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蒙兀儿斯坦政治秩序问题研究 |
| 范文 | 徐张峰+阿合玛热阿丽·特列克 摘 要：蒙兀儿斯坦是十三世纪初建立于我国西北地区成吉思汗系蒙古诸王统治的民族国家，自政权建立以来的三四年间历经多次政治动荡和社会危机，然而它却是蒙古系政权统治时间最为持久的部分。为了寻找蒙兀儿斯坦社会动荡以及政治秩序重建的原因，本文运用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相关理论，从“政治制度化与政治稳定”原理为分析框架。通过文献法、历史分析法，围绕蒙兀儿斯坦文武关系、传统价值、血脉认同、宗教权威和部落组织等多维度对蒙兀儿斯坦的政治制度化水平作出分析判断，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我国西北地区社会政治稳定和发展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蒙兀儿斯坦；政治制度化；政治稳定 1 导论 亨廷顿论述了政治制度化的内涵、衡量标准以及与政治参与的关系。他认为，政治制度化是指政治体系在组织上和程序上获得价值和稳定性的过程，它代表着“社会组织和政治秩序的力量”[1]。 1.1 背景与缘起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政治发展研究开始兴起并迅速发展壮大。政治发展理论代表学者亨廷顿认为，提高政治制度化水平是获得发展与稳定平衡的根本保障，亨廷顿著作意旨在说明政治参与的扩大没有高水平的政治制度化作为保障带来的只有政治动荡。 蒙兀儿斯坦历经蒙元帝国察合台兀鲁思和窝阔台兀鲁思、察合台汗国、东察合台汗国和叶尔羌汗国多个政权，在其发展过程中许多问题表现出的特征与亨廷顿论述的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遭遇极为相似：“种族冲突与阶级冲突日益加剧、暴力事件迭起、军人政变频繁、反复无常的领导人物执政并推行灾难性的经济政策和改革社会政策” 。但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国度，政权没有被内外各种势力彻底推翻，而是不断的更替重生、绵延长达几个世纪之久。这样看似矛盾的现象究其原因必须进一步细致的分析蒙兀儿斯坦各个时期政治制度化水平与政治参与扩大的互动关系。 1.2 研究意义 研究蒙兀儿斯坦政治制度化与政治稳定的问题意义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对当代的西北地区的社会治理提供指导经验。由于我国西北地区在内的中亚独特的地缘战略地位，对我国“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十分重要影响。今天我国西北地区社会环境与十三世纪中叶蒙兀儿斯坦的地缘政治、宗教格局、民族分布等有着极为相似的条件，对蒙兀儿斯坦的政治参与和政治稳定的研究，成为当代的西北地区的治理提供的以史为鉴的理论和实践的指导经验。 2 蒙兀儿斯坦政治现代化评述 日本京都大学杉山正明教授的回答是：“拥有‘蒙古归属感为共通项目并以欧亚大陆规模扩张形成多层次同心圆的人类漩涡。”[2]成吉思汗于1227年伐西夏崩于六盘山，“其留下的庞大帝国则在时空两个方面都能继续运行达一个多世纪之久，它的某些部分甚至存在了更长时间。”[3]蒙古大汗创建的蒙古汗国是如何得以维系数百年之久的政治秩序。 他认为：“要保持政治安定，就必须在政治参与发展的同时，一个社会政治制度的复杂性、自主性、适应性和内聚性也必须随之提高”。即有序的政治参与和高水平的政治制度化是一国政治稳定的基石。由此，我们从政治参与的扩大（政治现代化）角度来分析蒙兀儿斯坦前期即蒙元帝国察合台系和窝阔台系兀鲁斯政治秩序的建立与嬗变以及政治制度化角度来分析蒙兀儿斯坦后期即察合台汗国、东察合台汗国和叶尔羌汗国初期获得政治稳定的过程。 根据亨廷顿的观点，判断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政治现代化的进程可以从权威合理化、结构离异化和大众参政化三个方面入手，所以，从下文中将从这三个标准去分析蒙兀儿斯坦初期的政治现代化（政治参与）。 2.1 从权威合理化角度判断蒙兀儿斯坦政治现代化 政治现代化涉及权威合理化，并以单一的、世俗的、全国的政治权威来取代传统的、宗教的、家庭的和种族的五花八门的政治权威。蒙兀儿斯坦初期的历史就是蒙元帝国的发展史。因此，我们研究蒙兀儿斯坦政治秩序就是研究蒙元帝国的政权秩序建立的进程。尤其是察合台系和窝阔台系兀鲁思的政治秩序的建立与获得政治稳定的进程。帝国的扩张、不同的地方由不同的人受任治理，最高權力就越需要防止不和与分裂。就此而言，游牧社会的某些传统的制度具有特别意义的意义，并顺应新的需要得到调整和加强。所以，游牧民族古老的政治制度‘忽里勒台，较之以前更加重要.它成为蒙古精英、宗王和贵族按照古老的传统和习惯处理重大国事的真正大会。 权威合理化意味着政府是人的产物而不是自然或上帝的产物，秩序井然的社会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来源于人的最高权威，对现存法律的服从优先于履行其他任何责任。成吉思汗下命颁布了札撒和训令，其中关于杀羊的方法在蒙古《大札撒》中的规定与河中地区穆斯林群众的宗教传统不一致，为此察合台汗对于杀羊不符合札撒精神的行为的人们处以极为严厉的惩罚。多桑在其《多桑蒙古史》中记录：“其杀所食之动物，必须缚其四肢、破胸、入手紧握其心脏；如仿穆斯林杀牲者，则应如法杀其人。”[4] 2.2 从结构离异化角度判断蒙兀儿斯坦政治现代化 具有特殊功能的领域———法律、军事、行政———从政治领域分离出来，设立有自主权的、专业化的但却是政治的下属机构来执行这些领域里的任务。成吉思汗时期蒙古军队结构中一个新的特色是‘探马军（tamma）制度。探马军原来是根据大汗朝廷命令建立的，目的在维护对被征服地的控制。地方行政的关键制度之一是达鲁花赤（darughachi），这一制度在内陆欧亚所有蒙古统冶地区建立起来，掌握被征服领土……其主要职能逐渐发展成为驻札被征服地的主要行政官员，所以达鲁花赤的首要职责之一就是征收贡赋。 各级行政机构变得更加细致、更加复杂并具有更加严明的纪律。官位和权力分配更多地根据实绩、选贤任能。 2.3 从大众参政化角度判断蒙兀儿斯坦的政治现代化 政治现代化意味着增加社会上所有的集团参政的程度，广泛的参政可以提高政府对人民的控制，社会成员直接参与政治活动并受影响。 察合台从大汗或者合罕处得到的封地仅仅是“媵哲”王室领地，民事权力由花剌子模人马合木·牙老瓦赤代其行使……包括括户和赋税课收等职责在内的军权则掌握在名为达鲁花赤或探马赤的蒙古官员手中。[5] 3 蒙兀儿斯坦政治制度化评述 亨廷顿认为，政治制度化是指政治体系在组织上和程序上获得价值和稳定性的过程，它代表着“社会组织和政治秩序的力量”。他认为，任何政治体系的制度化水平都可以根据其组织和程序所具备的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和内聚性四个指标来衡量。实现政治稳定的根本的途径在于调适政治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使政治具有扩大的政治参与所要求的制度化水平。同时，根据这种办法还可以测量出某一政治体系内部个别组织和程序在制度化方面的增减盛衰。 蒙兀儿斯坦后期不同于前期的主要差异性体现在察合台系与窝阔台系兀鲁思与蒙元帝国的隶属关系。这一时期自阿鲁忽（1260年）起至叶尔羌汗国初期蒙兀儿人被北部游牧民族赶出天山山脉止，主要特征是 察合台系兀鲁思摆脱了蒙古大汗的控制，成为若干个拥有独立主权的汗国。蒙兀儿斯坦在此时期才能说是具备的政治体系中组织上程序上获得价值和稳定性的过程。笔者才可能通过其组织和程序所具备的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和内聚性四个方面考察蒙兀儿斯坦政治稳定和政治秩序。 3.1 从适应性的角度来判断蒙兀儿斯坦政治制度化水平 适应性是衡量一个组织或者程序制度化程度的首要因素，组织或者程序的适应性与制度化的水平成正比例的关系，即适应性越强，制度化水平越高，适应性与环境挑战和时间考验成正相关性，即一个组织承受环境的挑战越多，经历的考验越久，则越具有适应性。一般来说，年轻的组织比古老组织更具有僵硬性的特征。因此，一个组织或程序的适应性一般从时龄、代龄和组织功能来衡量。 3.1.1、从时龄角度来衡量 如果将蒙兀儿斯坦各时期政权看作一个特殊的组织，就蒙兀儿斯坦的政权的时龄来讲，从察合台系兀鲁思与窝阔台系兀鲁思的分封始于1227年，终于叶尔羌汗国初期，历时四百多年。相较于其他蒙元帝国兀鲁思所面临的环境的挑战和时间的磨练是非常持久的：其中伊利汗国（1256～1335年）、钦察汗国（1242～1502年）和元朝（1271～1368年）政权的时龄均在一两百年之间。由此可见，蒙兀儿斯坦政权经历的考验越久，承受环境的挑战越多，其政权组织与程序的制度化水平越高，也就越具有适应性。 3.1.2、从代龄角度来衡量 蒙兀儿斯坦政权与其他兀鲁思政权的代龄也同样印证上诉结论：蒙兀儿斯坦政治的组织和程序的适应性较强，其政治制度化水平较高。通过蒙兀儿斯坦由大汗的从属国到独立主权国（1227～1271年）近半个世纪的时间跨度上的代龄进行对比，蒙兀儿斯坦先后历经历七位诸汗的统治。 同时期的钦察汗国历五位诸汗。一个组织越是能够不时的解决和平接班的问题，领导层越是能够不断地更新，其制度化程度就越高。正是蒙兀儿斯坦政权领导人的更迭和相互取代，能在其组织和程序的制度的适应性上有所作为。同时，蒙兀儿斯坦政权的代际更替有一些值得注意的重要细节，更能说明在某些情况下，特殊的经历会取代时间的作用。 通过代龄判断一个组织或者程序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每一代领导人的和平过渡，蒙兀儿斯坦政权由阿鲁忽取代摄政八年的哈剌旭烈兀遗孀倭耳干纳，其后双方议和的结果是倭耳干纳与阿鲁忽结为夫妻。1266年阿鲁忽死后，倭耳干纳立其与哈剌旭烈兀所生之子木八剌沙为汗。这样一种同一代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联姻不仅化解了武力夺权的内耗，而且通过双方的政治妥协平衡的组织和程序上的各方冲突，势必进一步增进了蒙兀儿斯坦的政治组织和程序的适应性，提高的政治制度化水平。 3.2 从复杂性的角度判断蒙兀儿斯坦的政治制度化水平 组织越是复杂，其制度化水平越高，复杂的政治体系能够对环境变化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和自我更新、自我调适的能力，因而其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活力。复杂性既包括等级上和功能上的组织的下级单位的增多，也包括各下级组织单位自身结构的分化。组织的下级单位越繁多复杂，越能获得并维持其成員对组织的忠诚。复杂性具有两个含义： 3.2.1、有数量庞大的下属组织 一个组织必须具有数量庞大的下属组织，从上到下、隶属明确、职责不同。蒙兀儿斯坦地处欧亚大陆中央板块，也是蒙元帝国的中央与各兀鲁思的必经之地，其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又有蒙兀儿斯坦政权统治之下有游牧民族和定居绿洲人民的宗教民族、生活方式、基层政治组织多种多样，正是有这样的特殊的历史条件和政治基因，使得政治组织和程序在创制之初就部门完善隶属明确，主要表现在蒙兀儿斯坦各政权的职官制度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军事官制，蒙兀儿斯坦政权体制上基本是游牧类型国家，游牧国家军事组织的最根本的特点就是兵民合一，部落、民族的首领平时治民，战时领军。这些部落和氏族的首领。 第二、宫廷官制，直接为汗室服务的官司特别发达，而且其官位显贵兴。 第三、汗庭行政官制，为削弱军事官员的影响力，强化大汗权利。兀鲁思別吉逐渐不在监管民政，同时一套汗庭行政管理制度也逐渐健全起来。 3.2.2、高度专门化的下属组织 这个组织不同意类型的下属组织各具高度专门化水平，形式多样的下属组织。我们通过蒙兀儿斯坦两个重要的政权察合台兀鲁思和窝阔台兀鲁思政权的分析来说明： 察合台从成吉思汗那里分得了“自畏兀儿地起至撒麻耳干和不花剌止”[6]的封地，花剌子模人马合木·牙剌瓦赤，他是蒙古朝廷直接派出管治河中地区的，并不听命于当地的察合台汗。不过察合台汗也有自己的一套权利系统，“他对大汗统治下的河中地区也并非不能施加影响，有时甚至可以行使管辖的。”[7]察合台汗的孙子阿鲁忽夺取政权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汗国，仍派遣马思忽惕牙剌瓦赤之子管制河中。加之除河中地区以外的游牧之地原有的组织、权力体系，察合台汗国必然有两套不同的行政管理制度，由此发展出各具高度专业化水平、形态多样的下属组织。 对比窝阔台封地在叶密立河流域均为草原游牧之地，窝阔台系兀鲁思权力体系是一个完全的游牧帝国权力体系。窝阔台系诸宗王“以文明化为异”，因而形成的结构相对简单的兀鲁思政权组织和程序。由此可知，比较原始和简单的传统的政治体系经常被彻底的摧毁。因此窝阔台系兀鲁思政权被察合台系后王轻而易举的推翻也是不足为怪的，它自身简单的政治组织结构葬送了它面对危机应有的应对能力。与此相反，蒙兀儿斯坦察合台系政权在经历种种危机和内外部势力的冲击仍能不断地顺应形势，正是这种能力成就了蒙兀儿斯坦历经蒙元帝国察合台系兀鲁思、察合台汗国、东察合台汗国和叶尔羌汗国，甚至是南亚次大陆的莫卧儿帝国都是它作为较复杂的传统政治体制能够适应新的环境和要求的表现。 3.3 从自主性的角度判断蒙兀儿斯坦政治制度化水平 自主性是政治组织和程序独立于其他社会集团以及其他行为方式的程度，它意味着发展适当的政治组织和程序，使之不仅仅只表达某些特定的群体的特殊利益，如一个政治组织沦为某个社会群体的工具，它便不具有自主性，也没有制度化。政治制度的自主性也是根据政治制度的独立利益和价值有别于其他制度和社会势力的利益和价值的程度来衡量的。自主性主要包括两层含义：一是独立于社会内部非政治性势力，包括家庭宗教民族社会势力，二是独立于社会外部的势力。 3.3.1、从蒙兀儿斯坦内部非政治势力来分析 第一、蒙兀儿斯坦绿洲或河中地区适宜定居进行农业生产，而高山峡谷地带适宜游牧，定居者较为富裕，物资比较充裕。对于草原游牧民族来说“他们过着纯粹的游牧生活在社会生产和生活方面对其他民族定居者有较强的依赖性。”[8]这种生活方式、地理差別导致频发的社会流动和社会冲突，这种社会冲突贯穿了蒙兀儿斯坦政权始终，进而冲突引致政治组织和程序功能和自主性的不断地交替往复。 第二、蒙兀儿斯坦不仅是一个多民族的政治集团，而且也是一个阶级和民族的矛盾较深的国家，蒙兀儿斯坦內部各部族之间有着较深的历史积怨和利益纷争，一方面直接导致了政治割剧，另一方面也是政治进一步维系绵延的动力。1842年《两个世界杂志》（Revue des Deux Mondes）就已指出：真正的自然疆界，并不是靠山川来决定的，而是靠语言、风俗、习惯、民族记忆等因素来决定的，因为这些因素才是民族的区别标准。 3.3.2、从蒙兀儿斯坦外部社会势力来分析 第一、蒙元帝国大汗的干预 “关于大汗汗位继承权的争执，和察合台汗国（特别是汗国东部）的事务紧紧地搅在了一起了；如果不随时提到大汗继承的争执，便不可能清晰地叙述察合台汗国的事务”[9]。“1241年，察合台死去，他在位14年。根据成吉思汗生前的决定，由察合台之子木阿禿干之子哈剌旭烈兀继承汗位。但是，到了1246年贵由继大汗之后，为了排除异已，以‘舍子传孙为非为由废黜哈剌旭烈兀，立也速蒙哥于察合台之位，并在各方面加强他的势力”[10]。“到了1252年，蒙哥继承大汗之位，又将这个察合台之第三子也速蒙哥废黜，重立哈剌旭烈兀为察合台兀鲁思的君主”。[11] 第二、其他政治势力的干预 八剌死后，“当时实际已是中亚宗王的窝阔台系汗王海都，在1271年把察合台汗国的汗位给予了另一个察合台后王捏古伯。此后，捏古伯也企图摆脱海都的控制，故在即位的第三年被海都处死”。1389年，异密·帖木儿打败了怯马鲁丁，同年禿黑鲁·帖木儿汗幼子黑的儿火者就派长子沙米查干前往帖木儿汗庭朝觐，并将其女儿塔瓦卡勒·哈尼木嫁给了帖木儿为妻，进行政治联姻活动。其后，“主政河中事务帖木儿后代米儿咱·速檀·卜赛因汗为牵制也先不花找回羽奴思装备人马，唆使其争夺汗位”。[12] 3.4 从内聚性的角度判断蒙兀儿斯坦政治制度化水平 一个组织越统一，越具有凝聚力，其制度化的程度越高，这种凝聚力产生的前提是一定程度上的共识与认同，对国家和政府来讲，这种内聚力来源于对国家的政治认同和对共同利益的共识。因此，对共同利益的共识和对国家、当前政府的认同是判断一个政治组织内部内聚力的主要依据。 从总体上看，蒙兀儿斯坦政治制度更多的表现出的是适应、复杂、自主和內聚性这些优点在蒙兀儿斯坦政治危机和社会冲突的表现出其自我更新、不断完善，从而使政治组织和程序能不断地跟上新的环境的需要。同时，我们也不难发现当蒙兀儿斯坦更多的表现为僵硬、单一、附属和离散性时，这样的缺陷在每一次的政治斗争和政治动荡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正因为特有的历史传统和长期的政治周期性的不稳定，最终在北方准噶尔部落和西部玉茲部落的双重冲击下蒙兀儿人和蒙兀儿斯坦政权退出了天山山脉，终结于喀剌昆仑山北坡的叶尔羌汗国。 4 讨论与分析 如果想要确切地理解蒙古系游牧政权，不但理解它的重要的本质，而且也能明了它的深刻矛盾。社会生活中特别重大的矛盾对时代的道德有特别深远且深沉的作用力，促成了许多重大的抗横现象。 4.1 生活方式：游牧与定居 成吉思汗堅持不为私利牺牲游牧理想的基本原则，一生保持对游牧文化理想的忠诚，抵御定居文明的诱惑。十三世纪中叶，察合台兀鲁思政治生活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统治不同地区的察合台后裔之间的冲突逐渐的增加。早在木八剌沙和八剌时期，一些宗王就企望与河中地区定居建立稳固联系。因此，木八剌沙从七河地区迁到阿罕迦兰谷地，而八剌最初移驻石汗那，并于1266年在那里被选为王。相反，以海都、牙撒兀儿和不赞为首的强大军事游牧贵族集团崇尚游牧生活方式，反复侵袭察合台兀鲁思的定居地区掠夺人口、烧毁城乡。“怯柏汗统治时期，他将行宫从传统的草原地区迁到有着繁华的商业和以农业为主的河中地区，这反映了蒙古汗王从游牧到定居的转变。这次历史性的转变，使汗国内部本已存在的主张定居和主张游牧两大派间的矛盾更加的尖锐，特别是汗国东部从事草原游牧生活的那部分蒙古族，与河中地区汗室的离心力越来越强。”[13] 游牧帝国分裂根源是：由于生产能力脆弱，因而经济状况不能长期稳定。这种经济上的分散性、脆弱性和不稳定性，反映在政治上便是组织松散，政权难于长期巩固，国力忽強忽弱、骤兴骤衰，而各部分的努力也容易脱离领导中心，形成各霸一方的局面。由于迁徙无常，控弦士马流动性很大，加以统治阶级的操纵，故当其强盛时容易向外扩张，但当领土辽阔时，由于缺乏紧密的经济联系和严密的政治组织，因而最高首领对各部势力往往鞭长莫及，分裂局面尤其易于出现。 4.2 “札撒精神”与不长住文明之地 草原上蛮族统治者所犯的典型错误：这些蛮族统治者一旦建成有效的游牧部落联盟，就按捺不住入侵北部中国并在那里安家立足。拉铁摩尔认为：这些事情的后果一般都造成的草原上的权力真空。下一游牧领袖会及时填补真空，并形成一个新的联盟，于是就轮到他入侵中原并驱逐其前的统治者。 关于人的本质，十八世纪爱尔兰哲学家埃德蒙·伯克有这样的论断：“人的本质依赖于情感而不仅仅是理性方面的启发和教导”。即使是认为造物主隐藏于一根芦苇中的祖鲁人也认为世界是由一种外部力量所创造的。 “对一般男女而言，选择集体认同并不像选鞋子，一只能穿一双。他们可以同时对各种类型的主义或原则投入強烈的情感认同，并对之誓死效忠。他们同时关心生活各个层面，至于会在什么时候采用哪种认同，就得视环境而定。”[14] 5 结论与建议 5.1 提高政治制度化水平，构建高度制度化的管理组织和程序的社会 亨廷顿认为经济上发达地区在进行现代化的同时，往往会在很大程度上引起社会上各种社会势力集聚化和多样化。社会紧剧变革、新的社会集团被迅速动员起来卷入政治，而同时政治体制的发展却又步伐缓慢。最终造成政治制度化水平落后于经济发展，缺乏对现化化的适应能力以致引发政治不稳定。这意味着我国在推进欠发达地区现代化进程的同时也必须积极的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形成发达的政治体系进而缓解新兴集团的冲击，保护政治体系的自主性为进步发展和实现持久稳定奠定是良好的基础。 5.2 提升政治现代化水平，稳健地扩大民主政治参与 亨廷顿把衡量和区分现代化国家和传统国家的最重要的标志是：人民通过大规模的政治组合参与政治并受政治的影响。他认为，在政治现代化水平不高，不能有效地吸收和融合参与的力量的情况下，过分的政治动员会导致参与要求远远大于参与的满足，而引发政治动荡。他的这一观点对当下我国欠发达地区的现代化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托克维尔在解释法国大革命时所说的：“这种持续稳定增长的繁荣并沒有使人民乐其所守，却到处都滋生的一种不安定的情绪。”[15]这些都说明政治现代化中的政治参与是维护政治稳定的必经之路，是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的制度保障和必要条件。 5.3 维护中央政府的权威，增强人们对于所處政治共同体的高度认同感 詹姆斯·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五十一篇〈致纽约州人民〉中提到：在组织一个人统治人的政府时，最大的困难在于必须先使政府能够管理被统治者，然后在使政府管理自身。毛泽东同志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便领导全国人民……有系统的和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国防的建设工作。实践证明，秩序井然的社会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来源于人的最高权威，来源于人的单一的世俗的全国的政治权威来取代传统的宗教的家族的和种族的五花八门的政治权威。 参考文献 [1][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08. [2][日]杉山正明.游牧民的世界史[M].黄美蓉译.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4. [3][英]博斯沃思，[塔]阿西莫夫.中亚文明史（第四卷）[M].刘迎胜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10. [4][瑞典] 多桑.多桑蒙古史[M].冯承钧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3. [5][英]博斯沃思，[塔]阿西莫夫.中亚文明史（第四卷）[M].刘迎胜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10. [6][伊朗]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M].何高济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7]王治来.中亚通史（古代卷）[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7. [8]孙振玉.论察合台后王皈依伊斯兰教以及新疆地区伊斯兰化的完成[J].西北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1）：101-106. [9]E.E.Oliver. The chaghatai Mughals[J].Science.1998，20（5359）：2063-2064. [10]拓和提·莫扎提.中世纪维吾尔社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11][伊朗]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M].何高济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12]田卫疆.东察合台汗国地域范围及其变迁考释[J]. 新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1992，20（4）：101-106. [13]田卫疆.东察合台汗国建立史实钩稽[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89，（1）：101-106. [14][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M].李金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15][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M].冯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作者简介 徐张峰（1988-），男，江苏如皋人，管理学硕士，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阿合玛热阿丽·特列克（1997-），女，哈萨克族，新疆奎屯人，管理学学士，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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