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为苦难的中国提供书本而非子弹 |
| 范文 | 刘火雄 随着《王云五全集》简体版2013年在大陆出版，王云五这位商务印书馆前总经理再次引发业界关注。作为一位像富兰克林、绥青一样自学成才的文化大家，王云五向来被视为与张元济比肩的出版人，其奋斗的一生，如同一出励志长剧，在近代中国出版史上流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影响至今。时下，新闻出版领域的变革推陈出新，重温王云五的出版经验以及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历程，或许有助于以史为鉴，老树开新花。 北京大学与商务印书馆向来被视为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双子星座”。1921年7月16日，北大教授、时年30岁的胡适只身来到了上海。此次南下，胡适主要应商务印书馆负责人张元济、编译所所长高梦旦邀请，为是否出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一职作先行考察。彼时的胡适，因与陈独秀等倡导新文化运动，意气风发，声名远播。为了劝说胡适南下，年逾五旬的高梦旦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北京大学固然重要，我们总希望你不会看不起商务印书馆的事业，我们的意思是十分诚恳的……我们那边缺乏一个眼睛，我们盼望你来做我们的眼睛”。 在上海停留一个多月后，胡适终究不忍放弃学术研究而重回北大，但他给商务印书馆推荐了自己的老师王云五。在记于当年7月23日的日记中，胡适写道：他（王云五）是一个完全自修成功的人才，读书最多，最博。家中藏西文书一万二千本，中文书也不少……此人的学问道德在今日可谓无双之选。他今年只三十四岁，每日必要读一百页的外国书。相对于胡适的口碑和影响而言，彼时的王云五显得有些名不见经传。张元济、高梦旦向来留心各界人才，最初得到胡适推荐人选的消息时，也“大诧异”，不知王云五为何方神圣。但经过了解和接触，求贤若渴的商务印书馆最终接受了胡适的举荐。 三年通读《大英百科全书》 打铁还需自身硬。王云五得以入围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候选人，既需机缘巧合，更多靠的是他丰富的学识和阅历。 1888年7月9日，王云五生于上海租界，祖籍广东香山（中山），家世务农。其父后因经商迁居上海。在王云五的名片上，“学历”一栏只印有“识字”两字，以示其文化程度。这既是他未曾受过系统学校教育的真实写照，更是民国文化人谦逊、幽默与自信的坦然作风。 王云五早年随大哥读《三字经》《千字文》，后习《孟子》等经典。有一次，当大哥讲到“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段话时，王云五有感而发：“西太后把臣民当作土芥，臣民为什么不把她视同寇仇？陆表兄的举动只是要杀人民的寇仇，怎算得是造反呢？”原来，他的表哥陆皓东追随孙中山闹革命，后在广州被捕并于1895年遭清朝廷杀害，年仅27岁。孙中山称赞陆皓东是“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第一人”。大哥惊讶于王云五的理解能力，同时告诉家人：“弟弟读书不差，只是要防他长大后走错路”。 后来，王云五入私塾，十来岁即半工半读，一边在一家五金店当学徒，一边入夜校和教会学校主修英语。在上海同文馆，王云五既当学生，同时被选为助教，辅导低年级同学课程。如此一来，他不但不用缴学费，每月还可以领二十四元津贴，没有了生活压力。更主要的是，同文馆由英国老教师布茂林开设，他拥有数以千计的英文名著藏书。王云五时常在其书室如饥似渴、闪电式阅读那些不便借回家的图书，养成了快速阅读的习惯。对于外借之书，他又夜以继日，一睹为快。因很多书是在床上看的，王云五此后上床不读书便不能入睡。其广泛涉猎的图书，包括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等，多为西方经典。 与此同时，王云五采取分期付款方式，购买了一套《大英百科全书》（第10版，35卷），每日翻读二三小时，用三年的时间通读了一遍。比尔·盖茨、钱钟书等人年轻时都曾研读过《大英百科全书》，自感受益匪浅。此外，王云五把家中所藏的《二十四史》阅览了一遍。他还通过函授的方式，选修了万国函授学校的土木工程全科。通过这些自修为主的求学，王云五具备了较扎实的中英文功底和良好的知识结构，这为他日后涉足编辑出版业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如在同文馆担任助教期间，他已为上海《南方日报》翻译了法国文豪雨果的作品《可怜的人》（节译本），并分期发表。此后几年，王云五一直为报社翻译世界逸闻趣事或撰写社论，笔名多为“出岫”或“岫庐”。 公民书局自由撰稿人 同文馆后，18岁的王云五在教学方面已小有名气，他随后跳槽中国公学教授英文。同事中，包括宋庆龄、宋美龄姐妹的父亲宋耀如。宋耀如主教文学，王云五负责文法和修辞学。他们的学生有日后知名的胡适、朱经农等人。胡适曾在《四十自述》一书中回忆：在中国公学两年受姚康侯和王云五两先生的影响很大，他们都注重文法上的分析。后来，胡适为了报考清华官费留美，王云五还特意给他补习了三个月的代数和解析几何。 丰富的从政经历，拓展了王云五的视野。他应“老乡”孙中山邀请，一度担任其秘书，负责安排接待事务。后因关于教育改革的建议，王云五受蔡元培赏识，并应邀出任民国政府教育部教育司科长，与普通司科长许寿裳、社会司科长鲁迅并称“三司之秀”。他还担任过全国煤油矿事宜处编译股主任，因连夜把两三万字的中美油矿开发相关合约草案精准翻译出来，深得前国务总理熊希龄激赏。出任苏粤赣三省禁烟特派员时，王云五挑战潜规则，主动揭发前任私扣下来的手续费，其数额每年高达五六十万元。期间，王云五自学了德法两国语言，翻译罗素《社会改造理论》约二十余万言。 1920年春夏之交，原中国公学学生赵汉卿等人合办公民书局，以出版编译图书为主旨。书局方面力邀王云五负责主编一套公民丛书。这一回，王云五当起了自由撰稿人，他既未加入股本，也不领取薪水，只靠编译书稿计酬，工作大多在家完成。一年后，经王云五主持，公民丛书出版二十余种，其中包括他翻译的《社会改造原理》。 至此，王云五的职业生涯已涉及教育、从政、出版等方面，他后来的人生道路，大致也沿着这三条轨道拓展，只是成就更突出，影响更深远。王云五颇有敢为天下先的气度：“如果能够有一个大规模的出版家让我发展，那是无所用其客气的。而且我平素有一种特性，对于任何新的工作或如何重的责任，只要与我的兴趣相合，往往大着胆去尝试。”加盟商务印书馆，王云五可谓得天时、地利、人和。 “四角号码王公” 1921年9月中秋节这一天，王云五正式到商务印书馆报到，从此登上了中国出版大舞台。当年12月前后，王云五正式就任商务印书馆第四任编译所所长。新官上任三把火。王云五首先改组编译所，按照新科学的学科门类分设各部，延聘专家主持各部。经过两三年发展，编译所规模扩大了一倍，总数近300人，各类人才济济一堂，其中包括顾颉刚、叶圣陶、竺可桢、郑振铎、黄宾虹等，均一时之选。其二，王云五着手安排编印各类新学科入门小丛书，以便拓展新的产业链，此前，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物多以中小学教科书和各类参考用书为主。经过改革，一两年后，商务印书馆年出书种类翻了一番，达到600多种。此外，王云五将编译所附设的英文函授科扩充，增设了算术学科与商业专科。王云五很重视数学的应用。他早年在家乡时，常与伯父一起赶集，学习了快速心算和珠算，由此一生养成计算的习惯，无论做任何事，须要计算其利害得失，并以此为判断、决策的标准。 为了便于对辞书中的汉字进行检索，王云五在汲取高梦旦、林语堂等人成果的基础上，多次钻研，历时数年，并于1928年发明完善了“四角号码检字法”。有一次吃饭时，他忽然发现：按传统习惯，一个汉字总笔画不过两位数，但如果把汉字拆分成不同部首或笔画，并相应用数字编码，便可用三四个数字一起来代表该汉字了。这正是四角号码检字法的基本原理。想到这里，王云五“不觉把桌子一拍，大笑起来，家人见此情形，不知就里，竟以为他要发狂，殊不知他的新检字法就在这时候开端了。 四角号码检字法一度盛行，美国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等，都曾根据这一发明为中文图书检索。王云五专著《四角号码检字法》出版时，蔡元培、吴稚晖等分别作了序言。胡适先生还专门为此编了歌诀：一横二垂三点捺，点下带横变零头，叉四插五方块六，七角八八小是九。商务印书馆当年的出版物上，只要出现四角号码检字法，都会附上胡适这首“笔画号码歌”。鲁迅在给友人的信中，提到王云五，也称之为“四角号码王公”。直到20世纪末，随着音序检字法流行，商务印书馆修订本的《现代汉语词典》才声明不再附四角号码检字表。此外，王云五还创立了“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为中国现代目录学的分类作了探索。 《万有文库》被转送到了延安 王云五对于商务印书馆的贡献，后来常被形容为“四百万”。“四”指他发明四角号码检字法，“百”通常指出版百科全书，“万”即代表《万有文库》。也有论者认为，王云五入主编译所之初，启动一些新项目，耗费了商务印书馆五百万股金的五分之四，故有“四百万”之称。 如果说《岩波文库》是日本近代大型文库图书的代表，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则可以说是中国近代规模最大的系列出版物。 据王云五回忆，之所以出版《万有文库》，其初衷为：协助各地方、各学校、各机关，甚至各家庭，以极低的代价，创办具体而微的图书馆，走的是大众路线，便于机构、民众购买。1929年，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万有文库》第一集，共一千余种，两千册，首印五千套。 《万有文库》最初一度积压，但通过折扣征订、教育部发文要求订购等形式，丛书很快销售一空。为了提升服务质量，扩大影响，《万有文库》随书附赠数千张按四角号码检字法编号书名的卡片，以方便图书馆进行管理和读者检索。此后，《万有文库》第二集七百种出版，同样是两千册。五六年间，因收藏《万有文库》而新建立的图书馆不下两千家。王云五创立的“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也被普遍采纳。 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购置了《万有文库》，时常阅读。《万有文库》与中共之间也有一段佳话。20世纪40年代初，中共临潼渭河北县委书记尹省三接到指示，要求搜集一批书籍送往陕甘宁边区。经多方打听，他得知和地下党有关系的阎良大良村人宁毅候，藏有一部《万有文库》，价值450块银元，时价折合100石小麦。双方接触后，宁毅候愿意无偿将藏书送给中共中央。尹省三于是以经商为名，把《万有文库》分册装成40多箱，雇用20头驮骡，辗转送到了延安。毛泽东等对此赞赏有加。后来，中共方面先后两次付给宁毅侯法币一万元，以示谢意。 王云五主持出版《万有文库》这一壮举，被美国《纽约时报》称赞“为苦难的中国提供书本而非子弹”。据出版人喻晓群回忆：辽宁教育出版社在世纪之交曾追随王云五，编辑《新世纪万有文库》，但只喊出“十年千书”的目标，最后出版了600多种就草草收兵了。知名学者、作家董桥后来也感慨：“小学六年级，父亲书房里那整排王云五主编的《万有文库》我几乎读遍了，那是我这一代人领受的通识教育，五十年代的小学生大半都这样走上启蒙的历程。” “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 1930年3月，王云五出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正式接任之前，他出国考察，历时半年，深受美国“管理之父”泰勒思想影响，并效仿在商务印书馆推行现代科学管理法。依据其《科学管理法计划》，改革内容包括预算制、成本会计制、统计制、标准化与简单化、按件计酬制与售货量比较制等。但如此超前的管理模式，因涉及福利待遇、任务考核等事宜，遭到了大多数职工的激烈反对。编译所职员甚至发表“宣言”：王云五不独为同人等之公敌，亦社会之公敌……庆父不死，鲁难未已，要求王云五辞职。迫于压力，王云五最终宣布取消改革计划。实际上，王云五并没有就此停步，而是化整为零，首先从财务管理等方面陆续推进其现代管理，以点带面，阻力小，成效明显。 更大的考验还在后头：战乱几乎给商务印书馆带来灭顶之灾。1932年1月28日，日军突袭上海闸北，“一·二八”事变爆发。第二天上午，日军派出飞机连续3次对商务印书馆狂轰滥炸，位于宝山路的总管理处、编译所、四个印刷厂、仓库、尚公小学等皆中弹起火，全部焚毁。日本浪人随后又闯入商务印书馆旗下东方图书馆纵火，致使46万册藏书化为灰烬，浓烟遮蔽上海半空，纸灰飘飞十里之外，火熄灭后，纸灰没膝，五层大楼成了空壳，其状惨不忍睹。成千上万善本古籍、州府地方志等从此绝迹。此前，东方图书馆有“亚洲第一图书馆”之誉，如今只剩断壁残垣、满目疮痍。据统计，商务印书馆在此次飞来横祸中损失了约八成的资产，计1630万元以上。日军海军陆战队司令盐泽幸一叫嚣：烧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年就可恢复。只有把商务印书馆这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机关焚毁了，它则永远不能恢复。 商务印书馆被炸后，董事会立即组成特别委员会，推选张元济为特别委员会委员长、王云五为善后办事处主任，处理一切善后事宜。为了保存并利用好所剩不多的资产，尽快恢复业务，王云五“壮士断腕”，解雇三千多名员工，但仍保留一千多人。此举一下子把他推到了风口浪尖。当年，王云五不过四十来岁，却一夜白头。胡适给他的来信中写道：南中人来，言先生须发皆白，而仍不见谅于人。对此，王云五只能感慨：要想做事，不独要吃得苦，还需要脸皮厚；不过那副厚脸皮以外，需有一个良心和它陪衬才好。在他看来，国难当头，复兴事大，保存中国文化事业责无旁贷，即便自己挨骂乃至职员闹工潮都要顶住，否则，光养活这么多人就足以把商务印书馆拖垮。 好在经过妥善协调，加上商务印书馆仍保留了一些产业，上海第五印刷厂幸免于难，香港、北平等地还有数十家分馆或印厂，各种资源加上从炮火中抢救出的物资，共计约余300多万元资产。这为商务印书馆复兴提供了基本物质保障。 王云五首先从恢复中小学教科书出版业务着手，当年8月1日，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上海发行所、新开的印刷厂同时复业，在发行所门口，悬挂了一副对联：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商务印书馆其后所出版的教科书，均以“复兴”命名。此外，《大学丛书》《四部丛刊续编》《丛书集成》接连出版，《东方杂志》《英语周刊》《儿童世界》等先后复刊。至1936年底，商务印书馆总资产达1800万元，接近被毁之前，几年间出版物近5000种，占据了全国市场半壁江山，创造了中国出版史上新的奇迹。 “敌人把我打倒，我不力图再起，这是一个怯弱者。他又一念，一倒便不会翻身，适足以暴露民族的弱点。自命为文化事业的机关尚且如此，更足为民族之耻。”王云五说自己之所以不避嫌怨，力排万难，苦斗两年，复兴商务，就是要“为我们中国人争一点点的气”。在磨难中，商务印书馆以“日出一书”为口号，用事实粉碎了侵略者妄图灭我文化的企图。时至今日，商务印书馆仍延续着“日出一书”的传统。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商务印书馆再遭外敌入侵的劫难，王云五等人在领导产业内迁的调度中，仍主持推出了一系列教科书、抗战读物、学术精品，如《战时手册》《抗战丛刊》《国史大纲》《新唯识论》《新理学》《孤本元明杂剧》等，凸显了中华民族文化的顽强生命力。期间，王云五灵活变通，实施“战时节约”策略，如尽量减少图书版面的空白部分，以节约用纸，降低成本，而纸张多采用轻型纸，以便于运输。 国民政府财政部长重回商务 抗日战争结束后，王云五逐渐弃商从政，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此前，他已连任过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因在会上多次支持国民党和蒋介石，被称为“国民党之前哨”，颇受蒋介石器重。1946年5月，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改组，王云五被任命为经济部长。为此，王云五辞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职务赴任，他自言“不是去做官，而是去做事”。两年后，王云五任行宪后翁文灏内阁财政部长，因力推金圆券代法币、稳定物价政策失败，被迫引咎辞职，避居广州，后迁往台湾。新中国成立前夕，在新华社发布的43名战犯名单中，王云五被列为第15号战犯。新中国成立后数十年，王云五在大陆一度沉寂，这与其从政经历有很大关系。 定居台湾最初几年，王云五历任“总统府国策顾问”、“考试院”副院长、“行政院”等职，在蒋介石拨款15万元经费后，筹办了华国出版社。自1954年起，王云五受聘为“国立政治大学”政治研究所教授，率先在台湾倡导博士教育，并指导博士生科研，讲授“中国历代政治典籍研究”等课程，培养了数十名博士硕士研究生，因此被称誉为“台湾博士之父”。此外，王云五笔耕不辍，编写、翻译出版了《中国史地词典》《英文成语新词典》《美国全史》，著有《中国政治思想史》等，并着手撰写《岫庐自撰年谱稿》《岫庐八十自述》回忆性文稿。 王云五自言一生以出版为主，教学次之，“公务政务殆如客串”。这也就不难理解，1964年，已76岁的王云五“廉颇不老”，出任台湾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开始了新的创业。对于出版经营，王云五不改精打细算的作风。徐有守是王云五的学生，后来出任台湾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据其回忆：他在职期间，台湾商务印书馆每年必发行大部头丛书两三种，资金投入庞大。如果其中有一部滞销，书馆就有立即倒闭的可能。因此每筹备印刷出版一书，师生两人便常在王云五董事长办公室反复核计、预测、讨论其可行性，往往踌躇再四，历时数月才作决定。 随着《人人文库》、《国学基本丛书四百种》、《古籍今注今译》等系列图书的出版，王云五向世人展现了“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气魄。王云五主持台湾商务印书馆十余年，最终，台湾商务印书馆与北京、香港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所在的商务印书馆一道，形成了“一花开五叶”的格局。 “人生如斯，好像一次壮游” 1979年8月，王云五驾鹤西去，享年92岁。他的数万册藏书都被用来设立云五图书馆。如今，在台北市大安区新生南路一条小巷中，坐落着王云五纪念馆。王云五的铜像安放在入门处，铜像背后的木墙板上，刻着王云五自题和最喜爱的两句格言：为学勿萌老态，做人须具童心。 而在《岫庐八十自述》中，王云五感慨：“人生如斯，好像一次壮游。”王云五一身多任，事务繁杂可想而知，但他在企业经营管理之余仍孜孜以求，著作等身，足见其勤奋与效率，如2013年大陆出版的《王云五全集》（简体字），共21册30种，达700余万字。王云五自言从十五六岁起，没有一天不做十五六小时的工作。任职商务印书馆期间，每天准时上下班，绝少无故迟到或早退，馆中办不完的事，则拿回家去做，但每天总会拿出两三小时来读书。可谓活到老、学到老。 然而，王云五的政治立场和商业习气也常被人诟病。20世纪70年代，有人提出要废除四角号码检字法，最后还是周恩来出面表示不能因人废文。后世学人同样喜欢把王云五和张元济比较。张元济清末中进士，入翰林院任庶吉士，中学功底深厚，王云五则自幼习英文，偏西学，两人的出版路径也以此为分野，如前者重视古籍整理出版，后者偏向西方经典汉译引进。为远离政治，避免是非，便于商务印书馆开展政治经营活动，张元济甚至曾拒绝出版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等主题著作，如《孙文学说》，王云五则没有促成《鲁迅全集》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功名利禄方面，两人也判若云泥。王云五热衷编纂词典，往往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王云五大辞典》、《王云五小词典》、《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台湾）都可谓代表。与张元济主动请辞商务印书馆的稿费、编辑费不同，王云五出版这些图书一般都抽取版税。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仅《王云五大辞典》一年抽取的版税就达5000元。在王云五看来，这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他生前也表示，个人财产除部分书画留给家人以资纪念外，其余藏书、积蓄都用于云五图书馆建设，不传给儿女。 多年以后，来者再回顾张元济、王云五等人当年的功绩或是非，自当更应怀抱“理解之同情”。诚如王学哲等人所论：“张元济和王云五是商务印书馆百年基业的两大功臣。张元济将商务印书馆从印刷业带到出版业，出版了许多教科书和珍贵古籍，为保存中国文化和促进教育作出贡献。王云五多次在危机中重振商务印书馆的声势，扩大出版能量与范围，使商务印书馆在1949年以前成为中国最大的出版社和世界第三大出版社。他们的经营方式和处世之道，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在王建辉看来，“张元济+王云五=商务的全部品格”，三联书店前总经理沈昌文也曾表示：学了张元济，再学王云五，是正途。只学王云五，不学张元济，也许会走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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