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简论中国书籍载体形式的渊源 |
| 范文 | 书籍作为一种记录、供人阅读传播的工具，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书籍载体的历史渊源深厚，自文字发明之始，到书籍产生广为流传，经历了几十个世纪的历程。流传至今的古代书籍，数量浩如烟海，种类样式繁多。而尽管许多书籍在历史的岁月中化为灰烬，或只留下残篇，抑或只余其名。但观现留存至今的古书籍资料，他们依然是重要的传承人类知识文明信息的载体。 1 文字的产生到书籍 书籍记录需从最基础的文字谈起。人类最初的文明，是没有文字记录的，人与人之间的传承来自口口相传的神话故事。自人类使用文字记录开始，标志着人类进入了一个文明社会。 文字的形成是一个漫长发展的过程，需要经过长期的积累，在一定范围内逐渐固定其意义，并且能够声音传达，最终通过一种固定发音互相交流、形成记录语言的工具。自古虽有仓颉造字的传说，但究竟其人已无从考证。更多的学者认为文字并不是一个人单独可以创造的。另一种大众认同的文字记事起源于象形图画，形成指事、形声、会意、转注和假借称为“六书”。西安半坡仰韶遗址、青海乐都柳弯遗址、山东大汶口遗址中都有类似石斧、日、月等具体形象化的刻画符号图案。商代晚期如安阳遗址中陶器的刻划图案，可以看出这些符号有着一定的关联性和连续性，至于商代青铜铭文和卜辞中载有大量体系相当完备的形声文字。 中国现存最早的文字就是殷商契刻在甲骨上的卜辞，甲骨文流行后，周代承襲传统，但甲骨作为书写的载体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此后金文通行经过两周和秦汉，直到公元三世纪前后，石刻兴起。各种文字载体的兴盛到衰落都是一个过程，历史上经常多种载体并存。经过历史的演变，大量的符号文字记载，经过长期的积字为句、化句成章、进而形成后世绚烂的诗词歌赋。这些零散的文字记录，按照一定的体例编纂、分类，就这就是书籍最初的雏形。 2 书最早的形式----简册 古代用作思想交流的书写材料大体上分为两类，一类刻在坚硬的甲骨、金属、玉石之上，通常称为铭文；另一类记载在木、竹、帛、纸等易损的材料之上，通常称为书籍。虽然，也有个别纪念性文字或图画记载于柔软易损的布帛，也有将文章书籍镌刻在金石之上。但总体而言，书写材料的选择主要是以当期社会经济发展以及人们实现使用目的来决定记录材质。 古代书籍中以实物完整地保存至今的极少，在造纸术发明之前，中国书籍大多是用墨书写在竹简和尺牍上，贵重的写在帛之上。《韩非子·安危》中说：“先王寄理于竹帛。”《墨子·明鬼》中“故书之竹帛，传遗后代子孙。”竹帛材质作为书写的承载物不易保存，这种简册与甲骨文并用。《尚书·多士》中记载“为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中“册”指的就是这种简册。还有意见认为，“典册”所指其实是甲骨的卜辞。而从各地区出土了大批的竹简、帛书，为中国古文化各方面研究提供了留传的可研究实物。 竹简、帛书自战国时期到汉代已经认定有了一定的规制： 首先，书简书写用具以笔和墨为主，书写的字体为篆书或隶书，文献记载中有“漆书”之说，但至今无考古实物凭证。简牍阔度通常狭窄，每个简直书一行字，尺牍连起来从右向左。也有的书简将简牍分栏书写的方式，也都是从右向左上一栏读完再回到第一个简下一栏，接着从右向左读，这种读法被称为旁行读法，上下栏不能连读。 第二，竹木简多用丝绳或细麻绳编连成册，被称为编绳或是编纶，可卷起，也可折叠如今日的册页。编绳时，有先书写再编绳，编绳的痕迹压在书写的字之上；也有先编成册再行书写的，此时编绳需要预先留好空白。编绳的道数，依简册长度而异。银雀山简两道或三道编绳，而武威的《仪礼》简有四道或五道编绳。两道编绳的方式，一般根据简册长度进行三等分，三道、四道、五道的编绳，则上下两端留少许天地，其他各道距离相等。 第三，竹简成册后存放时，以最后一简为卷轴起存放，一册为一卷，有的简下端还注明数字顺序，其作用与今日的页码一致。此外古书著录往往篇卷并称，《尔雅》三卷简册包括二十个篇题，这被称为三卷二十篇。古书分篇是以内容而定，而卷则是书者手拿或阅读的计量，好比一本书适合阅读的一般性厚度，古书中较长的篇可分作几卷，短一些的几篇又往往合为一卷。马王堆汉墓帛书折叠在漆奁里，其中一部分娟在长方形木片之上，这泓形式在之后逐渐发展为卷轴，而卷轴的书写方式也沿袭了竹木简册的书写方式，自右而左，自上而下。 第四，古卷篇题、篇次、篇名书写形式与规格不一，一般分为两种。一种写在第一枚或第一、而枚简的背面，收卷后篇题和篇次露在简册外部。另一种就是书写在简册的正面，卷起来就在内侧，篇名写在正面时一般用单独的一枚简，也有写在篇末注明全篇字数。书卷的篇次大多写在篇名之下，几篇合为一卷的，则为作标识将第一篇篇题写在简的背面，卷起时向外。竹木简出土时往往同时有一些抄列篇题的木牍，推断可能是困在简册外面的题签，有书籍目录的作用，方便查阅。 第五，古书历来篇章单行，传抄者众。传抄时，传抄来源样本不一，同一篇章也可能被多人抄入书本书之内。抄书人依据自己所用或性质相近、作用相同抄在一起，辑之为一书。如银雀山竹简中一些篇章与今日《晏子》等书内容相同，但却略有缺失；王兵篇内容却散见在今本《管子》中。古书的分编，有的按照地区分类如诗歌，有的按照编年顺序如历史书，也有帝王的诰令文献以时代不同分为虞夏书、商书、周书等几组，也有根据特殊用途按照六十四卦排列占不用的筮书。到战国时期，民间私人讲学兴起，百家争鸣，陆续编撰各种后人提名为某子之书，实际上并非某一人之作，而是某一学派文献的资料会骗，也不一定一时成书。 第六，书籍标号及错乱勾画。古书依书写传抄，标号一般在竹简首顶涂以“墨丁”，即黑色的方块作为第一篇开始的标志，章节之间常以圆点隔开，或画一横线，以示区分。书写传抄之时难免有抄错或涂改，木竹简多用刀将写错之处削去重写，而帛书抄写时如有脱漏或错乱指出，则错字恰恰是一枚书简的字数。同时帛书篇首顶端的方形墨丁，都说明帛书是从竹简传抄而来。 最后，依据书籍内容而规定简册的长短。王充在《论衡》中提到“大者为经，小者为传记。”一般重要的经典为长简书写用汉尺计量为二尺四寸简，诸子传记则为短简用汉尺计量为一尺或六寸。如武威的《仪礼》简长度55.5cm±，按汉尺为二尺四寸；银雀山简长27.5厘米，按汉尺约为一尺到一尺二寸。竹简帛书大多是战国至秦汉时期的遗存，直到东晋时期，纸张已发明并广为使用之时，简册的使命才基本结束。 3 造纸技术的发明，产生奇特的古书装订式样 纸质书籍取代竹木简牍这种旧的书写材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公元404年，东晋桓玄下令停止使用简牍以纸代之。但其实早在公元前一世纪西汉时期中国就已经有了纸张出现，即便到了公元二世纪初期，东汉宦官蔡伦改进了造纸方法，简帛使用也并未衰减。《后汉书·蔡伦传》中提到“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 纸张抄写书籍相比简册缣帛，轻便而价格低廉，利于大量生产和流传，也为书籍编纂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魏晋南北朝时期，敦煌、吐鲁番地区出土的古代写本形式，印证了书籍由编连的简册过渡到纸张装裱的卷子和册页。魏晋时期玄学盛行，学术上相比前代更富有独立的思想和批判的精神。 纸被广泛应用于书写，演变成今天可见的书籍形式。我国古代的纸本书，基本经历了卷轴和册页两个阶段。最初的纸质书籍是以卷轴装帧方式呈现的。“卷”本是一卷竹简和缣帛的数量单位，当纸被广泛应用于书写之时，卷书的传统被保留了下来。卷轴由卷、轴、缥、带组装成，轴多用细木棍制成，其中珍贵卷轴也有采用象牙、玉、琉璃等薄片镶嵌在轴的两端。这种卷轴装的书籍装帧自东汉末年开始被广为使用，在隋唐时代盛行，至今仍旧被用在书画作品和古卷手稿等的装裱中。 折叠装在唐代广泛盛行，这种装帧方式翻阅时成折叠状，合起来像一本长方形的书本。折叠装由卷轴装演变而来，是对书籍装帧技术的一种改进。就是把卷子按相同尺寸左右反复折叠，形成长方形的折子样式，最前和最后一页分别称为封面和封底，用薄而硬的板子护已。在唐代许多佛教经典书籍以这种装帧形式被传阅和保存，故也称为“梵夹装”和“经折装”，现今一些佛教经典、碑帖和画册等依旧保留这种装帧形式。 后人去掉了封面、封底的板子，用长纸作底，再以同等尺寸，一定比例的纸，首页全裱于卷首，自次页起向左逐页鳞次相错贴在底纸上面，阅读时从右向左逐页翻阅。收藏时自右边卷首向左卷尾卷起，利于保护书页。如故宫博物馆的唐朝五彩鸾手写的《唐韵》。旋风装是我国书籍由卷轴装向册页装发展的早期过度形式启迪。 为适应书籍数量与日俱增，发明了印刷术，书籍形式出现蝴蝶装。蝴蝶装就是将印有文字的纸面对折叠起来，再以中缝为准，将折逢无字面上浆后用书皮纸粘裹。这种装帧方式使得书籍在书脑粘于书背上翻阅。版心向里，书页向两侧展开好像蝴蝶展翅，故称“蝴蝶装”。这种装帧方式无纸捻订穿线书籍易散页，阅读时翻两页读一页十分不便，多适用于整页的画谱或图谱一类。因此除宋元时期的旧刻本多以这种装帧形式出现，后世逐渐被淘汰。 元代改进蝴蝶装，由包背装所取代。张铿夫在《中国书装源流》论述“盖以蝴蝶装式虽美，而缀页如线，若翻动太多终有脱落之虞。包背装则贯穿成册，牢固多矣。”包背装与蝴蝶装不同之处，是将有字的纸面折在外面，版心作为折口，也就是书口向外，书脑处用蚂蟥攀紧固，书背用书面纸包裹，因而被称为“包背装”。这种装帧方式一直流行至明朝中叶，明代的《永乐大典》、清代的《四库全书》。 明朝中叶，开始盛兴我国传统书籍艺术演进最后的装帧形式，线装书开始出现，他是从被包装演变来的，这是古籍装修中普遍使用的一种装帧形式。线装书在折页方面，与包背装完全相同，以纸正折，版心外向但与包背装不同，线装书册上下各一张书皮，作为封面封底，与书背戳齐后，在书脑上凿孔，用线传订。这种装帧方式是中国传统的装订技术史上最大的进步，便于翻阅而不易散破，即便散破易于重装。当前线装书人在流行。 4 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书籍广泛传播 雕版印刷术的发明，起源于古代人们需求大量复制的文本，需要阅读书籍的知识分子多是贵族阶层，他们有足够的财力物力以及时间来进行读书和写作。公元三世纪佛教、道教盛行，中国早期科学思想启蒙的道教，在之后的数百年里影响了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对宗教文学的大量需求，使得复制文本的印刷术得到空前发展。 印刷术发明之前，复制文字的方法除了以毛笔抄写，亦有用机械起居来代替书写的方式。其中金文以模型铸造，陶文以印章压盖、模型塑制或刻画，玺印镌刻于金石之上，还有方钤于缣帛与纸上的印文。文字复制及拓印的技术奠定了印刷术发明的基础，造纸技术也为印刷术的发明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宋代庆历年间毕昇发明的胶泥活字印刷术，是印刷术的重大变革。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以粘土每字刻一印，以火烧硬，以活字排列在装有药品的铁板框内，将药品溶化活字平整后即可印书。到十三世纪末元代王祯以《农书》卷二十二“造活字印法”记录了木质活字印刷的资料。清代也曾用枣木刻成二十五万三千五百多大小活字，印成《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一百三十八种，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用木活字印书。 公元1340年元六年湖北江陵資福寺刻印无闻和尚的《金刚经注解》，其卷首灵芝图及经注用朱砂、墨两色套印。明代万历年间安徽歙县所刻《程氏墨苑》版画色彩夺目。以后又有分色版的“饾版”一色一板，依次逐色套印，所印图画与原画相同，为后来套色复制品的印刷技术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书籍的装帧，最初以手写本的卷轴形式过度到册页。十四到十五世纪中叶以后，将封面与正文一起打孔穿线，订成书册，于是线装书成为雕版印刷书籍的主要装订形式，直到现在仍然在使用。 印刷术并没有改变书籍的形式、内容、材料及最初作者书写的意图。印刷术使得书籍的数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更能够便利阅读者布传广众于千里。 5 新时代数字化的图书载体--电子载体 微型袖珍本，我国古代有一种开本特小的书，称为“巾箱本”，謂之“巾箱”，小到可以藏入手中，常以自随。1984年7月2日《文汇报》报导，目前我国也正在利用激光全息超微技术把《人民日报》的一个整版缩微记录在一芝麻大小的光斑圆点里。在数字信息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信息传播经过以龟甲、竹简、布帛、及普及大众的纸为载体，数字化图书变得越来越适应当代人民的需求，数字化阅读日益受到人们的青睐。 早期的数字化图书被称为电子书，其概念来自于英文Electronic Book其与传统的Paper Book相对应，简称E-book。新闻出版总署的定义中，电子书是指将文字、图片、声音、影像等讯息内容数字化的出版物和植入或下载数字化文字、图片、声音、影像等讯息内容的集存储和显示终端于一体的手持阅读器。其代表人们所阅读的数字化出版物， 区别于以纸张为载体的传统出版物。电子书 通过数码方式记录在以光、电、磁为介质的设备中， 必须借助于特定的设备来读取、复制和传输 。 在以iPad为代表的平板电脑使得人们可以自由的搜寻自己希望阅读的书籍信息，阅读媒介的日常化和常态化，使得读者从阅读纯文字转向多媒体阅读方式，而手机作为一种通信设备终端的普及，拥有最庞大的用户群，且便于携带，更加符合人们倾向于随时随地接受碎片化信息的趋势。而互联网技术推广的经过2G、3G到4G的通讯业务，也使得人们获取信息和阅读的方式有了巨变。 在以甲骨、兽皮、竹简、布帛作为信息载体阅读的时代，人类的祖先根本无法想象其后代能够利用计算机、手机、电子阅读器等方式，以数字化编码的形式享受阅读的乐趣。在今天很多年轻业余写手通过手机发布自己的作品。以手机小说的受到了年轻人的喜爱，而数字媒体发布的杂志、报刊也以多元化的方式呈现在阅读者的各类可读终端上。手机、计算机、平板电脑等媒介上的数字信息也被各大图书媒体公司所关注，过去的2015年掌阅推出电纸书阅读器，腾讯强势推出了微信阅读，亚马逊也推出数字化阅读的包月服务。 从古至今的人们对于获取自己需要的信息的期望一直未变，各类供人阅读的书籍以各种方式交叠更替的出现在历史的长河中。尽管面临时至今日随着不断经济科技发展，人们阅读的方式不断变化，甚至充斥着各种诸如作者版权、媒体运营、数字化阅读“低头族”等各种问题，但人们对于书籍的阅读需求依旧。书籍作为人类文明的果实，依旧是人类贮存知识的宝库。热爱文化爱读书，不因历史书籍载体而变化，这才是人类传承优秀文明的重要力量。 作者简介 王淑文（1963-），吉林省长春市，吉林省文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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