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河南省图书馆古籍书目集部》订误 |
| 范文 | 关键词：古籍书目；古籍编目；订误 摘 要：《河南省图书馆古籍书目（集部）》自出版以来，为读者及古籍工作者检索河南省图书馆馆藏古籍提供了很大帮助，是极为便利的一部工具书。但它在对古籍版本的著录、题名卷数的著录上也多有舛误，文章简要分析了书目中出现的问题，并对一些错误作出了订正。 中图分类号：G257.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88（2014）01-0138-03 作者简介：甘沛（1962-），河南省图书馆馆员。 1 引言 《河南省图书馆古籍书目（集部）》始编于上世纪80年代，集河南省图书馆古籍工作者之心血，历数年之功，终成完篇。中州古籍出版社于1996年正式出版《河南省图书馆古籍书目（集部）》（简称《集部》）。编纂古籍书目是一项即繁琐复杂，又耗时耗力的工作，没有恒心与毅力，没有对古籍无比的热爱是难以编制出古籍书目的。《集部》出版至今，给读者利用馆藏古籍，带来了极大的便利，给古籍工作者查考古籍版本源流，提供了实用的资料。但《集部》亦存在一些问题及错漏之处，笔者不揣浅陋，略订正《集部》之误，以请图书馆同仁指正。 2 古籍版本著录之误 2.1 同书名同版本的书，著录有误 《集部》中《楚辞集注》湖北崇文书局刻本共有两个款目，一为光绪元年刻本，一为光绪三年刻本。查看原书，光绪元年刻本内封镌“光绪纪元夏月，湖北崇文书局开雕”， 光绪三年刻本内封镌“光绪三年三月，湖北崇文书局开雕”。这两个牌记，使编目者误判为崇文书局在光绪元年和光绪三年分别刊刻了《楚辞集注》。用原书进行比对，除内封牌记略有差异外，版式、字体及版片的裂纹都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可以判定《楚辞集注》是在光绪元年刊刻后，光绪三年重印时更换了内封。“光绪三年刻本”，当著录为“清光绪元年湖北崇文书局刻三年印本”。 《离骚集传》情况也是如此，它有三个款目，版本依次为光绪元年刻本，光绪三年刻本，民国元年鄂官书处刻本。查验原书，依然是除内封牌记不尽相同外，余者皆同。故“民国版本”应著录成“清光绪元年湖北崇文书局刻民国元年鄂官书处印本”。 尚有《李太白文集》等书，亦是重蹈覆辙。由此可见，编目人员在判别古籍版本时，不应当仅凭古籍牌记来著录版本，要把同名的书放在一起进行比对，才能更准确地判定版本。 2.2 未能准确著录版本时代 《太师诚意伯刘文成公集》，《集部》著录为清乾隆十一年刻本，编目依据大概是乾隆十一年序文。但细读“刘文成公集后序”，其中有“康熙丁亥，有瓯郡江心寺僧名月川者，公之嫡裔也，慨然搜刻是集，幸获郡伯林公原本，依其卷次而厘订之，此集乃复见于世。逾年工未竣，而月川又已溘逝，所遗之板遂浸没于瓯。至雍正庚戌，前邑令万公访之耆宿，知瓯江有钞本，借录而补锓之，遂成全璧”之语。清雍正八年万里的《补刻明太师诚意伯刘文成公集序》中有“然尚有恨者，自十一卷至十八卷俱阙，遂出一岁俸，仍以授瓯江贤裔，俾付梓人督成之，凡阅五月，计八卷，页二百有余，锓既竣，遂书数语于前”之语。书中卷一至十、十九至二十，卷端题有“裔孙孤屿元奇重梓”，卷十一至十八，卷端题有“芝田令新阳后学万里续梓”，与序文所述相符合。经过通读序跋，可知是书康熙时由刘氏后裔先期刊刻，雍正时由县令万里捐资续刻而成。而乾隆时再次刷印该书，增加了“刘文成公集后序”于书中。这部书的版本应著录成“清康熙四十六年刘孤屿刻雍正八年万里补刻乾隆十一年印本”。 《昌黎先生全集》，清乾隆六年昆山永怀堂刻本。此书版心镌有 “永怀堂”，正文前有葛正笏乾隆六年的序。编目员依据序及版心注记确定版本。但序文中有“昌黎先生集，先曾伯祖靖调先生校刊本也，后版归东海舅氏，年久漫漶，不无残缺。今案旧本重加修补，以成全璧”之句，记述了此书刊刻及雕版存世状况。考订“永怀堂”，是明朝人葛鼒的室名，在明末曾刻印《昌黎先生全集》。根据序文所述，版心注记，结合考订情况，此书版本著录为“明末东吴葛鼒永怀堂刻清乾隆六年葛正笏重修本”。 《隰西草堂诗集》，清道光四年铅印本。中国最早的铅印本出现于咸丰时期，故此书版本著录错误。查验原书，一观即知其乃民国铅印本。 2.3 版本著录不明晰 《集部》在对版本的文字描述上，还有让人感到困惑的地方。《净德集》《柯山集》《学易集》《简斋集》《金渊集》等书，版本著录有“清乾隆四十一年武英殿聚珍版本”，有“清武英殿聚珍版本”。《武英殿聚珍版书》是乾隆年间由武英殿用木活字刷印的一套丛书。《集部》对上述古籍的版本描述，让人分不清它们是《武英殿聚珍版书》中的某种活字本，还是据《武英殿聚珍版书》翻刻的刻本，即俗称的“外聚珍”。对这些书一一甄别，发现既有文字与版框同向开裂的，也有文字的笔画相互交叉的，排除了它们是活字印本的可能。因缺乏明确的版本依据，可将版本著录成“清刻武英殿聚珍版书本”。 《太史升庵全集》的版本著录是“清道光二十四年据明版重刊本影印”。这样的版本描述，实在令人摸不着头脑。 《范文忠公初集》的版本著录是“光绪年间补刻本”。版本项只揭示了补刻时间，该书在何时所刻，款目里没有明确的著录。 《欧阳南野先生文集》的版本著录是“民国六年据道光十五年蜀江书室刻本重印”。版本描述不当，著录为“清道光十五年蜀江书室刻民国六年重印”，才能让人一目了然。 《钤山堂集》、《高子文集》等书，版本著录是“旧刊本”。时代范围太宽泛，也是不可取的。 3 款目立目之误 3.1 重复立目 《望溪先生文集》有两条题名、版本及附注项完全相同的款目，区别在稽核项，标注“12册2函2部”与“16册1函4部”。因册数的不同而重复设立款目，是不恰当的。此款目应合并，在一条款目下将稽核项中古籍的册数、函数及复本数标注清楚。 《栾城集》有三条同版本款目，只是题名卷数有异，分别是“栾城集四十入卷后集二十四卷三集十卷”、“栾城集四十八卷”、“栾城后集二十四卷”。从中能看出其中一部是完整的书，另两部则是残书。其实，只保留一个款目，将复本情况著录于附注项即可，无需设三个款目。 版本的误判也是《集部》重复立目的一个原因。《李太白文集》有两条相邻的款目，刻书者均为宝笏楼，但年代著录一为清乾隆二十四年，一为清乾隆二十五年。经将二书比对，版本同。编目员误判为两个版本，故重复立目。 《庐陵宋丞相信国公文忠烈先生全集》的两个款目，分别是“清雍正三年五桂堂刻本”和“清乾隆二年五桂堂刻本”。查验原书，实为同版。两书内封均题“雍正三年新镌”，书内又都有乾隆二年的序。为何两者的版本著录会有差异？笔者推测，一个是以内封作版本依据，一个是以序跋作版本依据，而没有对这部书进行版本分析。因此二书要合并款目，版本改为“清雍正三年五桂堂刻乾隆增刻本”。 《杜诗会粹》有“清康熙二十四年文蔚堂刻本”、“清刻本”两个款目。因一部书略有残损，书前内封及序文均缺，编目员难以判定刻书时间，只能著录成清刻本。但只要将这两部《杜诗会粹》放置于一起加以对比，即可知它们是同一版本。《杜诗会粹》应只立一个款目，于附注项标注复本即可。 3.2 不宜用古籍合刻或附刻单独设立款目 以《杜诗详注》为例，如完整无缺，应包括正文二十五卷，卷首一卷，附编二卷。《集部》中除有《杜诗详注》款目，又有《诸家咏杜附录》款目。《诸家咏杜附录》是附刻于《杜诗详注》之后的非独立著作，不宜单独立目。正确的做法是，两部书先比对版本，如是同版，要集中于一个款目，并在稽核项注明“部二存附编二卷”。如二者非同版，设两条款目，题名统一著录为《杜诗详注二十五卷首一卷附编二卷》，残缺书不能仅著录合刻、附刻题名，并在稽核项标注“存附编二卷”。 《集部》里有《问羲轩诗钞》《问羲轩剩草》两款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曰：“问羲轩诗钞二卷、剩草一卷，国朝庄纶渭撰。其子世骏校刊。剩草乃所著杂文及案牍，又别录成帙，附于诗集之后焉。”故《问羲轩剩草》作为附刻，不能单独立目。查验原书，它们原本就是一套书，被拆分放置。而二者合为一条款目，是理所当然。 诸如《苏诗续补遗二卷》《东坡和陶诗一卷》《亭林余集一卷》等都是用合刻、附刻题名作款目，应予以纠正。 4 题名卷数著录之误 4.1 题名著录不准确 《集部》的“编例”有言：“书名概以卷端原题书名著录。”但编目人员在选择题名时，在个别款目中并未严格遵循。 《五百家注释韩昌黎全集》一书，卷端题名《重刊五百家注音辩昌黎先生文集》，内封题名《五百家注音辩韩昌黎先生文集》，编目员却依据封面题签所题《五百家注释韩昌黎全集》作为正题名，实不可解。其下又有《五百家注音辩释韩昌黎先生全集》款目，是依据内封著录。笔者以为以上两书均应以卷端《重刊五百家注音辩昌黎先生文集》作正题名为妥。 《白香山诗集》款目，也是根据内封题名著录的，如果依据卷端客观著录，题名则是“白香山诗长庆集二十卷后集十七卷别集一卷补遗二卷”。它能更全面、更准确地揭示古籍的内容。 《庾子山全集》，卷端题名“庾子山集”，内封题名“庾开府全集”，而款目中题名“庾子山全集”，实是莫名其妙。 前文中曾提到《杜诗详注》的附刻“诸家咏杜附录二卷”，题名极不准确。《杜诗详注》总目把附刻部分标注为“附编二卷”，附编上卷含“少陵逸诗、诸家咏杜”，附编下卷含“杜诗补注、诸家论杜”。“诸家咏杜”只是附录的一部分内容，实不能作题名。 4.2 题名著录前后不一致 《集部》中有《李义山诗文集笺注玉溪生诗笺注三卷樊南文集笺注八卷》，随后又有《玉溪生诗笺注三卷樊南文集笺注八卷》，而两书内容完全相同。书中“总目”题名是“李义山诗文集笺注”，卷端题名是“玉溪生诗笺注”和“樊南文集笺注”。古籍的题名著录，正文卷端是首要依据，一般来说要按照卷端所题，客观著录题名。但此书的总目题名，包含了“玉溪生诗笺注”和“樊南文集笺注”的内容，用它作为正题名也有一定道理。原则上说，不论用总目题名还是用卷端题名，必须形成统一。即要么将两条款目著录成《玉溪生诗笺注三卷首一卷樊南文集笺注八卷首一卷》，要么著录成《李义山诗文集笺注十三卷》。笔者更倾向于前者，既符合古籍著录原则，也全面揭示了古籍内容。《集部》中《李义山诗文集笺注玉溪生诗笺注三卷樊南文集笺注八卷》，实际上是题名重复著录，绝不可行。另外“玉溪生诗笺注”和“樊南文集笺注”都有卷首一卷，《集部》里也未著录出来，有所遗漏。 4.3 未著录原刻卷数 《剑南诗钞》有多个款目都没有著录卷数，此书卷端没有明确分卷，所以编目员就只著录题名，不再著录卷数，这是不正确的。原书共有六个卷端，有相同的题名，它用小题“五言古”、 “七言古”、 “五言律”、 “七言律”、 “五言绝”、 “七言绝”，取代了“卷一”、“卷二”这样的分卷方式。《剑南诗钞》实为六卷。 《半舫斋遗草》一书也未著录卷数。此书卷端有题名，正文共17页，页码连贯。按著录规则，应著录一卷。 《张忠敏公遗集》未标卷数，附注项注有“存卷4～6”，这说明它本身是分有卷数的。残书不能因书籍残缺而不在题名项著录原刻卷数，亦不能将实存卷数当做原刻卷数加以著录。《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与上述类同，仅在附注项注“存卷5～10”，在题名项未著录原刻卷数“十卷”。 4.4 卷数著录错误 《紫竹山房诗集十二卷文集十六卷》与《紫竹山房诗集十二卷文集二十卷》，单从题名卷数看，应当是两部不同版本的同名书。但比对两书后，发现却是同版本。“文集十六卷”一书，目录亦显示文集分十六卷，令人疑惑。仔细查看，发现目录被割补，才意识到它实是残书。这种情况在古籍中较常见，书贾对残缺书中的目录进行做伪，来“以残充全”，欺骗购书者。所以，两书文集卷数均是“二十卷”。 5 其他错误 5.1 丛书零种分散著录时，未揭示属何种丛书 按古籍著录的规则，丛书之零种，要在版本项著录其所属丛书名称。《楚辞集注》，其版本著录为清光绪遵义黎氏据元刊本影印。观其书，内封题有“古逸丛书之九”。查阅《中国丛书综录》，它对《楚辞集注》的版本描述与《集部》的著录是有差异的。对这部书的版本项，正确的著录是“清光绪遵义黎氏日本东京使署影元刻古逸丛书本”。 《吕新吾先生去伪斋文集》，《集部》著录清刻本，但从序跋及版刻风格，推断此书是明刻本，书中多见补版，说明清代重新刷印时，对雕版进行了修补。此书是丛书《吕新吾全集》中的一种，其版本项，即要反映版本时代和类型，又要揭示所属丛书，著录为“明万历刻清同治光绪间递修吕新吾全集本”。 象《楚辞辩证》《离骚集传》等，都是丛书《崇文书局汇刻书》之零种，要在版本项将“崇文书局汇刻书”著录出来。 《集部》中未标注是丛书零种的款目尚有不少。如：《安雅堂文集》《安雅堂未刻稿》，它们属《安雅堂全集》；《西堂杂俎》《哀集》《述祖诗》等，都是《西堂全集》的零种。 5.2 稽核项的错误 《放翁先生诗钞》的款目中，稽核项统计为4册1函。实际上，《放翁先生诗钞》只有2册，函套内另有1册《山谷先生诗钞》，1册《石湖先生诗钞》。这三种书无论从版式行款，还是从开本、书衣等外部特征看，完全一样，大致可确定它们是一套丛书。查《中国丛书综录》，知是《宋四名家诗》中的三种，那么，《放翁先生诗钞》这个款目要更名为《宋四名家诗》。 《吴征君莲洋诗钞》也与上述情况相似，该书实有4册，稽核项统计为6册1函，其余2册是《傅征君霜红龛诗钞》。它们是各自独立的著作，故需要增加《傅征君霜红龛诗钞》款目。 5.3 款目中有错字、漏字现象 《曹月川先生集》康熙正宣堂刻本，其中“宣”字错。书中内封及版心注记都是“正谊堂”。《苍穀全集》，卷端题名是“苍谷全集”，“穀”字错。同例还有《白穀山人诗钞》，“穀”应改为“谷”。《安雅堂文集四卷杂据》一卷，“据”字应改为“剧”。《重锈香雪文钞》，“锈”字应改为“镌”。《培远堂偶存稿》的著者陈宏谋，“宏”字应改成“弘”。 《乐善堂全集》《御制诗》《御制文》《御制全韵诗》等，著者是清高宗弘历，“歷”字均错，应改为“曆”。同样，如“上海涵芬楼据明万历刻本影印”、“ 宣统元年问影楼据万历本铅印”等，凡万历之“歷”字，均为错写。 6 结语 综上所述，《集部》或是在古籍版本的判定，或是在题名的规范上，部分款目存在错误。《集部》的编纂者也清醒意识到书目中会有错误存在，故在“后记”中坦言：“限于我们学力浅薄，见闻疏漏，类例之不当，部居之错列，书名、著者、版本之失考，桀讹孔多。”《集部》作为一部正式出版的古籍书目，其中虽有舛误，但却是瑕不掩瑜。它依然是读者用来检索河南省图书馆馆藏古籍的重要工具。 参考文献： [1] 河南省图书馆中文古籍书目·集部[M].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 （编校：严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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