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浅析前蜀王建墓的两次发掘 |
| 范文 | 摘 要：始于1942年发掘的前蜀王建墓，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经科学发掘的帝王陵墓。作为前蜀王建墓的发现者，发掘主持者以及后续田野报告的编撰者，冯汉骥先生功不可没。先生耗费20余年心血撰写的《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至今仍为历史时期田野考古报告的经典之作。本文以王建墓第一次发掘期间田野方法上的争论为切入点，结合冯汉骥与吴金鼎先生的教育背景对上述争论做了说明。并对民国时期考古学界的部分海归人士做了梳理。 关键字：王建墓、冯汉骥、吴金鼎、史语所 前蜀王建墓位于成都西郊老西门外，为十国前蜀高祖王建的陵墓，在发掘清理前被误认为是汉司马相如的琴台。1940年秋因琴台下挖建防空室，永陵被冯汉骥先生首次发现，然而当时无力发掘，先生便请当局将其封闭。至1941春，前四川博物馆成立后，方由先生等着拟定发掘工作，并于1942年9月15日开始第一次发掘工作，至同年11月底结束；第二次的发掘工作，则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共同组织的“琴台整理工作团”开展，以吴金鼎先生领导发掘，冯汉骥等人参加，于1943年3月1日再行开工，至同年9月结束。 关于王建墓的两次发掘，徐坚曾做过下述评述“第一次发掘时，由于未知原因，冯汉骥采取了淘洞直入的方法。在墓室北墙正中凿出1米宽，2米高的洞门进入，并且沿此线进入墓室，但不久即发生坍塌而导致发掘终止。即使在20世纪前期，这种不顾周围环境，挖坑直入的发掘方法也很难被当成发掘墓葬的适宜之法。第二次发掘中，吴金鼎改用全面揭露的方法，其发掘过程自前门开始，清理淤泥及南拱门，然后进入内室。从田野发掘的角度而言，第二次的关注视野显然比第一次的宽泛而缜密，科学性也有显著增加。但是，遗憾的是由于发掘报告经冯汉骥系统编辑，因此吴金鼎如何处理王建墓的更多细节，如同他在城子崖的田野工作一样，已经不可辨识了。” 针对徐坚先生的评述，就田野方法而言吴金鼎先生所秉持的全面揭露法較冯汉骥先生先前采用的探洞法更为优越，这是不争的事实。而徐坚对冯汉骥先生田野方法的所做的评述又是否客观呢？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冯、吴二位先生发掘方法的差异呢？从冯汉骥、吴金鼎两人的教育背景看，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 冯汉骥先生早年毕业于教会创办的私立武昌文化大学图书馆专科，先后任职于厦门大学图书馆、浙江大学文理图书馆。后于1931年赴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人类学系深造， 1933年转入宾夕法尼亚大学人类学系学习， 最终于1936年在宾大人类学系获博士学位。1936年末，冯汉骥先生应李济先生的邀请，拟归国筹建中央博物院人类学研究所，但因抗战爆发，中央博物院内迁及机构裁并等因素，未果，后先生受聘于四川大学。 从先生的早先研究成果来看，其在美国所接受的训练是以人类学为主的，关于考古学应与李济先生一样，只接受了一些理论上的培训。先生归国初期，是以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三者并治而以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为主的，并不专攻于考古学。而在前蜀王建墓发掘之前，冯汉骥先生可寻的田野考古经历仅为1938年暑期于汶川雁门乡发掘清理了一座石棺葬。因此对于冯汉骥先生而言，承担中国历史上首次帝王陵墓的发掘任务，似乎有些沉重。 反观吴金鼎先生，作为李济在清华研究院时期唯一的考古学研究生，他的田野经历在那个时代的中国，格外的耀目。吴金鼎先生早年因对山东省龙山镇城子崖遗址的调查与发掘，确认了介乎仰韶文化与小屯文化之间的“黑陶文化”，而被尊称为我国“黑陶文化”的发现者。其后又参与了安阳殷墟的第4与第6次发掘。1933年入伦敦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博士，同年冬季参与英国埃及考古学泰斗彼特里教授在巴勒斯坦的发掘工作。1938年回国后，在西南地区开展了长达5年的田野工作，期间对大理苍山洱海地区史前遗址的调查与发掘，为西南考古奠定下基础，完成了建国前少有的区域文化谱系的构建。 有关吴金鼎先生的田野经历，应特别注意殷墟第4次发掘，此次发掘采用了李济先生“整个的翻”即全面揭露的方法，虽因经费和时间的限制，未能坚持，但此种发掘方法为史语所继承，殷墟的第13至15次发掘，便是在第4次发掘方法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后实施的。吴金鼎先生在清理前蜀王建墓时采用的全面揭露的方法，应是受到了殷墟发掘的影响 通过对冯、吴二位先生教育背景与田野经历的梳理，我们不难看出，在王建墓的发掘阶段，吴金鼎先生的田野水平要远高于冯汉骥先生。但在缺乏发掘相关材料的背景下，我们并不清楚冯汉骥先生在发掘时是否受到了经费、用工等客观因素的制约，从而导致了两者发掘方法的差异。 吴金鼎先生就职的史语所，在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无疑是考古学的主流机构，其人员的教育背景在当时的考古学界具有代表性。陈洪波先生将其划分为留洋派与本土派两类。其中留洋派又可细分为留美与留英，前者以李济与梁思永先生为代表，后者则以夏鼐及吴金鼎先生为代表。 李济先生与冯汉骥先生的教育背景相似，用李济先生在西阴村考古发掘学术演讲上的话来说便是“我们考古的都是半路出家”。他们在美国接受了系统的人类学训练，对考古学应该只有理论上的认识，缺乏田野经验。梁思永先生则是个例外，正如前文所言，他是中国1938年之前唯一经过西方专门训练的考古学家，在哈佛长达7年的留学生涯中，受教于祁德，并参加了其在美国西南部主持的田野发掘，学到了一些田野方法，其中就包括全面揭露的概念。以及对中国考古学影响极大的依土质土色划分地层的发掘方法。 李济与梁思永先生的留学经历要明显早于夏鼐与吴金鼎。他们都是通过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进入哈佛深造的，但当时世界考古学的中心无疑在英国，新的理论和方法也在孕育发展中。从美国考古学界能学到多少东西，李济、梁思永恐怕是心知肚明的。李、梁等人虽然对欧洲考古学界的详情不甚了解，但对大势还是清楚的。因此在对史语所后辈出国留学的方向上，无一例外的选择了英国。田野经历极其丰富又在英国接受了系统考古学训练的吴金鼎先生，在王建墓的出色表现便在清理之中了。 此外有关王建墓的发掘还有三个值得注意的细节。 首先是王建墓发掘处于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国防工事的兴建，直接导致了永陵的发现。而抗战期间内迁至西南的众多学术机构——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以及营造学社等为王建墓的科学发掘提供了保障，可以说王建墓的发掘是一项集体成果 其次便是王建墓发掘中的小插曲，当墓室开启时， 外界谣传墓内有大量的財宝， 引起了黑社会徐姓头目的觊觎， 派出武装匪徒企图进行抢劫， 竟将冯汉骥先生捆绑拷打半天一夜，并损坏了大量的文物。冯汉骥先生的境遇反映了20世纪前半期中国考古学者在混乱社会秩序下的艰辛。史语所在殷墟的前几次发掘，便屡受战乱影响，李济与董作宾两人在发掘过程中便不止一次的由于军阀混战从安阳匆匆逃回了北平，即便是战乱基本结束后的发掘，也备受土匪的骚扰，武装护卫则成了发掘工地的常态。先辈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下，对考古工作的坚守不得不令人敬佩。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王建墓发掘完成后资料的归属问题，这批资料在田野工作完成后转入了冯汉骥先生手中整理，并被保存于四川省博物馆，这固然与吴金鼎先生兴趣不在其中有关。但也反映了中央和地方在考古活动上的不断磨合，早先史语所在安阳殷墟的发掘，因资料的归属与河南政府进行了激烈的博弈，并几乎被逐出河南省。其后在山东的发掘，吸取了殷墟发掘的惨痛教训，与山东省政府合组了山东古迹研究会的新机构，在此基础上联合开展，山东政府虽在名义上拥有发掘文物，但在实际工程中，文物基本被史语所运走。而在王建墓的发掘中，我们观察到了不同于河南与山东的归属模式，这固然与王建墓的第一次发掘为四川本土考古学者领导有关，但也反映出了中央与地方在合作开展考古活动中的日益成熟。 王建墓的发掘过程较为波折，由冯汉骥先生承担的首次发掘，在田野方法上多少有些失误，但经各方努力，最终完成了中国历史上帝陵的首次科学发掘。其后20的余年中，冯汉骥先生为王建墓的研究倾注了大量心血，最终于1964年出版了《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为这场发掘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注释 1.关于琴台与永陵，冯汉骥先生曾做过详细的考证。冯汉骥：《相如琴台与王建永陵》，《冯汉骥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10月，第78至85页。 2.徐坚：《暗流—1949年之前安阳之外的中国考古学传统》，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88至89页。 3.冯士美：《回忆先父冯汉骥》，《长江文明》，2011年第2期，第32至33页。 作者简介 张寒冬（1992—），男，硕士，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先秦考古 |
| 随便看 |
|
科学优质学术资源、百科知识分享平台，免费提供知识科普、生活经验分享、中外学术论文、各类范文、学术文献、教学资料、学术期刊、会议、报纸、杂志、工具书等各类资源检索、在线阅读和软件app下载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