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略论“南海Ⅰ号”出水军持 |
| 范文 | 摘 要：军持系外来器型，名称即是梵语音译。[1]过去有关军持的研究主要分两种：一、军持作为宗教用器，与佛教东传息息相关，传入我国后逐渐迎合本土文化，变得多样化、世俗化、普及化。[2]二、自宋、元伊始，军持成为重要的外销瓷之一，通过海上丝路贸易到南洋各地。[3]目前军持发现于多种类型的遗址中，而“南海Ⅰ号”军持的特殊出水环境，对军持类型演变研究有着重要的标尺作用，本文就结合相关研究成果，试图探索“南海Ⅰ号”出水军持承载的历史信息和文化内涵。 关键词：“南海Ⅰ号”；军持；外销瓷 “南海Ⅰ号”沉船遗址出土数量惊人的遗物，包括大量宋钱，2016年公布的最晚年号为南宋高宗的“绍兴元宝”，而整理2017-2018年度发掘出土铜钱时，发现更晚年号“乾道元宝”，此外船舱内出土“丙子年”肩款的酱釉四系罐，据“南海Ⅰ号”考古项目现领队之一孙键先生考证，“丙子年”在南宋出现过三次，分别为公元1156、公元1216和公元1276，而孙键先生认为1216的可能性更大，[4]即这艘船沉没的时间为南宋中晚期，其间出水军持的年代也可以定在南宋。 1 “南海Ⅰ号”军持的出土情况和形制 截止2018年初“南海Ⅰ号”遗址共出水两件军持，其中一件尚未公布具体形制。已公布的白釉印花仰莲纹军持，[5]其形制同德化盖德碗坪仑宋代窑址采集的3件军持基本一致，长颈，平底，流附在肩腹之间，青白釉，底部及内腹壁无釉，颈部有两道凸弦纹，下腹壁印仰莲瓣纹。[6]发掘者初步判定“南海Ⅰ号”的这件军持属德化系，且遗址中出土军持器盖，但难以判断两者间的关系。 “南海Ⅰ号”出水的这件军持为直颈，与当时德化主流弧颈侈口的风格迥异，反而是在磁灶窑出土过一件颈部较直的军持，其口部起棱的做法，似乎是磁灶系做法，这可能和工匠集团流动、技术传播有关。它的主体装饰工艺稍显繁复，是目前所见同期、同类器物中最独树一帜的，纹饰总共分五个单元，上腹饰以枝叶纹，其上再以卷叶纹间隔颈部；下腹饰以卷云纹，用两道弦纹分隔开其下的仰莲纹；流上半部饰一道凸弦纹的做法也显得别具一格。通过对比，发现其仰莲纹莲瓣较小，和同时期德化军持装饰莲瓣占据下腹的做法不同，有学者认为军持装饰仰莲纹是受佛教因素影响的表现，[7]但在瓷器上装饰仰莲纹的做法较常见，龙泉窑瓷器许多都在下腹部装饰莲瓣，德化青白釉喇叭口瓶、青白釉粉盒也有装饰仰莲纹的类型，且并非所有军持都遵循这个做法，因此这种说法有待商榷。 2 陶瓷军持与佛教 目前所见陶瓷军持最早发现于江西新建隋墓，唐以后数量增多，但从出土数量和地点看，唐代军持数量较有限，传播范围和使用群体相对较窄。辽、宋时期，军持演变出多种类型，出土地点增多，分布范围变广，如河北定县净众寺、静志寺塔基、山西平定寿宁寺地宫、辽宁南塔地宫、北京冶仙塔基、净光寺舍利塔基等，此外包括诸多辽墓中也有发现。有的学者认为静志寺塔基出土带“官”白瓷净瓶可能时代在晚唐至五代。[8]此间军持的发现主要与佛寺、僧侣相关，表现出浓烈的宗教色彩倾向。 3 铜制净瓶与道教 在四川地区多处窖藏发现铜质军持，如简阳东溪园艺场、江油县彰明公社窖藏，其中共出铜琮、铜净瓶、烛台等，广安县广福乡窖藏伴出一件鎏金宝杵法器，使人很自然的将其与宗教用器联系起来。尤其在江油彰明公社窖藏伴出的“天迎会”的印文，学者推测这是当时道教“以灵宝为万法之枢纽”的做法相关。[9]因而无论是出土于佛寺地宫、塔基或窖藏的军持都与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也即是说到宋代，军持的宗教性质并未削弱，反而被多种宗教体系所采纳，这在后来东南亚地区皈依回教后仍使用军持上可以得到证实。[10]另需注意这些铜制军持造型上都更接近唐五代至北宋军持（净瓶）的形制，与南宋以后的造型有所区别。 4 白瓷注壶与南宋军持 叶茂台辽墓出土的白瓷注壶[11]一改唐代笨重丰腴的体态，烧白瓷的技术可能源自定窑系，造型外观则是自我创新，可能出于实用性的考虑且能增大器物容积，也有可能是不同时代和地区造型艺术追求上的差异。通过对比发现，叶茂台与其它几座辽墓出土的白瓷注壶（净瓶、军持）的形制，与南宋到元期间典型军持造型最为接近，然而其间是否存在联系，还有待更丰富的发现加以佐证。南宋军持形制与前代相比，给人以较大的割裂和突变之感，南方军持造型，如果能与辽墓出土的净瓶联系起来，军持发展演变会显得更为合理。 5 小结 “南海Ⅰ号”出水的军持确有作为实用器的可能性，但它与直接出土于佛寺地宫、塔基的军持不同，它的出土环境会让人产生多种推测：随行僧侣携带、船工用器或外销产品。由于其出土于沉船遗址中部区域，层位属于晚期海泥沉积层，接近船货舱位置，使人更倾向于认为它同沉船遗址中其他船货一样，乃是外销产品之一，“南海Ⅰ号”现发掘领队之一的孙键先生也持此看法。而且在当时东南亚各国对军持的使用中，无论之于佛教还是伊斯兰教信徒，应该还是带有强烈宗教性质的。 这件军持属中国制造的性质毋庸置疑，因为它是在随“南海Ⅰ号”出海后不久便沉没于我国南海海域，不同于泉州湾海船上出土的两件软质陶军持，曾一度被怀疑是从东南亚带回来的产品。[12]且“南海Ⅰ号”出土军持不仅从制作工艺上有明显的指向性，其共出瓷器也都可以明确窑口或窑系，结合乘船的年代，可构建船货的相对年代。把其中出土的军持置于大的历史框架内看，纵向上有别于唐五代乃至北宋军持的造型，横向上区别于国内或海外其他地区发现的军持，可以推测南宋时期这类造型的军持是首先在我国出现，并开始批量生产，然后作为外销瓷以远销海外。在销售的过程中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迎合当地民族心理，如装饰一些当地人喜欢的图案或颜色，不过作为文化交流的实物载体，其浓郁的中国传统风格却是无可取代的。 当然，器物研究不能局限在器物形态的转变之上，还应该关注人们的生活和历史事件相互结合起来，这样才能真的透见事物背后的信息。[13]在部分唐宋诗词里也有提及军持的句子，多是描述如何用其汲水、饮水，[14]其次在少数普通唐墓中也出土军持，[15]这貌似体现了军持使用群体的逐渐扩大，不过就此推断其世俗化、普及化的进程还是稍微欠妥，但其作为外销瓷之一的重要性却不可置否。如“南海Ⅰ号”出土军持与泉州湾考古发现的诸多宋代窑址的相互印证，还有在许多沉船中都发现了军持，如“南海Ⅰ号”、华光礁和泉州湾沉船，[16]这些沉船的年代跨度较大，也从反向证实了军持长期以来作为重要外销瓷之一的观点，因此“南海Ⅰ号”出土军持作为商品的可能性极大。 参考文献 [1][2]丁鹏勃、夏德美.军持源流考[J].中国历史文物.2007（1）. [3]韩槐准.南洋遗留的中国古代外銷陶瓷[M].青年书局.新加坡.1960. [4]详见新闻调查.唤醒南海Ⅰ号.2018.4.21. [5]“南海Ⅰ号”考古队.“南海Ⅰ号”宋代沉船2014年的发掘[J].考古.2016（12）. [6]徐本章、苏光耀、叶文程.略谈德化窑古外销瓷[J].考古.1979（2）. [7]张亚林、徐艳丽.从军持造型的演变看设计的形式与功能[J].佛山陶瓷.2008（6）. [8]冯永谦.“官”和“新官”字款瓷器之研究[M].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84（10）. [9]谢明良.中国陶瓷史论集[M].美术考古丛书7.台北.允晨文化.2007. [10]徐本章.略谈德化窑的古外销瓷“军持”[J].古陶瓷研究.1982（1）. [11]冯永谦.叶茂台辽墓出土陶瓷器[J].文物.1975年（12）. [12]福建省博物馆、泉州湾宋代海船发掘报告编写组.泉州湾宋代海船发掘简报[J].文物.1975（10） [13]陈胜前.历史文化考古的理论反思：中国考古学的视角[J].考古.2018（2）. [14]郝丽君.中国古代的军持[J].大众考古.2015（8）. [15]石家庄地区文物研究所.河北晋县唐墓[J].考古.1985（2）. [16]刘爱虹.华光礁Ⅰ号沉船出水陶瓷器概览[J].文物天地.2017（6）；福建省博物馆等.泉州湾宋代海船发掘简报[J].文物.1975（10）. 作者简介 高永川（1994—），男，蒙古族，贵州省大方人，成都市武侯区四川大学考古学专业硕士，研究方向：秦汉至元明考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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