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译者主体性视角下的《中国哲学简史》译本对比研究 |
| 范文 | 张芒 赵亚捷 摘 要：《中国哲学简史》是当代大哲学家冯友兰的作品，它用英文讲述了中国哲学的发展历史，旨在为国外读者普及中国哲学思想。本书的译本在国内也具有非凡的地位和影响力，成为中国青年了解中国哲学的入门书。这本书目前只有凃又光和赵复三两个翻译版本，本文通过译者主体性的视角，从双语文化能力、文本选择、译文接受者、译者的诠释空间和不同的翻译策略几个方面对比两位译者的不同翻译特点，以期对以后的哲学翻译带来一定启示。 关键词：中国哲学简史;译者主体性;哲学翻译 1 背景和文献综述 1.1 背景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作者自序中说：小史者，历稽载籍，良史必有三长：才，学，识。学者，史料精熟也;识者，选材精当也;才者，文笔精妙也。著小史者，意在通俗，不易展其学，而其识其才，较之学术巨著尤为需要。这本书的易读性和权威性也体现在这三个方面。 首先，从学方面来看，冯友兰精通中西方哲学，将全部哲学史了然于胸，他著有《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贞元六书》等，成为20世纪中国学术的重要经典，对中国现当代学界乃至国外学界影响深远，称誉为“现代新儒家”。其次，从识方面来看，冯友兰结合西方读者的实际情况，在繁复庞杂的中国哲学史中，选择出了适合他们阅读的经典内容。编者布德博士说当时西方人对中国哲学的真实知识少得可怜，即便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美国人，对中国哲学的认知也只是停留在孔子与老子的印象中。而这本书堪称是第一本对中国哲学进行全面介绍的英文书籍。最后，从才方面来看，《中国哲学简史》经过编辑布德的润色与修改，使得本书更易于西方人理解，增强了其可读性和趣味性。 本书包涵了很多哲学术语，所以需要译者采用深入浅出的语言，使内容通俗易懂。通过译者主体性角度，能够从社会和个人两个维度分析出影响两位译者选择不同翻译策略的原因，对以后的译者有所启发。而如何避免因为译者本身的原因影响翻译的流畅度和准确度，是译者和出版方都应考虑的问题。 1.2 文献综述 对于《中国哲学简史》的翻译研究较少，作者通过知网以关键词“中国哲学简史翻译”查询到2012年至2018年共8篇论文。傅张萌（2013）在《从译者主体性角度看<中国哲学简史>的汉译》从译者主体性角度分析了《中国哲学简史》汉译者的主体性因素。张瑞华（2015）在《简评<中国哲学简史>中的哲学翻译观》中，从西方解释学的翻译观探讨冯友兰的哲学翻译观点，并分析其翻译策略和翻译观点形成的原因。叶邵丹（2014）在《<中国哲学简史>（节选）英译中翻译报告》中，从目的论的视角探讨了此类文本翻译过程中的问题和翻译方法。聂家伟（2018）在《<中国哲学简史>两个中译本简要对比》中探讨了本书两个译本翻译策略的不同。常国华（2018）在《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两种中译本翻译策略与实践研究》中，从认知语言学的视角对比了两个译本的翻译策略与特点。 从文献综述可以看出，目前对于这本书的翻译研究，现有学者大多选择从认知语言学、目的论等视角去分析其翻译策略和方法。从译者主体性视角对其研究的仅有一篇。本研究将从译者主体性的双语文化能力、文本选择、译文接受者、译者的诠释空间和不同的翻译策略这几个角度出发，对比两本译著的不同。 2 译者主体性 长久以来，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强烈的自我中心意识和传统的翻译观念，学界一直认为翻译没有创造性，只是对原文的机械转换，译者的地位没有得到重视。直到20世纪70年代，受到西方语言学转向和文化转向的影响，翻译主体性研究才开始受到重视，一些学者选择主体性的视角进行翻译对比研究，但是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文学的领域。学术界主要围绕译者主体性的内涵和翻译主体的界定进行探讨。 关于谁是翻译主体的问题，许钧（2003：10）总结出4种观点：“一是认为译者是翻译主体，二是认为原作者与译者是翻译主体，三是认为译者与读者是翻译主体，四是认为原作者、译者与读者均为翻译主体。”笔者认为译者作为翻译活动中贯穿始终的决定者，应是翻译主体，但是在翻译过程中需要考虑原作者的行文风格、目的和读者的需要。 关于译者主体性的内涵，仲伟合和周静（2006）尝试对译者主体性的内涵做出总结：译者主体性是指在尊重客观翻译环境的前提下，在充分认识和理解译入语文化需求的基础上，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整个翻译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主观能动性，它体现了译者在语言操作、文化特质、艺术创造、美学标准及人文品格等方面的自觉意识，具有自主性、能动性、目的性、创造性、受动性等特点。而译者主体性可能会受到一些因素的制约，可以具体到译者的文化先结构、译者的双语文化能力、原作者以及文本选择对译者的影响、译者的诠释空间、译文接受者等等。 3 译者主体性的体现 《中国哲学简史》在20世纪80年代由冯友兰的学生涂又光翻译为中文版本，由北大出版社发行，成为学术界的畅销书，又于2003年经由赵复三翻译，目前市场上大部分版本都是采用的赵复三译本，但是读者对这两个版本的评价褒贬不一。这两个译者都对中国学术界影响深远，具有良好的中英双语能力和中国文化的背景，但是他们本身的哲学素养并不一样，采用的翻译策略也不同。两位译者都宣称采取了直译的翻译方法，但是两个译本的内容和风格大相径庭，都体现出译者各自的风格。下面将从几个方面对比两本译著中译者主体性的体现。 3.1 译者的双语文化能力 哲学翻译中涉及了许多专业术语，复杂概念，而如何把哲学文本翻译地地道，能够让目标读者清楚地理解原文意思，并不容易。这需要译者的非凡的双语能力和对哲学的透彻理解。 涂又光于1927年生于河南光山塾师之家，从小学习中國文化，194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文学院哲学系，在先秦儒学、楚国哲学史以及中国教育哲学研究上颇有建树。作为冯友兰的学生，涂又光在冯友兰去世之后，整理其所有中、英文遗稿，编纂成14卷冯友兰《三松堂全集》。涂又光个人曾著有《楚国哲学史》、《中国高等教育史论》、《文明本土化与大学》等。 赵复三1926年生于上海，是中国基督教“三自宣言”的发起人之一。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被聘为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与赵朴初、赵紫宸合称中国宗教学者的“三赵”。从事中外思想、文化、宗教史的研究，已出版学术专著和译作多部。翻译作品有《西方文化史》、《西方思想史》、《中国哲学史》。 从两位译者的介绍来看，涂又光和赵复三年龄相仿，都出生于20世纪20年代，那时社会动荡，中国又处于变革时期，而两位都受过高等教育，为社会主义和新中国的建设付出了一己之力，也为中国哲学在西方的传播做出了贡献。从他们的履历来看，两位的双语文化能力和哲学造诣都很高。但是涂又光系统接受过哲学高等教育，又是冯友兰的弟子，对冯友兰的思想了如指掌，而赵复三主要从事的是宗教的研究，从这方面看，涂又光在哲学方面的造诣更胜一筹。在本文所研究的翻译实例当中，可明确判定为翻译错误的，只在涂译本发现了13句共17处，远远少于赵译本中的38句共42处（常国华，2018）。虽然两位译者都有误译的地方，但是明显赵复三的错误更多一些。 例1：Absolute Freedom and Absolute Happiness 赵译：终极的自由与快乐 涂译：绝对的自由和绝对的幸福 在原文中，“绝对的自由与幸福”是与“相对的自由与幸福”对比阐释的，只有超越万物的限制才能得到绝对的幸福，在有限的范围里只能得到有限的幸福。从哲学的角度来说，没有绝对的绝对，因为宇宙是无限的，其中的未知因素占据了绝大部分。而终极指的是事物发展的端点状态，终极幸福也就是幸福的最终状态。但是幸福是无限的，没有限制，也就没有最高点之说。所以此处赵复三的翻译偏离了原文。 3.2 原作者以及文本选择 根据北京大学出版社的介绍，《中国哲学简史》是冯友兰亲自指导翻译并认可的唯一版本（常国华， 2018）。新出版方新世界出版社与《简史》原译者涂又光先生洽谈没有成功，转而通过冯友兰先生之女宗璞（原名冯钟璞）（1928-）联系到赵复三，委托其重新翻译。两年之后，赵复三翻译完成，于2004 年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该出版合同到期后，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与宗璞在 2008 年签署了赵译本《简史》的版权协议，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钟华，2004）。 涂又光编纂和翻译过冯友兰的很多作品，比较了解原文的创作意图和作品风格，他在哲学史的研究上颇有建树，翻译这本书与他自己的专业比较贴切，能够更好地把握原文的写作意图，领会作者的表达。而赵复三是受到出版社的委托后才进行翻译的，他对于哲学领域的翻译不是很了解，这种被动选择限制了译者翻译能力的发挥，有些地方没有准确传达原文的意思并且出现误译。 例2：Tao is the “Uncarved Block”（pu），which is simplicity itself.There is nothing that can be simpler than the unnamable Tao. 赵译：道就是“朴”之最，因为它连名字也没有（《道德经》第三十七章称道是“无名之朴”）。 涂译：“道”就是“璞”（“Uncarved Block”，未凿的石料），“璞”本身就是“朴”。没有比无名的“道”更“朴”的东西。 原文在“璞”“Uncarved Block”后面标注了其拼音，是想体现“Uncarved Block”与“simplicity”的音与义对应关系。“璞”指的是未雕琢的玉，也是“朴”的谐音，就是简朴的意思，涂译正确传达了原文的意思。而赵译没有翻译出作者的原意，只是把这两句话意译了。 3.3 译文接受者 涂译的第一个版本里写到“这本书由冯友兰的学生涂又光翻译过来，旨在作为教授和学习中学哲学史读者的一本参考书”，可见涂又光译文的目标读者为有哲学背景和知识的学者，所以他的译文仅仅是把很多原典译成了文言文，没有增加解释，哲学术语也是照搬了过来，用语比较简洁，即便这样读者也能够理解。而赵复三译文的目标读者为大众，所以他把原典回译成文言文之后，增加了很多自己的解释，用语更加通俗易懂和流畅，易于读者理解，这也是很多读者更偏好赵译的原因。 例3：For example， one of his contemporaries said：“Great Indeed is the Master Kung！ His learning is so extensive that he cannot be called by a single name.”（Analects，IX，2.） 赵译：《论语·子罕》篇记载，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意思是说，达巷党这地方有人说，孔子是个伟大人物，学问广博，以至很难用某一方面的专长来概括他的成就。） 涂译：例如，有一个与他同时的人说：“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论语·子罕》） 从例句来看，赵译把孔子的同时代人翻译为达巷党人，也就是这句文言文的原话，并且附上了这句文言文的意思，使读者能够更好的理解。而涂译是直译了出来。 3.4 译者的诠释空间 20世纪80年代，涂又光首次将此书译成中文，这个时期译者主体性的概念才刚刚引入中国，译者的地位开始受到重视。在此之前，译者只是两种语言转换的一个媒介，是一个隐形人。而到了2000年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翻译主体和译者主体性等概念进行界定，强调了译者的创造性和主观能动性，译者的地位越来越高。译者的诠释空间说到底是一个“度”的问题。译者诠释原作的空间是有限的，译者的最大诠释空间被限制在原作框架之内，受到原作者创作背景、上下文语境的影響，不能天马行空地任意发挥。毕竟译者是“带着镣铐的舞者”，必然也必须考虑到“镣铐”的束缚（仲伟合，周静，2006）。受到当时学术背景的影响，为了增加翻译的美感和流畅度，赵译比涂译发挥了更大的创造性，但是赵复三对于原文随意增减，并且多处增加自己的理解，超出了对于原文诠释空间的限制。 例4： Hence，judging from the nature of the works of these writers， this practice， as we shall see later， did not indicate any misunderstanding or distortion of Buddhism， but rather a synthesis of Indian Buddhism with Taoism， leading to the foundation of a Chinese form of Buddhism. 赵译：它实际是对印度佛教思想和中国道家思想进行一种综合的努力，由此而为中国佛学奠定了基础。 涂译：所以从这些著作的内容来判断，作者们继续使用道家术语，并没有造成对佛学的误解或曲解，倒是造成印度佛学与道家哲学的综合，导致中国形式的佛学的建立。 赵译没有翻译这句话的前半部分，其中这句话的主语“this practice”指的是“使用道家术语”，赵译也没有翻译出来，只是使用了一个代词“它”，指代不是很清晰。赵译无故出现多次随意删减和增加自己理解的情况，这就超出了对于原文诠释空间的限制。涂译虽然是直译了出来，但是用词不是很准确，“导致”和“造成”常用于不好的结果，而佛教和道家思想的融合不具有消极色彩，中国佛学的建立也不是消极的结果。 3.5 译者主体性在翻译策略选择中的体现 两位译者都宣称自己运用了直译的翻译策略，赵复三在译后记中说“翻译外文书刊，大概诗歌、哲学两类著作最费斟酌。这两类著作如果依循原著，逐字逐词按字义翻译，应不是十分困难;难的是在翻译这两类著作时，不能只满足于形似，还要求其传神”。传神多用于中国画中，指生动逼真地刻画出人物或物的神情。可见赵复三并不满足于仅仅把原文的意思转换过来，还力求传达原文的韵味。而涂又光几乎是逐字逐句翻译过来的，对于原著的句式几乎没有改动。 例5：It was not until the latter part of the Tang dynasty that there arose two men， Han Yu （768-824）and Li Ao（died c.844）， who really tried to reinterpret such works as the TA Hsueh or Great Learning and Chung Yung or Doctrine of the Mean， in such a way as would answer the problems of their time. 赵译：一直到唐中叶以后，韩愈（公元七六八至八二四年）和李翱（公元八四四年卒）才对《大学》和《中庸》作出新的解释来回应时代提出的新问题。 涂译：直到唐代的后半叶，才出了两个人，韩愈（768-824）与李翱（约844年卒），他们做出了真正的努力，为了回答他们当代的问题而重新解释《大学》、《中庸》。 两位译者都采用了直译的方法去呈现原文，但是涂译完全是逐字逐句翻译过来的，翻译腔很重，而赵译则酌情删去了“出现了两个人”和“做出了努力”这两句没有必要的翻译，按照中文的习惯转换句式。这样的句式在文本中出现了多次，赵译更流畅一些。 两个译本各有优劣，涂译的策略主要为直译和异化。而赵译的策略主要为直译加意译和归化。这对于哲学翻译也提供了一些启发，哲学翻译应当以直译为主，但是直译并不是仅追求字对字的翻译，应该发挥一定的译者主体性，在准确传递原文意思的前提下，尽量做到通俗易懂和流畅。 4 结语 《中国哲学简史》译本旨在普及中国哲学和文化知识，但是通过读者评价发现，由于缺乏系统中国哲学知识，当代很多年轻人都觉得此书深奥难懂，这更加强调了翻译的作用。作为读者和原文的中介，译者应该在准确传达原文意思的基础上，使其通俗易懂。本文从译者的双语文化能力、文本选择、译文接受者、译者的诠释空间和不同的翻译策略角度对比了两位译者译文的异同，发现涂又光的哲学背景更胜一筹，但是他的翻译追求字对字的翻译，丧失了一定的流畅性。赵复三的翻译可读性更高一些，但是又丧失了一定的忠实度。因此，译者在翻译前应评估自己的双语文化能力和翻译风格，考虑译文接受者的需要，制定合理的翻译策略，避免超出诠释空间的限制，出版社也应从上述角度考虑去委托合适的译者。 参考文献 [1]常国华.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两种中译本翻译策略与实践研究[D].安庆师范大学，2018. [2]冯友兰著，赵复三译.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 [3]冯友兰著，涂又光译.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4]冯友兰著，涂又光译.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5]傅张萌.从译者主体性角度看《中国哲学简史》的汉译[J].海外英语，2012（13）：167-168. [6]聂家伟.《中国哲学简史》两个中译本简要对比[J].福建江夏学院学报，2018，8（02）：95-104. [7]许钧.“创造性叛逆”和翻译主体性的确立[J].中国翻译，2003（01）：8-13. [8]叶绍丹.《中国哲学简史》（节选）英译中翻译报告[D].南昌大学，2014. [9]张瑞华.简评《中国哲学简史》中的哲学翻译观[J].中原工学院学报，2015，26（05）：109-112. [10]钟华.有多少书可以重出？[N].科学时报，2004-4-15. [11]仲伟合，周静.译者的极限与底线——试论译者主体性与译者的天职[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07）：42-46. 作者簡介 张芒（1974-），女，陕西三原人，西安外国语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翻译学和语言学研究。 赵亚捷（1995-），女，汉族，山西临汾人，西安外国语大学旅游学院翻译学专业2018级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翻译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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