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高校档案文化传播主体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分析 |
| 范文 | 刘淑娟 “双一流”建设项目实施为大学文化建设、高校档案文化传播提供了新机遇，同时也提出了传承和建设一流大学文化的高要求。“互联网+”时代，新技术的蓬勃发展颠覆了传统的传播环境，也为高校档案文化传播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平台。“双一流”与“互联网+”为高校档案文化传播开启了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新时代。高校档案文化传播主体作为传播活动中的主导元素，须紧跟时代潮流，抓机遇，迎挑战，对档案文化扬弃继承、转化创新，助力“双一流”大学文化建设。 一、高校档案文化传播主体范畴 《档案文化论》首次提出“档案文化”定义：狭义的档案文化是指作为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记录与反映的档案信息及其载体，即档案实体文化;广义的档案文化除包括档案实体文化以外，还包括人类有效管理和利用实体文化成果而采取的活动方式及其创造出来的档案事业文化。“高校档案文化”作为“档案文化”的一部分，也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方面进行理解，狭义的高校档案文化，是高校档案实体文化，即“高校从事招生、教學、科研、管理等活动直接形成的对学生、学校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各种形式和载体的历史记录”。广义的高校档案文化，还包括高校在管理和利用高校实体文化及其成果方面，采取的一系列活动方式和高校创造出来的档案事业文化。 因此，高校档案文化传播者也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方面进行区分。狭义的高校档案文化传播者主要是高校内部从事档案工作的档案馆、校史馆、博物馆等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他们可以利用丰富的馆藏档案，将可开放的档案进行编研，产生形式多样的档案文化内容，是档案文化传播主体。广义的高校档案文化传播者还包括高校其他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学生以及高校外部的社会组织和个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利用有限的档案对高校档案文化进行传播或转播，是高校档案文化的辅助传播者。 二、高校档案文化传播主体面临的时代背景 2015年7月4日，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互联网+”时代正式到来。同年10月24日，国务院颁布《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下简称《“双一流”建设总体方案》）;2017年9月21日，首批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学科名单正式确认公布。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几多次重大会议中强调，“要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 “双一流”建设项目是我国高等教育现阶段发展的内在需求表现，“互联网+”是当今互联网技术发展的结果，是“双一流”建设项目运行的外部环境。 三、高校档案文化传播主体面临的机遇分析 高校档案文化传播主体需对高校档案所承载的信息进行挖掘，汲取校史、档案中的思想文化精华，并对其进行扬弃继承、转化创新，产生形式丰富的内容，通过传播渠道向高校学生、教师、校友及社会群体推广和扩散。“互联网+” 的新环境和“双一流”的新需求，注定为高校档案文化传播主体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 1.“双一流”建设项目实施为高校档案文化传播提供新机遇 《“双一流”建设总体方案》提出：“双一流大学建设的主要任务之一是传承和创新优秀文化，加强大学文化建设，……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做到扬弃继承、转化创新，并充分发挥其教化育人作用”。 高校档案文化是高校发展历史的见证，是大学文化的积累，是大学文化传承的重要内容。传播的功能之一是文化传承，高校档案文化传播是实现大学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途径。 “双一流”建设项目带来的大学文化传承和建设任务，为长期以来处于高校的边缘位置的档案馆、校史馆、博物馆等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深入开展档案文化传播工作，并进一步融入高校中心工作提供了新机遇。 2.“互联网+”时代为高校档案文化传播主体带来的机遇 “互联网+”时代，网络传播媒体平台呈开放和多样化发展趋势。网站、微博、微信、播客等逐渐成为各高校档案文化传播的新平台。这些网络媒体大大拓宽了高校档案文化传播主体的传播渠道，也大大缩短了档案文化信息从编研到被广大群众阅读知晓的时间。档案文化传播的内容和形式也不再受制于传统媒体发表门槛的限制，传播主体可以相对自由的形式对编研成果进行发表、传播。网络传播媒体的交互性特点，使传播主体与受众及时互动得以实现。社交媒体的迅速崛起，使每个人都可以是大众传播媒体，大家对收到的信息进行转发，在朋友圈和社会上扩大传播。这些为高校档案文化传播主体的传播工作提供了便利。 四、高校档案文化传播主体面临的挑战分析 1.职称评审制度导致传播主体的“传播动力”不足 高校一般实行档案馆、校史馆、博物馆合署办公的制度，工作人员晋升以档案专业技术职称为主。作为边缘部门，其高级职称比例较低，远远低于中心部门。档案职称评审需在档案系列职称评审机构评定资格后，再由高校聘任。但是，档案系列职称评审机构只认可档案的管理学研究成果，不认可校史方面的档案编研成果。在高校职称聘任过程中，虽然不排斥校史方面的档案编研成果，却过于强调学术成果所发表期刊的级别，忽略了校史研究、档案编研成果是以学术研究手段获得的大众性文化产品的特殊性。在多数高校的文科版学报都没有开设档案校史相关栏目的情况下，校史研究成果很难在影响因子高的期刊发表。作为档案工作指挥棒，现行职称评审制度直接导致这些部门工作人员对档案编研、校史研究缺乏动力。 2.传播环境变化快，对传播主体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互联网+”传播环境下，人们习惯了打开电脑或者手机接收信息，传统的需要现场参与的展览活动、讲座等传播渠道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新的阅读习惯，如“微阅读”“快阅读”以及“重声像、轻文字”等，要求传播内容精而短，更新速度快。而受“档案职称”指挥棒的引导，以论文、专著为主，展览、新闻等为辅的传统档案文化传播内容形式，无法满足人们的新需求。网站、微博、微信公众号等网络媒体逐渐成为各高校档案文化传播的新平台后，受众与传播主体互动需求增加。社交网络媒体环境下，人人都是传播者，对档案文化传播内容的“真实性”造成一定冲击。这些亟待解决的问题，都对高校档案文化传播主体的能力提出了新要求。 3.档案文化产品开发的社会合作性增强 互联网新兴媒体多以声和像的传播为主，由此催生了视频类档案文化产品的兴起，但这类产品往往需要高校与社会组织的合作才能实现。2018年初上映的电影《无问西东》，是高校与电影公司合作传播档案文化的一个成功案例。电影最初是向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献礼的作品，导演、编剧李芳芳从清华大学百万余字的校史档案资料和十几万张照片中寻找创作素材，通过不同年代清华大学师生的故事，展现时代风骨，传承大学精神。电影上映后，在社会上迅速传播，获得口碑与票房双丰收的佳绩，引领了全国高校档案文化的传播。 五、高校档案文化传播主体应对挑战策略分析 高校档案文化传播主体应该抓住“双一流”大学文化建设的机遇，充分利用“互联网+”时代新技术带来的传播环境优势，应对挑战，高效传播高校档案文化。 1.从建设“一流”大学文化的角度，提高传播主体工作积极性 首先，高校应从建设“一流”大学文化的角度，重视档案编研和校史研究的意义，在人员、经费、设备等资源方面提供全方位支持，将“领导重视”落实在制度上，疏通档案馆、校史馆、博物馆等部门工作人员的晋升渠道，提高传播主体的传播积极性。同时，加强队伍建设，通过引进高层次人才和培训、培养现有工作人员的途径，实现档案文化传播队伍整体水平的提高;其次，传播主体要树立为“一流”大学文化建设服务的理念，切实提高自身能力，做好档案文化传播工作。 2.传播主体多方面提高自身传播能力 “一流”大学文化建设要求传播主体具备多方面能力：首先，编研能力。传播主體必须时刻把握传播的主旋律，熟悉档案本身所携带的信息，决定需发掘的档案内容;其次，策划能力。传播主体应具备相应的研究能力和文字表达水平，既能写严谨的学术论文，也能写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大众性读物。同一内容的档案，根据传播媒介和受众的不同，策划出不同的宣传形式，如书本、展览、话剧、视频短片、电影、短文等;再次，互动能力。传播主体要充分利用网络媒体和社交媒体，与受众充分开展互动，及时接收受众反馈，促进档案文化传播效果的实现;最后，“把关”能力。传播主体要利用自身档案研究优势，发布真实的档案文化信息到公开、权威的信息搜索平台，及时纠正错误信息。 3.加强高校档案文化传播新媒体平台建设，强化社会合作 首先，高校应提供政策支持，促成档案、校史编研队伍与辅导员队伍、宣传部及其他部门工作人员的合作，以保障档案文化传播取得好的效果。其次，档案部门应在遵守《档案法》的前提下，积极开设专门业务网站、网上历史馆、网上博物馆、微信公众号等传播平台，及时发布工作动态及档案编研成果信息;最后，加强与社会媒体的合作。平时与社会知名媒体保持经常性的良好互动，在编研出高质量内容的前提下，根据不同媒体的特点进行针对性的素材加工，多渠道传播。 （作者单位：上海理工大学档案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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