特定区域的保护项目制定保护计划、实施步骤及监测评估体系、动态管理方案等内容。
国家公园体制建設及国家公园的管理将由政府主导，社会公益组织作为辅助角色参与其中。TNC在国家公园模式推广、社会组织参与保护、社区发展等方面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可以为国家公园的建设和保护提供科学方法、实践案例，助力中国生态文明建设。
（作者系该协会云南保护项目总监；收稿日期：2018-06-05）
国家公园开展生态旅游和游憩活动的适宜性探讨 张玉钧 薛冰洁
Doi：10.3969/j.issn.1002-5006.2018.08.007
伴随着时代的变化，人们对自然的认识也在发生着变化。有时人们把自然看作是一种可利用的资源，因而称自然为自然资源；有时又通过生物多样性来表现自然界多样性的程度，它包括动物、植物、微生物和它们所拥有的基因以及它们与其生存环境形成的复杂的生态系统。生态系统是由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群落以及无机环境相互作用形成的一个动态、复杂的功能单元。人类是生态系统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生态系统服务是指生态系统结构及功能发挥的过程中为人类提供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与效用。这种服务不仅提供物质性生态产品服务，同时还包括维持地球生命物质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和水文循环、维持生物多样性、调节气候、涵养水源、净化环境、减轻自然灾害等多方面服务。概括说来，生态系统服务包括供给、调节、支持和文化服务4大类。其中，游憩和生态旅游属于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中的一类。国家公园的生态系统通常具备典型性和代表性，在国家公园开展生态旅游和游憩活动，也是发挥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一种具体体现形式。
在国外，美国和加拿大等国一直倡导在国家公园开展游憩活动，也影响着世界其他各国国家公园的游憩发展理念和管理方式。同时，形势也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同样是在美国，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生态旅游与早期的户外游憩产生融合，两者之间的界限变得逐渐模糊起来，意味着生态旅游有时成了户外游憩的同义语，甚至在很多场合生态旅游反倒用得多了起来。受其影响，近几年国外有些国家的国家公园在开展游憩活动或对外宣传时索性开始直接使用生态旅游了。例如澳大利亚的国家公园，生态旅游就变得更加常见，但前提是开展生态旅游活动的国家公园需要具备生态旅游资质，而许多国家公园并不具备这样的资质。据笔者考察过的有限的几个国家如肯尼亚、俄罗斯、日本及韩国等国的国家公园，就全部或部分使用生态旅游一词了。如此看来，生态旅游和游憩往往是国家公园同时兼有的功能。
基于自然保护的角度，第一个给出生态旅游定义的是20世纪80年代担任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IUCN）顾问的墨西哥籍专家Lascurain，他的生态旅游概念影响深远，后来被全世界广泛接受。他指出，生态旅游是“旅游者进入相对原始的自然区域，学习、欣赏和享受自然风光、野生动植物及当地古今文化的旅游”。世界自然基金会（World Wildlife Fund，WWF）是研究生态旅游比较早的官方机构，其研究人员布在认可上述定义的同时，又强调生态旅游必须以“自然為基础”。国际生态旅游学会（The International Ecotourism Society，TIES）进一步指出，生态旅游就是在自然区域里进行的、保护环境同时维持当地人福利的负责任的旅游。一般说来，生态旅游具有以自然为基础、开展环境和文化教育以及包括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当地社区在内的可持续管理的特征。在这种背景下，2002年国际生态旅游年大会发布的《魁北克宣言》特别强调了生态旅游的5条标准：即以自然为依托的产品、影响最小化管理、环境教育、为保护事业做贡献、为当地社会做贡献。因此，生态旅游与游憩活动融合在一起，被赋予更加深刻的内涵和鲜明的特征，为今后各种类型的自然保护地开展相应的活动注入了活力。
在国内，由于前些年各类自然保护地在管理体制上各自为政，从而导致保护地体系结构不合理、管理交叉重叠、资源权属不清、资金投入不足和公益性缺失等问题的出现。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在2018年年初适时出台，并组建了新的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为此在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的前提下，采取措施统筹森林、草原、湿地监督管理，进一步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从而整合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地质公园等各类保护地的管理职责。在理顺自然保护地管理体制的基础上，依托每一类保护地的资源特征和规划理念，将生态旅游的理念贯穿于相应的保护地的规划中，以维持其生态功能为宗旨，根据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容量，组合开发不同类型的生态旅游产品。
在国家公园内开展生态旅游活动符合重视和保护原始自然景观、野生动植物以及独特地域文化的理念，也正因为如此，国家公园具备生态旅游的吸引力来源和物质基础。国外国家公园内游憩活动及管理已经形成一系列理论体系和技术成果，可供国内建设和管理国家公园借鉴，其中包括：（1）市场细分理论（MS，20世纪50年代，美国）；（2）环境影响评价制度（EIA，20世纪70年代，美国）；（3）游憩机会谱（ROS，20世纪80年代，美国）；（4）可接受的改变极限（LAC，20世纪90年代，美国）；（5）游客影响管理模式（VIMM，20世纪90年代，美国）；（6）游客行为管理过程（VAMP，20世纪90年代，加拿大）；（7）旅游管理优化模型（TOMM，20世纪90年代末，澳大利亚）；（8）游客体验与资源保护管理（VERP，21世纪初，美国）。此外，国外已有大量文献对国家公园内生态旅游的市场和产业进行了充分的研究，关于游客方面包括游客行为特征、心理偏好等；关于旅游规划方面包括功能分区规划、社区共管、服务设施等；关于旅游环境保护方面包括了游憩承载力、生态补偿、教育解说以及环境影响评价等微观层面内容。上述关于游憩活动及管理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对在保护生态系统完整性的基础上促进游憩空间优化提升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017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要求对自然生态进行最严格的保护，并世代传承下去。十九大报告更是提出“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完善主体功能区配套政策，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由此看来，以国家公园为载体来保护自然资源、发展可持续的生态旅游已经成为新的研究发展趋势。国内已有文献开始探讨如何吸取国外国家公园规划、建设和管理经验，应用于中国本土的保护地旅游实践中，但由于目前中国的国家公园尚处于试点建设阶段，大部分研究主要针对国家公园概念认知与国外国家公园管理模式借鉴以及经典案例分析研究，关于国家公园内部开展的可持续的生态旅游研究内容较少。因此，其他类型保护地研究的理论成果和标准体系可作为国家公园未来发展的重要参考和科学依据。有关保护地生态旅游理论基础包括区域生态安全格局观念、可持续发展理论、生态承载力理论、生态伦理学、景观生态学、生态经济学、循环经济理论、生态旅游本土化理论以及系统工程学等。同时对保护地生态旅游的开发模式、综合评价以及存在问题进行了充分探讨。目前研究对于保护地生态旅游研究方法和游憩管理模式等欠缺宏观提炼和总结，大多数研究主要进行理论阐述以及某些特定案例对比分析等定性分析，定量研究不足。今后的研究应关注对保护地的生态、文化、社会和经济方面提出综合性、系统性的研究和规划，将国外国家公园生态旅游发展模式及空间布局规划技术本土化，寻求包括国家公园在内的保护地的可持续生态旅游发展路径。
涉及国家公园生态旅游的未来发展，今后的研究重点将聚焦到对户外游憩资源的保护利用与管理上来：一是如何利用好游憩资源，保护好生态系统的完整性，确保资源环境对使用者具有的长久吸引力，最终实现游憩的可持续发展；二是如何应对游憩需求的多样化，为使用者提供更加满意的游憩体验。
（第一作者系该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第二作者系该院博士研究生；收稿日期：2018-05-29）
践行“两山理论”：生态旅游发展的核心价值与实施路径 马勇 郭田田
Doi：10.3969/j.issn.1002-5006.2018.08.008
“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经济发展同生态保护关系生动而深刻的论述。其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思想被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等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正式文件和顶层设计中。“两山理论”已成为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重要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习近平曾在《之江新语》上旗帜鲜明地提出，“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等生态经济的优势，那么绿水青山也就变成了金山银山。”由此可见，生态旅游成为践行“两山理论”的良好载体和重要途径，是其作为美丽产业、无烟产业的应有之义。生态旅游发展有助于实现“绿水青山”到“金山银山”的跨越。充分认识生态旅游在旅游产业中的特殊地位，科学厘清生态旅游发展的核心价值，正确设计生态旅游发展的提升路径，是现在及未来一段时期值得我国政府、学术界以及产业界共同关注的焦点议题。
一、再认识：生态旅游在旅游产业中的特殊地位
生态旅游概念的提出是面对严峻现实的积极响应，基于拉丁美洲地区经济发展同生态保护关系日益紧张的困境，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IUCN）特别顾问Ceballos-Lascurain于1983年创造性地提出了西班牙语词汇Ecoturismo。1990年，国际生态旅游协会（The International Ecotourism Society）将生态旅游定义为：在一定的自然区域中保护环境并提高当地居民福利的一种旅游行为。这一定义精炼地表达了生态旅游的两个要件：第一是到自然区域中旅游，第二是对当地环境和居民具有贡献。20世纪90年代，生态旅游概念被引入中国，随后学术领域和实践领域对生态旅游报以了充分的精力和热情，生态旅游已经成为官产学研媒共同青睐和推动的旅游产业中的宠儿。但严格意义上，我国生态旅游发展似乎离生态旅游提出的初衷渐行渐远，其根源在于我国生态旅游的兴起是建立在促进旅游产业发展之上，而不是基于对传统旅游的反思之上。因此，有必要对生态旅游及其在旅游产业中的特殊地位进行再认识。首先，生态旅游是针对大众旅游产业发展中环境弊端的反思。大众旅游产业的出发点是为了实现经济产出和满足旅游者体验需求，因此往往依靠超越旅游资源环境承载力，以及对旅游目的地环境的不可逆改造实现目标。生态旅游正是面对这些弊端和问题提出的。其次，生态旅游不以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作为价值诉求。为追求高收入所以提倡高消费、为吸引高人次所以降低门槛，是大众旅游产品的特点。但是生态旅游不以追求经济效益为目标，其前提是确保旅游目的地的自然环境不受破坏。通常生态旅游是比大众旅游层次更高的旅游活动，体现在旅游者的环保意识更高。最后，作为理念的生态旅游可以作为旅游产业绿色发展的指南。生态旅游是绿色产业中的绿色产业，生态旅游发展所追求的旅游活动生态化、环境影响减量化以及目的地居民福祉应当作为我国旅游产业发展的绿色价值指向和实践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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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4/12/23 4:53: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