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唐代西南地区铜材的使用方式与社会经济 |
| 范文 | 摘 要：西南地区的矿产资源丰富，种类齐全，且含量较高；自秦灭巴蜀、汉武帝经略西南夷以来，西南地区经济的开发，很大程度上就是对西南地区矿产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唐代高度发展的经济，离不开其对矿产资源的利用，更离不开西南地区的矿产资源的支持。所以，研究唐代的铜矿资源开发、利用情况，有利于全面的反映当时的社会面貌。本文试图从考古所见铜资源的利用出发，结合文献记载，以西南地区为研究对象，对唐代西南地区的铜产品、铜矿做梳理，并探讨其与唐代社会经济的作用。 关键词：唐代；西南地区；铜；社会经济 1 前言 从中国进入封建社会以来，铁器就以其锋利，所向无敌的登上了历史舞台，随着金银器、漆器、陶瓷器的发达，青铜器制造业已经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唐代的铜材虽然应用不广，但是仍维持着相当的规模。 2 铜资源的利用方式 在铁器社会化生产的背景下，相比于铁这种“恶金”，铜是更为珍贵的金属，诸如铜币、铜镜、铜像等此类的流通品和艺术品成为人们争相追逐的对象。 2.1 铜币。进入唐代，铜器铸造数量很少，铜材的主要利用方式就是铸币。《旧唐书·食货志》记载：高祖于“武德四年（621年）七月，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仍置钱监于洛、并、幽、益等州。”随着城乡贸易的不断扩大，货币的需求量与日俱增，唐王朝不断增加钱监及开炉的数量，至武宗会昌年间，更下令各州郡自行铸币，在钱背加铸州名或钱监名的开元钱币。《古钱大辞典》收集到的钱背加铸州及钱监名，西南地区的计有：“益”（西川）、“梓”（东川）。另外，从考古资料可以窥见铜币的使用情况。四川万县冉仁墓（高宗永徽五年）出土一枚，“钱文为‘开元通宝，字迹清楚，周郭整齐。”可能为本地益州铸造。奉节宝塔坪17座唐墓出土开元通宝共79枚半，每座约出1～2枚，其中有一座墓出土45枚。还出土乾元重宝共5枚。成都市南郊桐梓林村唐代爨公墓出土铜钱计有126枚，有开元通宝和乾元重宝两类。在四川地区还发现了一些唐代的钱币窖藏。1983年8月，四川青神县（为唐代眉州）观金公社社员破土建宅时，发现了15枚铜币，为唐代早期钱币。1975年1月，在四川省大邑县（为唐代邛州），修建制糖厂，发现唐代“开元通宝”144枚。1983年10月，新津机场南端靠五津镇发现古钱币窖藏，发现大量背面铭文为“益”的唐代钱币。1978年3月成都市自来水公司在成都市人民中路铺设管道时发现了一处唐代钱币窖藏，绝大部分系唐代开元通宝、乾元重宝。 2.2 铜镜。铜镜是继铜币之后，利用铜铸造的另一种重要的生活用具，“禁天下新铸造铜镜，唯镜可铸”。但西南地区考古发现的铜镜数量不多。贵州平坝县马场唐宋墓出土了3面。成都市南郊桐梓林村唐代爨公墓出土铜镜2件。奉节宝塔坪唐墓出土5面铜镜，出自4座墓。其中1件四方委角形，内侧为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图案，内区外侧为八卦图案。四川万县唐墓出土4面，三件为素面小镜，另一件为海马葡萄镜，已残缺。重庆奉节出土2面。 2.3 铜佛像及各种工艺制品、杂器：奉节宝塔坪遗址，在房址F4中出土了一座佛教造像，为唐代铜观音造像。邛崃县东安乡蜚红村，出土了了铜佛像12尊。发掘者判定其年代下线不超过盛唐。四川万县唐墓出土：铜马镫4件、铜铃4件、铜冒钉8个。四川青神县唐墓出土：铜避邪4件贵州平坝县马场出土：带耳勺铜夹1件，一端为耳勺、一端为耳夹。奉节宝塔坪唐墓出土：铜簪4件，出自2座墓；铜笄1件。还有2件铜饰品。考古发现的铜产品以钱币为主，生活用具、佛像及工艺品等都较少，也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唐王朝对铜材的态度。依据唐王朝的政策：“官未采者听百姓私采，若铸得铜及白镴，官为市取”，说明是允许当地自行采铸的，应多为西南本地铸造的产品。虽然上述考古材料证明了唐代铜材的利用方式，但是有关于唐代铜矿的矿冶遗址还没有发现。 3 铜矿与社会、经济的繁荣 在唐宋变革、社会经济中心南移的大背景下，各种社会因素的变化都可能带产生不同的社会发展轨迹。 3.1 人口与资源带来的繁荣。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西南地区人口的增加必然会促使剩余劳动力向手工工业转移。唐高祖李渊即位时就颁布《定户口令》，其中一条“下官部领，就食剑南诸郡。所有官物，随至来给”。不论其主观意图为何，结果就是西南地区人口增加，至安史之乱，玄宗南奔蜀地，人口大量涌入蜀地，其中一部分人就转向了开发西南地区的矿产资源，单位面积上劳动力的增加，在传统经济时代会提高效率，开采出更多的矿产资源。资源与人口的结合，就是新兴的城镇。唐代的地方行政体制或为州、郡、县；县作为地方行政组织的基层单位，最能敏感的反应区域内人口、经济变化。“唐代西南地区新设县共70个，其中贞观时期16个，贞观至天宝41个，天宝以后13个，新增县主要在剑南道、其次是山南道、再次是黔中道”。有唐一代，在西南地区新设县的原因不乏出于政治、军事考虑，但多数县的设立主要是经济的需要，开发西南地区丰富的矿冶、盐池等资源。“雅州荣经县，武德三年（620）置，铜山在县北三里，出铜矿”就是因开发铜矿资源而新设立的县。 3.2 资源与水路交通的繁荣。如果仅从铜矿资源的开发去探讨与西南交通的关系，未免有些狭窄；所以文中所列举出涉及铜矿资源与交通的几个例子，只是从一个侧面去反映矿产及其他资源的开发与西南水路交通之间的关系。《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巴蜀亦沃野，…… 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这是司马迁对当时西南交通情况的高度概括；至唐，西南地區的交通进一步完善，主要分为陆路和水路，“早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正如李白诗中所说，唐代长江航运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长江三峡成为蜀地联系全国各地的重要商路。是时，“其交、广、荆、益、扬、越等州，运漕商旅，往来不绝”。同时，巴蜀境内的水路航运也有所发展改善，岷江、嘉陵江、涪江等形成了便利的交通网络，而成都则成为“水陆所凑，货值所萃”之地。 唐代水路交通网的进一步完善，一方面，出于日常交往的需要；另一方面，矿冶业的发展，需要将矿产品运输至其他地方，满足交往和互通有无的需要，而发达的水路交通又使得人们有能力发掘水路更深处的矿脉，开采更多的矿产资源。 4 结语 唐代的青铜器制造业已经衰落是不可争辩的事实，但是和石器退出历史舞台不同的是，青铜冶铸仍维持着相当的规模，对唐代整个社会以及“益州”本地的社会经济仍然有很大的作用，时人称“扬州富庶甲天下，时人称扬一、益二”是农业、手工业共同发展的结果。本文仅以西南地区考古出土的青铜产品、结合文献对矿冶记载，对当时青铜制造业的面貌进行分析，以研究青铜开采与唐代社会相关问题之间的关系，以期了解社会发展、进步的内在机制。 参考文献 [1]（后晉）刘昫等撰《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 [2]（唐）杜佑：《通典》，中华书局，1988年。 [3]（唐）张九龄等撰《唐六典》卷三十，《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4]（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中华书局，1983年版。 [5]（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九，中华书局，1959年。 [6]（宋）欧阳修、宋祁等撰《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 [7]（清）董诰：《全唐文》卷五二四，中华书局影印本，1983年。 [8]张保强：《唐代西南矿冶业与区域经济开发》 注释 1.四川省博物馆：《四川万县唐墓》，《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 2.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成都市人民中路发现的唐代钱币窖藏》，3.《成都考古发现》，1997年，科学出版社。 4.（宋）王钦若、杨亿等编《册府元龟》卷五百一，中华书局1983年版。 5.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奉节宝塔坪》，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4～275页。 6.四川省博物馆：《四川万县唐墓》，《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 7.（唐）张九龄等撰《唐六典》卷三十，《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8.胡安徽：《从人口和政区变化看唐代西南地区农业经济的开发》 9.（唐）杜佑：《通典》，中华书局，1988年。 10.姚乐野：《论汉唐间巴蜀地区开发的历史经验》，《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第22—27页。 11.（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九，中华书局，1959年。 作者简介 左风英（1992-），女，汉族，山西大同人，研究生，硕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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