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激励水平对费用粘性的影响 |
| 范文 | 陈宇新 孙长江 【摘 要】 文章以2008年至2011年274家国有上市公司为观测样本，研究高管薪酬激励水平对费用粘性的影响。以高管货币薪酬在高管货币性薪酬与权益性薪酬两者中的比重作为薪酬激励水平，进而探讨两者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国有上市公司存在费用粘性，而且高管薪酬激励水平对费用粘性产生负向影响。 【关键词】 国有上市公司； 高管薪酬激励水平； 费用粘性 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4）07-0084-03 一、引言 费用粘性的理论基础是企业成本研究。传统成本理论将成本划分为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并且只得出变动成本与企业业务量存在单纯的线性关系，而忽视了方向问题。当管理者决策被纳入研究范畴时，学者们才发现成本在随业务量变化而变化的同时，边际变化率会因业务量变化方向上的差异存在不对称性，表现出业务量上升时成本增加的幅度大于业务量下降时成本减少的幅度，这种性质就是费用粘性。有关费用粘性的众多文献中，以管理者决策为视角的研究占据重要地位，而针对管理者决策影响因素之一的高管薪酬激励水平与费用粘性关系的探讨却很贫乏。因此，文章将结合国有企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研究国有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水平对费用粘性的影响，从而使费用管理的方法得到进一步拓展。 二、文献回顾 有关管理者决策与费用粘性关系的研究成果中，国外最早由Anderson等（2003）通过研究美国公司的销售费用后确认了费用粘性的存在，并认为是管理者的谨慎造成了费用粘性，这种谨慎性表现在业务量下降时，管理者会犹豫是调整生产还是维持现状。Chen等（2008）从委托代理角度，提出“帝国”建设的动机与费用粘性正相关，管理者对公司的治理强度与费用粘性负相关。Dierynck与Renders（2009）讨论的高管收入与费用粘性关系的结论揭示出当高管掌握的薪酬控制权越小时，应对业务量的下降就越会选择立刻减少生产资料投入，进而造成费用粘性的降低。Kama和Weiss（2010）还发现管理者在不掺入个人私利的情况下，策略选择的不同对费用粘性会产生不同影响，其中为了规避盈余减少所做的决策与费用粘性就存在负向关系。 孙铮、刘浩（2004）首次提出了中国上市公司存在费用粘性的结论，他们认为机会主义是导致费用粘性存在的主要因素。刘武（2006）加入宏观经济增长等可控因素后，发现费用粘性会因行业的不同而表现出差异，制造业与信息技术业的费用粘性现象显著，而在房地产业则不明显。刘彦文、王玉刚（2009）的研究成果表明宏观经济增长、历史费用及资本密集度与费用粘性存在紧密联系，而且他们的关系会随着时期的延长而表现得更显著。万寿义、徐圣男（2012）针对管理者自利行为与费用粘性的关系作了分析，最终得出两者正相关的结论。然而我国有关费用粘性的研究极少涉及管理者决策影响因素之一的高管薪酬激励，因此文章以此为视角探讨两者关系。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由于中国外在宏观经济环境、内在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等因素的影响，致使企业难以及时调整收入与费用比，进而出现费用的变化幅度同收入的变化幅度不一致的情况，也就是说，业务量上升时费用增加的幅度要大于业务量下降时费用减少的幅度，从而导致上市公司费用粘性现象的普遍存在。因为国有上市公司支撑着我国许多支柱产业，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所以它已经成为中国上市公司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国有上市公司很可能也存在费用粘性现象。据此文章提出H1假设： H1：国有上市公司存在费用粘性。 高管薪酬激励通常包括货币性薪酬激励与权益性薪酬激励两种方式，由于中国货币性薪酬激励模式比较成熟，因此文章以高管货币性薪酬占两种薪酬激励方式总额的比例来衡量高管薪酬激励水平。货币性薪酬激励使管理者更注重短期利益，所以当业务量下降时，薪酬激励水平越高的管理者，就越会立刻调减生产资料，使费用减少量尽量保持在低水平；而当薪酬激励水平较低时，管理者因没有利益驱动而习惯做滞后调整，这就使得费用减少量处于高水平，由此文章提出H2假设： H2：国有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水平对费用粘性产生负向影响。 （二）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我国于2007年开始实行新会计准则，且至当年年末，高管持股的上市公司形成一定规模，为保证会计信息披露的一致性及高管薪酬激励的可研究性，文章选取2008—2011年深沪两市国有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并经过如下筛选：（1）剔除ST、PT类上市公司；（2）剔除年度管理费用、销售费用两者和比上年变化幅度大于100%的公司，营业收入比上年变化幅度大于100%的公司；（3）剔除年度管理费用、销售费用两者之和大于营业收入的公司；（4）剔除相关数据缺失及有异常值的公司，最终得到1 096个样本数据。数据均来自CSMAR数据库。文章利用Excel和SPSS17.0软件完成数据处理与回归分析的过程。 （三）模型建立与变量定义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1是描述性统计结果。其中，△EVit和△Revit分别表示销管费用及营业收入的同比增长率。△EVit和△Revit的平均值分别为0.161和0.155，说明销管费用增长幅度要大于营业收入的增长幅度，这可能是费用粘性存在于国有上市公司的体现。WSit的平均值为0.828，说明国有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是以货币性薪酬激励为主；标准差为0.289，说明国有上市公司之间货币性薪酬水平差异较小。LIit的平均值和标准差分别为0.959和1.003，说明我国国有上市公司的负债水平普遍较高，而且公司间负债水平差距较大。GDPit的平均值0.155和标准差0.041说明我国宏观经济保持着稳定持续的增长。 （二）相关性检验 从表2的相关性检验可以看出，同销管费用增长率在1%的水平上显著的因素中，营业收入增长率和GDP增长率与之正相关，营业收入的下降与之负相关；销管费用增长率与高管货币性薪酬比例在5%的水平上显著，且存在负向关系，而与负债水平不相关，这说明国有上市公司中除了负债水平，其他因素都对销管费用增长率有影响，其中可以通过调整高管薪酬激励水平来作用管理者决策，进而影响费用变化率，即高管薪酬激励水平越高，销管费用增长率越低，这种现象可能是高管薪酬激励水平对费用粘性产生影响的表现。营业收入增长率与高管货币性薪酬比例和负债水平在5%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与GDP增长率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这表明国有上市公司中高管货币性薪酬水平和负债水平越低，国家宏观经济增长率越高，营业收入的增长就越快。高管货币性薪酬比例与负债水平和GDP增长率没有表现出相关性，负债水平同GDP增长率同样不相关，因此国有上市公司的高管货币性薪酬水平不受公司负债与国家宏观经济的影响，宏观经济增长率对公司负债水平的影响也不大。 （三）回归分析 表3是回归结果。模型（1）、（3）、（5）的Adj.R-sq值均较高，说明三个模型的拟合度都较好。模型（1）中β1和β2分别为0.489和-0.183，而且均显著，所以当营业收入增加1%，销管费用就增加0.489%，营业收入减少1%，销管费用就减少0.306%，这说明国有上市公司存在费用粘性现象。模型（3）是在模型（1）上加入国有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水平变量的回归结果，其中β3为0.092，是正数且显著，说明高管货币性薪酬比例越高，费用粘性越低，反之亦然，因此国有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水平对费用粘性确实产生负向影响，而且模型（3）的β2值-0.264小于模型（1）的β2值-0.183，说明加入高管薪酬水平变量后，国有上市公司费用粘性现象表现得更显著。 模型（5）在模型（3）基础上加入负债水平和宏观经济增长率两个控制变量。其中，负债水平对费用粘性的影响不显著；宏观经济增长率在显著水平下与费用粘性负相关，这与预期不符，可能是文章选取样本的范围和年份的局限性造成的，而且金融危机的影响使我国将经济的稳定持续增长作为新时期的首要任务，在国家的积极调控下，管理者应对业绩下滑也能迅速做出调整，保证费用粘性处于低水平，从而使两者呈现出负相关关系。加入控制变量后，β2由模型（3）的-0.264降到模型（5）的-0.433，说明国有上市公司的费用粘性在控制变量的影响下表现更显著。β3也由原来的0.092上升到0.126，说明控制变量影响下的高管薪酬激励水平对费用粘性的负向影响也体现得更明显。 五、结论 文章以实例探讨了国有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水平对费用粘性的影响，研究表明，我国国有上市公司存在费用粘性的现象，而且国有上市公司高管货币性薪酬激励水平较高时，管理者面对业务量的下降会立即缩减生产资料的投入，使费用粘性处于低水平；而高管货币性薪酬激励水平较低时，应对业务量的下降，管理者通常会采取滞后调整策略，进而造成费用粘性处于高水平。因此，高管薪酬激励水平对费用粘性产生负向影响。那么国有上市公司可以通过调节高管薪酬激励水平，即调节高管货币性薪酬在两种薪酬激励方式中的比例来影响公司费用粘性水平。 公司根据实际情况会选择不同的费用粘性水平。面对业务量的下降，公司会因为经济形势不好而想要立即缩减生产来降低费用粘性，这时就可以通过调高高管薪酬激励中的货币性薪酬水平来实现；若是业务量下降时公司认为经济前景较好而准备等待业务量回升，想要通过滞后调整来提高费用粘性，也可以调低高管薪酬激励中的货币性薪酬水平来达到目的。希望文章探讨的高管薪酬激励水平对费用粘性的影响结果可以为管理者决策与费用粘性的关系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借鉴。 【参考文献】 [1] 孙铮，刘浩.中国上市公司费用“粘性”行为研究[J].经济研究，2004（12）. [2] 刘武.企业费用“粘性”行为：基于行业差异的实证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06（12）. [3] 刘彦文，王玉刚.中国上市公司费用粘性行为实证分析[J].管理评论，2009（3）. [4] 万寿义，徐圣男.中国上市公司费用粘性行为的经验证据：基于上市公司实质控制人性质不同的视角[J].审计与经济研究，2012（4）. [5] Anderson，M.，R. Banker. Are Selling，General，and Administration Costs “Sticky”[J]. The Accounting Review，2003（1）. [6] Chen，C.，H. Lu. Managerial Empire Building，Corporate Governance，and the Asymmetric Behavior of Selling，General，and Administrative Costs[R]. CAAA2008 Annual Conference Paper，2008. [7] Dierynck，B.，A. Renders. Earnings Management Incentives and the Asymmetric Behavior of Labor Costs[R].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AccountingAssociation Working Paper，2009. [8] Kama，I.，D. Weiss. Do Managers Deliberate Decisions Induce Sticky Costs？[R].Working Paper，2010. 从表2的相关性检验可以看出，同销管费用增长率在1%的水平上显著的因素中，营业收入增长率和GDP增长率与之正相关，营业收入的下降与之负相关；销管费用增长率与高管货币性薪酬比例在5%的水平上显著，且存在负向关系，而与负债水平不相关，这说明国有上市公司中除了负债水平，其他因素都对销管费用增长率有影响，其中可以通过调整高管薪酬激励水平来作用管理者决策，进而影响费用变化率，即高管薪酬激励水平越高，销管费用增长率越低，这种现象可能是高管薪酬激励水平对费用粘性产生影响的表现。营业收入增长率与高管货币性薪酬比例和负债水平在5%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与GDP增长率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这表明国有上市公司中高管货币性薪酬水平和负债水平越低，国家宏观经济增长率越高，营业收入的增长就越快。高管货币性薪酬比例与负债水平和GDP增长率没有表现出相关性，负债水平同GDP增长率同样不相关，因此国有上市公司的高管货币性薪酬水平不受公司负债与国家宏观经济的影响，宏观经济增长率对公司负债水平的影响也不大。 （三）回归分析 表3是回归结果。模型（1）、（3）、（5）的Adj.R-sq值均较高，说明三个模型的拟合度都较好。模型（1）中β1和β2分别为0.489和-0.183，而且均显著，所以当营业收入增加1%，销管费用就增加0.489%，营业收入减少1%，销管费用就减少0.306%，这说明国有上市公司存在费用粘性现象。模型（3）是在模型（1）上加入国有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水平变量的回归结果，其中β3为0.092，是正数且显著，说明高管货币性薪酬比例越高，费用粘性越低，反之亦然，因此国有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水平对费用粘性确实产生负向影响，而且模型（3）的β2值-0.264小于模型（1）的β2值-0.183，说明加入高管薪酬水平变量后，国有上市公司费用粘性现象表现得更显著。 模型（5）在模型（3）基础上加入负债水平和宏观经济增长率两个控制变量。其中，负债水平对费用粘性的影响不显著；宏观经济增长率在显著水平下与费用粘性负相关，这与预期不符，可能是文章选取样本的范围和年份的局限性造成的，而且金融危机的影响使我国将经济的稳定持续增长作为新时期的首要任务，在国家的积极调控下，管理者应对业绩下滑也能迅速做出调整，保证费用粘性处于低水平，从而使两者呈现出负相关关系。加入控制变量后，β2由模型（3）的-0.264降到模型（5）的-0.433，说明国有上市公司的费用粘性在控制变量的影响下表现更显著。β3也由原来的0.092上升到0.126，说明控制变量影响下的高管薪酬激励水平对费用粘性的负向影响也体现得更明显。 五、结论 文章以实例探讨了国有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水平对费用粘性的影响，研究表明，我国国有上市公司存在费用粘性的现象，而且国有上市公司高管货币性薪酬激励水平较高时，管理者面对业务量的下降会立即缩减生产资料的投入，使费用粘性处于低水平；而高管货币性薪酬激励水平较低时，应对业务量的下降，管理者通常会采取滞后调整策略，进而造成费用粘性处于高水平。因此，高管薪酬激励水平对费用粘性产生负向影响。那么国有上市公司可以通过调节高管薪酬激励水平，即调节高管货币性薪酬在两种薪酬激励方式中的比例来影响公司费用粘性水平。 公司根据实际情况会选择不同的费用粘性水平。面对业务量的下降，公司会因为经济形势不好而想要立即缩减生产来降低费用粘性，这时就可以通过调高高管薪酬激励中的货币性薪酬水平来实现；若是业务量下降时公司认为经济前景较好而准备等待业务量回升，想要通过滞后调整来提高费用粘性，也可以调低高管薪酬激励中的货币性薪酬水平来达到目的。希望文章探讨的高管薪酬激励水平对费用粘性的影响结果可以为管理者决策与费用粘性的关系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借鉴。 【参考文献】 [1] 孙铮，刘浩.中国上市公司费用“粘性”行为研究[J].经济研究，2004（12）. [2] 刘武.企业费用“粘性”行为：基于行业差异的实证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06（12）. [3] 刘彦文，王玉刚.中国上市公司费用粘性行为实证分析[J].管理评论，2009（3）. [4] 万寿义，徐圣男.中国上市公司费用粘性行为的经验证据：基于上市公司实质控制人性质不同的视角[J].审计与经济研究，2012（4）. [5] Anderson，M.，R. Banker. Are Selling，General，and Administration Costs “Sticky”[J]. The Accounting Review，2003（1）. [6] Chen，C.，H. Lu. Managerial Empire Building，Corporate Governance，and the Asymmetric Behavior of Selling，General，and Administrative Costs[R]. CAAA2008 Annual Conference Paper，2008. [7] Dierynck，B.，A. Renders. Earnings Management Incentives and the Asymmetric Behavior of Labor Costs[R].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AccountingAssociation Working Paper，2009. [8] Kama，I.，D. Weiss. Do Managers Deliberate Decisions Induce Sticky Costs？[R].Working Paper，2010. 从表2的相关性检验可以看出，同销管费用增长率在1%的水平上显著的因素中，营业收入增长率和GDP增长率与之正相关，营业收入的下降与之负相关；销管费用增长率与高管货币性薪酬比例在5%的水平上显著，且存在负向关系，而与负债水平不相关，这说明国有上市公司中除了负债水平，其他因素都对销管费用增长率有影响，其中可以通过调整高管薪酬激励水平来作用管理者决策，进而影响费用变化率，即高管薪酬激励水平越高，销管费用增长率越低，这种现象可能是高管薪酬激励水平对费用粘性产生影响的表现。营业收入增长率与高管货币性薪酬比例和负债水平在5%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与GDP增长率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这表明国有上市公司中高管货币性薪酬水平和负债水平越低，国家宏观经济增长率越高，营业收入的增长就越快。高管货币性薪酬比例与负债水平和GDP增长率没有表现出相关性，负债水平同GDP增长率同样不相关，因此国有上市公司的高管货币性薪酬水平不受公司负债与国家宏观经济的影响，宏观经济增长率对公司负债水平的影响也不大。 （三）回归分析 表3是回归结果。模型（1）、（3）、（5）的Adj.R-sq值均较高，说明三个模型的拟合度都较好。模型（1）中β1和β2分别为0.489和-0.183，而且均显著，所以当营业收入增加1%，销管费用就增加0.489%，营业收入减少1%，销管费用就减少0.306%，这说明国有上市公司存在费用粘性现象。模型（3）是在模型（1）上加入国有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水平变量的回归结果，其中β3为0.092，是正数且显著，说明高管货币性薪酬比例越高，费用粘性越低，反之亦然，因此国有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水平对费用粘性确实产生负向影响，而且模型（3）的β2值-0.264小于模型（1）的β2值-0.183，说明加入高管薪酬水平变量后，国有上市公司费用粘性现象表现得更显著。 模型（5）在模型（3）基础上加入负债水平和宏观经济增长率两个控制变量。其中，负债水平对费用粘性的影响不显著；宏观经济增长率在显著水平下与费用粘性负相关，这与预期不符，可能是文章选取样本的范围和年份的局限性造成的，而且金融危机的影响使我国将经济的稳定持续增长作为新时期的首要任务，在国家的积极调控下，管理者应对业绩下滑也能迅速做出调整，保证费用粘性处于低水平，从而使两者呈现出负相关关系。加入控制变量后，β2由模型（3）的-0.264降到模型（5）的-0.433，说明国有上市公司的费用粘性在控制变量的影响下表现更显著。β3也由原来的0.092上升到0.126，说明控制变量影响下的高管薪酬激励水平对费用粘性的负向影响也体现得更明显。 五、结论 文章以实例探讨了国有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水平对费用粘性的影响，研究表明，我国国有上市公司存在费用粘性的现象，而且国有上市公司高管货币性薪酬激励水平较高时，管理者面对业务量的下降会立即缩减生产资料的投入，使费用粘性处于低水平；而高管货币性薪酬激励水平较低时，应对业务量的下降，管理者通常会采取滞后调整策略，进而造成费用粘性处于高水平。因此，高管薪酬激励水平对费用粘性产生负向影响。那么国有上市公司可以通过调节高管薪酬激励水平，即调节高管货币性薪酬在两种薪酬激励方式中的比例来影响公司费用粘性水平。 公司根据实际情况会选择不同的费用粘性水平。面对业务量的下降，公司会因为经济形势不好而想要立即缩减生产来降低费用粘性，这时就可以通过调高高管薪酬激励中的货币性薪酬水平来实现；若是业务量下降时公司认为经济前景较好而准备等待业务量回升，想要通过滞后调整来提高费用粘性，也可以调低高管薪酬激励中的货币性薪酬水平来达到目的。希望文章探讨的高管薪酬激励水平对费用粘性的影响结果可以为管理者决策与费用粘性的关系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借鉴。 【参考文献】 [1] 孙铮，刘浩.中国上市公司费用“粘性”行为研究[J].经济研究，2004（12）. [2] 刘武.企业费用“粘性”行为：基于行业差异的实证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06（12）. [3] 刘彦文，王玉刚.中国上市公司费用粘性行为实证分析[J].管理评论，2009（3）. [4] 万寿义，徐圣男.中国上市公司费用粘性行为的经验证据：基于上市公司实质控制人性质不同的视角[J].审计与经济研究，2012（4）. [5] Anderson，M.，R. Banker. Are Selling，General，and Administration Costs “Sticky”[J]. The Accounting Review，2003（1）. [6] Chen，C.，H. Lu. Managerial Empire Building，Corporate Governance，and the Asymmetric Behavior of Selling，General，and Administrative Costs[R]. CAAA2008 Annual Conference Paper，2008. [7] Dierynck，B.，A. Renders. Earnings Management Incentives and the Asymmetric Behavior of Labor Costs[R].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AccountingAssociation Working Paper，2009. [8] Kama，I.，D. Weiss. Do Managers Deliberate Decisions Induce Sticky Costs？[R].Working Paper，20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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