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视角下乡村旅游社区居民旅游支持度的复杂性》-管理学论文，旅游论文-论文范文参考-科学狗论文网

标题

共享视角下乡村旅游社区居民旅游支持度的复杂性

范文

范香花程励

[摘? ? 要]发展乡村旅游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而社区居民的旅游支持是影响乡村旅游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文章基于共享视角，采用fsQCA方法构建了形成社区居民高水平旅游支持度的复杂因果模型，综合纳入了社区居民人口学特征、社区旅游参与相关变量及旅游共享感知等不同类型影响因素，以揭示社区居民产生高水平旅游支持度的前因条件组合及其结构关系。该文以成都市青杠树村乡村旅游社区为例，基于问卷调查结果，对旅游社区居民的旅游支持度进行复杂性分析。研究结果支持了复杂性理论的主要准则，证实了社区居民高水平旅游支持度前因条件的异质性和复杂性，获得了能促使社区居民产生高水平旅游支持度的11种前因条件组合及其所形成的复杂因果模型。研究不仅能深化学界对各影响因素与社区居民旅游支持度之间所存在的非对称因果关系的认识，还能为预测和提升乡村旅游社区居民旅游支持度的管理实践提供依据。

[关键词]复杂性理论;共享视角;旅游支持度;fsQCA方法;青杠树村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20）04-0036-15

Doi： 10.19765/j.cnki.1002-5006.2020.04.008

引言

目的地居民是所在地社会文化的创造者与传承者，也是旅游产业活动的主要参加者和受益者，特别是乡村旅游，其发展的初衷与诉求便是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1]。毋庸置疑，乡村旅游在提高农民收入、改善乡村环境、倡导文明乡风、促进乡村治理等方面发挥了显著的作用，因此，开展乡村旅游成了我国当下解决“三农”问题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途径及有效抓手[2-3]。在此背景下，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共同出台了《促进乡村旅游发展提质升级行动方案（2018年—2020年）》，希望通过出台乡村旅游相关法律法规，有效指导各地乡村旅游发展，通过乡村旅游强大的带动作用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所提出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体要求。

纵观国内外旅游研究领域文献发现，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社区居民旅游支持一直都是学者们关注的核心研究主题之一，来自社区居民的支持之于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性毋庸置疑。Gursoy等认为当地社区的参与和支持是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4]。Boukas认为，旅游地社区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支持可以显著提升旅游目的地的竞争力、促进目的地的可持续发展[5]。汲忠娟等指出，社区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正面感知和積极态度不仅有助于增强旅游地的吸引力，而且有助于增进游客的旅游体验[6]。因此，全面了解社区居民高水平旅游支持度形成的前因条件组合，有利于旅游经营者和管理者制定有效的乡村旅游发展战略及干预手段，以提高社区居民的旅游支持水平。

在已有研究中，学者们总结了多种社区居民旅游支持度的影响因素，如居民对旅游业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的感知[7]、居民生活满意度[8]和生活质量[9]、社区相关因素[10]、个人受益感知[11]、旅游知识和权力[12]及对政府的信任[13]等，并使用多种统计方法检验这些因素对居民旅游支持度的影响效应，使得旅游支持度的众多影响因素对旅游支持度的离散影响效应及其因果关系得到了证实，对于更好地了解这一关键问题的性质和形成机制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然而，基于自变量相互独立、单向线性关系和因果对称性等传统统计技术（如多元回归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的研究结果无法解释影响变量与旅游支持度之间存在的多重并发的因果关系、因果非对称性关系，以及形成高水平旅游支持度的多种等效方案等因果复杂性问题[14]。由于旅游支持意愿的形成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心理过程和社会现象，受到来自个体、群体及社会等多种因素的复杂交互影响，因此，需要使用非对称视角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

综合以上考虑，本研究从共享视角出发，基于复杂性理论及已有研究成果构建了包含人口学特征、社区旅游参与相关变量和旅游共享感知变量的旅游地居民旅游支持复杂因果模型。借助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sQCA）对社区居民高水平旅游支持度的前因条件进行复杂的非对称分析，通过捕捉旅游地居民旅游支持度各影响因素之间的交互关系及协同关系，来识别可能预测旅游支持度影响因素之间的特定前因条件组合模式，即人口学特征、社区旅游参与相关变量和旅游共享感知是如何组合在一起共同解释高水平旅游支持度的，尝试用一种全新的复杂性视角重新审视旅游地居民的旅游支持度，以期为旅游地和谐可持续发展提供多元化管理途径。

1 理论背景与复杂模型构建

1.1 旅游发展中的共享理念

国外关于共享理念的研究及应用主要集中在“共享经济”（sharing economy）相关研究，由美国社会学教授Felson和Spaeth于1978年首次提出，随后，这一概念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各界，旅游学界也有所涉及[15]。在所谓的共享经济、协作消费或对等经济中，个人通过租赁、借贷、交易、易货或交换商品、服务、运输解决方案、空间及金钱来参与共享活动[16]。因此，衍生出了旅游共享经济这一术语，主要包括旅游住宿共享、旅游知识共享、旅游体验共享、旅游资源共享、旅游品牌共享等[17]。而在国内，“共享发展”理念则侧重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为人民共享，使人们在发展中有更多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具体到乡村旅游中，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造福人民，即在为游客提供满意的旅游体验的同时，努力提高旅游地居民的生活质量与生活环境[18]。这与乡村旅游业中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不谋而合，该理念认为旅游发展能够且应该对旅游目的地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使用及社区福祉做出贡献[19]。同时，Rasoolimanesh和Jaafar指出，旅游社区居民对包含经济、社会和环境在内的旅游发展成果的积极感知，有助于提升他们的旅游支持度及旅游参与度，进而促进社区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20]。因此，共享理念在乡村旅游业中的运用，可以更好地发挥乡村旅游业强大的民生功能，同时，也是促进目的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径。

关于旅游共享内容维度构成，本文将乡村振兴战略所提出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作为旅游共享的最终目标，提出旅游共享六维度，分别为经济共享、政治共享、设施共享、文化共享、环境共享及理念共享。其中，经济共享是指旅游社区居民能够公平公正地享受到旅游发展所带来的经济福利，如，经济收入得到提升，获得就业机会等。经济共享是旅游共享的核心，它能够使旅游发展的成果落到实处，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使得旅游社区居民能够获取相应的利益，增加对旅游业发展的支持程度，促进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产业兴旺”和“生活富裕”。政治共享是指在旅游发展过程中，社区居民始终处于主体地位，他们有权力参与到旅游发展的各个环节，发挥主人翁的作用。政治共享是旅游共享的保障，一个地区的旅游发展与政治是紧密相连的，政治共享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障旅游共享中其他维度的共享落实，最终实现“治理有效”。设施共享是指旅游社区居民有权力享用旅游目的地中除了公共设施之外的旅游基础设施及旅游产品;环境共享是指旅游社区居民也可以享受到为了吸引游客而打造的绿化、田园风光及清新空气。设施共享和环境共享是旅游共享的基础，通过对实体和使用权的有偿分享使得社会资源得以充分利用，是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的一种有效途径，最终实现“生态宜居”。文化共享是指，得益于旅游业的发展，社区居民享有了更为丰富的文化活动，精神层面的需求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如为了吸引游客而举办的文艺演出、文化展览、节庆活动，以及组建的村舞蹈队。文化共享是旅游共享的灵魂，可以使旅游目的地居民重新認知自身文化的价值和独特性，最终实现“乡风文明”。理念共享是指旅游社区居民针对旅游发展所持有的有利于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它是旅游共享的前提条件，旅游发展理念的共享可以增强各地区发展旅游的自觉性，保障各主体的利益，促进资源的共同利用，生态环境的共同保护，增强文化认同与文化建设意识，最终实现旅游发展的真正共享。

1.2 复杂性理论及其在本研究中的应用

复杂性理论已经被多个领域用来发展理论，如自然和社会科学、餐饮业和旅游业及市场营销科学，这为模拟结果条件的前因条件组合模式提供了更深入的见解[21]。复杂性理论关注的是要素组合模式，它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前因条件和结果条件之间的关系，可用来开发能够解释复杂结果的可推广模型[22]。Baggio认为在现实的复杂情境下，简单线性方法不能对所有构成指标之间繁杂的交互作用给予充分解释，而复杂性理论可提供充足和有效的理论背景来支持所提出的复杂因果模型[23]。在旅游与休闲领域，Wu等运用复杂性理论模拟温泉疗养和美容行业的客户行为[24]。Olya和Altinay运用复杂性理论预测旅游天气保险购买意愿的高低程度和目的地忠诚度[25]。Hsiao等借助复杂性理论来处理酒店员工工作表现中出现的逆向案例[26]。Olya等基于复杂性理论来预测3个旅游社区群体的高、低旅游支持度[27]。Olya等运用复杂性理论预测残疾游客使用点对点设施的行为意向的因果模型[28]。通过对复杂性理论的使用，促使学者们更深入地理解了旅游情境下前因条件和结果条件之间存在的非对称复杂关系。

具体到旅游支持度研究，大多数研究都是基于社会交换理论而展开的[29]，注重在个体和群体之间资源交换的基础上来理解社会过程，这为旅游业的和谐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指导[30]。然而，社会交换理论在旅游支持度研究中的运用还存在一些局限，一方面，该理论过于关注经济交换[31]，弱化了社会、文化及心理层面因素对旅游支持度的复杂影响;另一方面，该理论在一些实证研究中无法解释异质性和反例的发生[32]，而复杂性理论则可以弥补社会交换理论在旅游支持度研究运用中存在的不足，延伸旅游支持度研究的复杂性视角。因此，本研究以复杂性理论作为理论基础，提出乡村旅游地居民旅游支持度的复杂因果模型，并依据该理论的关键准则对fsQCA分析结果进行评估。准则1：在对结果条件的高得分或低得分进行预测时，一个简单的前因条件可能是必要的，但很少是充分的。准则2：组合准则，两个或更多简单条件的复杂组合对于结果条件的一致性高分是充分的。准则3：等定性（殊途同归）准则，一个前因条件组合，对于预测结果条件的高得分来讲是充分的，但却不是必要的。准则4：前因条件组合中的单个特征变量（特性或行动）可以对特定结果产生正向或反向的影响效应，这取决于前因条件组合中其他因素的存在或不存在。准则5：一个可以预测结果条件高得分的前因条件组合并不适用于所有案例，因此，任何一个前因条件组合的覆盖度都小于1。但也存在一些例外的情况，如，当一个给定前因条件组合可以有效预测结果条件的高得分，且自身得分较高时，该前因条件组合的覆盖度则可能等于1[33]。

1.3 旅游支持度复杂因果模型的提出

正如许多研究者所认为的那样，社区居民旅游支持度的影响因素具有多元性和复杂性，基于不同的研究情境，学者们总结了多种影响社区居民旅游支持度的因素。在已有研究中，Teye等和Nghiêm Phú的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居民对旅游业持积极态度[34-35]。范莉娜和李秋成的研究发现，居民受教育程度正向影响其对社区旅游发展的支持态度[36];居民参与旅游经营活动对旅游发展态度有积极影响[34]。Sinclair-Maragh专门就居民的人口学特征对旅游支持度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发现年龄在18岁至25岁之间的低收入（月收入往往在2万至10万牙买加元）黑人女性更支持旅游业的发展[37]。王莉和陆林的研究表明，从事旅游业相关工作的居民（或其亲戚、朋友、邻居）会对旅游业及旅游者更为欢迎[38]。Martín等认为，居民对旅游业所能带来的经济收益最为关注。因此，发展乡村旅游后，居民的经济收入变化可以在较大程度上影响居民的旅游支持度[39]。王莉和陆林认为距离是影响旅游发展态度的一个重要因素，居住地距离旅游中心较近的居民对旅游业的态度更为支持[38]。Allen等的研究认为，居住时间的长短并不会显著影响居民对旅游业发展的看法，因此，居住时间的长短与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支持程度也可能没有关系[40]。戴斌认为，发展旅游业是提升民众获得感的重要途径，居民对旅游发展的共享感知也是影响其旅游支持的重要指标之一[41]。

综上，学者们针对不同类型变量（如人口学特征、社区旅游参与等）对旅游支持度的影响分别采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展开研究，这些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旅游支持的性质及成因。然而，由于旅游支持度的影响变量之间存在一定的交互性和协同性[32]，故，如果将旅游支持度的不同类型变量同时纳入一个复杂模型中，那么，这些不同类型变量可能对旅游支持度产生不同的影响效应，从而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认识旅游支持心理及行为发生的机制。鉴于此，本研究基于复杂性理论，构建乡村旅游地居民旅游支持度的复杂因果构型，包括5个人口学特征变量，4个社区旅游参与相关变量，6个旅游共享感知变量及一个结果变量，即旅游支持水平。Venn图说明了所提出的复杂因果构型模型（图1），其中，箭头A表示人口学特征与高水平旅游支持度之间的因果关系，箭头B表示社区旅游参与和高水平旅游支持度之间的因果关系，箭头C表示旅游共享感知与高水平旅游支持度之间的因果关系，箭头D表示人口学特征、旅游共享感知与高水平旅游支持度之间的因果关系，箭头E表示社区旅游参与相关变量、旅游共享感知与高水平旅游支持度之间的因果关系。

2 研究设计与方法

2.1 研究区概况

青杠树村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三道堰镇东部，距成都市区仅16千米。全村管辖面积2.4平方千米，辖11个村民小组，有932户2320人。2012年6月开始启动土地综合整治项目，进行美丽新村建设，全村共有2190人自愿参与新村建设，参与率高达97.3%。2013年上半年完成房子的拆旧建新、分房工作，建成9个组团共9.7万平方米的“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下半年，农民入住新房。2014年，从村民利益角度出发，确定全村的乡村旅游产业发展定位，大力开展乡村旅游。2015年，该村分别被评为“中国十大美丽乡村”“中国美丽休闲乡村”“成都市乡村旅游特色村”，2017年成功创建4A级景区，并于3月10日成功举办国际乡村旅游发展趋势高峰论坛。2018年，青杠树村全年接待游客267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1亿元，村民实现人均可支配收入28054元①。

青杠树村的乡村旅游发展充分体现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共享发展理念。与一般旅游发展模式不同的是，青杠树村乡村旅游建设的首要功能是满足当地居民日常生活的需要，其次是满足游客的需要，是典型的旅游型新村。为了有效践行“共商共建共享”发展理念，青杠树村村委成立了村（居）民议事委员会和监督委员会，通过这两个委员会，有效保障了村民在旅游发展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和话语权，充分实现了“共商”的发展理念。同时，在村民参与乡村旅游经营过程中，实施了村民为主、政府为辅的自主管理模式，当地政府通过咨询、培训等多种方式来尽可能地为当地村民服务，提高他们的服务、经营及管理技能，极大地调动了他们参与乡村旅游建设与经营的积极性。随着乡村旅游的开展，青杠树村村民的收入渠道也从过去简单依靠农业和外出务工为主，到如今的土地流转收入、集体经济入股分红、住房租赁收入、农家乐经营收入、务工收入、政策性收入等多元化收入渠道，这使得他们的经济收入大幅攀升、住宿条件得以改善、生活质量大幅提高、文化生活日益丰富。青杠树村村民充分享受到了旅游发展所带来的好处，对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充满期待，并提供了大力的支持。

2.2 测量工具

研究以问卷的方式来测量研究所需内容，共由3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主要是对被调查者基本的人口学统计背景资料的调查，纳入了性别、年龄、职业、家庭成员最高学历及家庭年收入5个统计变量;第二部分主要是对青杠树村居民的居住时间、居住区域、收入增加情况、是否参与旅游共4个方面的内容进行测量;第三部分主要是对青杠树村社区居民的旅游共享感知及旅游支持度进行测量，其中，旅游共享感知分别从经济共享、政治共享、设施共享、環境共享、文化共享及理念共享等6个方面进行测量。对旅游共享6个方面的测量指标，主要是基于前期的访谈及相关研究成果整理而来;旅游支持度量表则借鉴了李秋成等[42]、徐文燕和钟丽莉[43]的研究，包括4条测试语句（表1）。第三部分统一使用李克特5分量表进行测量，要求被调查者根据自身对观测变量的赞同程度进行打分，分值1到分值5表示“很不赞同”“不赞同”“一般”“赞同”“非常赞同”。

2.3 数据获取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对青杠树村居民所进行的随机抽样调查。为了减少共同方法变异量，研究者使用了Podsakoff等[44]推荐的问卷调查程序。例如，在问卷的首页有关于本次调研的目的、数据保密性以及其他相关信息。为了识别不必要的、理解困难的或模棱两可的测试语句，在预调研中发放20份问卷，根据预调研结果对问卷测试语句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与完善。

正式调研时间集中在2017年6月6日到11月7日期间，分别进行了4次问卷发放，时间跨度6个月份，包含了青杠树村旅游的淡季与旺季。为了保证问卷回收质量，问卷发放人员均为本团队旅游管理专业在读研究生。在进行问卷发放之前，向他们讲解了问卷调查的主要目的及调查要求，使其熟悉研究主题，掌握一定的问卷发放技巧。为保证抽样的覆盖度和代表性，样本抽样原则为：在每个组团内随机入户发放约15份问卷，每一户仅调查成年户主、其配偶或者成年家庭成员作为代表。青杠树村共932户农户，共发放问卷150份，回收140份，回收率为93.3%，其中有效问卷119份，有效率为85%，抽样问卷数占到社区农户总数的12.8%。考虑到定性比较分析法适用于300份以下中等样本量的情况（fsQCA方法属于定性比较分析法的一种）[45]，即适用于处理对质性研究来讲样本量太大但对量化研究而言样本量又太小的中间情况[46]，119份问卷量即可满足该方法的分析要求。

在被调查者中，男性占43.7%，女性占56.3%;36岁到45岁群体占24.2%，46岁到55岁群体占23.5%，26岁到35岁群体占22.7%;74.8%的群体为已婚，仅25.2%的群体未婚;在家庭成员最高学历方面，最多的为高中（含中专）学历群体，占34.5%，其次是初中学历的群体，占31.1%;在家庭年收入方面，大部分群体年收入都在5万元以下，占74.8%，5万～10万之间的占22.7%。

3.5 复杂性理论的应用

在复杂性理论的基础上，使用fsQCA方法揭示了旅游社区居民的人口学统计变量、社区旅游参与相关变量、旅游共享感知变量是如何进行复杂组合以共同作用于高水平旅游支持度。fsQCA分析结果支持了Woodside提出的复杂性理论的主要准则。如表4所示，对于居民高水平旅游支持度来讲，没有一个单一的前因条件是充分的。因此，该实证分析结果支持复杂性理论在居民旅游支持度应用中的准则1。

如表4，预测高水平旅游支持度的fsQCA分析结果显示了5个复杂因果模型，使用不同的前因条件充分且一致地预测高水平旅游支持度，得到了预测高水平旅游支持度的11个前因条件组合，因此，准则2得到支持。与对称方法不同的是，获得高水平旅游支持度并不仅仅由一个因果模型来解释。在11个前因条件组合中，每一个前因条件组合对于预测高水平旅游支持度来讲都是充分的，但却不是必要的，因此，准则3得到支持。

前因条件中每个简单条件的表现（如，存在、缺失、正向影响、反向影响）取决于其他前因条件及其属性。复杂性理论的这一准则解释了反向案例的发生以及预测旅游支持度的异质性。如，在前因条件组合D2、E1、E2中都出现了政治共享，但它对高水平旅游支持度的影响效应却有正向的和负向的，同时，在前因条件组合C1和D1中却没有出现，这意味着政治共享在预测高水平旅游支持度中的作用取决于其他前因条件，因此，准则4得到支持。由表4和表5中的模糊XY图所示，其覆盖度小于1，这意味着与高水平旅游支持度相匹配的复杂前因条件组合并不适用于所有案例。因此，准则5得到了支持。

4 结论与讨论

乡村旅游发展只有在充分考虑当地居民的诉求与共享感知的前提下，才能获得当地居民最大程度的支持，实现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研究基于共享视角，运用复杂性理论，构建了包含乡村旅游地居民人口学特征、社区旅游参与相关变量及旅游共享感知变量的高水平旅游支持度复杂预测模型，使用fsQCA方法预测了旅游社区居民的高水平旅游支持度。

4.1 研究结论

整体来看，乡村旅游社区旅游支持度的复杂性特点得以证实。本文基于旅游社区居民的人口学特征、社区旅游参与相关变量及居民的旅游共享感知，构建了5个用来预测高水平旅游支持度的复杂因果模型，得到11种预测高水平旅游支持度的前因条件组合，这些前因条件组合均满足了一致性（>0.6）和覆盖度（>0.2）的要求。从而为提高居民的旅游支持度提供了多条干预路径。交叉列联表分析发现，在预测居民的高水平旅游支持度时存在反例发生，即进行预测的结果条件（旅游支持度）与前因条件之间呈现出非对称关系，因此选择fsQCA方法对居民高水平旅游支持度进行分析，具有较高的契合性。fsQCA分析发现，高水平旅游支持度的前因变量具有异质性和复杂性。有些前因变量在不同的前因条件组合中可能产生负向影响、正向影响或不出现，即预测居民高水平旅游支持度时，单个前因条件的作用取决于其他前因条件（缺失/存在/大小/正负），这也表明了高水平旅游支持度前因变量之间存在一定的交互作用。

具体来看，在人口学变量方面，低家庭年收入这个指标，在每个高水平旅游支持度前因条件组合中均出现了，说明了低收入家庭属于高水平旅游支持度群体，且他们的旅游支持度不会受到任何其他变量的影响，这与大部分研究结论不同。根据社会交换理论，家庭收入较低的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态度往往是消极的[55]。此外，Hao等的研究显示，收入与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态度没有关系[56]。本研究的分析结果进一步表明了家庭收入与旅游支持度之间关系的复杂性与不稳定性。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年龄与学历指标上。在社区旅游参与变量方面，发展旅游后的收入增加情况在高水平旅游支持度中的作用受到其他变量的影响，说明旅游收入增加情况与旅游支持度并不是单纯的线性关系，而是随着模型纳入变量的不同，而呈现出正向影响与负向影响关系，即不对称的非线性影响关系。在旅游共享感知方面，与其他共享维度不同的是，政治共享维度在不同的前因条件组合中呈现出不同的方向，从而说明政治共享感知在预测高水平旅游支持度中的作用受到其他前因变量的影响。这也表明了，在青杠树村目前的乡村旅游发展阶段中，政治共享感知不是获得居民高水平旅游支持度的必要条件。

4.2 研究贡献

本研究对于旅游地居民旅游支持度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首先，本研究证实了旅游支持度研究中的共享理念的可行性，为今后旅游支持度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旅游共享感知是评判旅游社区居民获得感的重要指标，也是影响居民旅游支持水平的关键因素之一。特别是经济共享感知、设施共享感知、环境共享感知、文化共享感知、理念共享感知对高水平旅游支持度表现出了较强的影响。因此，在乡村旅游发展中，要重视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发展成果的共享，多元化共享途径，切实提高居民的共享感知，进而提升居民的旅游支持水平，实现乡村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为乡村振兴战略和美丽乡村建设增砖添瓦。

其次，本研究运用基于复杂性理论的非对称模型，有效解释了乡村旅游支持度的影响因素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即某一前因变量对结果变量的影响方向及强度，均有可能受到其他變量的影响，研究结果加深了对影响居民旅游支持心理形成的复杂性的理解。同时，fsQCA分析得到11个高水平旅游支持度的前因条件组合，这为切实提高乡村旅游地居民的旅游支持度提供了多元化干预路径，其中任何一种前因条件组合模式的实现都可以达成乡村旅游地居民高水平的旅游支持。因此，在乡村旅游管理经营中，可以根据当地居民的人口学特征、旅游参与情况及旅游业发展的具体情况，灵活选择切实可行的旅游支持度提升方案。

最后，本研究将人口学特征变量、社区旅游参与相关变量及旅游共享变量等不同数据类型变量同时纳入模型中进行fsQCA分析，而不是机械地将不同数据类型指标进行剥离，然后进行简单的旅游支持度影响关系及影响机制分析，弥补了传统的SEM及MRA分析难以实现的研究。这一方面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旅游支持度影响因素研究，用整体性观点来讨论旅游支持意愿或行为研究;另一方面，有助于深化学界对旅游支持意愿或行为影响因素之间所存在的交互性和复杂性的认知，规避了过度强调单个因素在旅游支持意愿或行为形成中的重要性。本研究结果充分显示了在旅游支持度的众多影响因素中，大部分影响因素对旅游支持度的影响效应随着其他前置因素的存在与否、影响程度及影响方向而变化。

4.3 研究局限及未來研究方向

整体来看，本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有待未来进一步展开探讨和研究。由于本研究的案例地自2015年才开始发展乡村休闲旅游，处于旅游发展生命周期中的起始和发展阶段，根据Butler的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旅游目的地，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态度是不一致的。因此，今后可以选取不同生命周期的旅游目的地进行过对比研究，以得出更加有效的旅游支持度预测模型。此外，在未来的研究中，还可以引入旅游目的地其他相关结果条件（如旅游发展满意和生活质量）及其他旅游支持度前因条件，如与居民社区感知及心理感知相关的特征变量，有助于对社区居民的高水平旅游支持度进行更加复杂的解读和预测。最后，在今后的研究中，还可以结合质性研究方法，对于本研究的部分结论给予更加合理的、有说服力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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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研究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项目“全域旅游系統演化、产业融合和价值共享研究”（18FGL015）、文化和旅游部科研项目“基于乡愁记忆的乡村文化恢复机制及旅游产业发展模式研究”（18TACG006）、四川大学“四川大学区域历史与边疆学学科群”和四川大学“创新火花项目”“全域旅游产业融合、价值共享与社区可持续生计研究：基于系统演化的视角”（2018hhs-57）共同资助。[This study was supported by grants from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to CHENG Li）（No.18FGL015）， the Foundation of Ministry of Culture and Tourism of China（to CHENG Li）（No.18TACG006）， Sichuan University （to CHENG Li） and the Foundation of Sichuan Universitys “Innovation Spark Project”（to CHENG Li）（No.2018hhs-57）.]

[收稿日期]2019-12-26; [修订日期]2019-02-17

[作者简介]范香花（1986—），女，河南项城人，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可持续发展，E-mail： fxh1228@qq.com;程励（1970—），男，四川雅安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旅游可持续发展、旅游人类学，E-mail：chengli@scu.edu.cn，通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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