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进程对旅游产业竞争力的门槛效应研究》-管理学论文，旅游论文-论文范文参考-科学狗论文网

标题

城镇化进程对旅游产业竞争力的门槛效应研究

范文

林爽赵磊

[摘? ? 要]该研究以城镇化效应为视角，采用中国31个省区市（不含港、澳、台地区）2003—2016年面板数据，在构建指标体系测算旅游产业竞争力指数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可行性广义最小二乘法与门槛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旨在考察城镇化对旅游产业竞争力的影响效应及其非线性门槛特征。研究发现，城镇化显著促进了旅游產业竞争力的提升，城镇化水平越高，越有利于旅游产业竞争力的提升。基于门槛模型检验结果还表明，城镇化对旅游产业竞争力的作用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随着城镇化水平超越两个门槛值（60.05%、69.20%），城镇化对旅游产业竞争力提升的贡献程度先上升后下降。研究结果表明，城镇化对旅游产业竞争力的提升作用具有动态非线性特征，城镇化提升旅游产业竞争力的作用在城镇化水平较低的地区更为明显。

[关键词]城镇化;旅游产业竞争力;可行性广义最小二乘法;门槛模型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20）11-0027-15

Doi： 10.19765/j.cnki.1002-5006.2020.11.008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十二五”期间中国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23个百分点，截至2017年城镇化率已达58.52%1。城镇化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最大潜在内需与持久增长动力[1]，所以，挖掘城镇化蕴含的巨大潜能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在此宏观环境下，城镇化进程必然会对旅游产业发展带来深刻影响。近年来，旅游产业规模持续扩大，其收入效应日趋增强，旅游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2。2018年中国旅游产业综合贡献实现9.94万亿元，对国民经济的综合贡献率达11.04%3。然而，透过旅游产业规模显著扩张的现象看，旅游产业发展规模有余而品质不足，产业发展质量亟待提高，因此，旅游产业综合竞争实力受到严重约束。2019年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WEF）发布的《旅游业竞争力报告》4显示，中国旅游业竞争力指数尚居全球第13位，与2017年相比也仅上升了两个名次。这表明当前中国旅游业的竞争力提升速度放缓，原因可能在于旅游产业发展在规模与速度、结构与质量之间未能实现优化与协调，进而导致旅游产业竞争实力不强。于是，这样一个兼具研究价值和实践意义的问题出现：不断深化的城镇化能否促进旅游产业竞争力的提升？

城镇化与旅游发展关系的既有研究多集中在旅游城镇化以及二者的互动关系方面，理论研究与实践对旅游驱动城镇化作用的重视使得旅游城镇化研究成果十分丰富，而城镇化对旅游产业发展的反哺现象却缺乏应有的关注。而且，已有研究对城镇化与旅游发展的因果关系存有争议，城镇化是否显著影响旅游发展还未形成共识性的结论，而探讨城镇化与旅游产业竞争力关系的文献更为鲜见。此外，城镇化发展的“S”型曲线轨迹[2]直接关系到城镇化进程的动态非线性变化，可能导致其对旅游产业竞争力的影响非持续稳定，进而影响城镇化与旅游产业竞争力的关系特征。在中国旅游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关键期，城镇化在旅游产业竞争优势的构建上究竟将发挥何种作用，是否是旅游产业竞争力提升的有益载体，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研究议题。判识城镇化在旅游产业竞争优势构建层面的作用，检验城镇化对旅游产业竞争力的影响效应与特征，不仅可进一步充实与扩展城镇化与旅游发展关系领域的理论研究，而且对于充分释放城镇化潜能，促进旅游产业竞争力有效提升也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本文创新性地以城镇化效应为研究视角，着重对城镇化影响旅游产业竞争力的理论机制进行阐述。具体的研究策略是：首先，从产业绩效与竞争潜力两个维度构建旅游产业竞争力指标体系，并利用因子分析法对旅游产业竞争力指数进行测算评价;然后，依次使用可行性广义最小二乘法与面板门槛回归模型检验城镇化对旅游产业竞争力的影响效应及其变化特征，进而为有效利用城镇化建设构建竞争优势，提升地区旅游产业竞争力提供理论与实证参考依据。本文可能的研究创新主要是：首先，在研究视角上，已有文献中城镇化对旅游产业发展影响的研究较少，且实证研究结论尚存争议。本文以城镇化效应为研究视角，从理论上阐释了城镇化对旅游产业竞争力的影响机制，并进行了系统规范的实证检验，拓展并深化了城镇化与旅游产业发展关系的研究层次。其次，在研究方法上，本文通过采用Hansen[3]所开发的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对城镇化进程影响旅游产业竞争力的门槛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以捕捉城镇化影响旅游产业竞争力的动态非线性效应。

1 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

1.1 文献回顾

（1）旅游产业竞争力研究

一直以来，旅游产业竞争力是经济与管理、地理等学科领域较为热衷的研究议题。国内外对旅游产业竞争力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分别以国家、区域、目的地、城市等为研究对象，从概念内涵[4-5]、影响因素[6-7]、评价体系与模型[8-10]、提升策略[11-13]等方面展开研究。国外学者将目的地看作旅游系统的核心部分，对目的地竞争力进行了全面研究;而国内学者则在借鉴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影响因素、评价指标体系等方面的内容进行了广泛的探讨。

在理论层面上，国内外产业竞争力研究主要是基于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其核心体现在著名的“钻石模式”上，包括生产要素，需求条件，支持性产业和相关产业，企业战略、结构和竞争，机遇以及政府行为六大要素。波特的“钻石模型”构成了旅游产业竞争力研究的基础，但大部分研究的关注集中在了前4项决定因素上，缺乏对外在宏观环境的分析。在新的经济竞争形势下，宏观环境以及变化机遇的影响日益显著，思考中国城镇化发展战略对地区旅游产业竞争力的影响，对通过改善外在因素提高旅游产业内外经济环境质量、提升地区旅游产业的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2）城镇化与旅游发展关系研究

国内外城镇化与旅游发展的研究主要围绕旅游城镇化视角而展开。城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表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14]，相关定性研究认为，城镇化与旅游发展之间也将呈现出相互促进的关系。具体地，基于旅游发展是城镇化的动力这一基本观点，学者们对旅游城镇化的内涵[15-16]、特征[17]、类型[18]、發展模式[19-20]以及作用机制[21]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旅游城镇化成为城镇化的一种典型发展模式[22]，反过来，城镇化对旅游发展也会产生一定影响，二者之间被认为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然而，对于城镇化与旅游发展的互动关系，已有研究中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部分研究认为，城镇化与旅游发展之间是一种相互促进、互为动力的作用关系[23-24];而部分研究的实证结果却表明，二者并不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25]，尤其在城镇化是否显著影响旅游发展上尚有不同的观点[26-27]，这与相关定性研究认为的两者相互促进的观点相矛盾。此外，有研究认为，城镇化与旅游发展互相驱动效应的大小还存在着差异[28]。近年来，城镇化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效应逐渐引起学者们的关注，但相关研究文献还较少，仅有的数篇文献研究认为，城镇化通过影响旅游业的资源要素、消费需求、基础设施、产业结构等方面作用于旅游发展[29-30]。而且，城镇化对旅游发展的影响效应还具有区域差异性[31]及空间溢出效应[32]。

综合上述研究发现：（1）旅游产业竞争力研究局限在自身影响因素与评价体系等方面，欠缺对城镇化等宏观环境因素影响效应的关注。（2）已有研究在城镇化对旅游发展的影响效应上尚未形成共识，理论与实证研究存在着相矛盾的结论，也尚未涉及产业竞争力视角下城镇化的影响。其中，已有研究普遍以旅游收入或旅游人次等因素衡量旅游产业发展规模，缺乏以动态性、综合竞争能力视角的全面衡量，研究指标单一的局限性也是二者关系实证研究结论存在分歧的原因之一。（3）少数研究关注到了城镇化对旅游产业的影响，但未进一步探究城镇化进程的阶段变化特征在这一关系中的影响。据此，本文将以城镇化效应为视角，深入阐释城镇化对旅游产业竞争力的影响机制，并基于城镇化发展的“S”型曲线探究这一影响效应的动态非线性特征，以期实现对城镇化与旅游发展关系研究的进一步检验与拓展。

1.2 城镇化效应：城镇化对旅游产业竞争力作用的理论分析

城镇作为现代产业发展以及要素交换的空间依托，呈现出对人才、技术、信息、资本等要素的集聚与外溢效应[26]，释放出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福利等多重价值，发挥对相关产业的支持保障以及外溢效应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因此，从要素集聚与功能外溢的作用来看，城镇化发展对塑造旅游产业竞争优势、提升旅游产业竞争力发挥着积极影响。因此，城镇化建设的要素集聚与功能外溢，使得城镇化不仅仅是影响旅游产业竞争力的机遇因素，同时也会对旅游要素禀赋、消费需求、支撑内容以及产业结构等竞争力要素产生影响，从而对旅游产业竞争力发挥出综合性的提升效应。具体地，城镇化对旅游产业竞争力的影响表现在：

（1）城镇化效应的基础：特色要素禀赋优势

城镇化通过提供丰富、特色的旅游吸引物提升旅游要素禀赋优势。城镇化建设强调将当地历史、文化、民俗、景观乃至产业等资源融入城镇整体建设之中，这些资源在城镇建设中逐渐积累沉淀，形成独特的旅游吸引力[33]，从而构成城镇旅游产品的基础和“灵魂”。同时，城镇在现代化交通、商贸、信息、休闲、服务等方面的优势，有利于植入现代新颖的旅游要素，形成多样化、丰富化、创新化的城镇旅游产品[34]。此外，新型城镇化的绿色生态观也为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开发与保护提供了保障。因此，不仅城镇本身可以作为旅游吸引物成为吸引游客的旅游资源[35]，城镇化发展还是旅游资源开发、保护与创新的有力保障与驱动力。

（2）城镇化效应的动力：消费水平与结构提升

城镇化通过扩大内需实现旅游消费水平与结构的提升。城镇化发展所带来的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对城乡居民旅游消费水平与结构都产生了重要影响[32， 36]。2017年中国旅游者意愿调查报告显示，旅游成为人们休闲娱乐的首选方式1。旅游消费逐渐成为了城乡居民消费的重要支出，尤其对于农村居民旅游消费而言，城镇化的深入推进将有助于更大程度地释放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潜力[30]。随着城镇化水平提高，城乡居民消费能力逐渐增强，旅游消费结构也向高层次转化，旅游消费需求进一步提档升级。

（3）城镇化效应的核心：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城镇化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推动旅游产业竞争力的提升。城镇化对旅游产业竞争优势最重要、影响最为深远的因素是其对产业结构的作用。旅游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是旅游经济质量提升的符号[37]。城镇化所带来的产业集聚和协同效应与旅游产业自身产业关联性强的特征相呼应，对旅游产业链的完善与延伸产生溢出效应，突出表现在有利于旅游产业与工业、农业、文化、金融等相关产业的融合联动发展，不仅能够丰富、创新旅游产品与服务类型，还可降低生产要素的交易成本。因此，具有统一要素市场与最低集聚障碍的城镇化，通过促进旅游产业与相关产业的联动、协同发展，优化旅游产业结构，成为地区旅游产业竞争优势形成的重要动力。

（4）城镇化效应的辅力：产业支撑要素的完善与优化

城镇化促进旅游产业支撑性要素的完善与优化。城镇化发展带来旅游消费需求的增加，将会促使投资主体加大对旅游基础与配套设施的投资力度，如餐饮、住宿、游乐等基础旅游配套设施。此外，城镇化尤其是新型城镇化对城镇基础设施提出了更高要求，城镇基础、市政、公共服务设施等的完善对旅游产业服务与基础设施的提升产生外溢效应。因此，旅游业发展得益于城镇化的投资建设力度，旅游产业发展的软硬件基础与环境得到较大改善与优化，从而有效增强旅游地的综合吸引力与容纳能力，优化城镇居民的消费与生活环境，扩大旅游消费需求，进而推动区域旅游产业发展[32]。这些支撑性要素的完善与优化构成了旅游产业竞争优势的基础与保障。

综合上述分析，通过人口、产业、资本、技术等要素的集聚，城镇化作用于旅游资源与消费需求等竞争要素，促进旅游要素禀赋水平提高、旅游消费规模扩大与消费结构升级;同时，城镇化投资与结构效应的外溢，推动旅游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的完善以及产业结构的优化。城镇化建设在资源、需求、支撑要素、产业结构方面的作用促使旅游全域化发展，从而有助于地区旅游产业构筑竞争优势，提升地区旅游产业竞争力（图1）。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地区旅游产业竞争力提升

Northam在研究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口城镇化进程时发现，城镇化进程呈现出阶段性规律，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提高过程表现为一条被拉平的“S”型曲线[2]。城镇化进程具体表现为：城镇化由水平较低的起步阶段，到水平较高的快速发展阶段，而后城镇人口比重增长将趋于缓慢甚至停滞，进入后期稳定发展阶段。由此可知，城镇化进程并非为直线上升的线性轨迹，那么，城镇化对旅游产业竞争力的正向影响也并非为一条上升的直线。不同水平阶段的城镇化对旅游产业竞争力提升的贡献程度不同，城镇化对旅游产业竞争力的正向影响表现为一种动态的非线性变化趋势。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经济发展不平衡，地区差异普遍存在，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在同一时期呈现出多个发展阶段并存的特点。因此，城镇化对旅游产业竞争力的非线性影响也体现在地区差异上，不同地区城鎮化水平不同，城镇化提升旅游产业竞争力的贡献程度也不同。基于以上推论，本文进一步提出如下假设：

H2：城镇化与旅游产业竞争力之间的正向关系具有动态非线性特征

2 变量、数据与研究方法

2.1 变量与数据

（1）被解释变量：旅游产业竞争力（the competit-iveness of tourism industry， TC）

建立旅游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是准确评价旅游产业竞争力的关键，也是旅游产业竞争力相关实证研究的基础。已有研究较广泛地认为，旅游产业竞争力受到多种因素的共同制约，对旅游产业竞争力的评价与测量应是一个系统的多因素体系或模型[38-39]。

从动态发展视角看，旅游产业竞争力应是一个综合性概念，不仅包括产业发展的既有规模绩效，还包括产业竞争的可持续发展潜力。首先，本文在曹新向[40]、杨勇[41]等学者研究基础上，遵循全面性、系统性与可操作性等原则，构建由产业绩效、竞争潜力两层维度共40个指标构成的旅游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表1）。

产业绩效：旅游产业竞争力可以认为是一个竞争主体在相关要素投入下所获取的现时绩效表现[42]，因此，产业绩效的强弱与产业竞争力是相吻合的。不同地区旅游产业绩效的差异不仅表现在需求方消费市场规模上，还包括供给方企业规模。因此，旅游产业绩效可以从旅游市场绩效、旅游企业绩效两方面进行衡量，旅游企业绩效又进一步分为旅行社、星级酒店与旅游景区（点）3类典型旅游企业绩效因子。因此，本文对旅游产业绩效的测度包括旅游市场绩效、旅行社企业绩效、星级酒店企业绩效、旅游景区（点）企业绩效4个因子层共16个指标。

竞争潜力：旅游产业竞争力不仅着眼于现时绩效水平，还包括能够保障旅游产业未来发展的能力，具体表现为影响旅游产业发展的支撑性、内在性因素[41]。根据于秋阳[43]、杨勇[41]对旅游产业竞争潜力的研究，本文从旅游产业的内在成长、市场扩张和可持续发展3个潜力因子方面对旅游产业竞争潜力进行评价。因此，本文对旅游产业竞争潜力的测度包括内在成长、市场扩张和可持续发展3个因子层共24个指标。

其次，本文通过SPSS 20.0分析工具采用因子分析方法确定旅游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的权重，并进行旅游产业竞争力的得分测算，从而计算出中国31个省区市（不含港、澳、台地区）2003—2016年的旅游产业竞争力指数。

（2）解释变量：城镇化水平（Urbrate）

城镇化进程核心表现在人的城镇化过程，对解释变量城镇化水平的衡量一般采用城镇人口比重或非农人口比重等单一指标。本文采用较为常用的人口城镇化率来表示城镇化进程水平，即各地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3）控制变量

产业结构（Indstruc）：产业结构升级是经济增长转型发展的重要条件，第三产业的比重代表着经济与产业结构的合理化程度。第三产业比重越高的地区，旅游经济水平越发达。本文采用第三产业比重来衡量产业结构，第三产业比重越大，则表示经济和产业结构越合理，越有助于促进地区旅游产业竞争力的提升。

政府规模（Gov）：政府规模表示地方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干预程度。政府规模对旅游产业发展的影响具有双面性，一方面，政府支出用于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方面时，为旅游产业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基础，且政府对旅游产业发展的专项政策支持也为旅游产业创造了优越的发展环境;另一方面，政府对旅游产业发展干预过度，则可能会导致资源配置扭曲，从而损害旅游产业的发展。因此，政府规模对旅游产业的影响应具体分析。本文采用财政支出占地区GDP的比重来表示政府规模。

投资力度（Invest）：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服务是经济与产业发展的重要保障。本文采用固定资产投资额占GDP的比重来表征投资力度。

创新能力（Invent）：创新能力反映了产业发展所处的技术水平，创新能力越高，越有利于产业发展速度与效率的提升。本文采用3类发明专利授权总量作为创新能力的代理指标。

（4）数据来源

鉴于本文涉及的指标数据较多，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中国31个省区市（不含港、澳、台地区）2003—2016年的省际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其中，城镇化率、GDP、第三产业比重、财政支出、固定资产投资额以及3类发明专利授权总量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3—2016）》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统计年鉴（2003—2016）以及中经网统计数据库;旅游产业竞争力相关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旅游统计年鉴（2003—2016）》，并根据相关需求予以整理。研究样本总体的分析截面为31个，样本时期为14年，共得到434个观测值。

2.2 方法与模型

本文通过可行性广义最小二乘法（feasible generalized least squares，FGLS）与面板门槛回归模型依次检验城镇化影响旅游产业竞争力的线性和门槛效应，为此以旅游产业竞争力指数（TCit）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城镇化水平（Urbrateit）为核心解释变量，构建如下基本计量模型：

其中，TCit表示i省（区/市）t年份的旅游产业竞争力指数，Urbrateit表示i省区市t年份的城镇化水平，Indstrucit、Govit、Investit、Inventit分别表示各省区市各年份的产业结构、政府规模、投资力度、创新能力，α0为常数项，it表示随机误差项。

3 实证分析与结果

3.1 地区旅游产业竞争力指数的因子分析结果

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法处理旅游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的相关数据，测算31个省区市2003—2016年的旅游产业竞争力指数。首先，相关数据共有434个样本量，符合因子分析样本量要求。对因子分析有效性检验表明：样本数据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Bartlett球形检验，这说明了相关系数矩阵与单位矩阵有着显著的差异，变量之间相关性较强;KMO值为0.891，根据Kaiser 度量标量，样本数据非常适合进行因子分析。然后，按照因子分析要求进行数据处理，对各地区旅游产业竞争力状况进行评分，以反映地区旅游产业竞争力水平;并将因子分析所得的旅游产业竞争力指数应用于以下实证模型检验中1。

3.2 城镇化对旅游产业竞争力影响效应的实证检验

3.2.1? ? 相关性分析

由Pearson相关系数矩阵可知，核心解释变量城镇化水平与被解释变量旅游产业竞争力显著正相关，Pearson相关系数为0.598（p<0.01），初步显示本研究中的城镇化水平与旅游产业竞争力之间可能为线性正相关，或非线性正相关，但仍需进行进一步分析来确定。此外，多重共线性分析结果显示，模型方程各解释变量的方程膨胀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VIF）的取值范围在[1.23，2.70]之间，均小于最大容忍度10，处于可接受的范围内，表明各变量间基本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3.2.2? ? 面板数据回归分析

对面板数据模型的估计应考虑模型的估计方法。面板数据易产生异方差问题，可能会导致普通最小二乘法（ordinary least sguares，OLS）估计偏误[44-45]。为消除异方差影响，首先本文通过Hausman检验来确定模型选择固定效应或是随机效应，随之采用Wald Test检验是否存在组间异方差，然后采用可行性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来修正面板数据的异方差问题，从而得到模型有效的参数估计结果。如果Hausman检验显示为固定效应，本文根据王玉燕和林汉川[46]的做法，在模型估计加入时间效应，实现FGLS的固定效应模型估计。

同时，为避免城镇化与旅游产业竞争力互为因果导致的内生性问题造成结果的偏误，本文进一步进行了内生性检验。由于样本存在显著的组间异方差，此处并不适用传统的豪斯曼内生性检验。基于此，本文以城镇化水平的一期滞后项为工具变量，采用“杜宾-吴-豪斯曼检验”（Durbin-Wu-Hausman Test，D-W-H）进行内生性检验。结果显示，所有p值都大于0.1，说明本研究的模型中不存在内生性问题。因此，本文采用可行性广义最小二乘法的回归结果作为最终的模型估计结果，回归结果见表2。

（1）城镇化对旅游产业竞争力影响的回归结果

表2中，第1列为不考虑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第2列、第3列、第4列、第5列为依次加入产业结构、政府规模、投资力度与创新能力等控制变量后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城镇化水平对旅游产业竞争力的影响系数均在0.0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城镇化进程对旅游产业竞争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提升地区旅游产业的竞争力（H1）。一方面，城镇化发展为旅游产业提供了多样化的旅游要素禀赋、更多的消费需求，直接促进了旅游产业规模的扩大;另一方面，城镇化建设发挥优化投资与产业结构的功能，促进第三产业发展，直接或间接发挥优化旅游产业结构、提高产业竞争潜力的外溢效应。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与深入，总体上推动了地区旅游产业竞争优势的构建，从而有利于提升地区旅游产业竞争力。

（2）相关控制变量回归结果

第一，产业结构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有助于旅游产业竞争力的提升。这是由于产业结构带来的技术进步有助于提高旅游产品品质，成为提升旅游产业竞争力的必要条件;同时，第三产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是拉动消费、提振内需、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为促进旅游经济增长、转变发展方式提供有力支撑和持续动力。第二，政府规模的影响系数显著为负，表明政府干预阻碍了旅游产业竞争力的提升。根据传统政府规模理论[47]，过度财政支出会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与效率损失。因此，政府干预易限制市场对资源的有效配置，妨碍产业发展。第三，投资力度对旅游产业竞争力的影响显著，但二者体现为负相关关系。原因可能在于：首先，旅游投资带来成本的增加，从而造成旅游产业绩效的下降;尤其旅游产业如酒店、景区等的固定資产投资规模大且回收期较长，投资对旅游产业竞争力的影响可能存在着滞后效应。其次，当前投资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还存在着忽视固定资产投资效率的问题，使得投资力度呈现负向影响。这一实证结果与中国当前旅游产业发展“高投入、低产出”的现实状况相一致。第四，创新能力与旅游产业竞争力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表明创新能力的提高将有利于旅游产业竞争力提升。技术进步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机制与促进发展方式转变的核心，创新所带来的技术进步，促进旅游产业要素的经济配置效率的提高、知识与技术的外溢，推动旅游经济内生增长，从而带来旅游产业竞争力的提升。但回归结果显示，创新能力对旅游产业竞争力的影响系数较小，这说明当前创新促进旅游产业竞争力的影响较弱，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推动作用尚未充分发挥。

（3）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考察模型初步估计结果的可靠性，本文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system-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SYS-GMM）方法对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SYS-GMM估计结果显示，滞后一期的旅游产业竞争力对当期旅游产业竞争力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上正相关，说明各省区市旅游产业竞争力具有较大的动态持续性，当期旅游产业竞争力变动受到上一期旅游产业竞争力变化机制的影响。本文的主要解释变量城镇化水平与旅游产业竞争力间的关系未发生变化，SYS-GMM与FGLS估计结果一致，均证实了城镇化水平对旅游产业竞争力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进一步表明了上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不同的是，产业结构与投资规模变量出现了相反的结果，其他控制变量的符号及其显著性与上文结果基本保持一致。

3.3 城镇化对旅游产业竞争力的门槛效应

根据理论分析，城镇化对旅游产业竞争力的影响可能并非是简单的线性关系。以往对城镇化与旅游发展的研究多基于线性假设与静态分析，通过耦合模型、Granger、回归分析等方法进行检验。但囿于视角与方法的限制，这些研究无法准确刻画不同水平阶段城镇化对旅游产业竞争力的差异性影响，无法回答这一影响效应的动态变化。而Hansen[3]所提出的门槛模型可用来解释两个变量之间的动态变化特征，其价值在于突破了变量间的线性关系假设，适于处理普遍存在的结构变化问题，尤其是在变量之间的非线性变化特征检验上也已有过尝试[48]。门槛模型在经济研究中的应用也逐渐增多[49-50]，该方法可有效地避免主观判定的偏误。基于此，本文进一步采用门槛模型来深入探讨城镇化对旅游产业竞争力的动态非线性影响。考虑到Hansen面板门槛模型的有效性与合理性，本文在此基础上构建面板门槛模型。

3.3.1? ? 面板门槛模型设定

本文以城镇化水平为门槛变量，以城镇化水平为解释变量、旅游产业竞争力为被解释变量，构建门槛模型回归方程如下：

其中，TCit表示i省（区/市）t年份的旅游产业竞争力指数，Urbrateit表示i省区市t年份的城镇化水平，γ为待估计的门槛值，I（×）表示指标函数，X表示控制变量（控制变量与上文保持一致）。

模型（2）仅仅是针对单一门槛的简单情况，从计量角度看，还可能存在两个或多个门槛，故此双重门槛模型可依此设定为：

3.3.2? ? 门槛效应检验

基于以上方法，利用中国31个省区市（不含港、澳、台地区）2003—2016年面板数据，根据模型（3）做门槛效应回归。结果显示（表3），单一门槛模型与双重门槛模型的F值分别在0.05、0.01的水平上显著。因此，本文选择双重门槛模型，按照城镇化水平（Urbrate）的两个门槛值划分3个取值区间，对城镇化与旅游产业竞争力的非线性关系进行分析。

3.3.3? ? 门槛效应的地区差异

如表3所示，以城镇化水平为门槛变量进行估计，得到的两个门槛值分别为60.05%、69.20%。本文根据得到的这两个门槛值对31个省区市不同年份的城镇化水平跨越门槛值情况进行统计（表4）。针对第一个门槛值（60.05%），截至2016年大部分省区市的城镇化水平都未达到60.05%，还处于上升发展阶段;仅有广东、北京、天津、上海的城镇化水平在2005年超过了第一个门槛值，辽宁（2008年）、浙江（2010年）、江蘇（2010年）、福建（2013年），以及内蒙古（2015年）、重庆（2015年）的城镇化水平随后分别跨过第一个门槛值。针对第二个门槛值（69.20%），北京、上海的城镇化水平率先在2003年跨越第二个门槛值，2005年，天津城镇化水平跨越第二个门槛值;直到2016年，广东的城镇化水平才越过第二个门槛值（69.20%），此时也仅有这4个城市的城镇化进程进入高水平发展阶段。截至2016年，未越过第一个门槛值（60.05%）的地区比例达到且保持在80.65%。可以看出，大部分省区市的城镇化进程仍位于较快的上升发展阶段，同时区域差异仍存在，东部地区城镇化水平高于中西部地区。因此，城镇化建设应协调区域发展，达到各区域优势互补、联动发展。

3.3.4? ? 门槛效应回归结果与分析

具体的门槛效应回归结果见表5。可以看出，整体上城镇化对旅游产业竞争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在不同城镇化水平门槛值区间，城镇化对旅游产业竞争力的作用程度不同，弹性系数呈现出下降的变化趋势。具体地，当城镇化水平跨过第一个门槛值60.05%，即由城镇化较快的上升发展阶段步入高水平发展阶段时，城镇化对旅游产业竞争力的提升幅度有所上升，回归系数由0.0134上升为0.0174;而当城镇化水平进一步提高，跨过第二个门槛值69.20%进入高水平发展阶段后，城镇化对旅游产业竞争力的提升幅度下降较大，回归系数下降到0.0101。由此可见，城镇化对旅游产业竞争力提升的贡献程度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但仍为显著的正向提升作用，城镇化对旅游产业竞争力的影响效应呈现出非线性的变化特征（H2）。

在城镇化进程中，城镇化所带来的要素禀赋优势、消费水平与结构提高、产业结构优化以及基础配套完善，成为构建旅游产业竞争优势的有利平台，但同时门槛效应的估计结果显示，城镇化提升旅游产业竞争力的作用呈现出非线性特征。究其原因，仍需回到城镇化效应的影响路径上来思考：其一，从供给的角度分析，旅游产业具有依附性[51]，处在城镇化快速推进中的旅游产业必然受其影响。那么，城镇化水平快速上升发展阶段过程中，城镇化所带来的用地规模扩大、人口规模高度集聚以及经济规模扩张，使得资源、消费、投资与结构效应凸显，进而旅游产业生产要素规模报酬递增的优势显现，旅游产业的生产率显著提升。因此，城镇化显现出对旅游产业竞争力显著的提升效应。而随着城镇化建设的深入推进，旅游产业已具备一定的规模与综合实力，奠定了旅游产业自身的发展能力，减少了其对外部要素的依附性，从而减弱了城镇化对于旅游产业竞争力的提升作用。其二，从产业集聚的角度分析，资源禀赋、客源市场、产业链、政策等是影响旅游产业集聚的重要因素[52]，而这些要素恰恰是城镇化建设作用于旅游产业竞争力提升的内在机理路径。换言之，城镇化有利于旅游产业实现产业集聚。根据新竞争优势理论[53]，集聚将能最大程度地整合优势与禀赋，提升产业整体的生产效率与竞争优势[54]。旅游产业集聚不仅有利于创新，还可通过组织间互动，实现知识的传递与积累，从而实现竞争力的提升以及产业的内生性增长。因此，在城镇化促进旅游经济增长、提升旅游产业竞争力的过程中，旅游产业也逐步实现内生性增长，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城镇化的影响作用。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城镇化对旅游产业竞争力的提升作用降低。

基于城镇化、旅游产业竞争力二者本身的复杂性以及样本数据等方面问题，本文的研究尚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有待未来进一步深入探究。首先，本文的研究采用了城镇化率这一单一指标作为城镇化进程的表征变量。但城镇化本身是个包含多层次的综合概念，尤其在新型城镇化阶段，城镇化内涵更加注重人的福利与社会经济发展品质。未来研究应以综合性视角的城镇化发展的综合质量出发，对城镇化的评价指标体系做进一步完善，进而更全面深入地考察城镇化对旅游产业竞争力的影响。其次，本文仅谈论了城镇化与旅游产业竞争力间的影响关系，二者关系是否受到其他因素影响也是未来值得进一步厘清与深化的研究问题。此外，本文沿袭了相关研究采用省级层面数据度量城镇化水平的做法，未来研究可尝试从地级市层面对城镇化度量进行探讨。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研究所采用的数据主要来自官方统计年鉴，但由于我国旅游统计体系的不完善，旅游产业相关数据的准确性一直受到部分学者的质疑。尽管官方统计数据仍是目前旅游计量研究较好的数据来源之一，但研究中可能存在的部分数据问题，还值得进一步推敲与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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