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成本会计中沉没成本效应分析 |
| 范文 | 汤吉军 按照现代成本会计决策和规范理论角度看，沉没成本是已经支付了，无法再收回或补偿的成本，并将其归属于决策不相关成本，因而沉没成本不应该影响当前或未来决策，体现沉没成本决策无关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沉没成本影响当前或者未来选择则被称为沉没成本错误，并将其视为一种非理性行为。然而，一旦引入交易摩擦或行为扭曲，我们会发现成本会计中沉没成本效应的理性逻辑，从而表明沉没成本效应或者偏差的存在本身就是在交易成本或非理性条件约束下的一种理性反应。因此，需要采取恰当的非正式和正式制度克服沉没成本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追踪投资成本过程，加强沉没成本和风险管理，从而使成本会计方面的相关制度提供准确的决策信息，从而做出正确的决策。 一、引言 会计的前身是簿记，500年前簿记曾经是数学的一个分支。随着簿记发展为会计，引进了若干经济学的概念与理论，经济学就逐渐成为会计学的基础。不联系经济学来考察会计的最重要的一个概念：资产，显然是捕捉不到资产的来源及其本质的（葛家澍，2005）。由此可见，经济学的发展演变也会冲击会计学的发展。因此说，受新古典经济学的影响，成本会计中同样假设“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完全了解可用的手段和将要实现的目标，因此能够在现在和未来做出使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理性选择，这便是新古典会计学的主要标志。因此，决策者进行决策时仅仅根据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与行动相关的沉没成本是固定不变的，因而不应该进入有关连续还是中断行动的决策中。此时，以前投资的货币、努力和时间等沉没成本已经支付了，不能得到补偿，因其不构成机会成本，所以不应该影响当前或未来决策，体现沉没成本决策无关性。因此说，在信息完全（零交易成本）条件下，理性人必然追求利润最大化，不会考虑沉没成本的影响。然而，如果以前的这些投资激励人们继续执行当前的决策，则被称为沉没成本错误。因沉没成本错误被视为一种非理性行为而被排除在新古典完全理性研究范围之外了。 事实上，经济学家和会计人员对于成本的看法是不同的。科斯（Coase，1938）曾注意到，会计人员认为一台机器的使用成本是指机器的折旧，而经济学家会说，使用一台机器的成本是指这台及其应用于其他场合所能创造的最大价值。如果没有其他用途的存在，这台机器的使用成本就是零。从理论上说，科斯的说法是正确的，但是，要算最大值需要知道使用机器的所有行业的未来情况，结果经济学家或者接受会计人员计算方法或者回避耐用资本品问题的做法。事实上，会计人员喜欢回顾企业财务状况，因为他们必须记录资产和负债，对以往的经济活动作出评价。会计成本包括固定资产折旧费用，这是根据国内税收署所允许的税务处理方法确定的。经济学家注意企业的前景，他们所关心的是将来成本预计是多少，以及企业如何通过重组资源来降低生产成本并提高企业利润率。因此，他们必须关心机会成本或经济成本，即未能使企业资源得以最高价值利用而放弃的机会成本。同样，会计人员和经济学家均将实际支出即显性成本列入他们的计算中。显性成本包括工资、材料成本和资产的租金。对于会计人员来说，显性成本极为重要，因为它们涉及企业与之有经济往来的企业或个人的直接支付。而经济学家对于显性成本的关注，则是因为工资和材料成本代表了可以被有效用于其它地方的货币，从而造成经济学家关注隐性成本—经济成本或机会成本，而会计人员关注显性成本。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家还会看到会计无法记录的隐性成本的沉淀，而会计人员只能看到账面上显性成本的沉淀。因为信息完全，使经济学家和会计人员是一样的，进而得出沉没成本不相关命题。 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决策者产生这种所谓的非理性行为，究竟在什么时候，沉没成本效应才会更见显著。由于新古典会计学理论都是建立在完全理性的假设之上，只关注决策问题的描述和决策方法研究，忽略了决策本身所面临的约束条件。科斯开创了新制度经济学革命，提出交易成本，从而论证现实生活中，人们无法做到完全理性，或者说获得信息需要支付交易成本，不可能免费得到，所以决策时需要考虑交易成本的影响。而且，新古典经济学的成本理论主要是依据会计成本概念，而不是一个技术成本（Kay and Mayer，1986）。作为新制度经济学重要分支—交易成本经济学代表人物—威廉姆森（Williamson，1985）认为，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是从会计角度划分的，并没有从经济学角度—机会成本考虑的，所以，他划分出资产专用性成本和非资产专用性成本，从而引出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为我们分析资产专用性（另一种预期沉没成本）重要迈出坚实一步，从而论证，在信息完全或契约完备条件下，无所谓沉没成本还是非沉没成本，都可以做出理性选择，因此可以将成本划分出决策相关性成本—非沉没成本和决策非相关性沉没成本—沉没成本。一旦有限理性，契约不完备，特别是机会主义行为的存在，这种简单的两分法因信息不完全而无法分开，致使资产专用性发挥重要的作用。而且，开创行为经济学的卡尼曼和特维斯基（Kahneman and Tversky，1979）在前景理论基础上揭示了人们在不确定性条件下决策机制和行为特征，因偏好改变往往出现沉没成本效应。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受到“让过去的事情过去吧”、“不要为溅出的牛奶哭泣”等警告，但在真实决策时往往考虑沉没成本的影响，大量的沉没成本效应行为普遍存在。例如，由于已经在风险企业中投资很多，所以需要继续经营；由于在当前的制度环境下进行了大量的投资，所以抵制技术或制度变迁；人们对职业或者专业进行了大量投资，所以不愿意转换研究领域；在银行业，追加资金往往贷给那些无法支付债务的企业等，使决策者难以忽略以前发生的沉没成本。 实际上，行为金融理论通过引入框架效应、心理会计、禀赋效应等，不仅大大拓展了新古典财务学—包括“资产组合理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套利定价模型”、“财务期权理论”等，而且还解释了沉没成本效应的存在，诸如避免资源浪费心理（Arkes & Blumer，1985），以及自我辩护（Staw，1976）。因此，在不确定性和非理性条件下，决策者往往考虑沉没成本，人们不得不考虑以前发生的沉没成本或历史成本，很难将它一笔勾销，出现大量沉没成本效应（Sunk Cost Effect）。 因此，本文力求通过广义的经济理性角度再次解释成本会计中沉没成本效应的合理性，突破新古典狭义理性，从而看到，在交易成本为正或行为扭曲条件下，会计作为一种制度是有存在的合理性（Coase，1938）[1]，经济主体往往考虑过去发生的沉没成本，从而再次看到成本会计中沉没成本效应的理性逻辑。 二、沉没成本的内涵及其形成条件 由于新古典经济学中零交易成本假设这一致命缺陷，与现实不相符合，很容易发生投资失败，造成资本投资损失而出现沉没成本，决策者很难能够忽略掉它。沉没成本是指投资之后不能得到补偿的那些成本损失，往往与历史或真实时间因素变化有关，成本是否沉淀取决于决策时成本是否完全得到补偿。那么，在现实条件下，有哪些主客观条件使投资成本发生沉没成本，究其原因如下： 首先，专用性有形和无形资产投资是产生沉没成本的客观条件。按照威廉姆森（Williamson，1985）专用性资产可划分为：（1）设厂位置专用性。例如，在矿山附近建立炼钢厂，有助于减少存货和运输成本，而一旦厂址设定，就不可转作他用。若移作他用，厂址的生产价值就会下降；（2）物质资本专用性极强。设备和机器的设计仅适用于特定交易用途，在其他用途中会降低价值；（3）人力资本专用性。在人力资本方面具有特定目的的投资。当用非所学时，就会降低人力资产的价值；（4）特定用途的资产，是指供给者仅仅是为了向特定客户销售一定数量的产品而进行的投资，如果供给者与客户之间关系过早结束，就会使供给者处于生产能力过剩状态。专用性物质资产和人力资产一旦从初始生产性活动中退出，其投资再生产的机会成本很小，甚至没有，因而无法通过再出售价格得到完全补偿而形成沉没成本。 其次，在给定资产出售价格不会降低的情况下，产权界定不清晰，交易成本昂贵，也会导致沉没成本，特别是当交易成本降低资产再出售价格。因信息不对称出现“柠檬”问题（Akerlof，1970），使专用性资产在交易过程中很容易产生沉没成本。由于市场交易成本昂贵，需要企业或长期契约等非市场治理结构，又因交易成本进入非市场制度中，也会导致因专用性投资攫取准租金出现敲竹杠行为、以及委托代理成本等，使投资资本效率下降，造成资本投资损失而产生沉没成本。同时，交易成本本身往往具有沉没成本性质。一旦投入时间和精力，往往具有非货币支出性质，很难转为他用而变成沉没成本。 再次，不仅决策者面临有限理性，根本不确定性（Fundamental Uncertainty）也是产生沉没成本的重要条件。在现实生活中，各项实施的决策都将沿着不可预期的路线演化，这意味着决策者不可能事先知道各种决策的未来结果。因此，以前的经历常常构成决策的基础，无法将过去发生的一切一笔勾销。罗宾逊（1979）指出，“历史是从一去不复返的过去向着未卜的未来前进的”。“就这个世界和现实来说，过去是不能召回的，未来是不能确知的”。当前所做出的决策以及所采取的相应行动，只有在将来的某个时刻才能完成。决策是事前的，而结果是事后的。因此决策很容易出现错误，导致投资失败，特别是固定资本投资，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市场价值也会发生贬值，从而带来无形的资本损失。 最后，政府管制、终止现有的契约性承诺关系，以及税收政策与折旧制度等，都可能产生沉没成本。例如，税负过重或加速折旧等，都会影响投资成本的补偿，从而产生沉没成本损失。 总之，新古典会计学告诉我们，完全理性决策时不应该考虑以前投资的沉没成本，仅仅考虑决策行动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此时沉没成本对当前或未来决策不相关。然而，由于现实经济是一个动态、充满不确定性的过程，因此当前决策不仅需要向前看考虑机会成本，而且还需要向后看――考虑过去已经发生的沉没成本，这些共同影响经济决策过程，缺一不可，从而也会看到，考虑过去发生的沉没成本与交易成本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相一致。这是因为向后看考虑沉没成本不仅降低交易成本，也会提高认知局限，从而提供更多决策信息。这些沉没成本会影响投资者的当前和未来的决策，在动态过程中决策者不得不考虑这些沉没成本的补偿与约束问题，所以很难忽略沉没成本对当前和未来决策的影响。因此说，在一个交易成本为正或非理性的世界里，会计制度重要，进而沉没成本重要。 三、沉没成本效应的理性解释 如前所述，因投资的生产成本（也包括作为投资形式的交易成本）无法得到补偿发生沉没成本，从而发现这些沉没成本常常会出现一种较强的继续维持、自我强化和自我履约的倾向。这样，人们的实际行为表现为普遍违反新古典行为模型，沉没成本效应应该被视为一种常态，而不应该视为谬误或非理性行为，因此我们需要分析沉没成本效应的合理性。 1.风险态度不同可以解释沉没成本效应。斯查布罗克和戴维斯（Schaubroeck and Davis，1994）考察了投资主体风险态度对决策行为的影响。投资决策往往嵌入在过去的决策、当前的环境，以及未来预期当中。他们指出，如果风险态度不同，对初始投资负责任的人可能借助于以前的绩效信息作为选择的基础。对于不负责任的决策者来说，他借助以前的绩效信息可能避免再投资，这是因为他不受以前的决策所困扰。尽管出现各种可供选择额投资机会，也有可能减少再投资行为，这主要是因为决策者的风险态度不确定。沉没成本效应是否出现取决于失败投资者的风险态度。当面临可行的再投资机会、且有不同的风险水平时，风险态度应该是保守的。风险态度要比是否对以前的决策负责任更为重要，风险态度可以导致沉没成本效应，特别是在投资失败情况下，风险偏好可以导致沉没成本效应。 2.声誉和信息不对称可以解释沉没成本效应。在有关人力资本的信息是私人的情况下，很可能通过其他人观察以前的行动和他们的后果，这些行动就获得了声誉价值。通常，声誉效应扭曲决策者的偏好。克瑞普斯和威尔逊（Kreps and Wilson，1982）用声誉价值解释连锁店悖论，米尔格罗姆和罗伯茨（Milgrom and Roberts，1982）用声誉价值解释掠夺性定价。企业是否连续生产还是转换生产依据决策者拥有的私人信息程度。有关人力资本的私人信息就是决策者的个人能力或水平。在这种情况下，经理转换生产意味着传递损害经理声誉的信息，结果会损害他在劳动市场上的能力声誉和就业机会。如果忽略了声誉效应，那么就不会发生生产升级行为这一难题。另一方面，在信息公开的条件下，沉没成本效应就不会发生。这是因为当后来的信息与以前承诺发生矛盾时，经理总是选择生产转换，从而将失败归结为外部原因。由于在私人信息条件下，经理的声誉扭曲了经理的激励，一旦出现生产转换，就要忍受丧失自尊的痛苦，并要承认自己并不比别人聪明。因此，为了保护自尊，他们将失败归咎于运气不好，抱怨其他人参与对市场的操纵等，从而出现沉没成本效应（Kanodia et al，1989）。特别是在委托代理情况下，会进一步加大沉没成本效应。因此，对于失败的投资项目升级符合代理人的私利，如果他拥有升级决策的结果的私人信息，而监管者和企业所有者（委托人）根本没有，那么经理（代理人）就会理性地继续追加投资，尽管这不符合企业的最大利益。虽然从企业委托人角度看，升级错误是非理性行为，但从代理方法看，当决策者的声誉重要和信息不对称出现时，它却是理性的。 3.过去继承下来的遗产可以解释沉没成本效应。由于过去继承下来的资产对后来的事情具有重大（但不是绝对）的影响，很难重新开始，从而需要找出实用或改良的方法。（1）继承下来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无形资本存量等。现实经济总是在各个方面继承它的资本存量。这些资本包括通用性物质资本――建筑物、机器设备和交通工具等等，以及劳动力的通用技能—通用性人力资本。同时，还包括各种各样专用性的资本形式，例如，体现在熟练地的团队生产能力，这些资本是专用性。至少在理论上可知，通用性资本很容易通过市场购买而达到复制。相比之下，专用性人力资本和无形资本都是学习的产物，经常是隐性的，不可言传，很难复制；（2）生产技术和组织知识现状也会约束经济的发展趋势。对于特定经济而言，重要的是，我们知道有哪些现存的生产技术，且要知道，哪些生产技术能够在实践中可以重新使用。纳尔逊和温特（Nelson and Winter，1982）指出，模仿现存的生产技术是一项成本昂贵和花费时间的活动；（3）继承下来的制度存量。经济中继承下来制度存量包括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以及它们的执行。正式规则包括政治和法律体系等等。非正式规则包括道德，以及习惯和态度。执行的方法包括法律惩罚、社会谴责等。如果制度具有通用性，那么很容易改变，那么它们不会构成经济中的显著约束。但是由于制度专用性，变化是缓慢的和困难的，在某些情况下，经济可能锁定在“坏的制度”中，从而出现沉没成本效应。 4.有限理性或有限认知可以解释沉没成本效应。由于完全理性需要支付时间、努力和资源，从而使获取信息和新知识成本十分昂贵，所以经济主体会选择有限理性或理性无知，此时考虑过去发生的沉没成本是节约交易成本的重要手段。有限理性主要包括：一是有限信息；二是收集、处理、保留和交流信息能力有限；三是相关知识的隐性特征，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四是许多决策的环境是非常复杂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通过使用简单的、局部的现实模型处理复杂的决策环境，这样很容易犯错误。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可以基于许多相同的心智模式（Mental Models），例如，意识形态都会强化这些心智模式，从而拥有一定的存在价值。哈耶克（Hayek，1983）强调制约常规和规则的知识是隐性的，不可言传，即使可能，也常常极为困难和昂贵，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不可能很容易地进行。然而，不可言传的知识却能够在“干中学”中获得，在人们无意中用到它以前一直存在大脑中的知识，这就会出现沉没成本效应。 5.未来不确定性导致等待有收益可以导致沉没成本效应。大多数投资决策在不同程度上具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投资部分或者全部不可逆的；二是对于投资的未来收益是不确定性的；三是你在投资时机选择上有一定的回旋余地。你可以延期投资获得有关未来更多的信息。在这种条件下，等待新信息就有实物期权价值（Dixit and Pindyck，1994），并不能实现新古典净现值方法。当考虑投资时，相关信息比预期差，这样就会取消投资或者延期投资。当考虑负投资时，相关信息比预期好，这就导致不进行负投资，延期退出。从而发现，即使价格小于平均可变成本，企业也不会轻易退出，而是依靠等待或观望获得延期的机会成本（期权价值），正是因为未来不确定性而出现沉没成本效应。 6.前景理论可以解释沉没成本效应（Kahneman & Tversky，1979），如图1所示。前景理论认为，决策者系统地架构决策影响决策选择。当决策结果被描述为损失（负架构），经理人更愿意承担风险避免损失比同样的结果被描述为收益（正架构）。正因为这样，斯特瓦（Staw，1976）指出，“个人在失败后处理信息与成功后处理信息可能不同，这种不同的处理可能解释政策承诺的差别”。正是在这种研究动机下，怀特（Whyte，1993）指出，尽管从经济理论角度看，沉没成本对于当前或未来决策不相关，但是，在决策背景下，沉没成本的出现可能使决策者愿意采取冒险行为。当面临正反馈时，决策将在收益之间进行选择。当面临负反馈时，决策将在损失之间进行选择。在前者情况下，往往是风险厌恶的，而在后者情况下，往往是风险偏好的。前景理论关注决策实际上是如何做出的描述性方法，解释了在失败的行动过程中沉没成本效应的心理机制。 前景理论与沉没成本相关的第一个特征是前景理论的价值（效用）函数。这个价值函数表示客观上定义的收益和损失（以货币计算）和主观上定义的收益和损失之间的关系。对于所得，价值函数是凹的，而对于所失，价值函数是凸的，这意味着价值函数在价值损失时比价值所得要陡，这被称为厌恶损失，人们对于损失表现出风险偏好，而对于所得表现出风险厌恶。当初始投资在A点。在失败投资之后在B点。在B点进一步损失并没有导致价值损失。然而，与此相同数量的收益会导致价值较大增加，所以，投资者处于B点会冒较小风险就可以获得较大收益。与A点相比，在B点支付了沉没成本更容易进行风险投资，继续给失败投资的项目融资。前景理论与沉没成本相关的第二个特征是确定效应。首先，绝对确定收益往往被高估。确定收益的价值要大于给定的预期收益价值。其次，确定损失往往被低估。这个价值要小于给定预期损失价值。由前景理论可知，人们特别厌恶确定性损失，所以，在面临沉没成本的情况下，往往进行连续投资，从而表现出沉没成本效应。 由此可见，通过经济理性解释了沉没成本效应存在的合理性，摆脱新古典成本会计中沉没成本无关性命题，进而将此情形作为一种特例。事实上，对于沉没成本效应的解释，它们之间是互补的。这说明，要理解沉没成本效应理性逻辑，需与心理过程、有限理性和交易成本等综合起来加以分析才能更深入理解沉没成本效应，从而表明，成本会计中沉没成本效应十分普遍。正是在交易成本为正或行为扭曲世界里，沉没成本是否相关性，成为会计制度提供信息的重要依据。 四、沉没成本效应对会计学的意义 在零交易成本条件下，作为预期到的沉没成本，理性人当然无需考虑它，仅仅根据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进行优化决策，这是新古典会计学（Neoclassical Accounting）的精髓所在。然而，在非新古典环境下，由于不确定性普遍存在，往往会导致未预期到的沉没成本，从而往往影响当前或未来决策，进一步使边际分析失败（Caose，1946）。一旦偏离新古典的世界，走进交易成本为正或者行为扭曲的世界里，沉没成本效应这一理性行为可以得到理性解释，从而影响新制度会计学（New Institutional Accounting）或者行为会计学（Behavioral Accounting）的发展。因此，承认沉没成本效应的存在，不仅具有极大的理论价值，而且还有极大的应用价值。 首先，承认沉没成本效应的存在，可以回到现实生活中，从而可以清楚和克服沉没成本这一心理偏差，为会计制度（Accounting Institutions）提供指导原则，从而刺激企业与经济长期发展。具体包括：（1）制定明确的投资目标以及达成目标的投资策略。制定明确的投资目标可以带来很多优势。例如时刻想着自己的投资目标，能够帮助你着眼于投资的长期表现和大的方面，不会拘泥小节，监督投资过程，判断你的行为和投资目标是否符合；（2）明确投资的数量化标准。明确投资数量化标准可以使投资者免受情绪、谣言、传闻和其他心理偏差的影响。虽然使用数量化标准，但企业的管理水平、新产品的开发等非数量化信息也很重要；（3）分散投资可以避免巨大损失而影响自己的决策。同样，分散投资也可以摆脱启发式推断心理偏差；（4）必须控制自己的投资环境，必要时使用大拇指规则。 其次，在正交易成本的世界里，沉没成本效应会得到理性解释，从而认为，尽管这一行为是错误的，但它却是理性的，从而可以到根除的目的。由于现有的决策理论是以期望效用理论为基础的理性决策理论，而对决策理论的行为决策了解较少，因此需要加强管理者行为决策理论学习，了解人们在决策时的行为特征，通过优化自身的知识结构，提高自知之明的程度，并能坦然接受他人意见。在决策时，注意边际原则的局限性。在投资项目进程过程中，有时需要改变具体项目负责人，可以达到减少沉没成本效应目的，或者事前制定财务预算约束（（Stiglitz and Weiss，1981；Myers and Majluf，1984）或心理预算约束（Heath，1995）。特别是在投资或终止项目决策时，必须集体决策，发扬民主，提倡信息共享和信息沟通，要求有一套科学的投资决策体系，要求决策者从技术、财务、市场前景和产业发展方向等方面对项目进行准确判断，及时解决沉没成本是否相关性问题。 再次，在行为扭曲的非理性世界里，承认沉没成本效应，我们才能发现会计的功能，它是“作为认识、处理和沟通经济信息过程，借此达到充分的判断和决策的目的”，从而使会计追踪成本支出过程，因此要做好事前沉没成本治理。（1）在发生沉没成本的情况下，要从理念上认识沉没成本问题，尤其是提供充分适当的信息，避免“信息贫困”；（2）由于委托代理关系的存在，代理人会扭曲沉没成本信息，尤其是符合决策者的信息偏好，很容易造成资源配置扭曲，因此需要提供适当的激励机制；（3）需要建立适当的组织结构，从而使代理成本最小化，包括外部与内部审计，以及形成集体决策而不是个人决策，加强事前信息甄别和事后信息扭曲监督。 最后，由于世界是不确定性，事前治理沉没成本的会计制度或者手段本身并不是完美的，所以，也需要事中、事后沉没成本治理。在这种情况下，一是，需要从政治制度、法律制度、乃至审计制度等角度考虑历史、社会、政治、文化等对沉没成本的影响；二是需要加强实体企业或金融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尤其在委托代理情况下，需要实现激励相容，获得更多的适当信息，从而避免受到沉没成本效应的影响；另一方面，既然沉没成本相应存在干扰市场秩序，为政府干预市场经济提供新的指导原则，在于加强沉没成本管理，避免出现沉没成本。尽管政府可以在降低交易成本方面下功夫，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答案，也需要政府实行繁荣二手市场、加速折旧、税收减免等供给政策，以及增加有效需求的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对外开放经济政策等，使管理沉没成本成为一个社会过程。 由于财务决策在公司一系列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在交易成本为正或非理性的世界里，决策过程已经不再是沉没成本是否决策相关性问题，而是沉没成本在决策中占有的何种地位问题。因此，在交易摩擦或行为扭曲的世界里，理论要紧随实际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毫无夸张地说，如何做好沉没成本的预测、追踪与控制，乃至沉没成本治理已经成为今后成本会计工作的关键，从而形成新古典会计学、新制度会计学和行为会计学等不同认识。因此，沉没成本效应为我们考虑决策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视角。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沉没成本效应还需要不断完善。同时，如何结合我国财务、资本市场的独特性，对上市公司的金融决策做进一步分析，摆脱新古典会计学，特别是开创制度（或交易成本）会计学和行为会计学，可能是研究沉没成本效应的重要发展方向。 总之，通过对成本会计中沉没成本效应分析，扩展了我们研究问题的视野，超越了新古典会计学的基本指导原则，我们需要重点分析的是如何控制沉没成本条件下决策者的反应，说到底，信息与激励可能是实现这种控制的关键方法，从而避免“亏损之后继续追加投资”这种困境。是否尊重沉没成本往往取决于决策者风险态度、交易成本，以及非理性因素等等。因此，沉没成本无关性是在极为有限的简单的情况下才会成立。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沉没成本效应是十分普遍的。正如科斯（Coase，1938）指出，“成本的变动对于某个决策是十分重要的，而对于其他决策毫无价值”。从理论上说，不同的成本概念适用于不同的目的。成本分类一定是决策专用性的，没有统一放之四海皆准的成本分类。沉没成本在成本会计中对于决策无关性则是在交易成本为零和完全理性的情况下才会成立，我们必须走进交易成本为正或者非理性的世界里，这是未来对会计学家研究的挑战。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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