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政之与《大公报》》-管理学论文，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论文-论文范文参考-科学狗论文网

标题

胡政之与《大公报》

范文

冯晓蔚

胡霖，字政之，1889年出生，解放前是我国著名的老报人和新闻机构的组织者。《大公报》自1902年6月17日在天津创刊，到1949年上海解放后发表《新生宣言》，共有47年的历史。胡政之曾两度担任该报经理或总经理兼总编辑或副总编辑，历时共27年。

采访国际新闻的先驱

清朝末年有一个到国外留学的热潮，去日本留学的人最多。1906年胡政之只有17岁就自费到东京帝国大学学习。1911年回国，当过翻译、律师、法官、编辑、教员等，时间都不长。1915年王揖唐任吉林巡按使（即省长），胡任王的秘书。次年王任段祺瑞内阁的内务总长（即部长），胡在该部任参事。

《大公报》原为满族人英敛之所创办。英敛之反对慈禧，拥护光绪，主张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他办报就是为了制造舆论以达到这个目的。辛亥革命之后，民国成立，他便无意继续经营，早已委托别人代管。1916年9月，他把《大公报》盘售给安福系的王郅隆接办。经徐树铮推荐，聘请胡政之任经理兼总编辑。胡从此不再做官，以办报为业。在易手之前，《大公报》是清王朝帝党的机关报，在盘售之后，就成为安福系的机关报了。胡政之在王郅隆接办后的《大公报》中工作了3年，由于安福系亲日卖国，声名狼藉，他也没有做出成绩。后来他不想再办这种机关报了。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由于参加了对德宣战，中国也算“战胜国”。从1919年1月18日到6月28日，战胜国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胡政之受王揖唐的委托，以《大公报》记者的身分前往欧洲，采访了这次会议。他不仅是到会的唯一中国记者，也是中国记者第一次采访这样重大的国际事件。在他之前到欧洲去采访的大概只有瞿秋白和戈公振。在中国报业史中，可以说他是采访国际新闻的先驱。这种以总编辑的身分亲自外出采访的作风，他在此后30年中也没有改变。

新记公司的《大公报》

胡政之出国去采访巴黎和会，《大公报》仍由王郅隆经营。王本来是个粮商，在冶游时与安福系军阀拉上关系，成为安福俱乐部的会计主任。他没有办报的经验，聘请的编辑又不得力，言论亲日，不得人心，使这张报每况愈下。直皖战争之后，他去日本，1923年9月因地震死于大阪，报社由他儿子王景杭接管。随着安福系的没落，这张报苟延残喘，无人问津，最后每天只印几十份，在街上贴贴报牌子。1925年11月27日终于停刊。

这时，吴鼎昌已经成为北方财阀，很久没有做官，想办一张报纸作为政治资本，重登仕途。胡政之在1920年回国后，没有回到《大公报》，在北京林白水主办的《新社会日报》担任了总编辑，后又到由孙中山、段祺瑞、张作霖出资经营的国闻通讯社工作，后任通讯社创办的《国闻周报》总编辑。当时，胡政之为国闻社办事常到天津，看到作为安福系机关报的《大公报》关门了，便想，能不能办一张没有背景的报纸呢？他没有阶级观点，但是他把“官”和“民”分开来看。张季鸾也是老报人，办报多次都失败了，这时正在天津赋闲，也想卷土重来。这3个人过去都相识，因而商量组织新记公司盘接《大公报》。新报社是吴鼎昌的资本，胡政之的组织和张季鸾的文章相结合的产物。按照各自具备的条件，由吴鼎昌担任社长，胡政之担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季鸾担任总编辑兼副经理。相互配合，相互制约，于是新记公司的《大公报》便出版了。

新记《大公报》于1926年9月1日续刊，内容丰富多彩，版面新颖别致，独树一帜，使人耳目一新。国闻社已有北京、上海、汉口、沈阳、哈尔滨5个分社，新闻来源比较全面。当时国民党的中央社还没有成立，要闻版全部都是专电。编排的形式也有突破。当时报纸是竖排的。要闻版头条由一般三栏高扩大到六栏，相当于横排的通栏。字号由老五号到一号，后来又增加了新五号和中号，大号之外再加超号，标题醒目。国际版、地方版、本市版都有专题报道的“特别栏”和“花边新闻”。把当时的几份报纸放在一起，《大公报》的版面是十分引人注目的。除综合性的副刊《铜锣》（后来改名《小公园》）外，还有艺术、戏剧、医学、法律、体育、妇女、儿童等周刊，约请社外的专家编辑，以满足各类读者的要求。这样，《大公报》在原来的废墟上又垒起了新的建筑。

在续刊之初，每天的发行额只有两千份，广告也不多，入不敷出，每月赔钱。一年之后销数增加到六千多份，收支也可相抵。此后几年的发展，日新月异，由平版机而轮转机，由每天一大张增加到四大张。1936年4月1日发行上海版，由地方性的报纸变成了全国性的报纸。《大公报》出版到一万号时，有些贺词是从欧洲寄来。在三十年代之初，《大公报》的声望已经越出国界。到抗日战争时期的1941年，由于当时形势的需要，分别在重庆、桂林、香港三地同时发行，抗战胜利后又有发展。1948年分别在上海、天津、重庆、香港四处同时出版，销路合计每天共达20万份，超过上海《申报》（15万份）和《新闻报》（18万份），解放前在国内是最高的。这个成绩与胡政之的眼光、气魄和信心是分不开的。

1941年5月，美国米苏里大学新闻学院以荣誉奖章赠给《大公报》。在亚洲，只有《朝日新闻》和《大公报》获得了这个荣誉。

“小骂大帮忙”

“小骂大帮忙”是人们对《大公报》的指责，最初见于南洋华侨的报纸上，时间大约在“九一八”之后的一、二年。华侨爱国心切，而《大公报》的政治态度使他们很失望，经过相当时间的观察，恰如其分地指出它对蒋介石是“小骂大帮忙”。由于这句话概括得很准确，因而广为流传。

新记公司1926年续办《大公报》时，北伐战争已经开始，前一半还在国共合作时期，革命的对象是北洋军阀。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过去和北洋军阀都有联系，不免有兔死狐悲之感。而且，吴鼎昌是盐业银行总经理，北方的财阀，对于行将来临的“赤化”当然不能容忍，曾有反蒋的言论。到1927年“四一二”之后，蒋介石叛变革命，大资产阶级对他的看法自然也就跟着改变。按道理讲，《大公报》就不会再骂蒋介石了，可是事实又不尽然。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和宋美龄结婚，目的是想借这条裙带关系，提高他的声望，更重要的是向美国靠近一步。当时他曾说过结婚之后更有利于革命的话。转天《大公报》的社评题为《蒋介石之人生观》，文中有这样的话：“累累河边之骨，凄凄梦里之人；兵士殉生，将帅谈爱；人生不平，至此极矣。呜呼！革命者，悲剧也。革命者之人生意义，即应在悲剧中求之。乃蒋介石者，以曾为南军领袖之人，乃大发其欢乐神圣之教。夫以俗浅的眼光论，人生本为行乐，蒋氏为之，亦所不禁。然则埋头行乐已耳，又何必哓哓于革命？…… ”这种骂蒋的文章，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篇文章是张季鸾写的，胡政之对蒋更有反感。

旧《大公报》给蒋介石“大帮忙”的事太多了，下面也举一个例。据徐铸成的回忆：“九一八”后的第三天，张季鸾、胡政之召开全体编辑会议，讨论今后编辑计划。这样的“民主”，是从来没有过的。张宣布他和吴、胡商定的编辑方针，是“明耻教战”四个字。他阐述说，中日问题，非一朝一夕所致，而双方力量悬殊，不应仓卒开动战端……他们3个人都是日本留学生，了解日本的实力，认为中国还没有准备好，不能马上应战。张季鸾说：“利害决定政策，实力决定行动。”这可以说是《大公报》的“缓抗论”。

但是“九一八”之后，蒋介石为了保存实力，用来镇压人民，以维持他的反动统治，制订了不抵抗政策，借口需要准备，压制立即抗战的主张，即所谓“先安内后攘外”。这可以说是蒋介石的“缓抗论”。他为了宣传这一反动谬论，通过于右任打电报给张季鸾，要求《大公报》支援，当然一拍即合。这两种“缓抗论”的出发点是不同的，但表现在报纸上却并无二致。当时群众抗敌的情绪高昂，对于这种言论极为愤慨，认为这是对蒋介石的“大帮忙”。1931年底，天津有人向《大公报》社后门的效康里投了一枚炸弹；外埠的读者也寄给张季鸾一个装有炸弹的邮包。南洋华侨指摘《大公报》“小骂大帮忙”，也就在此后不久，1945年11月21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题为《与大公报论国事》的社论，对“小骂大帮忙”作了如下的解释：“在若干次要的问题上批评当局，因而建筑了自己的地位的《大公报》，在一切首要的问题上却不能不拥护当局，这正是《大公报》的基本立场。”这的确说中了问题的本质。

大力培养新闻人才

旧《大公报》不仅是一家报馆，也是一所“新闻学校”。从采访和编辑的实践中，培养出一批新闻记者，可谓群星灿烂。如：范长江、孟秋江、徐盈、萧乾等等，没有哪一家报社培养出这么多的名记者。这所“学校”的“校民”就是胡政之。这些人并不是在成名之后才到《大公报》的，而是到了《大公报》之后才出的名。当然不能低估他们个人的才华和努力，但也不能否认胡政之给他们创造的条件。如果说这些人都是“千里马”，胡政之便是新闻界不常有的“伯乐”。

胡政之不但善于发现人才，还十分重视培养干部，任何人到了《大公报》的编辑部，在胡政之的安排之下，只要积极肯干，都能发出声光，绝不会默默无闻。有些人是由于向《大公报》投稿，被胡政之发现约来报社工作的。1943年前后，天津高等工业学校制革系有一位学生，经常给《本市附刊》写稿，署名“力工”，后来就到报社来了。他就是杜文思。

有些同事在大学读书时期，就以写稿、试用等方式得到胡政之的接济，属于这一类的有范长江、徐铸成、马季廉等。范、徐都名震一时，无须介绍。马名全鳌，清华大学毕业。到报社之后当过国际版的编辑，翻译并由《大公报》出版《远东之危机》一书，原著者是史汀生（HenryL·Stitnson），1929年-1939年曾任美国国务卿。还有一些学历较浅的人，先到报社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又去上学，胡政之也大力支持，属于这一类的有吴砚农、郝伯珍，他们都是1928年9月考进《大公报》的练习生，担任过外勤记者，约在1931年一起到河北法商学院上学。砚农回社之后曾参加《国闻周报》的编辑工作，伯珍没有回社。还有体育编辑杨君如，原在南中毕业，大约是1932年又去上南大。

胡政之对驻外记者的培养也是不遗余力的。《大公报》的“驻国外特派员”说是有十多位，如吕碧城（女）、陈学昭（女），从来没有到报社来过，她们寄来的稿子也有发表的机会。更多的人是曾在《大公报》工作过，后来弄到助学金到国外去留学（大部分是美国），愿意给报社写稿，胡政之便给他们“记者”的名义，每月给若干津贴，使他们有活动的可能，也减少生活上的困难。有些人写得较多较好，也有些人写得很少很差，报社也没有同他们计较。具体的情况我不了解，可以说是胡政之对青年人的培养，至少也是互利。其中最突出的是记者兼作家萧乾。1939年夏天萧乾在香港收到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中文系的来信，经该系于道泉的推荐，约他担任讲师，待遇是年薪250镑，旅费自备，先订合同一年。这样的待遇，缴了所得税只够吃饭。如果借了旅费前去，也很难偿还，他决定复信辞谢，被胡政之知道了。胡看到在希特勒吞并奥地利、肢解了捷克之后，欧洲一定会打起来，要先下一着棋子在那里，因而劝告萧乾接受聘书，旅费由报社支付，将来写点通讯相抵。这已足能表明胡政之既为报社着想，也给萧乾以大力支援。不料萧乾领到这笔旅费，当晚就被窃贼偷去，萧乾大伤脑筋，胡政之却毫不动摇，他反而安慰萧乾说：“好事总是多磨的，人生哪能没点挫折？丢的钱再给你补一份就是了，反正你勤写点通讯就都有啦。”新闻记者不能守株待免，要有科学的预见，未雨而绸缪，在重大事变之前就能看到未来的发展，胡政之在这方面确有过人之处。

胡政之用什么方法来培养记者和编辑呢？简单地说就是信任和放手。他知人善任，对于每一个记者和编辑的兴趣和能力都很了解，因此他分配的工作，每一个人都能愉快地胜任。在分配了工作或交给了一项具体的任务之后，他就给予完全的信任，除必要的指导之外，从来不噜苏。既没有要这样、要那样的框框套套，也没有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清规戒律，完全让你自己在实践中发挥所长，在客观条件许可的条件下自行创造。

用人和选稿

尽管胡政之说“不参加实际政治”，但是他又很重视“代表国民说话”。这个思想不仅限于社评，反映客观形势的新闻、通讯以及文艺等也都有所表现。这些是读者要看的材料。

那么由谁去采访新闻、撰写通讯？采访什么新闻和撰写什么通讯？这就涉及“用人”和“选稿”。这样的问题是由胡政之决定的。自1926年新记公司成立，报社用人行政之权就掌握在胡政之的手里，编辑部各版的工作也是由他全面照顾。他曾对我说：“不怕你有九十九分短处，只要有一分长处我就能用你。”这就是胡政之的用人标准。所谓“一分长处”就是对《大公报》有一分用处。换句话说，只要能供给《大公报》所需要的材料，什么人他都能用。他从来不低估人们的政治立场和思想倾向，因为各有各的用处。好像由蔡元培主持的北京大学一样，既有留辫子的辜鸿铭，也有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胡政之也实行兼容并蓄。从政治上来说，他既不排斥坏人，也能容纳好人。同样，在选稿方面也是如此。《大公报》上刊登的反动的稿子是很多的，但是胡政之考虑到读者的胃口，进步的稿子也一样刊登。

以上是胡政之“用人”的情况，下面再谈“选稿”。

范长江在北平读书时，同时向北平《晨报》、《世界日报》、天津《益世报》和《大公报》投稿。胡政之首先发现了长江是个人才，由驻平办事处的杨士焯通知他，以后专给《大公报》写稿，每月给固定稿费15元。1935年下半年，长江得到胡政之的支持，开始了西北的旅行。由于《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这些旅行通讯在《大公报》上发表，长江便蜚声于新闻界。这是长江的远见卓识，也不能否认胡政之的作用。长江到达延安后的情况，据他自己说：“我当时曾经考虑长期留在陕北，一面学习，一面大量收集材料，准备写几本大书，宣传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主张和事迹。毛泽东主席却指示我，根据当时全国迫切的政治需要，应尽快地把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向全国宣传，广泛动员群众，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便进行对日抗战。因此，他希望我能立即回上海，设法利用《大公报》当时在舆论上的比较重要的地位，宣传党在当时最重要的政策。

“于是我立即离延安，经西安回上海，于1939年2月14日到上海。次日，即2月15日，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开幕。这次会主要讨论西安事变所引起的重大问题。我以为时机重要，全力争取《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敢于发表我从延安归来的报道，并且要能顶着国民党的新闻检查，能基本上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反映出来。胡政之从《大公报》独占特号大新闻的‘生意经出发，经过反复动摇，终于下了决心，要我立即写稿。同时顶着上海国民党市党部新闻检查所的反对，把我写的《动荡中之西北大局》一文在2月15日的报上发表了。……”

毛泽东主席希望于范长江的，他都做到了；范长江希望于胡政之的，他也都做到了。写稿的是长江，而承担责任的是胡政之，如果他不肯承担触怒蒋介石的风险，如果他不肯承担“抗检”的风险，那么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也就不能及时地向全国宣传。即使这是从“生意经”出发，在这紧要关头也是很可取的。长江又接着说：“当时轰动了上海，报纸销路大增。15日下午，报纸到了南京，和蒋介石上午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上的报告，根本不同。蒋介石大怒，把《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骂了一顿，说不应当让我乱发表文章。”长江的这篇通信，本来还有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所作的四项保证，在上海版发表时被检扣。但同日（1937年2月15日）《大公报》天津版不但发表了这篇通信，也透露了这四项保证。《中国的西北角》发表之后又集印成书，在1936年-1937年连印7版。这是长江的卓越贡献，而胡政之所起的作用，也不能抹煞。

去伪国大报到前后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伪装和平，1945年假意邀请毛泽东等到重庆谈判。事后发表了会谈纪要，蒋介石表面上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旧政协）。这次会议于1946年1月10日在重庆开幕。除国共两方之外，还有所谓“第三方面”，包括民盟、青年党、民社党以及“无党无派”的社会贤达，胡政之也是其中之一。会议通过了一系列有利于和平民主的决议，签订了《停战协定》。

以上这些，都是蒋介石的缓兵之计。到了7月，他经美帝国主义协助，在军事上做好准备，便公开破坏了政协决议和《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的进攻。10月，国民党军队侵占了张家口，蒋介石冲昏了头脑，下令召开伪国大，以便选举“总统”和制订“宪法”。青年党和民社党要参加，民盟宣布不参加。“社会贤达”则很动摇。这个时期的情况，周恩来同志在《一年来的谈判及前途》一文中有所说明：

关于“国大”，有些无党派的人被蒋套住。11月11日，有些“社会贤达”本来是去请求蒋允许“国大”延期的，蒋吓唬说：“明天不开就要亡国了。”“贤达”又请再延几天。蒋说：“好，为了尊重你们意见，延长3天，那你们一定要参加了，问题在请你们劝青年党、民社党也参加‘国大。”消息传出，结果“社会贤达”四字加了引号，从此开会躲在角落里，生怕记者照像。胡政之说：“不参加，《大公报》会受压迫，参加了又怕没有销路。”青年党说：“左右为难，内外夹攻。”黄炎培又替他们加上一句：“夭人交战。”所以第三方面都知道参加不光荣，但不参加又怕。到了“国大”开幕后，谈判全部破裂，无事可做。蒋及青年党、民社党、一部分“贤达”破坏了政协，被人唾弃。

胡政之面对着老问题：一方面要保住《大公报》的存在，另一方面又不要影响销路。他所受到的压力比其他“贤达”要大：拿了官价外汇不能不买他的账。这时，蒋介石又对他进行了直接的威胁。《旧大公报》一文记载：“据胡政之对人说，在伪国大开幕的前夕，蒋介石在南京召见他，到时有傅斯年一人先在。入座后，蒋介石满脸怒气，一语不发。傅斯年却发话了：政之先生！你究竟跟着国家走，还是跟着共产党走，今天应该决定了。

蒋介石在发怒时是阴森可怖的。在他“满脸怒气”迫使胡政之签名时，也就可想而知了。胡本来就七上八下，在这杀气腾腾的气氛中，加上傅斯年的挑拨，胡政之被吓倒，便跑到所谓“国大”去签名报到了。签了“胡霖”两字，铸成了大错。他也怕人给他照像，在出席11月15日“国大”的开幕式后，便由南京回了上海，再也没有去开会。他之所以去报到，归根结蒂还是由于看不到蒋政权的腐朽和人民的力量，以为国民党的天下还可以维持下去，因而他发展《大公报》的计划照常进行。

早在1941年9月张季鸾去世之后，胡政之征得吴鼎昌的同意，成立董监事联合办事处，对重庆、桂林、香港三馆实行“集体领导”。抗战胜利后，上海、天津两版先后复刊，胡政之撤销了办事处，成立总管理处，自任总经理。除在上海购买了地皮，准备兴建新址外，并一度准备在广州出版，取代计划中的香港版。这都表明他没有正确地估计形势。

召开了所谓“国大”之后，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人民解放军则由防御转入进攻，以平均每个月消灭七、八个旅的速度，把蒋介石推向覆灭的道路。从1947年初开始，全国各大城的学生、工人发起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示威运动，国民党反动派采取了野蛮镇压的办法。5月25日上海《文汇报》、《联合晚报》和《新民报》（沪版），被国民党政府下令“永远停刊”。《大公报》（天津版）的专电也被检扣，胡政之雄心勃勃的计划，势将落空，心情十分低落。这时，他又接到重庆版的电报，说有7位记者被国民党的特务逮捕。他对这几位记者不太熟悉，虽然很不耐烦，还是设法进行营救。

1948年4月，伪国大选举蒋介石为“总统”，他虽然粉墨登场，但是灭亡的命运已经决定。胡政之看到国民党已不可恃，他又不知道共产党既往不咎的政策，害怕因为参加了伪国大将不见谅于人民，因而亲自去恢复香港版。在美国订购的机器，于1947年运到上海，因为没有厂房，存在仓库里没有使用。这时因为资金短缺，他就把机器运往香港变卖，充作复刊的经费。

香港版于1948年3月15日复刊，实现了四版同时发行的计划。但工作并不顺利，耗资费劲，因而使他操劳过度，4月24日正在工作时，肝硬化病暴发，27日他回到上海治疗。于1949年4月12日去世。

随便看

科学优质学术资源、百科知识分享平台，免费提供知识科普、生活经验分享、中外学术论文、各类范文、学术文献、教学资料、学术期刊、会议、报纸、杂志、工具书等各类资源检索、在线阅读和软件app下载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