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创新是国家竞争的动力 |
| 范文 | 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风起云涌，创新已成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要素。“十三五”时期，面对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重大机遇和挑战，面对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趋势变化和特点，面对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任务和要求，必须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让创新驱动成为经济增长的“倍增器”、发展方式的“转换器”。 中国经济步入以中高速增长为标志的新常态，不仅意味着经济增速的放缓，更意味着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把创新作为动力之源，是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最根本要求。 创新是国家竞争优势的基本样态 创新是推动一个国家和民族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推动整个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最早将创新概念引入经济学的是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他在著作《经济发展理论》中首次提出创新的理论观点，并加以全面、具体地运用和发挥，将创新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形成了完整的创新理论体系。《经济学理论》、《经济周期》、《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这三部著作均以“创新理论”为核心，奠定了熊彼特创新理论的崇高学术地位。该理论认为，创新是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可简单概括为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和组织制度创新。归纳起来，熊彼特创新理论有五大核心观点：一是创新是生产过程中内生的；二是创新是一种“革命性”变化；三是创新必须能够创造出新的价值；四是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本质特征；五是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 由于顺应了时代潮流和发展趋势，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提出伊始，就受到了各国学者的高度关注，人们从不同视角对创新展开深入的研究，不断拓展和丰富创新理论。基于熊彼特创新理论已形成四大理论学派，包括以索洛夫等人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以曼斯菲尔德、卡罗等人为代表的新熊彼特学派，以科斯、诺斯等人为代表的制度创新学派，以弗里曼、纳尔逊、库克等人为代表的国家创新系统和区域创新系统学派。而最早使用创新驱动概念并将其作为一个发展阶段提出的是迈克尔·波特，在其著名的《国家竞争优势》论著中，他以其钻石模型作为分析工具，提出任一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都必须经过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等“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既前后相继、依次推进，又彼此相容、互动影响。波特的“四阶段论”不仅试图描述一国在不同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动力，也指出了一国在经济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突出特征和基本样态。 按照波特的理论，创新驱动指的是以创新作为主要推动力的发展方式。这种创新既包括了技术创新，也包括体制、结构、组织、人力资源和分配机制等方面的创新。创新驱动不仅形成了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也带来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和转型，这表明技术、经济层面的创新与社会层面的创新是相辅相成、互动促进的关系。另一方面，创新驱动虽然是为解决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的困境而提出来的，但并不排斥和摒弃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的作用，而是按照创新的需要并立足于创新的基础来整合不同的要素和投资，更好地发挥要素和投资的效能。 从“马桶盖”看中国制造的创新之殇 纵观全球，公认的创新型国家有20个左右，不论是美国、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还是韩国、芬兰这样的后起之秀，都将创新驱动发展提升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核心战略。美国《创新战略》，从国家发展战略上重视创新，从国家发展路径上强化创新；欧盟通过《欧洲2020战略》，致力于成为最具国际竞争力的国家联合体；日本2009年就出台《数字日本创新计划》，逐步进入科学技术立国与战略调整阶段；韩国在2000年制定科技发展长远规划《2025年构想》，提出2015年成为亚太地区主要研究中心的目标。 美国是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标杆国家，更是全球创新活动的引领者和风向标。除了大力支持基础研究、促进产学研结合外，美国特别重视综合运用财税、中小企业扶持、政府采购、风险投资、政府管制等各类政策工具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中小企业政策在美国的技术创新政策中占有重要地位。2012年，美国商务部发布的《美国竞争力与创新能力》明确指出，创业者和新企业在科学发现的商业化进程中具有重要作用。为支持创新型企业，美国小企业管理局和财政部通过“小企业就业法案”，为小企业提供了440亿美元贷款，并减免了120亿美元的税款。同时，政府还实施了“美国创业计划”，通过对符合条件的小企业免征资本利得税、删除或修改制约企业家增长的管制规则等政策行动。与美国一样，德国也将中小企业视为“创新发动机”，为提高中小企业开展研究创新和参与产学研合作的积极性，联邦教研部2007年推出了“中小企业创新计划”，用于资助中小企业在生物技术、医药健康等8个尖端技术领域开展高风险研发创新活动。2008年，联邦经济技术部实施了“中小企业核心计划”。专门支持中小企业开展或参与研发创新活动。2010年，该部又推出了“创新礼券计划”，主要是通过外部、独立的专门机构为中小企业提高创新能力和管理能力提供咨询服务。 今年春节长假，国人蜂拥日本抢购马桶盖，凸显中国制造与日本“智造”的巨大差距。小小马桶盖的背后，折射的是中国制造的创新之殇，体现的是日本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而这正是支撑日本成为世界创新国家的中坚力量的原因。一方面，为了培育本国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日本政府不断通过减免税、补助金、政府投入等各类手段激励本国企业加大研究开发投资，形成了典型的“民间主导型”研发体制，在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领域取得明显优势。另一方面，从1952年通商产业省制定的“企业合理化法案”开始，日本政府就积极推行干预政策，着力改善企业创新的外部环境，大力支持重点领域的企业巨头。进入上世纪90年代，日本大力支持知识密集型产业，重点发展信息技术，以夏普、东芝、索尼、松下等数码电子企业和家电企业为代表的世界级跨国企业成为日本企业技术创新的主要力量。 与日本相比，韩国则十分重视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再创新，全面提升本土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韩国选择了一条借外资—引进技术—发展扩大出口加工业—创汇还债和促进自身发展，同时技术引进带动自主创新能力的发展道路。早在经济发展初期，韩国就限制国外直接投资和购买外国许可证，只允许引进关键技术，不允许完整引进生产线，并提倡购买钥匙工程和获得机器设备的方式引进技术，以使韩国企业在技术引进中获得独立地位。 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适应和引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关键是要依靠科技创新转换发展动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改革是前提，要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以需求为牵引，进一步加快科技体制改革的步伐，使创新要素加速聚集、创新活力充分释放、创新经济蓬勃发展。 抓紧制度设计与政策创新，围绕发展动力转换，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要从文化培育、环境营造、关键举措、服务机制等各方面着手深化，营造创业创新的氛围。围绕增强创新主体活力，进一步细化政策，特别是普惠政策，着力形成市场化的创新激励机制：推进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实现政府管理模式创新。用好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相对集中财力和资源稳定支持重点机构、重点项目和重大科技攻关，解决科技资源“碎片化”问题。同时，着力完善知识产权创造和保护机制。健全知识产权运用机制，支持企业组建知识产权联盟，形成合理的产业链和成果转化的群体优势，完善市场化知识产权运营机制。要着力突破鼓励创新的利益导向机制。完善科技人员股权和分红激励办法，改革科技成果处置办法，财政资金资助的科研项目形成的科技成果，其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下放给项目承担单位。完善人才分类评价标准，创造条件，让科技人员这个创新的第一要素真正活起来、动起来、富起来。 有条件的地区要遵循创新区域高度集聚的规律，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围绕高精尖，抓紧战略布局与技术攻关，培育新兴产业，努力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新突破。一方面，要把握主攻方向，紧紧围绕转方式、调结构，把产业结构调整作为主攻方向，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更加重视与互联网及创意产业的融合发展，并由此催生新的业态或产业，尽快推动“互联网+”行动计划。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创新载体建设，大力推进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打造“前孵化器—孵化器—加速器—专业园区”完整孵化链条；大力发展“众创空间”等新型创新创业服务平台；鼓励“草根创新”、微创新、微创业，加快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生动局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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