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参与和民主的事实与规范 |
| 范文 | 邹飞 摘 要：参与之于民主的意义似乎是一个不言而喻的肯定答案，然而现实的民主政治却不总是能体现出这样的局面。卡罗尔·佩特曼通过对古典民主理论进行梳理，提出了著名的参与民主理论，对此后的学术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参与对于民主的价值，以及民主本身对于好的政治生活的价值值得学界进一步思考。 关键字：民主；参与民主理论；卡罗尔·佩特曼 千百年来，民主一直是人类不懈追求和探索的主题，它是人类追求更好的生活的努力和反思，也是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人类永恒的价值规范。然而关于民主到底应该如何定义，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民主理论家们也会因为强调民主中某一方面的价值而形成形形色色的民主理论，例如，直接民主、代议民主、精英民主、多元民主、协商民主、自由主义民主、共和主义民主等等。其中，参与和民主的关系被学界一直饶有兴趣的辩论不止，二者的关系透视出不同视角下对政治体制的设计和公民价值的预判。 1 参与在民主理论中的流源 参与这一概念，似乎被理所应当的理解为是民主的应有之意。从西方民主发展的历程来看，民主大体经历了从共和主义民主到自由主义民主的转换，而在这一过程中，参与经历了从追捧到扼杀的尴尬遭遇。 1.1 古典民主理论中的参与 从古希腊政治的起源开始，公民参与就被赋予重要的地位。公民在公共事务决策中起主导作用，几乎有关公共领域的所有决策都由公民参与决定，而公共领域延伸至公民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少有公民的私人领域。尽管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追求至善的贤人政治，但是公民参与的力量已如排山倒海，甚至决定了他们个人的命运。 佩特曼在《参与和民主制度》一书列举了几位典型的古典民主理论家代表，并将其分为两类。第一类以边沁和詹姆斯密尔为代表，他们几乎只关注政治体系在全国层次上的“制度安排”，人民的参与只有一种微弱的保护性功能，他们认为代表们担心失去职位可以确保存在一个好政府，即“符合普遍利益的政府”。第二类以卢梭和约翰密尔为代表，他们认为“参与有着更广泛的功能，对于建立和维持民主政体是关键的，民主不仅被看作全国性的代议制，也是一种我称作为参与性的社会”[1]。第一类民主理论同熊彼特的修正民主理论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第二类民主理论是佩特曼参与民主理论的重要理论来源，此外还有科尔理论。 卢梭的整个政治理论集中围绕政治决策过程中每个公民的个人参与，在他的理论中，参与不仅仅是一套民主制度安排中的保护性附属物，它也对参与者产生一种心理效应，能够确保在政治制度运行和在这种制度下互动的个人的心理品质和态度之间具有持续的关联性[1]。卢梭还强调参与的教育功能，人们通过参与活动学会了如何成为一个私人公民，也学会了如何成为公众人物，通过参与推动个人的负责任的社会行动和政治行动。密尔同样强调参与的教育功能，并将卢梭参与的教育功能从政治领域扩展到大规模的社会。密尔认为，如果人们还没有在地方层次上准备好参与，全国性政府的普选和参与是没有用的，正是地方层次上人们学会了如何管理自己。 1.2 当代民主理论中的参与 佩特曼将一种建立在实证或描述基础上的，以当代的社会学调查所揭示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为依据的民主理论，称为当代民主理论。熊彼特（Schumpeter）对古典民主理论的修正，可谓是建立当代民主理论的源流。他依照现实政治的情况，提出了现实主义的民主方法定义：民主方法就是那种为作出政治决策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获得作出决策的权力[1]。在他修正后的民主理论中，潜在的政治决策者之间竞争以获取人民的选票为关键，参与没有被赋予关键性的地位。公民唯一可以参与的方式就是投票选举领导者和进行讨论。 熊彼特指出古典民主学说中强调的，大众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参与和决策方面的功能，实际上建立在非现实的基础上。此后，贝雷尔森（Berelson）、达尔（Dahl）、萨托利（Sartori）和埃克斯坦（Eckstein）等人都直接继承了熊彼特对古典民主学说的批评，形成了具有精英主义取向的民主理论。在这种理论中，民主的核心就是领导者在定期的、自由的选举活动中通过竞争获得人民的选票[1]。“参与”是指人民广泛参与对决策者的选择，它的唯一功能就是起到保护性的作用，保护个人免受当选领导者的独裁决定的影响，保护公民个人的私人利益[1]。 当代民主理论向人们传递的是竞争选举的重要性和大众广泛参与的危险性。民主理论家们指出大多数人对政治生活的参与，不应该超过维持民主方法（选举机制）运行的最低水平，他们甚至不断向人们强调大众广泛参与的政治具有的内在危险[1]。公民参与不仅不受欢迎，反而遭到排斥。自此，民主成了由少数精英的统治与大多数人的冷漠相交织而保障运行的怪异组合。 2 卡罗尔佩特曼对参与民主的复兴 2.1 参与民主理论 佩特曼首先对当代民主理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之后详细阐释了古典民主理论有关参与的观点，特别是对卢梭、密尔以及科尔三位民主理论家的理论进行了深度剖析，在此基础上佩特曼提出了参与民主理论，并从较低层次上的参与、较高层次上的部分参与和以南斯拉夫工人的“自我管理”作为例证的大规模工业民主三个层面进行了论证。 卡罗尔·佩特曼提出的参与民主理论主要内容可总结为以下七点：一是参与民主理论集中围绕着主张个人和他们所处的制度无法割裂开的观点构建起来；二是参与的功能主要是教育功能，最广义的教育功能，包括心理方面和民主技能、程序的获得；三是工业领域应该被看作是政治体系，它提供了除了国家层次上的参与以外的参与领域；四是“参与”指在决策过程中的（平等）参加，“政治平等”指在决定决策结果方面的权力平等（这与当代民主理论对此的界定是完全不同的）；五是将“参与”输入政治体系后，输出的不仅包括政策决定，也包括每个人的社会能力和政治能力的发展，因此存在着从输出到输入的“反馈”；六是参与具有整合性功能，它有助于帮助人们接受集体决策；七是社会中所有领域的政治体系通过参与过程得到民主化和社会化，这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领域是工业。[2] 2.2 合理性：体现民主理想的价值规范 20世纪60年代以来“参与”概念的流行，和其在当代民主理论中地位低微的反差，引起了佩特曼的注意和反思。她在审视了当代民主理论的精英化倾向之后，通过对古典民主理论的认真解读，并结合实证调查的论证分析，提出了参与民主理论。1970年，其代表作《参与和民主理论》的出版，标志着参与民主政治理论的正式出现。 参与民主理论指出了自由主义民主理论中个人主义的困境——无法解决社会中的不平等，无法建立个人与国家或共同体之间的有机联系，因此得到了同时代及后来的许多学者的共鸣，例如新左派的代表麦克弗森（Macpherson）、巴伯（Barber）等。此外，参与民主理论也得到了当代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理论的积极回应，并且促使了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理论的勃兴。[3] 可以说参与民主理论是对民主本质的一种回归，它肯定了人民在决策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和大众广泛参与决策的重要价值，改变了二战以来民主理论过分经验取向的分析，重塑了民主的规范价值。正如佩特曼所言，民主理论并不完全是经验的，它也应该是规范的，有着特定的规范要求和取向。早在古雅典时期，当作为“人民统治”的民主概念确立之时，民主的参与精神就已成为人们的道德理想与价值追求。国家是为了保护个人权利而产生的工具，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的让渡，人民理应有参与决策、管理社会事务的发言权，反过来实践参与的过程能够提高人们的政治效能感，培养人们对公共问题的关注，从而有利于形成公民积极的、对政府事务具有敏锐兴趣的品质，进而推动全社会参与精神的形成。而以代议制为载体的自由主义民主理论认为，为了适应大规模国家发展的需要，一般公民不得不选出代表代其行使统治权。这实际上是为了实现统治效率，从而削减了公民参与政治活动的空间，牺牲了公民的统治权。[3][4] 2.3 局限性：现实中无法回避的不可操作性 佩特曼的参与民主理论建立在一个预设前提的基础上，那就是现阶段公民之所以政治冷漠，是因为他们缺少参与政治的机会，一旦给予了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机会，他们就会参与其中[5]。而这种假设在多大程度上成立，我们不得而知。佩特曼也没有给我们举出一个成功的例子或是构建一套可行的体制。参与民主的不可操作性是所有参与民主理论家不能回避的问题。 此外，佩特曼在主张公民政治权利的同时，要求实现公民的经济权利，暗含了经济平等的思想，无视产权意识和所有制体系，这也多为其批评者所诟病。 3 参与和民主的事实与规范 3.1 当代公民政治参与的事实 从熊彼特改良民主概念以来，西方公民的政治参与变得明确而易于观测。在定期开展的竞争性选举中的进行投票，成为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标尺。参与之于民主成了定期的“选主”[6]。自此，在大多数已经实现了普选权的西方国家中，公民政治参与成为这样一种格局：广泛的参与群体和狭小的参与空间相结合。 思想界大体可分为两派，一派如佩特曼，主张拓宽公民的政治参与渠道和权力作用领域，另一派则支持熊彼特的民主观点，将选举和投票作为民主和参与的标准，大多数政治家也认同此种标准，并将其作为普世价值向其他“非民主国家”大力推广。 3.2 参与、民主和政治的理想规范 当学者们讨论参与的重要性和其对于实现民主的作用时，都暗含了一个预设的前提，那就是“民主是个好东西”，是人类追求更好的生活的保障。而民主何以成为这种普世的正义价值似乎已经是不言而喻的，历史已经用几百年积攒起来的案例说明民主代表着先进，民主国家代表着高尚。可当我们现在反观西方民主国家向拉美、非洲以及东南亚国家强行输出的民主政治的效果来看，民主似乎不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好东西，国家分裂、周期性动荡、经济停滞甚至衰退等等正困扰着这些国家和地区。 “大众是不是洪水猛兽”、“民主应该如何建设”，在讨论这些有关民主的参与之争问题前，我们有必要先搞清楚这样一回事：它们对于建立更好的政治生活是否具有价值。人类追求的善和美是永恒的，而“参与”或者“民主”都只是实现这一价值的手段，没有必要一定用这两条标准来评判一国的执政水平和道德优劣。国家建设是一个庞大的体系，每一个国家都有其特殊的历史问题，如果参与和民主帮助解决了这些问题，使国家向好的方向更上一层楼，这固然可喜；但如果这两种手段没有帮助国家走上善治，那么切不可再把它们当作万能良药而服用终身。 参考文献 [1][美]卡罗尔·佩特曼（著），陈尧（译）.参与和民主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16，18，4，12，13，1. [2]袁建军，金太军.参与民主理论核心要素解读及启示[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05：93-102+160. [3]廖芳.参与民主的主题——评卡罗尔·帕特曼《参与和民主理论》[J].科教文汇（中旬刊），2011，07：207-208. [4]孙培军.参与民主：理论与反思[J].理论界，2009，04：42-43. [5]于海青.当代西方参与民主理论评析[J].国外社会科学，2009，04：56-62. [6]徐华伟，李素芳.当代西方参与民主理论述评[J].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04：22-26. [6]胡伟.民主反对参与：现代民主理论的张力与逻辑[J].天津社会科学，2015，01：99-107. |
| 随便看 |
|
科学优质学术资源、百科知识分享平台，免费提供知识科普、生活经验分享、中外学术论文、各类范文、学术文献、教学资料、学术期刊、会议、报纸、杂志、工具书等各类资源检索、在线阅读和软件app下载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