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论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教育管理思潮的形成 |
| 范文 | 沈红梅 摘要：19世纪末，严复把自由的概念引入中国，他认为自由是使人的德智体三者结合，是国家富强的手段。受严复自由思想的启蒙及在欧洲留学期间受以德国为主的自由主义教育思想的熏陶，蔡元培从思想和实践两个方面开拓了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教育管理的道路，他成为这一派教育思想的最具代表性人物。 关键词：严复蔡元培近代高等教育自由主义教育管理思潮 1.理论依据 自由是古老的，但自由主义却是西方近代的产物。自由主义的核心是强调以理性为基础的个人自由，英国思想家柏林把自由划分为“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做法已成为讨论自由理念的经典性分析框架。消极自由指的是“不受限于……”，它所针对的问题是，“在什么样的限度内，某一个主体，可以或应当容许做他所能做的事，或成为他所能成为的角色而不受到别人的干涉？”①所以，消极自由所确定的是个人拥有不受他人控制的范围。西方古典自由主义者主张只有消极自由才是我们值得追求的自由，因为消极自由意味着受保障的私人领域的存在，意味着个人自由与政府权力的划分，就是要在“公域”与“私域”之间划出一条界限，在私域内，个体行为不受干涉。积极自由是“可以自由地去从事……”，由于其绝对性而只能存在于人的精神领域，不可能进入实践领域。 伴随着中国近代的西学东渐，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也输入中国，只是在具体观点上还是表现形态上都发生了延伸和变异。鉴于教育组织系统中存在着学生、教师和学校层次不同的主体，教育管理中就要处理好几种基本矛盾：对学生的管理与学生个人的发展间的矛盾；对老师的管理与老师权利的维护间的矛盾；国家或社会对教育机构的管理与教育机构争取“免于受限”的自由权利间的矛盾。 2.自由主义教育管理思想的先声 严复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最系统而深刻地鼓吹自由思想的启蒙思想家。1985年他陆续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著名政论文，他提出了“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等主张。他首先通过比较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发现科学与民主是西方文化的命脉。而科学与民主在西方行得通是在“自由”，在中国行不通是因为没有自由。进一步，严复又指出自由与富强之间的关联。他概括道：“夫所谓富强云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听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反是且乱。顾彼民之能自治而自由者，皆其力、其智、其德诚优者也”，“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②唯此之计是要发展教育，终于，严复将政治变革归于了教育的变革。 2.1“三育说”——注入自由意识，培养新型国民。与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理想相呼应，严复把教育分为体育、智育和德育三个部分。“鼓民力”就是锻炼身体，戒鸦片、禁緾足；“开民智”是要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新民德”是要通过引进西方的民主制度，制订律法、选举官员，实现自治，进而培养国民的个体自由的伦理道德观念和意识，真正实现“自由为体，民主为用”。所以，三者之中以德育最为重要，其次是智育，再其次是体育。 2.2“治学治事宜分二途”——“教育独立”思想的雏形。1898年严复发表了《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一文，“治学”指从事于农、工、商、军事等各专业的学习、研究及技术工作，“治事”指的是从事于治理国家的政治事务，“治学”与“治事”要分二途。严复还提出，人们在进行专门学问研究及专业工作时应享有相应的自由权利，治事之官不得横加剥夺，反而要制订规划与体制保护这种自由。严复这篇文章“也许是最早肯定应按照自由主义的教育思想来办学的文字”③，他认为治学与治事须分开，就意味着教育必须独立，既要独立于治事的官衙，也要独立于以政治为职业的政党。所以，严复列为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教育管理思潮的“先声”是不为过的。 3.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教育管理思想的形成及基本内容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衍化为一种富有影响力的文化思潮，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胡适，但把自由主义完全推行到学术和教育层面的却是蔡元培。作为启蒙思想家，严复对蔡元培投身教育有启蒙之功，1901年4月，蔡元培在《自题摄影版》中云“山阴蔡元培……丁戊之间，乃治哲学 ，侯官浏阳，为吾新觉，愤民浊醉，如揉如涂，志以教育，挽彼沦胥，众难群疑，独立不惧。”④此时的蔡元培也接受了“自由”的观念。但如果说严复的自由主义教育思想只能坐言而不能完全起行的话，蔡元培的思想则在他的管理活动中基本得到实践，他任北大校长时，对北大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这些改革本质上是自由主义教育管理思想在实践中的展开。所以说，蔡元培从思想和实践两个方面开拓了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教育管理的道路。 3.1教育目的上崇尚个性主义——从“尚自然，展个性”到“完全人格”的建立。 个性主义本质即是个人主义，是个人主义在教育领域的延伸，即每个受教育者享有发展的自由，形成不同的个性，反对过多的约束与束缚，“知教育者，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⑤与严复把个人自由当成工具而不是目的的做法不同。蔡元培在强调个性的同时，没有忽视学生群性的发展。只有群性和个性和谐发展，才能养成完全人格，个体才有自由的可能。只是与一般的自由主义者相比，蔡元培拔高了群性的地位。 在教育内容上，蔡元培还主张“五育并举”才能养成完全人格。“五育”是指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什么是公民道德？“曰法兰西之革命也，所标揭者，曰自由，平等，亲爱；道德之要旨，尽于是矣。”后来，除“世界观教育”外，以公民道德为核心的德、智、体、美诸育和谐发展的教育理论基本为民国政府所采用，并被纳入民元的教育方针，从而“实现了传统教育宗旨的现代转换，为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教育的理论发展和实际推进做出了巨大贡献”。⑥ 3.2学术管理中的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强调学术在大学中的至上地位是蔡元培在改革北大时的核心观念，后来所有改革措施均可溯源于这一核心。蔡元培认为，大学既然是专门研究学术的机构，有研究就必然会有不同的观点派别产生，“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⑦ 3.3学校管理中的“教授治校”。 蔡元培任民国教育总长时已有“教授治校”的构想，从1917年制定北大《评议会章程》到1919年北大评议会通过《内部组织试行章程》，“教授治校”制度逐渐完善。制度规定，评议会的评议员从各科学长和教授中选出，每五名选一名；议长由校长担任。评议会的职权包括“校内各机关之设立、废止及变更”、“各行政委员之委任”、“本校预算”、“教授聘任与辞退”、“各学科的设立及废止”、“讲座的种类”等等。各系成立教授会，教授和讲师均为会员，教授会负责规划本系的教学工作，如课程设置、教科书的采择、教学方法的改良、学生选科的指导和学生成绩的考核等。实行教授治校，就是要以民主的名义，反抗校长独断专行，彻底改变官僚衙门的作风，把推动学校发展的责任与权利交给广大教师。在校外，它亦有以学术自由的名义对抗政治派系势力对学校的侵入和控制。蔡元培长校十年有半，其实际在校不过五年有半，校务不但没有停顿，还能依照计划进行，端赖教授治校之功。 因为蔡元培在思想和实践上对自由主义教育管理所做的贡献，加之北大在当时的特殊地位以及它在“五四”中成功的发动作用，自由主义教育管理运动在中国的大学教育界迅速达到高潮，对中国高等教育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 注释： ② 引自顾肃.自由主义基本理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64 ② 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15-32 ③ 刘军宁主编.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声，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 ④ 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4 ⑤⑦高平叔.蔡元培教育论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 ⑥ 张瑞璠主编.中国教育哲学，第四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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